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 《解放日报》改版,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4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15〕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由于涉及方面甚广,暂不发表。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负责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4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儿童的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同日 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当时,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情况材料送给毛泽东。
4月初 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三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16〕。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4月7日 写信约萧军在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而来。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17〕
4月9日 复信欧阳山〔18〕:“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19〕同志偕来。”当天欧阳山与草明应约而来,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关于党的文艺方针等问题。十三日,再致信欧阳山、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发言。他说: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20〕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下星期一他在中央学习组讲时局问题。
4月13日 根据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在没有反共高潮时,要工作照常,加强干部教育。反共高潮来了,要应付反共高潮,但也不放弃教育。我们的干部在现在的状态下,是相当狭窄的,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所以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中央指定了一个裁总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之目的,如何各得其所,还要同检查工作结合起来。
同日 分别致信萧军,欧阳山和草明,舒群〔21〕,要他们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
4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准备应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毛泽东就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发言,指出:(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同日 复信欧阳山、草明:“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电: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
4月20日 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内部教育。为了迎接新的光明的世界,也要加强教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党性决定颁布以后,到今年四月已经有十个月了,已经作了很多准备工作。这次整顿三风,一定要搞彻底,一点偏风也不让有。每个同志必须明白,这次整顿三风,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中央领导同志分工对各系统进行领导。这次整风学习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
4月21日 复电周恩来:“一百零九条〔22〕已收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你的材料通知远方及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报告。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期内,编辑“学习”专刊〔23〕,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发表,每三日出刊一次,组织陆定一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会议还讨论周恩来电询中央对出席下届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决定复电周恩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似不宜拒绝出席参政会。
4月27日 致信萧军:“准备本星期六开会〔24〕,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25〕1—14期收到,谢谢你!”
同日 和何凯丰发出邀请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和有关负责人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4月下旬 一天,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在回答是喜欢李白还是喜欢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有人问: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四月六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5月2日 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发表讲话。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态度问题,指出:歌颂和暴露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对于敌人,应当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对于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则应当赞扬,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关于工作对象问题和工作问题,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要了解和熟悉各种人,了解和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关于学习问题,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这个讲话和五月二十三日作的结论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决定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并决定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分局直属中央指导。会议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叶季壮等为委员。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指示,规定联防军司令部直辖下列各部队:第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第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5月7日 复电周恩来: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5月12日 在《解放日报》“护士节专刊”上发表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同日 和任弼时、王稼祥会见十一日到达延安的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平)。
5月14日 致电张闻天〔26〕:“(一)贺、林〔27〕带来的信及五月一日的信均收到,后一信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二)现在延安展开了广大的学习运动,三个月后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
同日 致信续范亭:“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28〕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月19日 起草朱德致胡宗南电:“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29〕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
5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时局、整风学习、文艺座谈会等问题。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仍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会议决定:(一)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四月二十日起延长到九月二十日共五个月,学校由四月二十日起延长到八月二十日共四个月。(二)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三)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四)改进学习方法。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毛泽东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 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其次,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一个是源和流的问题。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这要区分清楚。但借鉴是必要的,“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是普及和提高的问题。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第三,讲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第四,讲文艺批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结论还批评了抽象的“人性”、“人类之爱”等错误观念,澄清了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动机和效果、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关系问题上的许多糊涂思想。第五,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5月27日 和朱德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感日〔30〕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31〕,殊深哀悼。瑞卿、立三〔32〕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5月28日 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了三个问题。(一)时局问题。最近日本人打云南,打浙江,使得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时停顿了。国共之间暂时可以缓和一下,但是仗还是要准备打的,所以我们组织了联防军司令部,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统一军事行动,统一指挥。英、美对于开辟第二条战线不很热心。第二条战线总有建立的一天,因为希特勒快要垮了,有死老虎可打,他们一定去打。今年明年,我们要遇到很大困难,财政的困难,战争的困难,准备缩小,人口缩小,根据地缩小,党也缩小。(二)整顿三风问题。一个多月来整顿三风有很多成绩,党内党外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多人改变了态度,改变了面貌,但是也有一些偏向,例如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着重学习和领会文件,轻视整风,害怕整风,学习、领导、工作都缺乏计划性等等。现在是深入学习的问题。(三)延安文艺界问题。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这是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指出: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六届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我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在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并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评。
5月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6月1日 复电刘少奇:“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
6月2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的分工。(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何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一九四〇年晋西事变到现在两年来的工作概况)。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给予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33〕。
6月7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二十二个文件。
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2日 致信罗烽〔34〕:“你的文章〔35〕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
6月13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36〕)请下决心办理。”
6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高党性,以团结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6月17日 复周恩来本日来电,就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问题指出:“除布置侦察及作军事准备外,请你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
