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针对在某些地区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各自为政等不协调的现象，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应当再一次地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9月3日　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五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能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建议。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9月15日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复电周恩来：“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同日　致电陈毅：“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同日　致电朱瑞：“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同日　同秦邦宪谈话半日，谈《解放日报》工作及各部门利用报纸推进工作的问题。

同日　致信何凯丰，说：“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56〕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同日　复信谢觉哉：“死者〔57〕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罗迈〔58〕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

同日　关于调查研究问题，复电张闻天，指出：“考察敌我斗争情况时，如有可能请择敌军一个具体部分，例如一个大队，加以详细调查（编成、装备、作战及政治工作等）。如有时间还望择我军一个营加以具体调查。这样使调查不至偏于农村。”“关于商业不知有调查否？”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在关向应患病期中代理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

9月18日　致电林彪，嘱他在西安与各方多谈，然后赴重庆见蒋介石；并询问与胡宗南会谈结果。

9月20日　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征稿办法中约请邓发、彭真、吴玉章、蔡畅、范文澜、艾思奇〔59〕等十六人为第四版征集稿件，并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9月21日　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10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60〕：“在顽军继续进攻时应坚决打击之，以求生存，在获得胜利后应表示愿与他们恢复和平，以求好转，望本此原则实施。”

10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统一财政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向西北局提议组织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以贺龙为主任，执行财经委员会所决定的方针与任务。

同日　为《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写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10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61〕，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推陈出新”。

10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社论评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八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九日期间苏联红军的正确战术和十分激烈勇猛的抵抗。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0月16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柏林声明》。社论指出：“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这后一段是说谎的。”“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它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没有动用它的主力的原故。”“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10月17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并询问刘少奇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

10月18日　起草中共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62〕，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本日，复电周恩来，告知在延安的四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请假，并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应采取今年“七七”宣言所表示的态度。

10月19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讲话，共讲三个问题。（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去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向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二）关于整顿三风。指出：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了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三）关于边区的建设。指出：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作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

西北局高干会议从本日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问题、统一领导问题和当前任务问题。

10月2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如彼方提周为主席团〔63〕，可予同意，不必以毛代，因毛不能经常出席。”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并告陈毅、饶漱石、赖传珠：“李宗仁铣〔64〕令该战区于明二十五日起，限期两个月彻底肃清我军（其部署另告）。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本自卫图存原则，进行武装反磨擦，但总方针仍应按六日电示（以斗争求团结）执行。”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少敏电，对她请示在顽军不断进犯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问题指出：“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同日　修改贺龙的整军报告提纲〔65〕并写批语。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话：“凡此所讲，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的。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一起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件很好。讲前即印发到会者，讲后还要印发全军干部，到营级止，当作干部教育材料。但不对外发表，要注意保存。讲时，可考虑要李鼎铭等人来听。”

同日　致电周恩来转林彪：“第一次见蒋〔66〕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同日　复电周恩来：“（一）二十七日两电收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二）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10月31日　复电林枫，指出：“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67〕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十一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高干会议，传达和研究贯彻毛泽东的上述指示。

11月2日　复贾拓夫〔68〕一日来信，贾拓夫在信中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讲解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复信说：“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69〕译出的，请注意。”

11月6日　写《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七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灭亡。”“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11日　和朱德、林伯渠发出由周子健〔70〕转郑延卓电，欢迎郑延卓来延安。

11月14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大会讨论，听取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发言。

11月16日　致电林枫〔71〕、周士第、甘泗淇：“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23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首先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接着，逐条进行讲解。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72〕，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斯大林的第八条讲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斯大林的第九条讲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指出：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斯大林的第十条讲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指出：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讲党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是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讲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高干会议也算一次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　《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松因病去世。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同日　复信欧阳山尊、朱丹、成荫〔73〕，指出：“你们的剧〔74〕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1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75〕问题的指示》，并决定在报上发表国民党十中全会的文件，同时发表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指示指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因此，“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11月30日　致电彭德怀：“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免人注意。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76〕来延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李先念并告陈毅、饶漱石电：“你们干部缺乏，因交通阻绝，无法派来。抗战趋势，全军将大减小，你处亦应准备在明年秋冬及后年春夏缩小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时量小质精，干部就够用了。”

11月　从本月开始至一九四三年一月，为了解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情况，大量抄录中央社和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等一些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是：美国、法国、西班牙、苏联、德国、英国、南斯拉夫、葡萄牙、罗马尼亚、土耳其、芬兰、澳大利亚、瑞士、意大利、匈牙利、日本。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各根据地很多都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军区、分区两级缺乏领导中心。这些现象，与目前及今后极端严重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是完全矛盾的。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必须根据中央关于统一领导的决定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在今冬明春做到以下各项，以应付明年的严重环境，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一）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类似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二）没有实行精兵简政的地方立即着重研究，实行精简；已经实行了的地方再加审查，凡不彻底的地方须彻底来一次大大的痛快的精简。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地方党、政、民、学大大缩减，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需要的部门去，尤其是知识分子须令经过下层锻炼。（三）干部必须根据整顿三风的精神，实行自我反省，消除宗派主义余毒，乐于交出机关交出部队，被分配到新的岗位去。

同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告知与郑延卓谈话的情况：“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我说将来要实行的，现在无条件。”“他要求我给蒋一信，我答应了”。

同日　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敬颂勋褀不具。”

12月8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致信南汉宸：“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12月11日　和朱德致电周恩来、林彪：“徐海东同志卧病皖东三年未愈，现敌‘扫荡’形势恶劣，不便休养，拟经大别山送大后方调治。请与蒋交涉，可否速告。”

