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四十八岁
1月1日 出席八路军军政学院开学典礼的晚会，观看平剧《法门寺》、《潞安州》。
1月3日 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1〕
1月4日 夜，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六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突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十四日，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月7日 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五日来电〔2〕，指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在游击战的总方针下，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3〕地区（即路东）均不应放弃”。“谭希林、罗炳辉两部仍应以游击战坚持于津浦、淮南之间，力戒浪战，战则必胜”。“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虽然华中的斗争是长时间斗争，不到蒋介石遇了更多更大困难他是决不放手的，但我们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等：“中央十一月准备七万机动兵力的指示，仍然有效，惟把准备时间延长至六月底，望从兵力及经费两方面加紧准备为要。”
1月9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同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同日 和朱德复电刘少奇：九日电悉。你说项、袁等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4〕辰电，他们支〔5〕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10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首先转告叶挺、饶漱石九日来电内容，说：接希夷、小姚九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刘少奇的电报并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同日 关于加强对反共军的宣传工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等，指出：“你们应根据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6〕，公开宣传，并发反共军。”“你们应公开写信给反共军首长如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将此类信件公开印刷分寄反共各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告他们停止反共。”“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对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词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
同日 叶挺、饶漱石在被围中急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同日 项英等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
1月上旬或中旬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毛泽东用木炭在地上画出日军、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位置，说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严重局势。指出：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
1月11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电文说：“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据云尚可固守七天。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即转叶挺、饶漱石，指出：“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1月13日 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说：“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7〕至文〔8〕，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力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北上之道路。
同日 关于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有情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正准备通过晋城、长治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电〔9〕，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电报还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本日，同朱德、王稼祥再电周恩来、叶剑英，告以叶挺军部率六个团仍在茂林地区被围困中，处境极危，傅秋涛〔10〕两个团也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急电刘少奇、陈毅：“（甲）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撤围，破裂之责在彼。（乙）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丙）立告叶、项、姚诸同志，如能突围则设法突围，如不能突围则坚守下去便有办法。”
1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急电给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同日 叶挺为挽救危局，保全部队，亲赴国民党军第一〇八师师部谈判，被无理扣押。〔11〕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发到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同日 亥时，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同日 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7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一月十七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皓电”、“齐电”是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我们去“佳电”也还不转变态度，这就证明下了决心反共。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在各处大捕共产党员，因此我各办事处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急电：“立即转告克农〔12〕，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发出关于大量撤退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的干部的指示。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指出：蒋介石称，朱德、叶挺各部迄未遵命移动，我应以党政军力量迫其就范，相机消灭。“蒋已令各战区进剿，李宗仁已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二月完成。”
同日 为改变包围韩德勤、沈鸿烈的作战计划，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等：“前因援救皖南，同意胡、陈建议包围韩、沈。现皖南已失败，华中汤恩伯（淮北区）、李品仙（淮南区）、王仲廉（鄂中区）、冯治安（襄西区）已开始向我进攻，因此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统由刘、陈规定指挥之。”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慰问患病的徐海东〔13〕：“闻病沉重，非常惦念，当此紧张时局，我们无限关怀你早愈、健康，特电慰问，希安心休养。”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中央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1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指出：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将叶挺付审判，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14〕及中共发言人谈话〔15〕，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作报告中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
同日 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这个命令和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谈话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同日 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谈话揭露了日本和亲日派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自日德意三国同盟订立以后，日本和亲日派就蓄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中日妥协。至去年年底，全部计划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这一计划表面化的开端。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最后忠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如果继续胡闹，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就悔之莫及了。
同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延安军委已于二十日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
1月2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为了对抗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我们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他，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我党我军，而且会正中蒋之诡计。”“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我们应该抓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你们须立即向国民党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实行我们所提的十二条（主要是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你们应要求他们发护照立即回延。”
同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和对蒋斗争策略问题，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但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它看成全国性事件。”“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中间派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同日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
同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1月27日 致电周恩来：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日、蒋间矛盾尚可利用，日军如大举进攻，必是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声称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1月2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等，指出：（一）“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二）“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三）对皖南失散力量，张云逸、邓子恢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四）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
同日 致电廖承志，询问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望广为散播。并指出：你处宣传活动，即根据这些文件，并望将这些文件寄给刘晓〔16〕和英、美共产党。
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毛泽东发言，对《决定》的十条逐一作说明，指出：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是全面破裂的开始，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破裂的责任在蒋介石，一切理由都在我们这边。前年七七宣言斗争性多，去年七七宣言团结性多。蒋介石认为我们去年的七七宣言及“佳电”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便抓住我们。我党只有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抵制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对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是十二条。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发言时还指出：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
同日 和朱德复电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感电〔17〕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各师各军区政治部、新四军各级政治部电，指出：“我们须利用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因此中央决定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而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驳斥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命令及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演说”。发表文件和社论时，中心应痛骂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发动内战消灭抗日军队的阴谋。
1月31日 复信毛岸英、毛岸青，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
1月下旬 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
2月1日 关于日蒋矛盾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国际条件今年夏秋必有一个变化，明春又会有一个条件。”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与中共对时局的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等电，指出：“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自三国同盟〔18〕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精力拼命反共。”蒋介石造成国共裂痕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地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电报还指出：“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
同日 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
2月2日 关于日军进攻态势及中共在政治、军事上的方针问题，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出：敌有占洛阳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主力有被击溃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黄克诚部即改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已成全国人民心目中极荣誉的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彭德怀、左权，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同日 在杨家岭住地同二月一日离开重庆今日回到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谈话。叶剑英带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以及邓颖超送毛泽东的相片，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当晚，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19〕亦看到，为之神王。（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黄克诚：彭雪枫部和黄克诚部均须用新四军番号。刘、陈应“速将苏南、苏北、皖东、鄂中、淮北及克诚六部编为六个师，将各师师长、政委名单立即电告，以便军委立即发表委任令，广播全国”。
