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孤注一掷：朝鲜人民军挺进釜山一_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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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泽还想向沃克解释自己的师究竟在哪里，但他所言却与沃克的所见所闻大相径庭。“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沃克截住他的话头，“我刚刚从你们的前线飞过来。”就在这时，凯泽的一名联络官终于回来。他一边为自己的姗姗来迟道歉，一边解释其中的原因。公路的交叉口上站着一名上校，正在喝令大家停止撤退，因此挡了他回来的路。“哪个狗娘养的胆敢越过这条界线。”这名上校说道。“没错，”沃克回答，“我认识这名上校——他是我的作战处长。”

接着，沃克向凯泽放话说：“你给我管好你的师，否则我将接管，到时你就等着走人！我绝不会让这场战斗失败！”他还告诉凯泽应该在何处驻扎。当沃克转身离开的时候，凯泽紧随其后，想送他上飞机，却被沃克断然拒绝。“你马上给我行动，我不需要你送。”到了飞机跟前，沃克没有立即登机，而是坐了下来，显然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林奇开始以为，沃克大概想安静一会儿。他走上前去，才发现沃克哭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集团军被毁，但现在它已经岌岌可危，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20]这时的沃克看起来精疲力竭，他既没有挨打落败，也没有垂头丧气，只是精疲力竭、憔悴不堪。林奇禁不住想，这支队伍当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在他崩溃之前脱离这里的险地。

为了填补前线的缺口，沃克需要更多人手，但他们却被调去执行即将到来的仁川登陆计划。从国内赶来的援军大都被先派往第2师，随后便成为仁川登陆的有生力量。此外，沃克就连自己手下的海军陆战队也保不住，因为这些人将会成为美军攻打仁川的主力部队。为了能够将第5陆战团（隶属于第1海军陆战师）继续留在自己麾下，沃克同东京方面争执了几天，最终得到了一个前提颇多的许可：沃克可以在9月4日之前暂时掌管该团，但要尽量保证不在守卫釜山时动用这支队伍。毕竟仁川一战才是重中之重，而且距离原定的9月15日只有两周时间。为了确保这次冒险的袭击能够取得胜利，麦克阿瑟希望这支队伍一定要生龙活虎。这样看来，虽然他们名义上属于沃克，实际上却隶属麦克阿瑟。如果说沃克曾经有过濒临崩溃的时刻的话，那么一定就是此时此刻。在视察过第2师遭受打击的部位之后，沃克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艾迪·克莱格准将，告诉他在防守通往密阳的公路时需要动用这支部队，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出发。此外，他还打电话给麦克阿瑟总部，与助理参谋长多伊尔·希奇少将通话，希奇作为作战部长与奥尔蒙德一起参与了仁川计划的制定。他极为恳切地要求总部准许自己使用海军陆战队，他的措辞简直就像是最后通牒，这也是麦克阿瑟的惯用手段。“如果我得不到海军陆战队，”他对这位外人眼中以公平正义著称的希奇说，“那么前方一旦失守，我概不负责。”就算是再高级的军官，听到这话时恐怕也会不寒而栗。很快希奇就传达了麦克阿瑟的指示，同意他们在防御釜山时动用这支部队，而且有必要的话，沃克对其的掌管期限可以延迟到9月4日以后。[21]

一支部队无论大小，其胜败输赢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那些下级军官的指挥才能。在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下级军官，包括第2师第2工兵营的李·比勒中尉挽救了沃克以及整个第8集团军。比勒与手下的工兵一起，组成了一支规模虽小却极为有效的防御力量。他们奇迹般阻断了敌军扑向龙山的攻势。9月1日深夜，眼看美军已经无力守住龙山时，比勒带领的工兵营却在节骨眼上刚好与赶来的增援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会合，合力击退敌军的进攻。龙山战役整整打了两个星期，持续时间长，战况异常惨烈。那些参加过此次战役的人对龙山之战也许终生难忘。龙山战役不仅是一场大战中的一次小战，而且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战斗。早在此前，无论是陆军士兵还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都不止一次地听说龙山镇是何等重要，但等到他们真正占领这个小镇时，却不由得大失所望。这里只有两条交叉的道路，一条横贯东西，一条贯穿南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如果这是美国的一个城镇，其中一名工兵说道，那么你来到这里以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离开。当他们穿越龙山的道路时，看到的全是斑斑血迹——有朝鲜士兵的，也有美军士兵的，他们不禁心生疑问：让他们血流成河的竟然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毫无价值的地方。为了把守巴黎与罗马，无数士兵为之付出生命。在柏林的最后一战中，苏联损失了大约30万人。但为了这样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地方浴血奋战，美军士兵感到大惑不解，而这似乎进一步体现了这场战争多么失常。然而龙山镇毕竟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它直通12英里之外的密阳，而密阳的公路又直达釜山。一旦釜山失守，那么这场战争就胜负已定。

迫于沃克的压力，凯泽只好带着第2战斗工兵营编入已经遭受重创的第9团。这支队伍已经看过不少部队的行动，其中大部分是步兵的行动。比勒负责指挥工兵营的D连。1950年7月，比勒来到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并不尽如人意。“二战”期间他就曾在美军服役，后来回到得克萨斯矿业学院上学。他有些意外地发现，自己其实十分怀念军中的手足之情与充实感。于是1946年他决定返回部队。部队以神秘的运作模式使比勒有机会到海外游历。他原以为自己应当有一些目的地可供选择，因此强烈表示自己想去欧洲，却被鬼使神差地派往韩国。比勒很快像其他美军士兵一样开始讨厌这个国家，尤其讨厌这里到处弥漫的粪肥臭味。此外他还发现，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韩国人经常会表现出一种愤怒的情绪，他们不知道美国人的到来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因此显得尤为可悲。一些美军士兵告诉比勒，作为战败国和急于模仿占领国的日本环境舒适、人民友善，因而是个相当不错的去处。这一点其实很不公平：那个曾经对其他国家进行过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民族，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其处境就像他们的殖民地一样可悲。

