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四百元，慰劳小学教师。
9月1日 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四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76〕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毛泽东告诉他们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此外，还谈到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事。最后约定，视国民党方面同周恩来在重庆进一步商谈的情况，再定目前可能解决的具体事项。当天深夜，将上述谈话情况电告周恩来，并说：“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9月4日 徐特立〔77〕来谈大学管理委员会事。谢觉哉亦来访。
9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苏联国防部要求八路军在日苏发生战争时派兵到南满一事，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拟的复电。会议还讨论关于出席参政会，民主同盟等问题。
9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何凯丰、冯文彬分别任正副书记；组织大学管理委员会，由何凯丰、邓发、李维汉等九人组成；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员，还是由廖、潘维持，待七大后再讲罢。”“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9月9日 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争取时局好转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陈毅、刘少奇，陈光、罗荣桓，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9月10日—10月22日 出席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会议还决定：自九月十六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
9月13日 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1.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宣部工作要点、军队老干部工作、组织工农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央秘书处工作等问题。
9月16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请他们考虑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指出“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9月18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去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干部保健费的决定。
9月22日 致信续范亭：“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复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
9月24日 致电周恩来：“我又找陈宏谟等谈了一次，欢迎他们去华北视察，看我们到底作了些什么，看一看没有八路军全国是否能继续抗战（他们要求去晋西北与晋东南，还未下决心），同时向他们证明我并未去苏联。”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 起草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78〕）。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79〕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80〕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81〕《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9月底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他希望人民多讲话，多协助政府工作。他讲的“亲爱团结”四个字，给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3日 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会议决定应以积极准备出席的态度，主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条件与国民党谈判，如国民党不答应任何条件，则我们仍不出席。会议还决定根据文化水平、党龄、工作关系三个条件，将延安高级研究组扩大到二百五十人。
10月7日 晚上，和王稼祥、任弼时同陈绍禹谈话。陈绍禹认为现在中央是只要把同中产阶级的关系搞好，而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同陈绍禹进行过两次谈话。
10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陈绍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谈武汉时期的工作和对目前时局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毛泽东插话：皖南事变后这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我认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是一致的，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会上，一些同志对陈绍禹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10月11日 复电刘少奇：“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82〕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任弼时向会议报告，陈绍禹因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陈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作的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四）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五）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10月15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请为中央机关等订购书报杂志，除告知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学校订购有关的报纸杂志外，还指出：调查研究局需要中外各地各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书报，此项工作希望重庆方面有专人负责搜集。是否可以推动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延安办一分社，请考虑。
10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十八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10月18日 致电周恩来，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电报说：“本定今天讨论，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阁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改于后天（号日）交换意见，请将你的观察见告。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通知，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同日 关于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问题，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材更好。”
10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只在文章中说要独立性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 关于反对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同日 电告周恩来，根据某些情报，国民党似有转圜之意，望加注意。
同日 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报说：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归王震、贺晋年〔83〕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〇师驻佳县之五团亦归王震指挥。
10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等，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0月29日 电告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决定调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安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定用武力自卫，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方。十一月一日，再致电周恩来：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我们必须向边区增兵。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宣部的业务与半年工作计划，中组部的业务及半年工作计划等。
10月30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理论还是要学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同日 冒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讲话。他说：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今后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还有更大的仗要打，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84〕，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