6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三项议程:(一)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政权工作)。(二)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三)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37〕。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总学委会议与书记处会议合并举行,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需要公布时,用中央总学委名义发通知。会议讨论通过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同日 和王稼祥复电陈潭秋〔38〕:“(一)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止。(二)各种材料有便时当寄你们。”
6月23日 致电周恩来: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
6月24日 复电陈毅:“马〔39〕电悉,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
6月25日 致信林哲〔40〕,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41〕。信中说:“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6月26日 关于国共关系及延安整风学习情况,致电周恩来,指出:“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一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
6月29日 和朱德会见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并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参观团结束访问时,分别向毛泽东和朱德献旗、致颂词。
6月30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
7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五十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中宣部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会议还讨论在目前敌人残酷“扫荡”的严重情况下暂将八路军总部移到晋西北指挥作战的问题,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待电商彭德怀、刘伯承等后再作决定。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42〕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延安党政军民机关、学校人员,均须严格遵守政府法令,执行政府命令,并责成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加以保证。
同日 复电董必武:“恩来须静养〔43〕,不全愈不应出院,全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要求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询问可否释放叶挺,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
7月4日 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44〕。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6日 复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恩来病状如何?甚念。”
同日 复电曾山〔45〕、赖传珠:“浙江战局〔46〕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现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7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宣言指出:“摆在我国抗战面前有两大问题,即:(一)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抗日的最后胜利;(二)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就是时间与团结的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
7月9日 关于山东工作的重要性等问题,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考虑到战后的一些复杂情况,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47〕)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同日 下午,到延安交际处看望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五个小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说明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毛泽东还说明减租减息及交租交息政策在中国实施之必要,指出这对于农民和地主都有好处。
7月13日 复电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胜利在望之际,深望彼此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7月15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中央三日给你的电收到否,此电主张总部迁晋西北,北局机构改为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华北各分局归中央直接指导,你的意见如何,盼复”。十六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主张八路军总部仍驻晋东南。
7月17日 电慰周恩来:“十七日电悉。尊翁逝世〔48〕,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20日 复电陈毅:“军委给五师指示方针电已告,你谅收到,与来电所述意见〔49〕是相同的。但目前不宜公开宣传顽军罪恶,因我方正和国民党重开谈判,不宜刺激它。”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央学习组学习此次规定文件的问题,作出决定: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在学习中应联系党的历史来研究,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少联系到个人;除十八条〔50〕外,另指定一些学习参考材料;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会议还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拟同蒋介石面谈调整国共关系的来电,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复电。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起草的复周恩来电。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十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从八月三日开始。
7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王世英:“已令前方援助晋绥军之英勇抗战,请告阎长官。”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听取林枫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决定由林枫起草今后晋西北工作方针的草案。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提出: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六万人,晋西北减至五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出版工作。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毛泽东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7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晋西北工作决定草案时,毛泽东说:在关于参议会、“三三制”问题之后应加一句话:“九月份进行的参议会,要使之成为团结各阶级建设根据地支持抗战的机关。”他还在会上发言指出,敌后有两件工作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整顿三风必须从上至下地在党内有计划地认真进行。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毛泽东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战后法西斯国家都要依赖它,它可能支配世界。今年打败希特勒的问题还要看一看,恐怕对冬季反攻、对德国的弱点估计过大了。战后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宣传上应以争取好转的前途为前提。争取同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而不是孤立自己。
7月31日 复电刘少奇:指出:(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个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三)国共关系,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介石谈得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斐与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
8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彭德怀、罗瑞卿、刘伯承关于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暂留在原地区的建议,但须注意安全。会议决定彭德怀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及太行分局名单,以能到会及必要者为限,由彭、罗、刘提出交中央批准。会后,毛泽东按照会议决定的内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彭、罗、刘电。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十八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二十二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同时为准备将来的学习,重新指定四十三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8月4日 就精兵简政问题复电陈毅:“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8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同意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中央学习组学习计划的决定,并按工作关系重新决定由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继续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三人编为第一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草案,王稼祥作说明:抗战以来,根据地的党、军队与党政军委员会形成“三权鼎立”,现在要解决此问题,一方面从思想上解决,另一方面从组织上解决。解决的主要方针和中心思想是:缩减军权;提高政权;调整党政军民的关系。会议基本通过这一草案。
8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华中局电:“新四军恢复番号或编入八路为一军,目前尚未至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时机,你们目前尚不必提出要求。”
8月15日 致信谢觉哉:“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51〕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考虑。”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52〕:“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同日 复信谢觉哉:“我对一得书〔53〕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觉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故此事值得再考虑。”
8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
8月19日 四时半,复电周恩来:“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来电说:与蒋晤面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同日 致信谢觉哉、陈正人,指出:“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8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谈问题,决定先派林彪去,看情况再定。毛泽东在会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54〕。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工作按现状条件布置,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教育是专门学习,储备力量,扩大学校。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加强,抓住中心,掌握政策。可考虑李维汉到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边区参议会停开,主要实行精兵简政,然后再开。
8月25日 修改一份关于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的情况通报。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最近已放弃了五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一些内容,其中有:“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通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党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九月一日发出,作为整风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支钱,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中央和军委共有二万四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中央工作的原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西北局高干会十月开会,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由秦邦宪、陆定一〔55〕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同日 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8月31日 代表中共中央电贺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复刊。贺电说:“我们热烈庆贺《工人日报》的启封,并坚信复刊后的《工人日报》将继续是团结动员英国一切力量,战胜纳粹主义的号角。《工人日报》的复刊,不仅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有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