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两个问题——

你有没有遇到人生的低谷期，经历一段鬼都不上门的日子？这段人生的灰暗岁月，你又是如何度过的，躺平，还是想办法走出困境？

你在职场中有没有被同事排挤、打压过？这个时候，你又该如何奋起反击，实现逆风翻盘？

教员的经历，以及《毛选》中的四篇文章告诉我们，这两个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而且都有着清晰明确的解决路径。

2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等留苏归来的年轻干部，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逐步得到了中央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史上危害最大的“左倾冒险主义”，从此开始为期四年的统治。

既然他们得到了中央的领导权，那么接下来，他们必然要在各个根据地推行左倾政策，并借此夺取各个根据地的领导权。

而在闽西赣南根据地，他们的目标便是教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六届四中刚结束，项英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了闽西赣南根据地，然后宣布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局，自己做了代理书记。

这就意味着，教员不能再以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的身份，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了，只能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身份，做一些具体工作。

项英，取代教员成了党政军各项工作的总负责人，闽西赣南根据地，也由此成为中央苏区。

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苏区，进一步传达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给教员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困难。

到了11月，中央代表团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以“集体决议案”的形式，指责原苏区领导犯了“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等一系列错误。

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这些指责就是针对教员的。

可以说，整整一年时间，教员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的。

那教员因此而沉沦了吗？

没有，他反而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一系列旁人难以企及的辉煌成绩。

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指挥十万国军、兵分五路扑向苏区，教员和朱老总指挥红一、三军团的四万人，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其击败，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次战役，红军还全歼了国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虏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一批无线电台，红军由此建立起无线通信，初步拥有了技术侦察能力。

战后，教员兴奋的填了一首《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3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二十万国军、兵分七路进犯苏区。教员和朱老总、彭老总仔细分析，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最终在5月中下旬，十五天内连续作战五次，横扫七百里，用不足四万的红军击败二十万国军，缴获两万余支枪，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从7月开始，教员和朱老总又指挥三万红军，用八十天的时间，击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三十万国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受这次胜利的影响，12月，董振堂和赵博生带着国军第二十六路军发起“宁都暴动”，全军一万余人集体参加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

红军又有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生力军，中央苏区也开始进入最鼎盛的时期。

受排挤、被打压，教员心中的革命火焰却从未熄灭。

可能在教员看来，人生的高潮和低谷是相伴相生的，有其一必有其二，人不可能永远在高潮期，也不可能永远在低谷期。但不论处于哪个时期，该办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

唯有如此，才能在人生高潮期保持警惕，才有可能找到走出低谷期的办法。

然而，教员的努力，并没有解除王明等人对他的敌意。

1932年1月9日，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苏区为贯彻这个决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攻打江西重镇赣州。结果，红军围城33天，遭受巨大伤亡，却始终无法克城。

教员提议，红军应该向赣东北发展，暂时不要打大城市。但，这一提议被断然拒绝，教员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同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直接解除了教员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教员彻底脱离军事，被迫回到后方“养病”，过起了鬼都不上门的日子。

3

完全脱离军事工作以后，教员只剩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一个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军事职务，其实就是被边缘化了。

但，教员仍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决定利用仅剩的一个重要职务，挽救革命的危机，并展开一场个人的绝地反击。

他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调查基层现状。

因为以王明为首的一批人得到苏区权力以后，正在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宣扬只要战争不要经济，只要革命不要民生，谁敢谈论经济建设，谁就是在拖延革命胜利的时间，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挽救革命的危机，并反驳王明等人的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查基层现状，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讲清楚革命战争必须依赖经济建设、经济成功才有战争胜利的道理。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随后，教员便去了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做调查。

每到一个村庄，教员都要到贫农或雇农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第二天黎明，教员又早早起来，和他们一起到田里劳动，绝不允许地方政府对他有任何特殊照顾。

慢慢的，教员就和当地群众非常熟络了。

准备吃饭或者田里休息的时候，教员就和他们聊天、拉家常，事无巨细什么都要问，以至于教员很快就给人留下“谦虚”的印象。

等到了解群众的基本情况以后，教员又去访问地方干部，并从政策的执行、落实、利弊方面向他们提问，一次问不明白就再问，直至把他想知道的全部问明白为止。

就这样，靠着“上下两头问”的功夫，教员只用三五天时间，就能全盘了解一个村庄的全部情况，同时还能把这个村庄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将访问到的材料提升为党的理论和政策。

调查完才溪乡，教员又召开了石城、会昌、瑞金、于都、宁都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抱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做了长达十个小时的报告，严厉批判了包庇地主的右倾错误，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的左倾政策。

随后，教员到江西兴国县长岗乡，用才溪乡的工作模式，做了长岗乡的实地调查。

......