11月1日 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十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等。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一百三十四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十二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一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 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会议还讨论周恩来电询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决定复电周恩来：国民党在放叶挺或发饷二者中做一件，我们即派一参政员出席；如一件不做，则以请假方式不出席，而不公开提出条件表示不出席。
11月6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发表演说，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这篇演说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时，同应邀出席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事。毛泽东表示：（一）何来必打；（二）放人、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陈宏谟等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不要打响，他们担保何文鼎不来进攻，并认为共产党对参政会的上述态度是公允的。毛泽东还向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11月7日 在延安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指出：“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日本法西斯虽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但只要全中国真正的团结一致，就能战胜日本的进攻，希望国民党当局为此目的迅速采取各种必要的措置。
11月9日 和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联名电贺冯玉祥六十寿辰。
11月10日 复电周恩来，除告以六日与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谈话的情况外，指出：“连日侦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了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85〕，决不要答应他。至于蒋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这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在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位非党的进步人士。
11月11日 关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出席参政会的条件问题，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董必武电：“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数。坚持不变。”
1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提议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由李富春负责，彭真为顾问，限三天写出边区一九四二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交政治局通过。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实行。一九四二年动员运输公盐十二万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1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招待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宴会，《解放日报》的报道说，毛泽东席间同边区诸老“纵话乡土风情，笑谈国际局势，状如家人，一种亲爱精诚之气象，感奋四座”。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以七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说明因事不能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并电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准备应付各方面可能的压力。会议基本上同意李富春代表计划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边区明年财政经济计划，并补充要缩减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至三分之一等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寒午电〔86〕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1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87〕。十七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董必武、邓颖超出席。
同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周励武、郭亚生本日从西安来电，说蒋鼎文、朱绍良已呈准蒋介石，何文鼎师缓调。电报指出：“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望接待之。”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因”。
1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毛泽东发言说：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下列两大原则：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裁判的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扩大必要事业如文化事业等的经费。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
11月21日 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并讲话，说：本届参议会的胜利成功，除通过了很好的决议外，第一是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暴露了我们的好东西，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许多缺点。第二，这次参议会是个很大的学习，在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中，党内外人士亲密合作，可以克服我们许多同志的关门主义弱点。最后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的作风，实事求是，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在本届参议会中，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充分讨论，参议会于十一月十八日通过精兵简政决议。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根据地内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决定，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装问题的指示等。
11月25日 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1月30日 致电周恩来：据陈长捷二十六日致朱绍良电称，已令何文鼎师向安边开动。“请质问刘为章所谓何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何师一定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
12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何文鼎师进攻安边的对策，决定用一切办法争取何文鼎师不到安边，如何师定要进占安边，我则坚决抗击之。在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时，毛泽东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果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于各种问题要先做分析工作，准备若干年做过分析工作之后再作综合的理论工作。要将这个草案写成两个决议，一个是延安适用的，一个是给全国用的。
12月8日 〔88〕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日，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提议中央发表一个声明，并须有工作布置。他说：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军，因此阎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要加紧训练干部，经华北调一批高级干部来训练，两年内培养出四五万个高级干部。在谈“三三制”时，他说：过去并没有做好，没有使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对地主的政策，不要说削弱大地主的话，现在不应削弱。说削弱富农更是错误的，要让富农发展，不能削弱。
12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分析了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当前的形势及今后的发展，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12月10日 根据毛泽东对国社党的估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孤立我党的阴谋。国社党是一个极端投机取巧的集团，它有时以右的面貌出现，从国民党方面挑拨国共关系；有时以“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从共产党方面离间国共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12月12日 致电周恩来，通报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的分析和估计。电报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彭德怀、罗瑞卿，指出：估计到敌后各根据地间交通已经很困难，今后更加难于通过，来往费时间，所以要求我们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注意改进。“领导方法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1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英大使等既要我们派人去新加坡，正宜利用此机会派人去，请你考虑派必武或其他适当人去的问题。去人目的不但在新加坡并在指导整个南洋工作”。