12月13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再致信南汉宸：“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林彪电，请他们根据以下意见同国民党交涉：“（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二十四日，周恩来、林彪约张治中谈判，转达中共中央的上述四条意见，并声明如认为这四条可谈，请留林继续谈，如相去太远，则请蒋介石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逐条记下，答应报蒋。

同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委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十二月及明年一月上半月内专门学习文风，个人学习总结可移到一月去。

12月20日　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再一次致信南汉宸：“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方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12月25日　复信续范亭〔77〕：“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

12月29日　为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78〕写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2月底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在同他们谈话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当毛泽东听他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12月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和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共十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干会议闭幕，来不及写而付阙如。报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批评了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提出正确的口号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报告指出：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脑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做了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而没有做给人民以东西的工作。“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在目前条件下，就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否则就会军民交困，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报告指出：许多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活动，负行政指挥责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数人甚至完全不闻不问，只委托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就大多数同志来说，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报告还指出：这次高干会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九日向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传达。这个报告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本年　为拍摄《南泥湾》影片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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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于1941年12月15日至23日在重庆召开。

〔2〕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从延安出发，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陕北和晋西北作调查，亲自或指导调查组写出了十几份调查报告。

〔3〕 指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安边、靖边。

〔4〕 莫文骅，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

〔5〕 此处和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6〕 周文，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7〕 指延安《解放日报》。

〔8〕 可能是指周文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

〔9〕 黄炎培，1941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被推选为主席，同年8月辞去主席职务。

〔10〕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览后，有一天邀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11〕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12〕 指国民参政员张申府写的《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发表。同年3月9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3〕 这次季会在1942年3月22日一致通过向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7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设立全边区的生产建设委员会；（二）设立全边区的卫生管理委员会；（三）组织各种科学研究团体；（四）实行精兵简政；（五）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工业学校；（六）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改良技术干部与工人的待遇；（七）每年分春夏秋冬召开四次季会。

〔14〕 汪陈，指汪精卫、陈独秀。

〔15〕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

〔16〕 王实味，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他在《矢与的》墙报上发表的3篇文章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与艺术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这些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

〔17〕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曾同作家艾青谈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并请他代为收集反面的意见。

〔18〕 欧阳山，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19〕 草明，作家。当时是欧阳山的妻子。

〔20〕 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4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21〕 舒群，当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

〔22〕 周恩来1942年4月18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分析了当前时局的危机，列举了3个月来的反共事件109项，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

〔23〕 《解放日报》1942年5月13日开辟“学习”专刊，至1943年1月16日一共刊载期。

〔24〕 指年月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25〕 指《文艺月报》。

〔26〕 这时张闻天率调查团在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

〔27〕 贺、林，指贺龙、林枫。

〔28〕 续范亭1942年作《赠毛主席》诗：“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29〕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4集团军副司令、陕西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长。

〔30〕 感日，即日。

〔31〕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总部突围转移，在战斗中牺牲。

〔3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立三，即杨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33〕 194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原给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党政军民关系的这一项职权，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执行。

〔34〕 罗烽，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35〕 指罗烽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指罗烽写的《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

〔36〕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38〕 陈潭秋，当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39〕 马，即日。

〔40〕 林哲，即野坂参三，当时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40年到延安。

〔41〕 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了致敬信。

〔42〕 何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43〕 周恩来1942年6月下旬在重庆患病住院。

〔44〕 聂荣臻的文章题为《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发表在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

〔45〕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组织部部长。

〔46〕 1942年5月至8月，日军为破坏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向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在第九战区一部兵力的配合下进行了抵抗。

〔47〕 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2纵队。

〔48〕 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于1942年7月10日在重庆去世。

〔49〕 陈毅1942年7月1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第5师因国民党军进攻情况紧急曾要求派部向西援助，他认为这一做法不妥，主张第5师以分散独立活动作战为主。并说衅端由国民党军方面开始，新四军军部拟公开宣传此事，以揭破顽军诡计，但等中央决定态度后再办。

〔50〕 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51〕 指1942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迎接第二届第二次边区参议员大会》。

〔52〕 周恩来1942年8月14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偕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同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53〕 指《解放日报》为谢觉哉开辟的杂文专栏“一得书”。

〔54〕 指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

〔55〕 陆定一，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56〕 亮平，即吴亮平，当时任延安《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

〔57〕 指王凌波。1942年9月3日，王凌波因脑溢血去世。王凌波与谢觉哉是同学，都是湖南早期共产党员。

〔58〕 罗迈，即李维汉。

〔59〕 邓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吴玉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

〔60〕 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少敏，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61〕 指1942年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的苏联红军突破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

〔62〕 指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

〔63〕 指国民党方面可能提周恩来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64〕 铣，即16日。

〔65〕 这是贺龙准备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和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整军问题报告的提纲。报告讲3个问题：一、为什么要整军；二、整军的内容；三、怎样进行整军。

〔66〕 林彪于1942年10月7日到达重庆，10月13日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10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会晤张治中，林向张提出停止全国军事进攻等项要求。

〔67〕 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68〕 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1943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69〕 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70〕 周子健，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

〔7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120师暨晋绥军区副政治委员。

〔72〕 指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73〕 欧阳山尊，戏剧家。曾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朱丹，后改名朱丹西，戏剧活动家。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成荫，剧作家、电影导演。当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74〕 指1942年冬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

〔75〕 国民党十中全会，指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1942年11月12日开幕，27日闭幕。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

〔76〕 郑延卓，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

〔77〕 续范亭，当时任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

〔78〕 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唐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