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 七十二岁
1月3日 晨，审阅周恩来一月二日报送的贺龙将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永远是我国国防建设的指针》。发言稿说：我们的国防是建立在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础上的。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任何敌人的进攻。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
同日 下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等十八人为副委员长；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讲话，他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我看，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干部贪污几十块的，百把块的，两百块的，只要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不依靠群众，几个月群众起不来，搞不开。我看方法要改。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1月4日 下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决议提出：一九六五年的主要任务是，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人选。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发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英雄气概，为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十七条”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在这里修改；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讲，做了以后再改。现在文件太多，太长，实在不得了。第二个十条[1]太长，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在人代大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上千元的只有四人。生产队长、支部书记，恐怕还是本地人好。公社以上干部回避本籍。地、县、社三级，不管好的、坏的，都来个调动。这对干部也是一个考验。我主张公社、县以上干部有些不干净的，可以到别地革命。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主要矛盾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2]，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十七条”）。
1月7日 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在今年二月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在薄一波谈到目前企业人多，今年要减一百五十万人，而且要有几种处理方法时，毛泽东说：减人措施很好，减下的人以不回农村为好，农村的劳动力现在也多嘛。我们还要办新的企业，而且减下来的人，多是技术工人，再回农村也不好。在薄一波说到调整任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以后是不是不要再戴这个调整帽子了，这样步子可以放快一些时，毛泽东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基本上不再是调整了。不能简单地从数量上看，过去数字有浮夸，只吹数量是不对的。在薄一波说到三线工作计划制订了谁来抓？六二年到六三年上了八九万人，上去了不知道干什么又下来了，找不到负责的人时，毛泽东说：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来。十五年来三条铁路[3]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成立经委、建委是我提议的。去年我说过，吕正操报告讲到的通电问题，该谁办？同意了，你就办，要统就统，不能又搞独立王国又统不起来，又自以为是又办不了。在薄一波谈到要狠抓技术革命时，毛泽东详细询问各地各部门工业技术发展情况，问到机械、冶金、化工、邮电，也问到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4]。对薄一波提出的技术革命要有个长期计划，打歼灭战，每个部、每个地方都要搞几条，抓起来就一抓到底的做法，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薄一波谈到要反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作风时，毛泽东说：董老[5]那一天提“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是尚书上的一句话，其实是汉朝人写的。干部任期长了不好，省、地、县三级应包括在内，中央的部也一样。在一个部、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搞得太久了，容易把它看成自己的，听不见反面的话了。
1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斯诺[6]，乔冠华、龚澎在座。毛泽东就斯诺提出的核战争、中美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国内问题等谈了意见。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关于是否说过如果发生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的话，毛泽东说：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任何东西都可以毁灭，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当斯诺问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毛泽东说：不能。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有没有希望时，毛泽东说：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中美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关于南越的发展前途，毛泽东说：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美国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判，美国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判；或者根本不谈判，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判了美军还不走，像在朝鲜那样。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不满意，这项工作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当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时，毛泽东说：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了。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在谈到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时，毛泽东说：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毛泽东说：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走了，去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我没有办法，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斯诺问《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吗？毛泽东说：就是。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斯诺问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毛泽东说：先后不久。不是一九三八年写的，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1月1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邀程潜、章士钊、周世钊、王季范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便餐小叙。谈到彭庆[7]一生以教书为业，现退职，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我有稿费。
