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⑧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⑨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⑩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①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③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④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⑦彭德怀致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⑧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⑩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⑤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丝毫不为所动，在访问缅甸以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⑦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⑧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⑨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⑩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②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③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⑥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⑧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西亚地区性军事联盟。
⑨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⑩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1、213页。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①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②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③，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下降。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④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⑤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⑥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②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0、223、226页。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④毛泽东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⑤毛泽东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⑥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