12月16日 为病中的王观澜题词，谈对待疾病的态度，全文是：“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由毛泽东再加修改后，公开发表。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时，加写两段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一切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延安，同样亦适用于其他地方。”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及陕西省党的工作决定草案。毛泽东发言说：国民党反共后，我们提出荫蔽精干的政策，精干是小而精，荫蔽是要求公开合法，但都做得不好。过去我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是提出了，但没有具体的组织方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是秘密问题、公开合法问题与领导方法问题。决定草案认为过去组织不巩固，这种估计不好。过去发展党的组织是对的，不能说庞大无力。我们不可能设想绝对巩固的党，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巩固的东西，而只是我党工作做得好些，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巩固些。党的组织要达到精干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党员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党的组织只是上层不见得是精的。我们在国民党区域战略上是退却，总方针是保护自己，但在战术上要有进有退。关于领导方式，对下层组织我们应少管，应指示他们要保存力量，少死人，多交友，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图书室，征集时事材料，供政治局委员讨论政治问题的参考。今年过新年举行团拜、晚会及简单的聚餐，废止请客拜年的旧习。
12月23日 致信续范亭：“两示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89〕诸人谈谈可慰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
12月25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指示第一号》草案，致信任弼时：“土地指示我改造了，改成能够公开发表的，请你审阅付缮交各同志去看。原文提得不清楚不明确，又有许多重复及遗漏之处，改造后似乎好些。参考意见三件亦有些问题，待修改后再交你。”
1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说：“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90〕，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敝。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略方针的指示；讨论西北中央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照毛泽东修改过的草案基本通过，并委托毛泽东根据本日讨论的意见再加修改；讨论一九四二年中央预算及中央直属的供给问题，照李富春提出的草案基本通过；同意毛泽东提议，除完成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外，重新编辑中国革命，党的建设，西方革命运动史三本教科书。会议还决定张如心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
12月30日 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12月 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正式印制。编入的文件，起自一九二八年七月，迄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共五百余件。这是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
冬 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本年 研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写了约一千二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这些批注主要有：“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中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中国主观主义者也带着形式主义性质。”“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锄奸政策与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实践中所发现的诸现象间的新的关联形式。”“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本年 写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毛泽东批评的这九个文献是：中共中央关于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这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文章通过对王明路线的批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文章说：“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又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不知道，两条路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本年 为九月至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书面结论草案，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结论草案对王明“左”倾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结论草案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所犯的严重原则错误。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草案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这个结论草案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后来被吸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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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没有说明。
〔2〕 叶挺、项英1941年1月5日来电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3〕 谭希林，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
〔4〕 微，即5日。
〔5〕 支，即4日。
〔6〕 指中共中央1940年12月25日《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反对国民党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移至黄河以北的10条理由。
〔7〕 鱼，即6日。
〔8〕 文，即12日。
〔9〕 刘少奇、陈毅1941年1月1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要求速向重庆严重交涉停止包围攻击新四军，并建议由朱瑞、陈光、罗荣桓部包围沈鸿烈部，刘少奇、陈毅部包围韩德勤部，以与国民党交换。
〔10〕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新四军转移时，临时编队，傅任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 皖南新四军其他领导人项英、周子昆等后在赤坑山蜜蜂洞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
〔12〕 克农，即李克农。
〔13〕 徐海东，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
〔14〕 指1941年1月19日《新中华报》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15〕 指1941年1月23日《新中华报》刊载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6〕 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7〕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1941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18〕 指日本、德国、意大利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而结成的军事同盟。
〔19〕 指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0〕 柳亚子，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1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张一麐，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21〕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1937年8月、9月又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同年9月、10月，先后被蒋介石解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职务。
〔22〕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23〕 指汤恩伯部。
〔24〕 周恩来1941年2月10日在重庆玉皇观同参政员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谈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共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出席；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也提出“十二条”进行讨论。
〔25〕 指崔可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
〔26〕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第31集团军第29军军长。
〔27〕 据胡乔木回忆，他从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28〕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没有如期在1941年5月1日举行。
〔29〕 关于政治压迫，例如：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各地继续不断地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关于军事进攻，例如：庞炳勋向冀南进攻，李仙洲向淮北进攻，李品仙向皖东进攻，陈大庆向鄂中进攻，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30〕 指蒋介石1941年1月27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
