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了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6月23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6月27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23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7月3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3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再说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在北返途中，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河南的麦收还不错，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中，了解到山东的“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错，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多了13亿斤。

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在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作汇报。他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确是个好办法。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了一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啦。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实行分田到户。”

刘少奇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他说：

“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道：这个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此后，这个曾经投靠过彭德怀如今又投靠了刘少奇的田家英，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旨在分田单干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十大政策》允许维持农户的个体经济，允许农户之间可以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自由贸易。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说：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据陶铸、柯庆施讲，主席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闻听此言，立即表态说：

“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

“我倾向这样。”

在大家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

“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取了刘子厚的汇报后，他说：

“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预料。”

7月6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他突然问道：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又问道：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见毛泽东如此严肃，知道事关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经向刘少奇汇报一事，自然也不敢说是刘少奇的意见了，他说：

“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天，陈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据《陈云年谱》记载：1962年4月，陈云到上海疗养。6月间，他收到了田家英到湖南韶山等地农村调查后所写的材料，这个材料反映了关于“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看了这份材料后，称赞其“观点鲜明”，十分赞成这份材料中的观点，结合自己所调查了解的情况，经过反复思考，于1962年6月下旬，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回复说，他们与陈云的意见完全一致。陈云心里有了这个底，便于7月6日致信刚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他在信中说：

“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此前，毛泽东曾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并且对此很反感。陈云也知道毛泽东有这个意见。但他仍然顶着冒犯毛泽东的压力，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清自己的意见。有人劝陈云不必急于去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的领导职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他坚持要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见了陈云的信后，同意与陈云谈一次。

7月6日下午，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用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还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

陈云申述了他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另一个理由，他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4年，否则需要8年。

据邓力群回忆：听了陈云的建议后，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了对陈云的不满，并严厉地批评了陈云。当时，毛泽东批评陈云所说的话是很重的，这对陈云的打击很大。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搞修正主义。

此后，陈云于7月28日又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提出：由于自己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请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

7月6日这一天，江青看了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说：

“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决禁演这出戏。”

原来，《海瑞罢官》是吴晗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撰写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有一句唱词是：“将我罢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时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此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有的文章说海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失败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纪纲”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和报刊上的文章，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剧本后，对毛泽东说：

“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如果硬要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对之进行批判，以后就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

“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他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找河南、山东、江西的负责人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还表明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最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就这样，由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单干的那个《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讨论就流产了。

7月9日、1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7月10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说：

“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带职锻炼，“做点实际工作”。不久，胡耀邦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胡耀邦离京前，毛泽东嘱咐他，要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跑跑，搞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上来。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7月17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早在5月间，邓子恢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给邓子恢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那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邓子恢便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刘少奇说可以试行。随后，邓子恢在6月间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4场报告，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7月17日这一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寄给他的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几次提出问题，他都不作回答，只管讲他自己的意见。邓子恢终于讲完了，毛泽东这才说上了一句：

“把你的意见和符离集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怀，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

“最近，有的地方报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讨论了‘包工到户’、‘包工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今后，关于这些问题，一般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关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问题，更不要在报纸上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因为敌人会用这些材料来反对人民公社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杨尚昆谈话。据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重述了他昨天向杨尚昆谈到的那两个问题。

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在23日、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还批示道：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决定将这一草案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后来一直开到8月24日，整整1个月。

邓子恢到北戴河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前拜会了毛泽东，再一次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他说，包产到户不牵涉到所有制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毛泽东严肃地说：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泽东不高兴地说：

“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北戴河95号楼会议室，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出现的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

“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转向三北地区的负责人问道：

“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当毛泽东在反对分田单干问题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之际，当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的时候，他要先与地方上的负责人分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先“吹吹风”。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据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谈话记录记载：

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钱让能写给他的“保荐书”上写了一个批示，印发与会者。

原来早在5月底，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长达1.8万字。他认为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不能改，所以就在报告中极力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办法。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其他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8月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在座。毛泽东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在讲到分田到户问题时，他说：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请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了3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我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极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情况如何，以后再说。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3年，1959年——1962年，4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20%？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

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的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还谈到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以及敌我之间的矛盾。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哪些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事实的确如此。从这一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7常委除毛泽东外，反对单干的只有林彪。周恩来模棱两可，而刘、朱、陈、邓则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绝对多数。新中国建设短短12年，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尚未最后竣工，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当此之时，这些人便以困难和挫折为借口，要扯下旗子。一个从党的核心到中央及地方大员（邓子恢、曾希圣等）、到吹鼓手（田家英等）、再到基层政权中的区委书记（武念慈等）为代表的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初心”原本是改朝换代而非马列主义）已经显现出来。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社会基础是深受“传统的观念”束缚着的广大农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以安徽、湖南部分农民为代表）。由此看来，再次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后来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决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