同日 阅田家英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一月八日讨论第二个十条[8]的书面意见。总的意见是大都倾向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第二个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第二个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毛泽东阅后向刘少奇推荐：“此件可以看一下。”
1月12日 阅徐寅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国乒乓球女队的讲话纪要[9]和贺龙十月十日对徐寅生讲话纪要的批语[10]，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同日 致信周世钊：“寄上三千元，请你酌处。他们两人或者不要送得太多，或者要送此数。如果不要送得太多，剩下来的即存你处，有人要，由你酌送。”
1月13日 阅马建猷[11]一月三日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给有关领导反映了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1月14日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现在的社教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12]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3]，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群众对我们有很多批评。看来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烦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马克思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1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贯彻执行林彪对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通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14]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事项。
1月17日 阅薄一波送阅的《对外经援动态》刊载的《援外设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一文。薄一波在附信中说：我国援外设备同国际水平比是很落后的，这是由于我国工业装备是很落后的，必须认识这一问题，必须坚决地采取措施，在今后设备更新和技术革命上狠下功夫。毛泽东批示：“送陈伯达同志阅。退薄一波同志。”
1月20日 阅彭真本日关于当前社教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信。晚上，就这些问题同彭真谈话。毛泽东提出，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
1月21日 阅李富春一月六日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批示：“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15]（由秋里自选五、六、七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报告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上午，李富春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邀集各中央局和直辖市市委的负责人座谈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李富春传达了主席、少奇同志最近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同时对计委过去工作的主要错误和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并对计划如何革命的问题讲了一些意见。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计划工作的革命要走群众路线，鼓励大家创造经验。关于中央和地方在经济、计划工作上的分工，一般说来，中央只管投资、设备、材料的分配和规划方案的审批，各项计划的具体安排，由各中央局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
同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一月二十日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和为培训农村卫生人员的报告，批示：“同意照办。”稍后，在审阅卫生部党组一月十九日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时，在报告中“医疗队应该首先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县，配合运动，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句的“贫下中农”四个字后，加上“及一切病人”五个字。
1月23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对余秋里、谷牧说：以后国家的事情交给你们管，大事就靠你们了。我们这些人只能当当参谋、顾问，办事靠你们了。你们也不算小将，算中将了。看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敢想敢干时，毛泽东说：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在谈到“二十三条”时，毛泽东说：“二十三条”要出布告。对犯了错误改正了的也要团结使用，这样人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干部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一个也没有。我就没有缺点、错误？别人不讲，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没有的。错误性质有严重和不严重的。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要学徐寅生的文章。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当余秋里汇报到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当余秋里汇报到许多规章制度都要改革时，毛泽东说：“工业七十条”没有改，一直没改过，没有人抓总。农业的改过多少次了，开始是“十二条”，以后是“六十条”，修正了的“六十条”。各行各业都要总结经验。当刘少奇提出工业恐怕有必要分行业搞，比如水运、公路、铁路就不一样时，毛泽东说：上半年搞出个初稿，分行业搞，各行各业都搞，下半年再定。当余秋里汇报到一九五八年那股干劲很可贵时，毛泽东说：干劲很足，浮夸不少！当余秋里汇报到今年钢可搞到一千一百万吨时，毛泽东说：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四川那个地方就没有石油？计划一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与沿海关系时，毛泽东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当余秋里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毛泽东说：是的。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铁路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西南一定要搞个汽车厂。