整整大半年时间，教员一直在东奔西走，用他的双脚丈量苏区的土地，用他的勤奋收取基层的信息，最终，教员得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自己都说：

“对中国社会问题有了最基础的认识，得到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事实证明，人在逆境中泰然处之，在低谷期不自暴自弃，是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的。

4

做完基层调查以后，教员便开始了他最重要的工作。

1933年8月，教员对才溪乡等地的调查材料做了整理、归纳、分析、总结，然后写了一篇长文，用作“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其中一部分，便是《毛选·第一卷》的第八篇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教员在文章中写道：“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一句话，就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统合起来。

如果不做经济建设，只关注革命战争，那么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所保障，人民也会在战争中感到疲惫。

不关注经济建设，其实就是削弱革命战争的能力。

但如果只做经济建设而忽视革命战争，同样错误的。因为全面的经济建设，只有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去做，现在正是战争阶段，现实环境不允许这样做。

所以他说：

“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那怎么做经济建设呢？

很简单。

一方面，发行公债、创办合作社，恢复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烟草、纸张、夏布、香菇等产业的生产，运到白区做贸易。另一方面，用贸易所得的利润，从白区购买药品、食盐、工业设备等必需品，运回苏区。

这些利润和必需品，又都是战争和红军不可或缺的东西。

总而言之，教员的意思就是，用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扩大经济建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短短的一篇文章，就把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批判的体无完肤。

而为了纠正农村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3年10月，教员又写下《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农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五个阶级，手把手的教各级干部分析农村阶级，也为全国各地划分农村阶级，提供了标准。

当然了，以上两篇文章只是初步论证了经济和战争的关系。

1934年1月，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教员在大会上做的报告，分化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两篇文章，更深入的阐述了他的经济、民生观点。

《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教员提出苏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这是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而在具体细节上，有两个大方向——

1、广大人民群众有庞大的产品需求，那么我们就有广泛的市场。所以苏区的经济产品不仅要运到白区做贸易，也要满足苏区的自给自足。

这样一来，经济内循环和经济外循环同步并举，可以确保苏区经济稳步向前。

2、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减少私人经济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培养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目前来看，苏区的私人经济仍然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只要私人经济不超出法律范围之外，都要提倡和鼓励。

也就是说，公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驾齐驱，确保苏区经济的多元性和活跃性。

教员坚信，只要能做到这两点，再加上发行纸币、艰苦节约等辅助政策，苏区的经济建设就能支援革命战争，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将全国人民挽救出空前的浩劫。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教员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观点，所以他要求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

如果只动员群众进行战争，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利益，那么他们的生产、生活、收入、就业、吃饭、穿衣、住房、卫生、婚姻问题都无法解决。

这样的战争能胜利吗？

显然不能。

但如果照顾到群众的利益，满足了群众的需求，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的拥护我们。此时再动员他们进行战争，肯定是能够胜利的。

正因如此，教员才说：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而要真正照顾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便要苏区干部放弃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采用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放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采用耐心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

不能这样做的话，什么事都做不成。

5

短短半年时间，教员便出炉了四篇文章，从这个频率来说，也能看出他对王明等人的路线和政策有多么反感，对革命局势有多么焦虑。

那他挽救革命局势，完成个人的绝地反击了吗？

暂时没有。

因为就在教员写这四篇文章的时候，蒋介石调动起百万国军，并采用全新的堡垒战术，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

也就是说，教员试图通过调查、写文章、做动员等方式改变王明等人的路线和政策时，中央苏区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军事压力。

这就注定了，教员这个被边缘化的人难有作为。

1934年4月，江西广昌县失守，中央苏区门户大开，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希望荡然无存。无奈之下，中央决定离开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把这一决定电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也复电同意。

经过数月的准备，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8.6万红军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正式开始战略大转移。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但，教员做的不是无用功。

正是他参与领导了前三次反“围剿”，让他在红军中建立起绝对的威信，他不惧繁琐的做基层调查并给政府工作指明方向，让他成为苏区干部心目中的指路明灯。

这一切，都将在贵州遵义，结出最绚烂的果实。

这个时候，教员才真正开始挽救革命局势，完成个人的绝地反击。

所有人生低谷期的铺垫，都是人生高潮期的序章。

所有的天助，归根到底都是自助。

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来源：温伯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