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代官场的腐败：中国古代“卖官鬻（读yù)爵”的荒唐与悲歌
繁体说起官场，我们总愿联想“清正廉明”的理想图景。
可是，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里，却有一股“铜臭”始终缠绕着乌纱帽，那便是“卖官鬻爵”。
这种把朝廷官职当商品叫卖的荒唐事，从战国时便有端倪，到后来愈演愈烈，
不仅逼死了清廉之士，更拖垮了一个又一个曾经繁华的王朝。
最早点破“官职可买卖”本质的，是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君臣关系不过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君主把官职当筹码，臣子用才智换职位，虽未明说“花钱买官”，却已道破权力与利益的交易内核。
可真正把“卖官”做成明码标价生意的，还要数东汉灵帝刘宏。
这位皇帝在位时，全然没把治国放在心上，反倒把朝堂变成了“拍卖行”。
他让亲信小人当“中介”，把大小官职都标上了价码：
关内侯这样的爵位，起价就达500万钱；
人口多、土地肥的大郡，郡守一职更是卖到3000万钱，
其他官职也都“看货论价”，官位越高、油水越足，价格就越贵。
到了中平二年（185年），灵帝更变本加厉，派人去全国各地向官员“索贿”，美其名曰“助军钱”“修宫钱”。
新任命的刺史、茂才、孝廉，要是不掏这笔钱，就算有才干也走马上任不了。
当时有个叫司马直的官员，刚被任命为钜鹿太守。
他素来以清廉闻名，朝廷“体恤”他，特意给官职减了300万钱。
可司马直拿到任命书时，却只觉得心头发凉，长叹一声：
“我本是百姓的父母官，如今却要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朝廷的要求，这我做不到啊！”
他想称病辞职，可朝廷不准；
无奈之下，他只能收拾行囊赴任，
走到孟津时，实在忍无可忍，写下一封痛陈“卖官之祸”的奏疏，随后便服毒自尽了。
司马直的死，没能唤醒昏庸的灵帝。
这一年，关内侯的价码直接涨到了5000万钱，比四年前翻了整整十倍。
官价越涨，官场越乱，百姓越苦。
官员们花大价钱买官，上任后自然要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回本”，民间怨声载道，叛乱四起。
就在官价暴涨的同时，东汉王朝也一步步走向了覆灭的深渊，没过多久便分崩离析。
按说“昏君出弊政”是常理，可即便在武则天这样有作为的统治者时期，官场买卖的乱象也没绝迹，甚至闹出了荒唐至极的笑话。
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这两人仗着皇帝的偏爱，相互攀比奢华，连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也跟着狐假虎威。
当时张昌仪任洛阳令，只要有人送礼求官，他几乎是有求必应。
圣历三年（700年）的一个早朝，有个姓薛的人想要求官，特意拦住了张昌仪的马，递上50两黄金和一份自己的简历。
张昌仪收了黄金，转手就把简历交给了吏部侍郎张锡，让他给安排个职位。
可过了几天，张锡不小心把这份简历弄丢了，急得满头大汗，只能硬着头皮去问张昌仪：“大人，上次您托我安排的那个求官的人，到底是谁啊？”
这话一出口，张昌仪当场就火了，指着张锡的鼻子痛骂：“你真是不懂事！我哪还记得那么多？只记得是个姓薛的给了我黄金！”
张锡吓得魂都快没了，生怕得罪张昌仪，回去后赶紧翻查吏部档案，把所有姓薛的人都找了出来。
足足60多个，不管有没有真才实学，全给安排了官职。
这场“因丢了简历，就给一姓人做官”的荒唐事，把当时官场的混乱暴露无遗。
而仅仅5年后，张氏兄弟便在政变中被杀，武则天被迫退位，她一手建立的大周王朝，也随着这场权力闹剧走向了终结。
到了唐中宗时期，卖官鬻爵的乱象更是变本加厉，连皇室公主都掺和了进来。
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仗着父亲的宠爱，简直把“卖官”当成了自家生意。
她经常自己伪造皇帝的诏书，把想安排的官员名单提前写好，然后用手捂着诏书内容，只留出签名的空白处，找中宗签字。
按理说，伪造诏书是杀头的大罪，可中宗作为皇帝和父亲，不仅不批评阻止，还笑眯眯地提笔签字，全然不顾朝堂规矩。
就这样，靠着安乐公主的“运作”，一大批没本事、没资历的人当上了官，
当时人们把这些靠花钱、走关系当上的官称为“斜封官”，
因为他们的任命诏书是斜着封的，和正规任命的官员不一样。
仅仅两年时间，“斜封官”的数量就多到惊人，
后来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奉命核查，一查就揭穿了1400多个“斜封官”。
消息传开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人们都知道朝廷已经腐朽到了根子里。
回头看中国古代的“买卖官场”，从东汉灵帝的明码标价，到张氏兄弟的荒唐授官，再到安乐公主的伪造诏书，本质上都是权力被金钱和欲望吞噬的结果。
官员们为了乌纱帽，不惜掏空腰包；
掌权者为了私利，不惜破坏规矩；
而最终承受苦果的，是天下百姓，是摇摇欲坠的王朝。
那些曾经奢华的王朝，总以为靠卖官能填满国库、稳住权力，
却不知铜臭一旦染了乌纱帽，丢的不仅是官员的操守，更是百姓的信任、王朝的根基。
千百年过去，那些铜臭熏天的交易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
但“为官者当清廉”的道理，却始终清晰。
毕竟，官场不是生意场，乌纱帽承载的是责任，而非利益；
一旦把官职当成商品，再繁华的王朝，也终会走进自己挖好的墓场。
来源：我的半亩书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