1月24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当余秋里汇报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时，毛泽东说：不一定都正确，要有分析，要一分为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十五年来，正确的总是主要的，没有搞修正主义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说正确吗？哪能都怪计委？不能都怪计委。犯点错误也有好处，取得经验，有免疫性。高征购，瞎指挥，一千七百项，都是不正确的。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一定能搞好时，毛泽东说：也是两个可能，一个好，一个不好。困难要估计到，问题会出一些。当余秋里汇报到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时，毛泽东说：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是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关于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当余秋里汇报到一九五八年技术革新搞出很多好东西时，毛泽东说：五八年的技术革命，搞出很多好东西，也搞出很多坏东西。当余秋里汇报到经济建设要配套时，毛泽东说：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是要抓成套，比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计委、军委、外交、公安、各口、各部也要成套。党政军民如果能成套地抓，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当余秋里汇报到工业建设上要注意综合利用时，毛泽东说：是啊！单打一总是不成。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过去综合利用规划不好的，现在要治病，治病救人也好嘛！毛泽东说：现在打经济仗，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上是应当如此做。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各省的三线建设要注意搞。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军队的同志就放心了。毛泽东还提出北京及各大城市要挖防空洞和地道的问题。对余秋里的汇报，毛泽东表示赞成。
1月29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谈古巴代表团来访问题，周恩来谈柯西金访越路过北京的问题。
1月30日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用的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上批示：“杨成武、雷英夫同志：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二月四日，杨成武、雷英夫向毛泽东报告：已组成一个研究起草小组，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由于这件事工作量较大，缺乏经验，时间可能稍长一点，我们争取三个月左右将第一篇稿子送呈主席审阅。五日，毛泽东批示：“很好。如三个月完成觉得勉强，可以推迟时间，但不要超过六个月。”
1月31日 阅康生关于发表赵朴初写的散曲《某公三哭》[16]的报告，批示：“很好。同意明天见报。”
1月下旬 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经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二二三次办公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1月 阅李富春报送的国家计委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鄂西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十二月三十一日，李富春在简报上批注意见：“从鄂西铁矿的情况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都要开发，但究竟以何者为先、为快，很值得研究。现已要冶金部积极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再作全面比较。”罗瑞卿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在简报上批注意见：“如果两者能同时并举固好，但如有困难，必须先搞攀枝花。同时并举如需要分次序，也应把攀枝花放在首位。这是大的战略问题，不能再变了，也不要再受别的影响推迟了。”一月七日，周恩来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开发鄂西铁矿应与豫西铁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连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或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总理意见。”
2月2日 阅余秋里一月三十一日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初步议定的步骤给周恩来的报告。报告说：应从准备应付战争，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的考虑出发，各部门结合各自的现有基础，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的奋斗目标、战略布局、战役重点、主攻方向、重大技术政策等方面提出看法与做法。总之，要做到计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有科学根据。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恩来同志，照此办理。”
2月3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17]准备回国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批示：“总理：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8]
2月4日 阅杨勇、万里、武竞天[19]一月十五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的有关问题给彭真、李富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2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上，周恩来会见去越南访问途经北京的柯西金。
2月7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8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2月10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杨明轩、阿沛·阿旺晋美[20]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各界一百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声讨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侵略。彭真主持集会并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城乡的罪行，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全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一切战线上加紧努力、加强准备，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2月11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访问越南后途经北京回国的柯西金和由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康生、罗瑞卿、刘晓、杨成武在座。会见中，谈到公开论战问题、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毛泽东说：召开会议现在时机不成熟，问题没有展开争论，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我建议你们要取消从前对付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这样一句话就完了。你们要我们参加什么会，你们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公开信，去年二月的那个报告、那个决议[21]。只要说这些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末我们就合拢了。