他在韩国的两年中从来没有感到过快乐。服役期满以后，他几乎是满怀激动地返回故土。当时，也就是1950年6月，比勒新婚的妻子刚刚怀孕，但他却接到命令：加入工兵营参战。从一开始，比勒就对这场战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想到要回韩国，他的心都碎了。而当亲眼目睹各部队（包括本营）的状况时，他的感觉变得愈发糟糕。出发之前，他的上级打开刘易斯堡军事监狱的大门，向那里关着的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够前往朝鲜参战，那么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回家，因此比勒接纳了许多身犯重罪的囚犯。即便如此，他的连到达龙山以后也只有150人，即平时2/3的兵力。（在龙山激战期间，有一个年轻的下士曾经在朝鲜军队发动袭击时表现得十分英勇。战后，他浑身是泥、满面疲惫，对比勒将他带出牢笼表示感激。也许这就是一个现代战士的复杂旅程吧，比勒心想。）

至于本应驻守在龙山的第9团，当时完全乱了阵脚。当大批朝鲜人开始横渡洛东江时，第9团中的一些士兵接到师部命令，向朝鲜军队发动一次愚蠢的试探性袭击。这次行动代号为“满洲行动”（第9团就是人尽皆知的“满洲团”），要求该团士兵越过洛东江对敌军进行骚扰。后来，该师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行动近乎疯狂，完全是迫于上面的压力而虚张声势。因为早在此前就有情报显示，朝鲜人的兵力相当可观。没有什么比渡河作战更加困难的事情了。因此，当朝鲜军队首先渡过洛东江后，该团士兵就显得不知所措，让美军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那些前线的士兵没有坚守阵地，反而在毫无遮挡的空地上被敌军逮了个正着。就像第23团一样，第9团在洛东江沿岸的兵力十分薄弱而分散。

从一开始，比勒就对这次所谓的“满洲行动”疑窦丛生。根据自己在“二战”中得来的经验，比勒知道渡河作战非常困难。这件事证实他一到朝鲜就心生怀疑的地方：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上级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善于指挥。在第一次讨论有关这次袭击的话题时，比勒问团长约翰·希尔上校，他的手下有没有接受过渡河作战的训练；希尔却回答说，这不需要什么专门训练。但比勒坚持认为，战士们必须接受过特接受训练才行。早在“二战”期间，当美军第36师准备横渡意大利的拉皮杜河时，那条河水深流急，而德军就伏在对岸守株待兔。希尔没有理会比勒的异议，他不知道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来说，待在小船上有多么危险。比勒心想，希尔以为横穿洛东江就像乘坐计程车那样简单。希尔明知比勒的意见事关自己士兵的安危还置若罔闻，因此比勒对他的尊敬之情顿时烟消云散。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对某些指挥官的能力表示怀疑了，这些人本应对怎样行军打仗十分熟悉，而实际上不仅知之甚少，而且个个刚愎自用。于是，第9团刚一暴露目标，就立即在水上和岸边遭到敌人的袭击。希尔的一些参谋，包括他的副官汤姆·罗姆巴当场中弹身亡。时隔五十四年之后，比勒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看到朝鲜大军手擎火把、逼近洛东江时的心情，“眼前发生的一切开始让我感到惊恐不安，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有多么残酷。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会感到不寒而栗”。[22]比勒立即让自己的大部分士兵退回营部，免得在河边遭到敌军的迎头痛击。从当天夜里一直到次日清晨，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恐怖的味道。

第二天，比勒亲眼目睹了他极不愿意看到的景象：这支大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乱作一团、几近崩溃的场面。比勒并不知沃克与凯泽之前发生的不快，但9月2日一早，他发现希尔被撤掉了。副师长斯莱登·布拉德利准将比凯泽进行的实地视察要多得多。他来到团部以后，立即开始察看这里的情形。对于眼前混乱不堪的景象，布拉德利十分震怒。“上校，你的第l营在哪里？”他问。希尔回答说他不知道。从昨天子夜时分起，就再没有该营的消息了。

“好吧，希尔上校，那么你的第2营呢？”

希尔仍然张口结舌。随后，布拉德利阴森森地看了希尔一眼，那眼神比勒至今记忆犹新。“上校，显然这里的局势已经失控，因此我准备接管这个团。”几分钟以后，布拉德利转过脸来，然后告知比勒，他的工兵连将以步兵的身份参与作战，立即开赴龙山。他接着说，第2工兵营的任务就是在龙山坚守24小时，直至海军陆战队前来接防。比勒后来得知，在这个过程中，工兵营营长乔·麦凯琴中校由于像希尔上校一样没有认清当前危如累卵的形势，而被查理·弗莱少校取代。“二战”期间，还是一名工兵的麦凯琴被派去修泛美公路，因此毫无战斗经验。这次，他仍然以为自己是来这里修路，而不是来打击朝鲜人的。当布拉德利告诉麦凯琴，如有必要，他们要死守阵地以阻挡朝鲜军队的攻势时，他又错误地同布拉德利进行了争执。“但是，长官，这些人都是专业人员，”麦凯琴反驳说，“他们不是步兵。您必须了解，他们只是一些技术人员而已。”

“上校，你没听明白吗？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说让你们死守，你们就得给我死守，他们打起仗来就是步兵。”布拉德利答道。为了避免其他军官误解当前的危急形势，也为了排除他们的私人顾虑，布拉德利当场撤掉了麦凯琴，并且让副营长接替了他的职务。“弗莱少校，你明白我的命令吗？”布拉德利问道。“是的，长官。”弗莱立即回答。[23]布拉德利将军派遣刚被撤职的希尔上校帮助比勒在龙山设防。可比勒认为，希尔的存在只是聊胜于无。尽管希尔刚被解除团长的职务，但他还是上校，而自己不过是一个中尉，一名工兵，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不过好在比勒久经沙场，以前率部在意大利的撒勒诺登陆，也就是说他参加过许多血腥残酷的战斗。当时的意大利之战打得异常艰苦，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大获全胜。虽说有的人失败了，但是比勒相信，这些失败正好增加了他们的智慧与经验。他认为，指挥之道在于知己知彼，既要了解敌人的长处，又要摸清敌人的短处。他把这些经验应用到朝鲜战场上，并且很快就让下属对自己肃然起敬。“为什么有的军官就是比别人强呢？”有一次，比勒的一个班长基诺·皮亚扎问道。“没错，有些人对战斗很有感觉，他们能够预见到敌军的动向，并做出迅速反应。在危险来临之前，他们就能够看到某些征兆，而且他们知人善任，不是只关心自己的晋升与荣誉，而是关心每一个士兵。从这一点来说，他是这群人中最出色的。没错，最出色的。被这样的人指挥，我们感到十分幸运。”