2月5日 和朱德致电廖承志：同意用毛、朱、周名义致电陈嘉庚、柳亚子、张一麐〔20〕等，对他们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表示敬佩与鼓励。
2月7日 在准备发给共产国际的《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上加写两段话。一段是：“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21〕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麐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22〕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另一段是：“综合各方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的形势和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致电周恩来：“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八日，蒋介石收到罗斯福希望国共合作的来函。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十二项条件，平反皖南冤案。十日，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2月9日 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放弃涡阳、蒙城等地。十日，败退到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进攻。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指出：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2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等，指出：“此次敌寇发动华中攻势，其行动如山洪暴发，忽涨忽退，蒋此次反共计划一般地已被捣乱。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华中军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挥之新二军仍继续执行原来反共任务外，汤军〔23〕主力正在进行休整”。“你们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与李仙洲斗争”。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克诚部向西推进，求得与雪枫区域联成一片，以巩固华中阵地。”
2月13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李仙洲部两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主力先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二）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24〕
同日 关于目前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复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敌必向蒋进攻，某君〔25〕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十六日，又将这一电报发彭德怀、刘少奇。
2月15日 毛泽东等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中央一月二十日所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以前，拒绝出席参政会。十九日，周恩来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
2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指出：卫立煌“是可与合作人物，对他的政策应十分谨慎，应向着争取他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进攻可能。”“蒋介石强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很可利用。“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这一估计已经证实，故华中我军应加紧对付他的小进攻（如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26〕之类），但不怕他的大进攻。”“目前蒋、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时局于我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中共中央决定的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指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军虽已无合法地位，“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2月1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的委任令：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萧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指出：“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之可能，然经日军‘扫荡’后整训须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上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秘书处工作主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个部分。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27〕等四人到秘书处工作。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彭德怀、罗瑞卿电，指出：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在统一战线教育以外另有所谓与统一战线教育相对立的阶级教育，在现时应该强调起来，而不知道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即是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对现时还在抗日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以外，并无所谓另外单独的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而二月九日训令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二月九日训令包含着脱离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各项基本原则的倾向，我们明白这是由于皖南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须知皖南事变也罢，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与全面破裂也罢，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觉得在皖南事变后，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不适用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2月21日 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28〕，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
2月22日 将所起草的叶剑英二月二十三日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交张冲。电报说，中共中央嘱叶剑英向张冲提出以下意见，请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并望答复。“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29〕。”“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的电报作了说明，指出：目前时局仍无大变，周恩来已将十二条要求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国民党非常着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非常强硬。到蒋发表谈话〔30〕后，缩小范围，逐渐软下来，因为他们怕中间派同情我们，又怕军人动摇，胡宗南、陈诚〔31〕、卫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马上内战，更怕国际压力。所以在周将公函交王世杰时，王要求收回缓发两天。宋美龄说蒋吃软不吃硬，实际上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我党目前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敷衍，另一种是采用政治攻势，像我起草的复周恩来电和叶剑英复张冲电的态度。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二月二十三日复周恩来电。复电指出：“同意你的根本立场〔32〕，但不拒绝谈判。”“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应告张冲如下各点：“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
同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铅印单行本写如下一段话：“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借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24日 电告周恩来：（一）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33〕，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二）李仙洲向新四军进攻，陷涡阳、蒙城，彭雪枫部化整为零仍在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三）七参政员公函明日可发表，并电香港。
2月25日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一段话：“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有电〔34〕悉。（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问题，指出：现在国民党与英美方面都怕国共分裂，蒋介石企图拉拢我党及各小党派参加参政会。我们的对策是蒋如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我们就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蒋介石于今天上午约见各小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六人，原则上同意他们提出的成立由有关各方面组织的委员会等建议。随后，各代表即约周恩来谈话，说蒋已答应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周、董电报还说：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他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关于各党派委员会的组织和讨论内容及中共代表人选等，请中央电示。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以周恩来或董必武的名义向张冲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周恩来的电报。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急电〔35〕，指出：“（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3月2日 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再致电周恩来：“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同日 急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对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本日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立即转发港、沪并广播各地”。董必武、邓颖超的公函说，他们经中共中央同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得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有明白保证，他们将出席国民参政会。
3月4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同日 致电廖承志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就目前时局问题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说：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3月6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之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又不得不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会议通过对毛泽东、董必武参政员等未能出席大会事件之决议，并以大会秘书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会议。
3月8日 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复电国民参政会，再次说明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间，“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
同日 出席在文化沟举行的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言说：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会议决定，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会议还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书记处通知：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日 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六日在参政会的演说并提出对策。电报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36〕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蒋介石六日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报及路上少捉人）。”
3月14日 复电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对美洲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指出：自国民党发出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后，国共合作已遇到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时局的善后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希望“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删未电〔37〕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同日 电告周恩来，驻安徽、河南的蒋桂两系在地盘问题上发生严重矛盾，白崇禧电告李品仙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对东进“剿匪”已完全不提。
3月17日 关于日苏订立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同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第二篇序言。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3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指出：“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3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并决定缓发。在讨论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38〕，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会议决定合并刊物后，暂时只出版《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四种刊物。
同日 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询问：蒋介石组织党派委员会有何用意？蒋是否同意党派委员会只能是商谈接洽机关，不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非经该党派同意不生效力？蒋是否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以上各点请立复。二十日，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毛泽东，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3月21日 致电周恩来：“号〔39〕午电悉。（一）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二）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
3月 关于从重庆订购书报问题，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订购的书报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并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