〔31〕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32〕 周恩来1941年2月20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说：昨日将7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黄炎培、左舜生等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张冲认为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张仍请求以他名义代电延安，缓期两日提出。
〔33〕 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游击区第1路游击指挥官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公开投敌，就任汪精卫伪政府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第1师于2月18日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的战役。
〔34〕 周恩来1941年2月25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当日与张冲谈判情况。电报说：“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张冲提出具体办法三条请他电告中共中央：（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
〔35〕 周恩来1941年3月1日两次急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当日与张冲谈判无结果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电报说：现在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36〕 齐，即8日。
〔37〕 周恩来1941年3月15（删）日未时致电毛泽东，报告他14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38〕 中共中央1941年3月26日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间，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其他有关刊物上。
〔39〕 号，即20日。
〔40〕 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
〔41〕 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92军第142师第425团团长，1941年4月19日率部起义。
〔42〕 指准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3〕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第15集团军总司令。
〔44〕 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45〕 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46〕 鲁斯，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1941年5月8日到达重庆。
〔47〕 平民，旧县名，在陕西省，后并入大荔县。
〔48〕 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49〕 指中共中央1941年2月2日《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内容如下：一、凡无中央及军委及总政治部之指示，各将领各政治部一概不发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二、各地各军上级机关在未得中央及军委同意前，不要命令各部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三、以后各将领、各中央局发有全国意义之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须先得中央及军委同意。
〔50〕 炉边谈话，也称炉边闲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时发表施政演说的一种方式。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说：“美国之国策首先就是当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威胁西半球时，美国必须在任何地区积极反攻之”。又说：“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同时亦不能容忍上次世界大战后即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的世界”。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
〔51〕 赫斯，德国国家社会党副领袖。他于1941年5月只身一人驾驶战斗机自德国出奔英国。赫斯素与德国的倾向西方的路线有关，反对与苏联谅解。
〔52〕 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和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
〔53〕 郑、洛，指河南郑州、洛阳。
〔54〕 一文，指周恩来为1941年5月25日《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同年6月14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代论。一信，指周恩来1941年5月21日写给张季鸾（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重庆《大公报》主笔）的致《大公报》的信，这封信在同年5月23日《大公报》发表，6月13日《解放日报》作为代论转载。
〔55〕 指《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56〕 陈赓，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41年8月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司令员。薄一波，当时任八路军决死第1纵队政治委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8月任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
〔57〕 1941年7月12日，苏联和英国签订《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
〔58〕 刘雪苇，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59〕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刘雪苇当时打算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
〔60〕 陈毅、刘少奇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
〔61〕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62〕 指国民党。
〔63〕 指萧军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64〕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26师师长。
〔65〕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66〕 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长期以来担任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1941年8月11日去世。
〔67〕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13集团军总司令。
〔68〕 卫，指卫立煌。
〔69〕 陈毅、刘少奇1941年8月10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
〔70〕 指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的美舰上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
〔71〕 朱理治，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72〕 高自立，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叶季壮，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73〕 拉铁摩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7月到达重庆。1942年被召回美国。
〔74〕 这是八路军政治部1940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日本士兵学校。学生大部分是战场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
〔75〕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1941年8月13日晚向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同年9月14日《解放日报》。
〔76〕 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77〕 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78〕 毛泽东、王稼祥1941年10月1日确定的选读篇目为70篇。
〔79〕 艾，指艾思奇。
〔80〕 李，指李达。
〔81〕 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家。
〔82〕 陈、姚，指陈毅、饶漱石。
〔83〕 贺晋年，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
〔84〕 ABCD阵线，即由美国、英国、中国、荷兰4国组成的太平洋抗日联合阵线。1941年春美、英、中、荷在远东建立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抗日同盟。ABCD分别代表美、英、中、荷4国。
〔85〕 周恩来1941年11月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告以刘斐向他转达的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我向他进攻，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86〕 周恩来1941年11月14（寒）日午时致电毛泽东，转达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87〕 周恩来、董必武1941年11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张治中、王世杰已担保在国民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故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到，董一人出席，以便督促其发饷。
〔88〕 夏威夷当地时间为1941年12月7日。
〔89〕 林、谢、高、南、指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
〔90〕 疑有误，似应为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