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下午，天气闷热，气浪蒸人。毛泽东第1次横渡长江，要在长江南岸武昌的蛇山一带下水。他兴致勃勃地到了蛇山，马上被群众认了出来。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他涌来，好几万人挤成一团，都想看看他。这下子可把罗瑞卿急坏了，他怕群众挤倒毛泽东，就和王任重及其他随行人员挽起手臂，拼命地承受着群众的压、推、挤，保护着毛泽东来到停在长江边的一艘船上。毛泽东打趣地问：

“游长江有危险吗？”

罗瑞卿挺着伟岸的身躯说：

“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大家听他二人一问一答，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长江大海能吓得住人吗？！”

说着，他就顺着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黄色江水中，众人一起跟随着下了长江。

毛泽东为了避免陈再道逆流而游的错误，决定顺流而下。他在水中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两臂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江面上刮着6级风，风大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时有漩涡。毛泽东泰然自若，轻浮水面。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他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

长江岸上的行路人，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江里游泳，又是在中流激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要游到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见的景象。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在岸边奔跑，有的人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上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尖瞭望，不肯离去。毛泽东游过了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在鼓掌，有的人发出惊奇的赞叹声。

毛泽东游兴起时，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

时已夕阳西下，毛泽东游到对岸汉口的谌家矶。侯波迅速地换了一卷胶卷，随手将空盒子扔在水中。谁知毛泽东看见了，他游过去一把抓起盒子，身子一翻，平躺在了水面上，仔细端详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念的竟是英语。侯波见状一惊，她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卷，盒子上印的是英文说明书，想不到毛泽东竟然认识不少英文单词，把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给念了出来。

毛泽东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这才上了船。他指着侯波，笑着问：

“你没有下江吗？”

侯波说：

“我不会游泳。”

毛泽东说：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他身上滴着泥水，心满意足了，得意地对他的卫士们说：

“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罗部长不叫我来游，我偏要来，还不是来了吗？明年6月份我还要来。”

毛泽东一气游了13公里，历时2小时零4分钟。更衣后，他坐在船头的藤圈椅上歇息抽烟，大家都夸赞他水性好。

6月2日下午，毛泽东从汉阳鹦鹉洲附近下水，游过龟山一带江面。他游到大桥上游的水域，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

毛泽东临近桥墩，挥臂侧泳，从2、3号桥墩间游过。他还游过了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域，战胜了漩涡，突破了急流，顺利地游到了武昌八大家附近；游程14公里还多，用了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肯上了岸。

6月3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横渡长江。

此时，他已经从汉口搬到东湖下榻，大家准备让他在东湖游泳，他不同意，说：

“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在大江里游，随便它漂去。”

这一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游到武昌。在江中，他时而仰游，时而侧游，有时还潜入水中，又顺利地游过了长江。

史无前例的游泳，超迈前人的胆略，亘古未有的气魄，使毛泽东在武汉的江水中酝酿出了自唐宋以来词家中唯一以游泳为题材的、词书双绝的著名篇章《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据陈再道多年后回忆说：“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再说毛泽东连续3次横渡长江的传闻，一时间不翼而飞，轰动了整个武汉。第4天午时刚过，长江两岸就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带了望远镜，有的人拿着照相机，谁不想亲眼看一看伟大领袖搏击风浪的风采呢！可遗憾的是，毛泽东于6月4日下午6时前离开了武汉。

这天下午6时许，毛泽东乘坐专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飞到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突然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地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果断地改变了航向，先是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这绕云飞行的过程约有40分钟，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守候在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和在指挥塔台上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修改稿中强调反对急躁冒进。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他在讲话中说，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90%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28%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71%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它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50%，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1956年6月14日

6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的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这篇社论成稿后，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审阅修改，最后又由刘少奇定稿，尔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就很不客气地在他的名下批道：

“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郭沫若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茅盾展开了讨论。毛泽东见到刘大杰，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诗时，问刘大杰说：

“你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最后，毛泽东就学术争鸣问题，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在谈话中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个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10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9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8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7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毛泽东和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底下，见周谷城来了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周谷城换了泳装，和毛泽东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区去。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区里，便招呼道：

“来呀！”

周谷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哪，是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他说：

“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毛泽东接着说：

“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周谷城告辞时，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在这期间，从苏联回国度假的王鹤滨也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来到了北戴河来。

这一天午夜刚过，王鹤滨接到毛泽东办公室的通知去看望毛泽东。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这所宅院原是张作霖的别墅。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抬起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王鹤滨向毛泽东轻轻地靠近了一步，毛泽东发现了他，惊喜地喊道：

“咳呀！这是谁来了呀！”

说罢，转过身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他又对王鹤滨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他把手伸向王鹤滨。王鹤滨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与王鹤滨打过招呼后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鹤滨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在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去，怎么没有去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鹤滨解释了以后，见江青没再说什么，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罢，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鹤滨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地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鹤滨说：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王鹤滨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毛泽东说：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

据章含之回忆说：“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每次出行前，周恩来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章含之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章士钊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群等人的关系都很好，由他充任统战工作“斡旋人”的角色是再适合不过了。

章士钊到香港后，将周恩来的一封信转给蒋介石。周恩来在信中提出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以期统一大业。周恩来还告诉蒋介石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据章含之透露，章士钊与寓居在香港的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8月16日，中国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毛泽东在声明稿上写了一个批示：

“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1956年8月18日

8月20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少奇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审阅有关“八大”的文件，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6月4日乘8205号专机从汉口起飞返京途经河北衡水上空遭遇雷雨云，的确是很危险的。可是后来有人说，中央政治局在这次“空中历险”后，一致决定，毛泽东以后外出考察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试想，以毛泽东的个性，政治局岂能限制他的出行自由？对此，谢静宜曾经做了一个解释，她说：“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这倒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