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风起云涌的军事征伐构成了历史的主线，而一条精心策划、高效运作的舆论暗线却常被后世忽视。自古君王得天下，无不强调自身统治的正当性，秦始皇更是如此。尤其秦曾长期被中原诸侯视为“边陲夷狄”，想要入主中原、一统天下，所面临的舆论质疑远非他国可比。

因此，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背后，秦国更在舆论战场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两极反转

你说的“虎狼”是哪种“虎狼”？

用“虎狼”一词形容人或国家较早见于《左传》，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士会言：

“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于君，不可悔也。”

还有《左传·哀公六年》载陈乞言：

“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

战国中后期，山东六国对秦国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称呼——“虎狼之国”。这种形容在《战国策》《史记》等书中都有记载，如《战国策·楚策一》载苏秦说楚威王：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

楚王也回答说：

“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在当时的语境中，“虎狼”大抵有三种含义：

一是形容为人凶残暴虐，如屈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史记·屈原列传》）

二是形容人的相貌，这样的人往往被视为不详，有狼子野心，不可相交。如尉缭评价秦始皇的相貌：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则和“戎狄”相关联，六国士人经常如此描述秦国：“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战国策·赵策三》）

很明显，这三种含义在当时的东方六国看来，秦国可谓“面面俱到”。某种程度上秦国被称为“虎狼”也算不得被冤枉，毕竟秦国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处，一直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国；再者，秦国扩张过程中仗打得多凶，六国之间一定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

上图：战国时期形势图

但是，事实是一回事，这种舆论的导向又是另外一回事。秦始皇实际上是相当重视秦国的“国际形象”的，比如秦王政十年（前237），齐人劝秦始皇：“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背叛）秦也。”之后秦始皇就将太后迎回了甘泉宫。

所以当“虎狼之秦”成为六国联合起来的理由，同时将秦国孤立在六国之外时，秦国当然不会放任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是秦国不能改变自己的地域出身，也不可能为此减缓东进，那要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打不过就加入。秦国实际上部分接受了“虎狼”这样的标签，并以此转化为一种心理威慑和现实吸引力。

既然被称作“虎狼”，那就“虎狼”到底。秦被称为“虎狼”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秦军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秦军能有如此彪悍的战斗力，正是因为军功爵制的推行。

不论出身，只要斩获敌首就能获得爵位、田宅和奴隶，这种“英雄不问出处”的激励机制对六国的底层民众和失意人士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塑造了秦国国内的尚武精神，《商君书》言：

“（秦）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于是，“虎狼之国”的形象逐渐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又令人向往。这种矛盾心理削弱了六国军民抵抗秦国的决心，甚至为秦国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如张仪、范雎等都不是秦国人。毕竟“树挪死，人挪活”，这些人才在故国不得志，却在秦国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构建战争的合法性

从“五德终始”到“为天下除害”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秦国同样也深谙此道。舆论场上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要掌握主动权还是要主动出击。

秦国的”四年相邦吕不韦“铜戈

五德终始说是秦国论证统一合法性的核心理论。秦国采纳邹衍的理论，宣称周朝属火德，而秦代周，是为水德（水克火）。秦始皇还专门设立一套相应的制度体系：以十月为岁首（区别于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的传统）；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水在五行中代表黑色）；数字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周易》载“水主阴，终数六”）。这些看似繁琐的规定，实际上是在向天下人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秦代周不是篡逆，而是天命所归。

除了这种理论包装，秦国也很擅长打感情牌，秦始皇曾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秦国在宣传中将兼并战争包装成“为天下除害”的正义行动。就像秦国在《诅楚文》中指责楚王“欲剗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秦始皇更是称“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自己的行动是“诛乱除害，兴利致福”。秦国的宣传核心在于将六国统治者描绘成昏庸、暴虐且不顾百姓死活的形象，而将秦军的东进塑造成为民除害、终结战乱的正义之举。

秦，半两钱

总而言之，秦国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和正义卫士，发动战争只是为了“自保”和“替天行道”，只有六国才是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种手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这种宣传策略在秦国后期的军事行动中尤为明显，这种舆论铺垫大大降低了军事征服的阻力。

秦国通过“五德终始”说解决了“天命”问题，又通过理论包装解决了“道义”问题，再辅以系统性的舆论渗透，成功地为兼并六国的武力征服披上了合法与正义的外衣，极大地降低了统一过程中的阻力。

暗线操作：金帛、谣言与诈术

除了以上提到的系统性的舆论宣传，秦国在舆论场上也有着许多“微操”，其中，金钱收买、谣言离间和欺诈构成了其分化瓦解六国的重要手段，使东部六国从内部开始瓦解，也为秦国的军事征服铺平了道路。

首先是金钱开道，收买内应。最成功的案例当属收买齐国丞相后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

在后胜的不断劝说下，齐王建“不助五国攻秦”，最终当五国相继灭亡时，齐国未作任何抵抗便投降了秦国。秦国的金钱攻势并非漫无目的，而是精准指向那些手握实权、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重臣。除了后胜，赵国宠臣郭开也是被秦国重金收买的典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其次是散布谣言、离间君臣。这种操作往往精准又狠辣，直击六国政权的最薄弱环节——君臣之间的信任。在秦国离间计中最成功的，当属“计杀李牧”。 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攻赵，遭遇赵国名将李牧的顽强抵抗。“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上文提到的被收买的郭开散布谣言称李牧欲反。赵王迁听信谗言，诛杀李牧。三个月后，秦军便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一死，赵国再无能力抵抗秦军，可谓自折栋梁。

另外，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是著名的抗秦领袖，战国四公子之首，曾两次大败秦军。秦国对其十分忌惮，于是：

“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套强调“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的谗言最终奏效，魏王“使人代公子将”，剥夺了信陵君的兵权，使其郁郁而终，魏国也失去了最后的顶梁柱。

最后一点是政治欺诈。典型的案例就是商鞅欺魏和张仪欺楚。公元前340年，那时的商鞅还叫卫鞅，奉孝公命率军攻打魏国。当时魏国主将公子昂是卫鞅在魏国时的旧友。他便利用这层关系，写信给公子昂，假意提议：

“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公子昂信以为真，前往会盟。盟宴之上，气氛友好，然而就在酒酣耳热之际，“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这场以会盟为名的绑架和偷袭，不仅大破魏军，还为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史记·商君列传》）

秦，铜量

同样的，公元前313年，张仪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骗取楚怀王与齐国断交。事后抵赖称只许诺“六里”。楚怀王怒而发兵攻秦，却遭大败。（《史记·屈原列传》）这一事件不仅削弱了楚国，更破坏了齐楚联盟。这一事件不仅是秦国“诈术”的胜利，更成为战国中后期各国格局的转折点之一，它极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实力与威望，为秦国日后逐一蚕食六国提供了便利。

这些措施多管齐下，有效地从内部瓦解了六国的抵抗意志和力量，极大地配合了秦军的军事行动，加速了统一进程。这些策略的成功实施，使得秦国在战场上往往能事半功倍，最终实现“六王毕，四海一”的局面。

秦国的统一过程不仅是军事征服史，更是一部高超的舆论操作史。通过再诠释“虎狼”的人设、构建“天命”与“道义”的话语体系，以及实施精准高效的舆论渗透与分化策略，不仅回应了外在质疑，更为武力统一铺就了舆论道路，成为中国历史上早期系统运用“混合战争”思维的典范。

参考文献：

1.《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2.《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

3.《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4.《商君书》，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6.何晋：《秦称“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

7.廖保平：《秦国统一天下的舆论战》，《文史天地》，2025年第7期。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