2月13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电报说：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悍然走上武装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进一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冒险道路，轰炸越南人民的美国强盗头子大叫扩大战争。大敌当前，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坚决支援日本人民和德意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西德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援古巴人民和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坚决支援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日 阅赵尔陆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三线建设动力问题的报告。报告对三线电站建设提出下列意见：一、贯彻执行“小而分”的方针，以星星点点地建设中小型水电站和火电站为主。二、原则上有水搞水电，有煤搞火电，两者都有就采取水电、火电同时并举，但应以发展水电为主。三、水电站的建设，采取低水坝、小库容，省投资，早见效，梯级开发，综合利用，对上游不淹田、不移民，对下游无危害的建设方针。四、火电站的建设，在煤矿附近有一定水源的情况下，采取小规模、多布点、电站靠近煤矿的建设方针。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我看了两次，觉得很重要，似可发给小计委及有关各部委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研究，总结过去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以利今后建设。”
同日 中共中央鉴于在工业、交通企业发现有些单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过程中，班组长（包括一部分小的工段长）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很紧张的情况，决定下发关于正确处理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关系问题的通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照发。”并在通知中加写：“团结大多数（包括车间级、工厂级及其以上）干部，只整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人。”
同日 在苏联波波夫著的《近代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出版）一书封面上批示田家英：“此书印成大字本一万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2月14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拟在明日发表的观察家评论稿《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的讲话》。评论稿说：对于联合国的现状，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不满意的。联合国只听美国的号令，根本不把其他的会员国放在眼里。法国总统戴高乐二月四日批评联合国的讲话表明，即使在北大西洋集团内部，也有人认为联合国作为美国家天下的局面应该结束了。现在，从东方到西方，要求彻底改组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方案已经提了出来，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要求结束美国把持和操纵联合国的局面。毛泽东批示：“写得很好，照此发表。”这篇评论二月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搞建设时没有经验，现在才算摸到一点经验。非洲国家独立后遇到的问题和我们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搞农业、石油、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要学会做买卖。毛泽东说：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
2月21日 上午，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周恩来、余秋里、谷牧参加。当周恩来谈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准备在书记处会议讨论后及早成立时，毛泽东说：成立建委、经委是我主张的。把建委取消了，我根本不知道，取消了连个消息也不通知我一声。当然，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22]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我说不要搞三千万吨[23]，二千万吨有没有？我还同大区、省委开了个会，商量了一下，他们都主张二千二百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号，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当薄一波汇报会议开得不错时，毛泽东说：这些东西[24]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提出搞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你们过去不是也有奋斗目标吗？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当薄一波汇报到会议总结了去年工作，怎样政治挂帅，如何紧紧跟上主席的思想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一九五九年四月我给各支部写了封信，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不要管上边的那一套，你们增产多少，就说增产多少，如果因此说我是右倾，我就很高兴。当薄一波汇报到工业支援农业有个问题，工农业产品价差大，农村市场不活跃，农村用不起拖拉机等时，毛泽东说：马上降低拖拉机的使用费用，每亩降到一元以下，马上降到一元以下。当薄一波汇报到要搞好一线省份的三线建设时，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有工厂，而且要搞轻工业、储备等。这样，地区建设起来，打仗就不怕了。小钢厂有无用处？（周恩来：估计小三线要搞些小洋群，不搞小土群。）要搞些五万吨规模的钢厂，搞他十个二十个，这种小钢铁厂恐怕是有用的。当薄一波汇报到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决定去年未发，主要矛盾是条块关系，直属企业党的工作是归部还是归省市领导时，毛泽东说：你政治部是党的工作机关，是在党委领导下嘛！是党委领导下的政治部，过去总政管下边军区党委，部为什么不可以管直属企业？重要的直属企业应算是我们的野战军，是主力，不是地方军，地方不能乱插手。
2月22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接见出席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毛泽东说：四个第一[25]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2月25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二月十六日关于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对出版蒋介石的言论重新作了安排，拟编辑出版全集，目的主要是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面资料。书名拟定为《蒋介石言论集》，计划在今年年底出齐。各集拟印五千册，控制发行，主要发给有关领导机关和研究工作者。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