希尔上校立即建议，把防御线建在龙山前方一处平坦的稻田里。尽管比勒知道自己的局限——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工兵，却并不精通步兵战术，但希尔的方案只会使全连覆没。比勒不知道是谁教过希尔步兵战术，但在一处一览无遗、毫无遮挡的稻田里设防绝对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做法。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来他们的两侧没有任何美军防守，会立刻暴露在敌军的枪口之下。而这也正是朝鲜军队最擅长的战术：他们先从侧翼包抄，然后再进行合围。“如果你想要让朝鲜军队全歼我们，这个地方还真是不赖。”比阿扎中士说道。

比勒强烈反对希尔的计划。他想把自己的士兵带到釜山另一侧，即南侧一个小镇后面的山丘上，采取迂回曲折的战术，而不是与敌军针锋相对。对抗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这里是进行防御的最佳位置。其实龙山不过是一个只有五六间茅舍的小镇，但是它的公路却通向险要之处，而这座山头刚好阻断了从龙山出来的去路。当比勒与希尔上校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在小大羊角战役时的卡斯特。难道当时就没有人敢于对卡斯特愚蠢的行为表示反对吗？难道就没有一个士兵认为，他们指挥官的疯狂行为将整个队伍置于险境吗？难道司令部当中就没有人觉得，对于这位指挥官来说虚荣自负超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吗？此时此刻，比勒不知道自己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根本策略何在。但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把士兵安置在那片开阔的稻田里，任由朝鲜的炮火和坦克攻击。然而，希尔上校却坚持要在那片稻田里进行防守。只有当他们顶不住朝鲜人的进攻时，才能够向山顶撤退，希尔说。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比勒心想。朝鲜人经常打夜战，因此即便是黑夜，要想在战斗过程中从大批敌军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也相当困难，更不用说白天了。

如此一来，所有的士兵都将命悬一线。如果比勒能够从这场战争中活着回去，却不得不在军事法庭上作证，他曾对这个导致全连覆没的决定表示过激烈反对，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比勒决心已定，现在没有时间再浪费在争论上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至于责任将由他一个人承担。此外，希尔上校的话恰好替自己找到一个借口。“内森斯军士！”他大声喝令军士长肯尼斯·内森斯，“我们刚刚遭到敌军袭击！把连队带到山丘上去！”希尔上校就没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儿，布拉德利将军出现在这里。“这是哪个部队？”他问。

“第2工兵营D连。”内森斯回答。

“我记得你们应该在镇子的前面。”布拉德利说道。

“不，长官，连长下令让我们来到这座山丘上——这里作为防御地点要好得多，您也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将军。”

“没错，军士，接着说。”布拉德利回答。[24]

于是，他们借助这座山丘的天然屏障，面对公路形成一个马蹄形的防御工事。战壕挖好后，刚好从此路过的内森斯看了一眼，就让他们挖得再深一些。“虽然我们很不高兴，但是后来却发现，内森斯的话简直太英明了。”比勒连队里的一等兵布彻·哈梅尔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公路对面的A连每到白天就有一些大难不死的散兵游勇加入进来，即便如此，他们的兵力还是像D连一样严重不足。

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夜晚。早在看到朝鲜人之前，美军就听见了他们的口哨声和交谈声。在这样寂静的夜晚，敌方的每一条军令都显得格外清晰，时断时续的声音听起来那样刺耳。接着他们便听到敌军坦克隆隆驶过的可怖声音。战斗开始前，比勒中尉告诫大家，只有等看清楚朝鲜人面孔时才能开火，否则会误伤到自己人。第一个遭到袭击的是距离龙山最近的第1排。交火的声音已经很久，但是哈梅尔排里的人迟迟没有开火。不知什么时候，这场大雾稍稍散了一些，他们一下子就看见第l排正与敌军交火，于是他们立即开火，让朝鲜人措手不及。接着，战场转移到哈梅尔排所在的位置。在这场战斗中，如果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恐惧，凡是说自己不害怕的人都是在撒谎。每一个士兵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你对活到第二天的渴望、对逃离的渴望比什么都厉害，但是，你决不能让自己的同伴把你当作懦夫。一想到当逃兵有多么可耻，会让自己的同伴对自己多么鄙夷，没有人想要临阵脱逃——正是因为如此，所有的人才能够坚守阵地、拼命死战。就在战斗刚刚开始的一刻，他们教给你的、填满你脑子的为了祖国而战、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的念头统统烟消云散。

哈梅尔还记得，那天晚上有一名军士被击中颈部。本来伤势并不怎么严重，但是他却变得惊慌失措，开始朝着后面跑去。下一个战壕里的士兵立即向他射击，于是他们只好向着自己的同伴们大喊：“友军！友军！”这名军士很幸运，得以大难不死。他们也很幸运，哈梅尔心想，他们成功地阻击了朝鲜军队的攻势。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有12人阵亡，18人负伤。这次长达三个小时左右的近战异常激烈、代价惨重。但是，比勒中尉把自己的队伍布置在一个几近完美的地点。在此后的所有战斗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防御得如此成功。比勒中尉极为镇定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一边察看士兵的情况，一边询问他们弹药是否足够。“我这辈子从没在战场见过如此勇敢镇定的人。”时隔五十余载，哈梅尔仍然这样说道。[25]

