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白崇禧

文/白先勇

父亲白崇禧将军半生戎马。十八岁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武昌起义；三十五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马当先，直驱北京城，推倒北洋政府，最后完成北伐。抗日战争八年，父亲出任副总参谋长，重要战争，无役不与：“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武汉保卫战”“桂柳会战”……

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基地。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有袁世凯称帝以及一连串北洋军阀夺权动乱，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政府，预备北伐。一九二三年，父亲在广州晋见孙中山。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深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孙中山著作的启发，投身革命。那次在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父亲受到极大精神上的鼓励，终其一生，一直坚定信仰三民主义。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蒋中正总司令力邀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这是父亲军事事业第一个要职。当时北洋军阀各据一方，中国四分五裂，其中以孙传芳、吴佩孚势力最大。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革命新思潮高涨，对国民革命军有高度期望，革命军遂能以少击众，从广州一路摧枯拉朽打到山海关。

北伐时期，父亲立下大功，重要战役，几乎无役不与，充分展示他战略指挥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一九二七年“龙潭战役”，关系北伐成败。时因“宁汉分裂”，蒋中正下野，国民革命军内部动荡不稳，孙传芳大军反扑，威胁南京，形势险峻。父亲临危受命，指挥蒋中正嫡系第一军，与孙传芳部决战于南部城郊龙潭，经过六昼夜激战，不眠不休，终于将孙军彻底击溃。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南京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赠予父亲：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北伐后期，父亲任命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集团军，挥戈北上。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父亲领军长驱直入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盛大欢迎，成为历史上由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父亲时年三十五岁，雄姿英发，登上他戎马生涯的第一座高峰。

之后父亲继续率部至滦河，收拾张宗昌、褚玉璞残部；东北张学良易帜，最后完成北伐。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父亲首先响应。八月四日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北伐十年后父亲再度到南京，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的一刻。父亲被任为副总参谋长，负责规划抗日战略之重任，展开八年烽火连天、肝脑涂地、中国人民死亡三千万人的惨烈战争。父亲抵达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英勇牺牲十五万，不敌日军优势炮火，终于撤退。日军进逼南京，蒋介石召开南京保卫会议，父亲及国军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等，皆主张放弃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因为国军新败之余，来不及整军补充，南京无险可据，防守困难。蒋介石未采纳，认为南京乃国府首都不能放弃，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父亲陪唐巡视周遭防御工事。那天天气寒冷落雪，父亲看见唐身体虚弱，满面病容，还是父亲代他爬上山察视。日军破城，唐生智弃城而逃，日军屠城，三十万军民惨遭残害。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人民，遭罹了有史以来震惊中外的最残酷的一次灾难——“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八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都到武汉，日军大举进攻武汉，父亲代理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军队与日军展开近五个月的武汉保卫战。这场战役，激烈迂回，双方死亡惨重，但争取了时间，让国民政府得以从容迁往陪都重庆。

一九四四年是抗战后期极为艰辛的一年，日军攻打广西，父亲负责指挥桂柳会战，保卫桂林。广西子弟兵保卫家乡，打得十分英勇惨烈，但军力人数远远不敌日军，将士牺牲惨重，师长阚维雍自戕，八百多守军最后退入七星岩作殊死战。日军用毒气并火烧，八百官兵全体殉国，是广西版的“八百壮士”，桂林陷落。

我们全家以及亲戚八十余口，由母亲率领，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逃离桂林。桂林城烽烟四起，一片火海。那是桂林这座古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浩劫，整座城毁之一炬。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经过十六年，父亲又回到了北京。十月十日，父亲以抗日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代表中央参加了北京日军受降典礼，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由孙连仲将军主持大典。那是北京城内万众欢腾的一个日子。自从卢沟桥事变，北京城及其人民饱受日军蹂躏的痛苦，八年后终于拨云见日，父亲与北京民众都分享了胜利狂欢的一刻。

父亲带领我们全家飞回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去中山陵谒陵，我们都跟着父亲爬上那三百级石阶，穿过“天下为公”的牌楼。父亲在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八年苦战，终于把日寇驱走，还都南京。

当年父亲的戎马生涯，特别在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如北京、武汉、东北的长春，在历史兴衰的关键时刻，父亲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追随父亲的足迹，经过这些史迹斑斑的古城，遥想父亲当年，为了保卫国家，东征西讨、铁马冰河的辛苦生涯，不禁肃然起敬，为他感到无限骄傲。

【赏析】

在《我的父亲叫白崇禧》这篇散文中，白先勇以儿子的身份，用克制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一位历史人物的立体肖像。这篇文章超越了单纯的家族记忆书写，成为一部微缩的中国近代史，其中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交织，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张力。

白先勇采用编年史式的线性叙事，从白崇禧十八岁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到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央参加北京日军受降典礼，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构建起父亲的戎马生涯。这种结构看似简单，实则暗含深意——它将个人生命轨迹与民族历史进程同步呈现，使读者在了解一位军事将领生平的同时，也重温了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的艰难历程。文中“三十五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等精确时间标记，赋予叙述以历史文献般的真实感。

在史料选择上，白先勇展现出高超的叙事智慧。他聚焦几个关键场景：龙潭战役的六昼夜激战、南京保卫战的决策过程、桂林陷落时的家族逃亡，这些场景犹如历史长卷中的高光时刻，既展现了白崇禧的军事才能，又揭示了战争中人性的复杂。特别是关于南京保卫战的记述，白先勇通过“天气寒冷落雪”的细节和唐生智“满面病容”的形象，将历史决策的沉重与人物的脆弱并置，避免了英雄叙事的简单化。

作为儿子书写父亲，白先勇在文中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他以客观冷静的笔调罗列父亲的军事成就；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流露出深沉的亲情与敬仰。这种情感不是通过直接抒情表达的，而是隐藏在细节的选择和场景的描绘中。如描述北伐胜利后三十五岁的父亲“雄姿英发”，或是全家跟随父亲爬上中山陵三百级石阶的场景，都是含蓄而有力的情感表达。最动人的莫过于文章结尾，白先勇追随父亲足迹，“遥想父亲当年”时的“肃然起敬”与“无限骄傲”，将个人记忆升华为历史思考。

这篇文章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同时是家族记忆与国家记忆的载体。白先勇通过父亲的经历，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军人阶层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责任担当。白崇禧对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孙中山精神的追随，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精英的理想主义。而文章中记录的战争惨烈——南京大屠杀、桂林八百壮士殉国等，又使个人叙事具备了民族集体记忆的维度。

在历史书写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白先勇的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个人记忆与家族叙事同样是构建历史认知的重要途径。它不同于官方史书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纯粹文学创作的想象，而是居于两者之间，以真实经历为基础，以文学手法为媒介，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当白先勇写下“整座城毁之一炬”时，这既是家族逃难时的亲眼所见，也是一个民族创伤记忆的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最终超越了单纯的父子亲情，成为对一代人命运与选择的深刻思考。在历史转折点上，个人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在民族危亡之际，个体如何平衡家国责任与个人安危？白先勇没有给出简单答案，而是通过父亲的生命历程，让读者自行思考这些问题。这种开放性的叙事态度，使得《我的父亲叫白崇禧》不仅是一篇家族回忆录，更是一部关于历史、记忆与认同的深刻散文。

来源：春秋愚林

本文初摘录于：2025-07-17，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