同日 审阅康生二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批示：“已阅。同意照办。”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第一、二集，编入了赫鲁晓夫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五三年期间的言论。从现在起，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把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以后，直到他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期间的公开言论，全部全文陆续予以出版。按照现在分集出版的办法，将达三十册之多。[26]
2月28日 阅薄一波二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刘彬（当时在鞍钢蹲点）二月二十三日关于鞍钢情况给薄一波的报告[27]。刘彬的报告说：现在，鞍钢的形势很好，干部、职工都急于要搞生产新高潮。对今年的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有五项：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全面完成。二、以搞好品种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组织生产新高潮。今年继续抓住生产为使用服务这一基本思想。三、在基本建设工作上，一是基本完成鞍钢厂内填平补齐的骨干工程，二是完成设备大修的大会战。四、大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逐步实现企业管理革命化。五、政治工作以继续抓思想、抓积极因素、抓作风为主，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批示：“已阅，退薄一波同志。此件写得很好，比王鹤寿同志过去写的报告，大有进步。”
3月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全世界各国要革命的，都要反对颠覆活动，包括我们在内，也有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保证内部稳定。你只要团结好人民，使人民团结在你的领导下，那就什么也不怕了。如果内部发生问题，你就要注意了。苏联就是内部发生问题，赫鲁晓夫下台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搞颠覆活动，而是俄国人自己把他搞下台的。在谈到中巴两国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互相照顾彼此的利益。你们没有损害我们的企图，我们也没有损害你们的企图。阿尤布·汗说：我们需要和平，需要友谊。毛泽东说：中国也是。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副部长徐驰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工作进行情况给薄一波的报告。报告说：二月九日开会决定成立攀枝花指挥部。攀钢的建设进度可能提前一到两年的时间，一九六九年第一座高炉投产也是可能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同日 在《后汉书》封面上批示：“送陈毅同志阅。”在封面上写明要陈毅阅看以下列传：陈实传、黄琼传、李固传。在封面上还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同日 阅林彪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二月二十三日关于举办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28]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林总的指示举办的这个展览，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正式展出，到今年二月十八日止，共接待观众三十一万二千八百多人。广大观众热情称赞这个展览会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生动课堂。毛泽东批示：“已看过。退林彪同志。”
3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这篇文章针对的是苏共中央三月一日至五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名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会议和三月十日发表的会晤公报。会前，毛泽东审改了这篇文章，将标题中的“小会”改为“会议”，并加写了一些内容。在文章说这次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之后，毛泽东加写：“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维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者。”
3月14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中央主席威廉斯和夫人，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就《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有个大缺点，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人写得不突出。一个大问题没有讲，这就是要团结苏联人民，苏联的党员和干部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绝大多数人，这是战略问题。请帮助我们把这篇文章搞好一下。
同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3月16日 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3月17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邓小平、彭真、康生等讨论《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指出文章的基调不改，过激的刺目的词句改一下。十八日晨四时，写信给邓小平、彭真、康生：“今天，你们如能留一天，我还想同你们谈一次。请酌定。”“再请韩先楚、陈再道[29]两同志留两天，十九日谈一次，二十日飞京，不知是否可能？请韩、陈二同志酌定。”十八日当天，同邓、彭、康再谈《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提出文章的题目要改得醒目一些。整篇文章很长，每节应加小标题，也要醒目一些。经过讨论，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文章的四个部分，都加了小标题：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三、回答几个问题；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3月19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泼斯坦等，就准备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他们的意见，王任重、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文件要不要搞？第二个问题是文件的内容和提法尖锐一些好呢，还是温和一点好？或者就像现在这样？苏联这次开会有十九个国家去，会上也是又讲革命，又讲团结。我们的文章如果发表了，人们是不是会这样看：莫斯科开了一个会，讲的是团结、革命、反帝，可是中国人说这些都是假的。不是团结，是分裂；不是革命，是出卖；反帝是假的，联合帝国主义才是真的。这岂不过分了吗？毛泽东说：苏共新领导为什么一定要召开这次会议呢？他们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反对；征求了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国党的意见，大家也反对。可是他们还是要开会。也许他们认为，大概既讲反帝，又讲革命，又讲团结，因此就能够把我们这些人骗去，至少也能封住我们的嘴巴，再不就是想使人同情他们。这篇文章改了一些地方，例如说他们是叛徒，同美国完全一样这种话。他们同美国总归还是有点差别的。爱德乐说：这篇文章还可多讲一些团结，把团结口号拿到我们手中。还有这篇文章的主要对象是谁？如果是以世界革命运动为主要对象的话，那就可以更多地强调一下分裂同团结的斗争，更多地强调一下亚、非、拉美革命力量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两个想法值得注意。团结大多数，包括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的大多数，这个问题原来写得不突出，后来补充了。请赵毅敏同志回去同写文章的同志讨论一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在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发表。