他们刚刚来到这座山头上的时候，是那些韩国搬运工帮助他们运送辎重。比阿扎对这件事大发雷霆。当时的比阿扎只有23岁，如果说他在学校并没有学到太多东西，那么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却十分谨慎，尤其在战场上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不劳而获的。比阿扎根本就不信任这些没有宣誓为美国效忠的韩国人。正是这个缘故，美军士兵只好自己把这些没完没了的武器辎重扛上山去。据比阿扎所知，朝鲜人民军里有许多士兵假扮平民，混进了美军的后方。这些人想要化装成搬运工的模样简直易如反掌，他们就可以带着美军具体位置的准确坐标溜之大吉。于是，比阿扎对着这些军官大吵大嚷，让他们叫这些该死的韩国人离开，但是他们却连声说不要紧，这些人是好人，是友军。“友军，去他妈的，”比阿扎心想，“你们这群笨蛋简直狗屁不通！只要有人朝你们笑一笑，蹦出几个英语单词，然后帮忙搬搬东西，你们就会认为这些人就是好人。美国人他妈的就是这么天真，他们一辈子没有经过任何磨难，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人替他们搬运重物。”比阿扎立即把这些人赶走了。第二天的雾是比阿扎来到韩国以后最大的一次，但奇怪的是，朝鲜军队的迫击炮却能够极为准确地命中目标。比阿扎勃然大怒，可以肯定，昨天那些笑容可掬、助人为乐的韩国搬运工就是敌军的侦察兵，这些人还真他娘的有才。这次战斗过去以后，原本12个人的班就有5人阵亡。

比阿扎的排打得异常艰难，但是怒火中烧的比阿扎对敌军发起了猛击，好像要为在迫击炮弹下丧命的每一名士兵报仇雪恨。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奥克兰市的士兵罗尼·泰勒今年还不满18岁，比阿扎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地要保护他。但是现在，泰勒的前胸中了好几颗子弹，“不要让我死掉！不要让我死掉！你得把我带出去！”比阿扎安慰他说他们正在想办法，但是心里却十分清楚，那天晚上没有人能够下得去这座山头。于是，他一手奋力还击，一手抱着泰勒，听着他生命中最后一刻的喘息声。用比阿扎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怒不可遏了，只见他抄起自己的M-1步枪，一边朝冲过来的朝鲜人猛射，一边呼喊着这个班里在每一次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比阿扎十分困惑，为什么战斗会让人们（包括自己）变成这样，为什么有人丧失理智，而有人却能够应付自如？有一名士兵受了轻伤，不过是擦破点儿皮，却惊慌失措，不停地说：“我要死了。”最后他真的死了。这就是奇怪的战争心理，比阿扎心想。那名士兵是活活被自己咒死的。

比勒带着自己的队伍来到这块高地，绝对是英明之举，因为在清晨之前，朝鲜军队的至少两个营对他们发起了三次袭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多。我们猛烈开火，但是他们仍然在枪林弹雨中不断前进，”杰西·哈斯金斯下士说，“敌兵倒下了一片又一片，我却开始怀疑我们杀死的敌人还不够多。他们的人越来越多，前仆后继，似乎什么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好像我们的存在无关紧要。”如果这些工兵没有被比勒带到这里来，哈斯金斯肯定，他们一定会全军覆没。[26]

他们一度打光弹药，心想大概要被敌军打败了。这时旁边一个排的一名年轻士兵冲过来，抱来了整整一箱手榴弹，这可是丢下山去的最好武器。这些没有迫击炮和大炮的美军士兵只好使用反坦克火箭筒，以及由四挺重机枪组成的50毫米口径机枪方队，这些后来成了朝鲜战场上最为有效的武器之一。这些本来是防空武器，能够对敌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抵消人民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使用这种武器既可以高效杀戮，也可以给敌军造成某种威慑，因此有人称之为“切肉机”。战斗结束后，满山遍野都是朝鲜士兵的尸体，比勒认为正是50毫米口径机枪方队让他们扭转了战局。上级没有为他们送来任何火炮，但是幸好他们还有这些武器。比勒曾经请求上级给予炮火支援，但是那边只发射了一枚炮弹，而且没有命中目标。比勒打电话过去，想要纠正他们的射击方位，但是上边很快回话过来说，炮手们都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调整发射角度。

应当对比勒的战斗经验心存感激的是一个名叫弗恩·韦斯特的年轻人，他是D连的文书，那天晚上被迫作为步兵参战。韦斯特第一次在战场上挖掘战壕，对自己能在如此坚硬的山地上挖掘出来一个战壕感到非常骄傲，一名军士却告诉他应当挖得再深些（那天晚上过去以后，再也不用别人告诉他要挖多深才行了）。虽说他只是一个文书，却是连里最有准头的射手，他还在靶场上得到过一次周末通行证。有时候在一些军官俱乐部里，比勒会装作漫不经心地向他们吹嘘说自己连里的士兵个个都是神枪手，就连他的文书都能胜过其他连队的任何一个步兵。然后，比勒就会叫来韦斯特，而且他差不多每次都能获胜。那天夜里，韦斯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些哭喊声。一个处在较高位置的年轻士兵被击中面部。战斗进行到一半时，他忽然听到一声惨叫，借助照明弹的微光，韦斯特看到了这名士兵，他的脸已经血肉模糊，只见他一边向前爬，一边喊着自己母亲的名字。韦斯特立即明白，这名士兵已经没救了。[27]

他们的伤亡十分惨重，本来情况也许还会更糟。后来有人告诉韦斯特说，当比勒看到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单时，忍不住开始抽泣。随后有人回到营部，充满男子汉气概地对此评论说，究竟什么样的连长会这么脆弱地哭哭啼啼。韦斯特心想，无论是谁，在一场战斗中折损这么多士兵，恐怕都会哭泣。[28]当天早上的晚些时候，D连从山上撤离，只休息了不长时间，就又被上级命令第二天晚上返回阵地。比勒感到十分不悦，但是军令难违。他的手下已经精疲力竭，好几天没睡过觉——至少他们感觉是这样。比勒心想，如果这个山头在第一个晚上就如此重要，那么在第二天晚上它也同样重要。而且有消息说，海军陆战队就要到了。因此他们个个无精打采地返回阵地。就在这时，一辆陆战队的坦克朝这边驶来，坦克上的四名陆战队员看起来生龙活虎。比阿扎还记得，与他们比起来，工兵们看起来就像是毫无战斗经验的老头。在那些陆战队员的眼里，他们仿佛真成了陆军的小狗。一位年轻的陆战队上尉对他们这种松松垮垮的模样十分不满，就大声喝道，“振作一点！都他妈的给我振作一点！你们还是不是士兵？”为了让他们感到惭愧，这名上尉继续说道：“你们知道今天早上是谁守住了这座山头，挡住了朝鲜大军的进攻吗？是那些工兵！”比阿扎看了看他说道：“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那些工兵。”然后，他们挺直腰板，加快步伐朝山上赶去。

