7月中旬，叶群一伙面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坚决态度，心急火燎。叶群和吴法宪谈话说：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怎么办？往哪里摆？林彪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提议写上这一章。”
于是，吴法宪按照叶群的吩咐，在修改宪法起草会议上，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问题。
周恩来马上给汪东兴打去电话说，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又有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要他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一下。毛泽东听了汪东兴的汇报，要他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
“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这是毛泽东第5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7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并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7月21日，《红旗》杂志刊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专辑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6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
第二，建立一支教师队伍。“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教员、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
第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
第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第五，彻底改革教材。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三大革命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第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方法。
7月2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此前的一天，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张玉凤正在打扫着专列车厢，列车长和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她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要她去中南海一趟。
上午11点，张玉凤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玉凤便一口答应下来。
张玉凤，1944年出生于东北牡丹江，14岁辍学到铁路局工作；1960年调至北京铁道专运处，在外国元首及国家领导人外出的专列上当服务员。1968年，她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那年她24岁，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儿。
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起草的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就草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了分歧。陈伯达提出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这4个字去掉。张春桥表示反对，坚持不改。周恩来见双方争执不下，就说：
“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7月28日，周恩来将讨论社论稿的事情报告给毛泽东，其中写道：“要请示主席。”
7月29日，周恩来、黄永胜到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会见结束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汇报了27日在讨论社论稿时发生的争论情况。毛泽东听后，看了黄永胜一眼，故作轻松地说道：
“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
说罢，就让汪东兴代替他把社论稿中的“毛主席和”那4个字圈去了。
黄永胜见毛泽东如此轻松地处理了陈伯达和张春桥的不同意见，就起身告辞，直接回了北京。
7月30日，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转告了毛泽东对社论稿的处理意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社论中去掉了这4个字，就变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这一点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他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当时又是当着林彪的亲信黄永胜的面，所以故意不点破罢了。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这样说：
“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
1970年8月7日，中国政府和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个中国向柬埔寨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
8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及其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行。他称鲁巴伊主席是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他对鲁巴伊说：
“我们站在你们这边，你们也站在我们这边。亚非拉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都支持。中国这个国家，帝国主义控制了100多年。可能帝国主义控制你们要少几年吧？你们有希望，跟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希望一样，跟全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样。谁想到像南也门像亚丁这样的地方，能把英国人赶走呢？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
8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及其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一行。
8月1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刚果（布）留学生代表团一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接见外宾。
8月13日下午，康生主持召开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张春桥说：
“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宪法里写上毛主席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很不严肃，总给人一种讽刺的意味。法律嘛，是规定整个国家和政党的行为规范的大典，写对领袖的评价不好，也不符合毛主席一贯的思想。”
康生也说：
“宪法里不要再提什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些词了。法律用修饰语不严肃，给人一种歌功颂德的意思。”
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的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他一听张春桥、康生这样说，以为这下可抓住了他们的把柄，立刻就火了，于是就情绪激动地说：
“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了上述情况。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邀请吴法宪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决定，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做汇报。
8月13日晚，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说：
“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叶群还要求黄永胜和陈伯达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斗争。
叶群又给陈伯达打电话说：
“现在我们抓住了炮弹，是他们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是攻得厉害些也不过是策略问题，而他们是政治错误。你要做好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的准备。”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这就使我下定决心，要和张春桥、康生决一雌雄了。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反天才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受江青直接指使的。江青把反对天才的说法的底子告诉了张春桥，就是让他来否定和纠正林彪的所谓错误，以此来树立张春桥的威信。实际上是想把张春桥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
8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这完全出乎林彪等人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此后，陈伯达、黄永胜按照林彪、叶群的吩咐，搞出了一个“三大助手”论。黄永胜、李作鹏散布说：
恩格斯、斯大林、林彪分别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助手，在这“三大助手”中，“林彪同志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
李作鹏也在海军首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吹棒林彪是“最伟大的天才的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天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邱会作在一次专家会议上强调说：
“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普遍真理。”
吴法宪则更加没边没沿地称赞林彪说：
“林彪同志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没有林彪副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8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随同下，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欲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交代了林彪及其亲信的一些不正常活动，本章中有关内容更加清晰地验证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为改朝换代做准备。林家班的人马都在蠢蠢欲动，真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目前社会上不是有一些人要为林彪翻案吗？那就请好好地看一看上述资料和下一章的内容吧！对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及《“571工程”纪要》的出现，还有“913”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你们怎么解释呢？难道那一切都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