幸运的是，那天夜里朝鲜军队没有再次发动攻击，他们和海军陆战队以及其他援军一起发起反击，然后才得以撤回。但是希尔上校还对比勒没有听命于他而不依不饶，而且想要与比勒在军事法庭上一较高下。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比勒被授予陆军二等荣誉勋章即“杰出贡献十字勋章”。在听说希尔准备将比勒告上军事法庭时，布拉德利将军告诉希尔不要再有这个念头，把一个挽救了连里大多数人生命并且获得荣誉勋章的人告上军事法庭无异于自取其辱。对于这枚勋章，比勒并不觉得自豪，部分原因是当天晚上布拉德利将军也被授予同样一枚勋章，据说是因为他集结并率领混乱失序的工兵连来到那座山头。比勒心想，那些颁发勋章的人都是一群花言巧语的骗子。[29]

这次战斗过去五天后，比勒被蚊子叮了一口，结果患上了乙型脑炎，然后被送往日本的一家医院。在那里，比勒的体重下降到90磅。三个月后，当第2工兵营在朝鲜北部一个叫军隅里的地方遭到袭击时，比勒还处在康复阶段。很快他就听说从军隅里传来的不幸消息，许多比勒的朋友阵亡或者失踪。也许是那只蚊子，比勒觉得，救了自己一命吧。

朝鲜军队在洛东江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弗里曼召集第2营的军官在指挥所里召开一次会议。第1营副营长乔治·罗素少校还记得，当时他们在公路下面的一个涵洞里，由于连日特大暴雨，积水已经淹到他们的膝盖。弗里曼看起来慷慨激昂却精疲力竭，所有的人看起来都精疲力竭，因为这些天来谁也没有睡过一觉。弗里曼谈起眼下的困境，这些“亚洲牧民”大兵压境，却没有任何空中支援。“亚洲牧民”，听到这里，罗素忍不住笑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在谈论这些“亚洲牧民”。“有什么好笑的？”弗里曼十分恼火。“还不至于那么糟吧。”罗素回答。但是后来罗素才发现，情况的确变得很糟，简直糟透了。[30]

毋庸置疑，人人都已经精疲力竭。截至9月3日，为了抗击敌军几个师的进攻，弗里曼率领自己兵力不足的团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早在这次战斗开始前，他们就已经精疲力竭了。自从他们在8月初到达韩国后就经常被派往前线。对于在“二战”中没能亲自到战场上进行指挥的弗里曼来说，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再有这样一次机会，事实证明，这与其说是一次机会，不如说是一场灾难。1949年，弗里曼刚刚升任团长，他担心上级会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后勤人员，而不是战斗人员，这样一来自己的前程就会受到影响。随后，朝鲜战争爆发。此前，虽说他是一名运筹帷幄的专家，还深受华盛顿上级的赏识，但是“二战”结束后，他在仕途上一直毫无进展。在大幅裁员时期，像团长这样的空缺可谓少之又少，而且都给了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指挥过某个团的军官。

朝鲜战争爆发时，弗里曼已是53岁高龄，很有可能被那些在“二战”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官排挤在外。弗里曼称得上深谋远虑、小心谨慎，却毫无领袖风范。他个头不高、块头不大、态度温和，在某些人看来，缺乏那种气宇轩昂的大将风范。尽管弗里曼相貌英俊，但由于年事已高，满头乌发的他如今已经两鬓斑白。如果他能够得到部将的爱戴与尊敬，一定是来之不易。矫揉造作、装腔作势都不适合弗里曼。“他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军官。他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比弗里曼年轻的同僚哈尔·摩尔上尉这样说道（摩尔在越战时期指挥了德浪河谷之战，表现英勇，最后晋升中将），“是因为他机智过人、处事谨慎，而且对任何人尤其是自己的每一名部下都十分尊重。那些曾经在他麾下的人都明白，凡是事关部下的生死，弗里曼都表现得十分小心审慎，因为战场无小事。他善于倾听，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十分关照，从来都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与精力。如果你是一名即将到越南战场上进行指挥的年轻军官，那么你最好看看他是怎样在朝鲜战场上进行指挥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可谓毫无缺憾。”[31]

弗里曼从小在军营中长大。他的父亲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早期毕业生，1904年成为一名团级军医。1907年保罗出生的时候，老弗里曼正在菲律宾驻扎，常常把自己的工具往背包里一塞就跟着装甲部队出征。因此，保罗小时候是在亚洲与美国的陆军营地度过的，从此他就爱上了军中的生活，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从事其他职业。他本想要上西点军校，高中时成绩却不怎么好。弗里曼一家长期漂泊在外，缺乏政治人脉，想走仕途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弗里曼开始刻苦攻读，但是在一次考试中仅以一名之差而名落孙山——这次共有200人参加的考试只招收12人，他考了第13名。当时他的父亲驻扎在纽约的总督岛，于是他和父亲一起致电纽约市的国会议员，看看有没有什么空缺。最后终于有消息传来，说这个有许多来自东欧讲意地绪语的犹太移民的区还有一个名额。这些移民对军队好像有着一种历史性的恐惧，因为在他们原来的国家，只要某位议员一出现，他们所在的小镇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的孩子不会急着去上西点军校，并成为一名新世界的哥萨克。名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到弗里曼的手里。

弗里曼在西点军校表现平平，成绩在班里是倒数，也不擅长运动。弗里曼毕业于1929年，当时在部队里干很难。美国正处于两次大战之间，华尔街即将崩盘。本来就缓慢的晋升现在变得更加缓慢。弗里曼花了五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才从中尉升为上尉。对于这些军人家庭来说，除非能够继承大笔财富，或者能吸引达官显贵的女儿，否则他们只能艰难度日、节衣缩食。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他的第一要务就是削减军费开支，平均降低10％。这也就是说，新婚的保罗和玛丽·安·费西布恩·弗里曼每月的收入从125美元减少为112.5美元。此外，普通军官为期两个半月的带薪休假也立即被减为一个月，而且不能带薪。但是，这是大家共有的苦难，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军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就像其他许多在军中发生过的事情那样，反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联系。

尽管弗里曼在西点军校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他的聪明才智从一开始就让他的上级刮目相看，其中包括他未来的师长劳伦斯·凯泽。凯泽曾经是他在军校里的战术教官，弗里曼毕业后在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顿堡加入第2步兵师第9团时，他还是弗里曼的第一任连长。一开始，弗里曼想要加入刚刚组建的陆军航空队（“二战”后才独立出来）。对于年轻的现代军官来说，这是能让他们飞黄腾达的炙手可热的地方。但是弗里曼的右眼视力不合格。对于一个想要在和平时代里出人头地的年轻才俊来说，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他的职业生涯应当何去何从？弗里曼自告奋勇加入驻扎在中国的第5步兵团。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国家划分势力范围并在那里驻扎军队。该团声名显赫，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军官，包括马歇尔和史迪威。弗里曼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冒险念头，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他居住在菲律宾的父母就经常向他提起，他们在中国旅行时那些奇异美妙的经历。1933年1月，弗里曼来到中国。这里正阴云密布，完全有可能引发一场世纪大战。野心勃勃的日本刚刚占领中国的五个省，随后建立“满洲国”，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保护国。这次经历给弗里曼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曾经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泱泱大国，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从自身开始土崩瓦解的。他学过一些中文（朝鲜战争期间，弗里曼仍然能够使用流利的汉语审讯中国俘虏），但不了解中国。他到达中国时，弗里曼后来回忆说，这个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而他所结识的仅有的一些中国富人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像西方人那样喜爱同一种体育运动——马球与赛马，其中有些俱乐部甚至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弗里曼知道，自己对中国广大平民百姓的苦难生活知之甚少。[32]

“二战”期间，弗里曼逐渐成为一个亚洲通。1940年秋，国际局势日渐吃紧。正当日军越来越深入亚洲时，弗里曼待产的妻子被送回国内。直到女儿西维尔三岁半时，弗里曼才回到美国。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在中缅印战区内穿梭协调各方势力。当时，战区里的美英两家互不相让，而美国的两位重要军官——分别代表着不同地域的史迪威和陈纳德，为了显示自己地区的重要性也经常针锋相对。他还对国民党宣传机器的强大感到震惊。后来他说，国民党暗示“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这纯属一派胡言……我们刚参战时，他们就决定不再做任何抵抗”。弗里曼也曾经从旁观者的角度，亲眼目睹蒋介石如何对待史迪威所取得的胜利。“为了一己的私利，他很清楚怎样利用中国的局势。”弗里曼后来写道。[33]

随后，他被派到华盛顿，成为马歇尔负责太平洋战区的高级助理之一，因此他得以近距离地了解到麦克阿瑟与海军高层因为战时指挥权不统一问题而发生的争论。麦克阿瑟巧舌如簧，表示坚决反对，可正是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战场上下意识地分裂了自己的指挥权，其他人最终反而成了他的牺牲品，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弗里曼急于离开华盛顿这个是非之地，1944年11月，他得到一个指挥战斗的机会，被派往菲律宾，成为第77师的参谋长。不到一个月，弗里曼又被华盛顿召回，研究对日作战计划。

在战场上，弗里曼运筹帷幄的才能为众人所公认，实际上他几乎没有真枪实弹地参加过任何战斗。“二战”过后，弗里曼的仕途岌岌可危。当时美军采取一套名为“记录版”的审查制度，用来评估每个军官在“二战”中的表现及其未来任务与晋升的可能性。根据这一制度，那些参加过实战的军官就能得到最高分，而在国内军中经营陆军消费合作社的人只能得到最低分。弗里曼的得分很低。“一个极其平庸的军官。”弗里曼心想，就好像董事会成员一样冷冰冰地在给自己打分。[34]到了1949年，弗里曼对自己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而忧心忡忡，于是，他走访一位负责军事职业管理的同僚，后者告诉弗里曼，他现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由于弗里曼没有实战经验，他应当设法指挥一个团，并且进入国家战争学院学习。但是更困难的问题是：美军正处于大幅裁员时期，团职空缺寥寥无几，作为师长自然想要一个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军官来补上这些空缺。到国家战争学院学习同样不行，因为那里只接收在战场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团以上军官。因此弗里曼很可能到智利担任美国武官，以此来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但是，弗里曼的朋友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大权在握的人物，“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歇尔手下工作。一年以后，他造访自己的职业顾问时，他的情况奇迹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运气不错。”这个名叫皮克·迪拉德的顾问不无讥讽地说。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见面，这一次弗里曼不仅被任命为团长，而且还获准到国家战争学院深造。弗里曼在纽约有一处房产，而国家战争学院就在旁边，因此他想先去学院就读。但是军队自有其安排，弗里曼不得不打起背包，接管这个团。美国的军官手头总是十分拮据，因此在前往刘易斯堡担任第2师第23团团长之前，弗里曼卖掉自己的房子。在登船出航之前，弗里曼没有和这支队伍相处多长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指挥下，第23团（以及第2师）参与了朝鲜战争，并且在一系列残酷的战斗中威名远扬。

弗里曼对于中国以及1945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因此从一开始他就不看好这场战争。他在寄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反复叮嘱她不要对别人透露：“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这个说出去，你和自己的好友知道就够了。”尽管只是个人观点，弗里曼还是担心，作为一名团长，他的怀疑与忧虑是难以被别人所接受的。弗里曼告诉妻子，这次战争异常残酷，他感到十分沮丧。虽然他很清楚朝鲜战争对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官他并没有表现得与众不同。战争现实已经把美军的士气消耗殆尽。他在信件当中的态度代表了后来一个名为“永不再来”俱乐部的人们的心声，那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人在离开这里以后，坚定地认为美军绝不应该再踏上亚洲大陆一步，一来是因为后勤补给极为不便，更多还是因为美国缺乏足够的兵源。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中国出兵朝鲜前，弗里曼就已经持有这种观点。在这些信中，弗里曼经常对中国的介入表示忧心忡忡。他总是感觉到这场战争的力量对比会产生严重失衡，美国能够在不影响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这场与本国安全利益无关痛痒的战争中的投入，无法与对方能够投入的人力物力相提并论。

8月9日，弗里曼在一封家信中写道，自他来到这里以后，韩国就成为“美军曾经涉足的最为艰险的地方之一。我们不仅人数太少，而且也来得太迟。无人能理解上级的乐观情绪以及镇静态度。敌军从来都没有任何示弱的迹象”。这里无论是地形还是天气都极为恶劣。“说到我这个团长，我是一个乐观主义与热爱事业的楷模。我会不遗余力做一名优秀的职业军人。”[35]两周半以后，就在朝鲜军队向釜山推进之前，弗里曼写道：“我们就像是一群鼹鼠一样在山里挖洞。这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苍蝇蚊子，那些没有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我们从不敢脱掉自己的鞋子。这里水源奇缺，我们的干粮也是从十英里外运过来的。”

弗里曼写道，每一个人都感到精疲力竭，既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地方吃饭睡觉。美军在白天发动进攻，而那些没有空中力量支援的朝鲜军队却在晚上来袭，因此每个晚上都不得空闲。即使是偶尔有一些安静的时刻，他们也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不知道敌军下一次发动攻击会在什么时候，而那些睡得比较死的士兵据说很难有机会再醒过来。洛东江一战中，尽管美军在前58个小时成功地阻止了朝鲜主力部队向前推进，并且逐渐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力量，战斗的激烈程度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即使是在9月16日，当美军在此前一天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配合下，开始在洛东江地区发起大反攻时，战斗同样异常惨烈。

大约是在9月8日，朝鲜人民军直捣第23团的防线，并且对团部的后方发动袭击。当时负责防御的F连过于薄弱，差点就被敌军打开一个缺口。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大雨倾盆，正好为朝鲜人提供掩护。由于F连的所有军官在上周都已经阵亡，拉尔夫·罗宾逊上尉升任F连连长，很快他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副营长，他对敌军的进攻做出了极为敏捷的反应。虽然敌军已经深入他们的营地，但是罗宾逊借着这场暴雨，硬是从敌军凶猛的火力之下钻了出来，到达A连，然后带着后备排赶回来；他让A连补上防线的缺口，然后奋力把朝鲜军队赶出去。这真是一个漂亮仗，他的上级后来这样评价。

洛东江战役结束以后，据团长副官估算，从9月2日至l5日，朝鲜人至少对第23团发动了十七次袭击。这次战斗结束十天后，弗里曼在一封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后三天下着倾盆大雨，所以没有任何空中支援。（不过就算是天气很好，他们的支援也他娘的少得可怜。）我们的飞机过不来。我们就像是瞎了一样，只能坐在那里干等。我们已经遭受了十三次军事打击，其中有十次发生在夜里。在夜里打仗真是糟透了。那些外国佬突然蜂拥而至，怎么杀都杀不完。其余的时间里也一直交火不断。敌军随时有可能渡过河来。我们恨透了空军。我们损失惨重。现在我的兵力还不到8月31日这次战斗开始前的40％。连里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已经阵亡……我们不顾一切地拼死一战，不只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一支正义之师，更是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愚蠢透顶。为了‘解放’韩国，在这场战争中毁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不仅是朝鲜人，还有我们。所有的朝鲜人都对我们恨之入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谁也不能相信。”

最后，弗里曼总结道：“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已经掉进一个美丽的陷阱。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应付这群疯狂的‘亚洲牧民’。好像整个部队都已经投入战斗，并且统统遭到痛击。我看不出能有什么办法跳出这个陷阱。我们甚至打不过这些东方疯子，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人命在这里分文不值。他们与我们不同，既不依靠武器装备，也不指望通讯设施。我越来越感到担心，我们让美军跳进这个无底洞，其实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这就是一个在连续几个星期里都没有好好合过眼的陆军指挥官的肺腑之言，就连他写信的纸也都因为下雨而发霉。

最后，弗里曼相信，他们在洛东江一役中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损失都是值得的。他们无比幸运地挺了过来。朝鲜人似乎不知道他们的防线其实很脆弱，因为敌军没有空中侦察机，没有人能够看到通往釜山的道路上，美军的防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根据第23团日志记载，第1营和第2营分别有50％的官兵伤亡。在这次战斗的前两周里，这两个营中所有步兵连的连长都牺牲了，据官方报告，有些连甚至更换了三至五次连长。弗里曼永远都不会忘记洛东江边那些可怕的日子，以及为了挽救整个团的命运，他不得不残酷地决定牺牲某些年轻士兵的生命。大约十七年后，当弗里曼上将在退役前准备前往本宁堡时，意外地发现前C连军士贝利·罗登虽两鬓斑白却仍在此地驻守。对于那些曾经与他在第23团出生入死的部下，弗里曼向来都十分亲密。好几次他都想要找到罗登，就是为了和他聊聊。现在是他退役的纪念日，弗里曼邀请罗登与自己一起前往本宁堡。当天还有另外一位少将参加了仪式，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一位四星将军和一位两星将军的中间，站着一位军士。过了一会儿，弗里曼转过身去，看着自己同僚说：“我想向你介绍你的一位指挥官，贝利·罗登军士。他是我的老伙计。作为一名军官，我做出过一生当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决定，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却活了下来。为了挽救整个团以及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部队，我不得不牺牲他的连队，好让我们赢得时间，重新集结起防御力量。是他们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时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也是一个极为残忍的决定，是我一生当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一次决定，他所在的连队几乎全军覆没。听好了，你得好好照顾他。”这又是一个令罗登与弗里曼终生难忘的时刻。[36]

为了挡住通向密阳的道路，第2工兵营的增援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到来都没能结束洛东江—釜山战役。仁川登陆后，敌军的攻势稍减，但即使在那时，一些朝鲜部队甚至毫不顾及自己的退路会被切断，仍然继续厮杀，这让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老兵回想起“二战”接近尾声时与日军作战的情形。朝鲜军队不慎落入美军精心铺设的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却继续抵抗了数日之久。“我们对610高地发起的进攻异常猛烈，”比勒回忆这次战役说，“这次战斗结束后，它应当改称609高地才对。”

沃克是首先感觉到洛东江战局变化的人之一。在9月初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常常担心洛东江防线会不会全线溃败，然后退往戴维逊防线的总部，三周前，麦克阿瑟将军担心第8集团军有可能会让洛东江防线失守，于是在这里建立一个指挥所。这里范围更小更窄，但比洛东江更容易把守，距离釜山也更近。9月4日夜，沃克让参谋长兰德拉姆准备传令，全线向戴维逊防线撤退。第二天，沃克让林奇载着自己飞往前线。凡是他们所到之地，当那里的美军士兵看到机身上油漆一新的三颗星时，都会热烈地发出欢呼声。他们的这一举动给沃克留下很深的印象，看来他手下的士气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沃克决定继续守住洛东江的防线。

朝鲜军队并没有溃败。但是由于此前进攻的失手，他们现在战线过长，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补给已经跟不上。在长达两个月的激战中，美军在装备、武器、大炮与空军方面的优势日渐明显，再加上美国不断往前线运送人力物力，这时朝鲜的精锐部队已成强弩之末。朝鲜三周之内直捣釜山的神话，与此前所谓韩国将会有20万人揭竿而起加入战斗的狂言一样都化为泡影。此时的朝鲜人不得不孤注一掷，寄希望于8月31日时天气能够突然转寒，但是这个希望也很快破灭。一开始很少人能够觉察到战局缓慢地发生逆转，朝鲜军队开始处于守势。突然之间，他们反而成了不得不坚守阵地的一方。

这一变化立刻使得杰克·墨菲中尉获益不少。才识过人的墨菲是西点军校l950届毕业生，毕业几个星期后就来到朝鲜半岛，那时他的蜜月才刚刚过了一半，就不得不接管第2师第9团的一个排。从一开始，他就卷入洛东江一战。在墨菲到达前线的第一个24小时内，他就遭遇了一场相当艰苦的战役，并因此获得银星勋章，他排里的军士罗伦·考夫曼也因为表现英勇荣获国会荣誉勋章。[37]

墨菲认为，洛东江战役是一场最为艰难激烈的拉锯战。对参加过此次战斗的人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次胜利，或者是一次失败，因为这里只可能发生这两种情形。当精疲力竭的双方遭遇时，最后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手中的刺刀。胜利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分明与重要，能够多活一天才是一切。攻打某一座山头的问题在于，早晚会有另外一个军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让你去攻打另外一座山头。也许这座山头本来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不加防守，就会让朝鲜人直逼釜山。直到1950年6月25日，釜山这个地方，除了本国人以外，仍然只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城，美军也一直不以为然，除非朝鲜人占领这座城市。

洛东江战役由大大小小上千次战斗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异常惨烈，仿佛就是这场大战的缩影。这次江湾之战，借用罗素的话来说，除了规模、范围与历史地位，包含著名的朝鲜战争所具备的一切主要特点。如果说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战斗缺乏宏大的规模，但是对参加过这些战斗的个人来讲，它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并且始终萦绕在他们的脑海中，永远残酷地冻结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我们拿下了124高地。”有些人在回到总部以后会看着地图这样说，然后在上面插上一枚大头针。就像其他计划取得成功时那样，他们会进行简短的祝贺，随后便会有军官找到这条路上另一个地段需要防守的山头，也许是202或者203高地，然后再次派更多士兵前去把守。

在从G连的排长升任F连连长后的大约两周时间里，墨菲一直守在前线。F连已经损失了所有的军官，这可不是一次墨菲所希望的调动。在这异常艰苦的两周里，墨菲逐渐爱上了连里的这些家伙：随着每一次战斗的打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无到有，又从有变得越来越深厚；好像他们是在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镇上的同一所医院，好像他们彼此早就是相交已久的知己，好像除了这些人，他们就再也没有别的朋友。墨菲毫无选择的余地，上级命令他接管F连，他就得接管F连。不知怎的，墨菲仿佛感觉到，联合国军方面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在他这个级别的在前线作战的军官是不可能事先知道即将展开的仁川登陆计划的，但是军中已经有人开始风言风语地说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在9月13日或者14日，墨菲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他返回洛东江边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占领距离江岸2英里远的大山。但是那里的敌军似乎早就严阵以待，每当他们试图靠近，迫击炮弹就会如同雨点般向他们砸来。此前在这里就发生过一次战斗，时任F连连长不幸殒命，这就是墨菲能在24岁就担任连长的原因。这次战斗出人意料地艰难，山势崎岖不平，到处都成了朝鲜士兵进行攻击的天然掩护场所。

战斗一开始，墨菲就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敌军的迫击炮轻而易举地就能将他们连撕成碎片。但是当他们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墨菲怀疑朝鲜士兵想要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走近了再一网打尽，然而他们开始往上爬的时候，敌军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最后他们终于毫发无损地来到山顶时，墨菲朝着刚才才上来的方向看去，才发现自己的人马有多么不堪一击；然后他又朝着另一个方向望去，这才明白为什么这里没有敌军。朝鲜军队已经从这里撤退，他们把重型机枪朝着另外一个方向一路拖下山去。墨菲本以为这会是他生平遇到的最艰难的一场硬仗，他们会在陡峭险峻的山地与火力强大的敌军拼死一战，这次小小的奇迹无异于人生的一份馈赠。[38]就在这时，墨菲接到上级的电话，要他立即返回指挥所，因为有大事发生。所谓的大事，他很快得知，就是仁川登陆。

朝鲜人民军开始溃败时就像一支旧式军队一样突然变得不知所措，而与法国人作战的越南人早已习惯与那些无论是空中力量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胜于自己的西方强敌进行较量。如果这次战斗换作是越南人，墨菲心想，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从对自己不利的战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在洛东江岸分成小股兵力，分头潜伏到附近的群山之中，到了夜晚再伺机行军。朝鲜人民军却始终沿着大路撤退，因此在刚开始的一两天里，给了美国空军一个自由射击区。墨菲率领F连赶到此地时，看到自己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悲惨景象：公路沿线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与烧焦的车辆。

[1] Roy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p.289.

[2] 作者对查尔斯·哈梅尔的采访。

[3] T. R. Ferenbach, This Kind of War, p. 138.

[4] Sei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p. 155.

[5] 托兰档案中对迈克·林奇的采访，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

[6] 迈克·林奇对克雷和琼安·布莱尔的采访，美国军队战争学院图书馆。

[7] Roy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p.335. 作者对莱顿·泰纳的采访。

[8] 作者对乔治·罗素的采访。

[9] 作者对乔·斯特莱克的采访。军士长哈罗德·格雷厄姆写给贝利·罗登的信，1951年6月29日。

[10] 作者对欧文·埃勒的采访。

[11] 作者对欧文·埃勒的采访。

[12] 作者对特里·麦克丹尼尔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