3月20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发出唁电，哀悼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去世。二十五日，毛泽东等致电祝贺齐奥塞斯库当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月21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祝贺苏联“上升二号”宇宙飞船成功飞行和顺利着陆。
3月22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周恩来汇报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谢富治、杨成武、王任重等参加。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常委对于东南亚形势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和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派人来中国的用意的分析。他说：要打就早点打，趁我们还活着打完这一仗。周恩来汇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有三件事须请主席决定：一、越南如果提出要我派高炮部队入越作战，我们准备派高炮师、铁道师、雷达团等入越作战；二、越南飞机在作战中如机场被炸，要求向我境转场，我拟同意并派机掩护；三、越方要求我空军进行安东式支援时，我是否支援？毛泽东说：恐怕都要答应。我们发了那么多声明，什么不能置之不理呀，什么打了越南就是打了中国呀，结果敌人一来，我们溜了那还行，不能见死不救。毛泽东还表示同意关于工业生产（包括小三线）的安排，并说安排时要准备今年就打。他同意过些时候，我们国内要做个动员。这样，对敌人是个示威，对越南是个支援，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是个推动。可先在内部搞。还同意四月十日开作战会议，并指示要好好抓一下，要准备今年、明年、后年打仗。
3月23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毛泽东询问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后指出：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它只占第二位。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成功。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问题只是时间。
3月2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张体学、胡愈之[30]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经验，指出打仗的办法就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谈到客人将去上海、杭州时说：去看看，去宣传宣传，中国人不大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你去向他们讲讲。我们给你登报纸，给你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广播，使中国人民知道你们的事情。
3月27日 阅张干三月十一日来信。信中说他们夫妇年老多病，身边无人照顾，要求将其幼子和侄儿调来身边工作。毛泽东批示徐冰：“此人八十几了，是我的校长。他现要求他的两个子、侄，调到长沙工作，是否可行，请你酌定。”
3月 周荣鑫请汪东兴向廖承志、章汉夫、高登榜[31]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主要有：第一，宴会规格不要太高，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听说外国人的宴请就比较简单，我们应当研究借鉴。第二，会见和宴请外宾，陪同人员不要太多。人少坐得靠拢，谈话方便。第三，送的礼品不要太多。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要送既有民族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要自然大方，但不能大手大脚、耍大少爷作风。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第四，外国人送的礼品应交公。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归个人所有。送给我的礼品做如下处理：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没有展览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钱交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品尝。
4月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六国情况的汇报，和陈毅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三国情况的汇报。
4月9日 上午，杨成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报告四月八、九两日美国飞机侵入我国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赞同坚决打击入侵的美机。中午，毛泽东指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4月11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和夫人一行，陈毅、张体学等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在开始时，我们是没有经验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过。现在搞了十五年了，可以总结一些经验。讲成绩，有一些，不大，我们犯了不少错误，取得了不少教训。改正错误在于总结经验，这就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有时需要好几年。总结经验，有时候快一点，但当不觉悟的时候就得好几年才发现错误。我们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国也许向我们挑衅，我们正作准备。它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有这么多基地在我们周围，台湾、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南越、泰国，都是美国的基地，马来西亚、新加坡是英国的基地，是对付中国的，也对付印尼。现在国际局势的中心在这边。历史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败的。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被打败了，在朝鲜被打败了，在越南也要被打败。我们有几句话，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打破，总有矛盾可以利用。
4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稿。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指示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国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4月21日 在武汉接见出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32]的同志并讲话。毛泽东说：湘潭一个县的编制有八百九十八人，只剩下几十人就行了，不是减少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问题。提拔年轻的本地干部当第一书记、县长行不行？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湖南开得最早，现在只有湖北省一个省响应。要划部分中农到下中农，使贫下中农能占到百分之七十。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党内也有左、中、右。切记不要相信领导者坏了党就垮了。党总是一分为二的，不然为什么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谈到国防和军事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美国人装腔作势要打仗，我看是帮我们的忙。它这样搞，我们就认真准备，早来也可，晚来也可，不来也可。每年花六亿多搞小三线，有好处。打仗没有什么巧，什么军事学？就是四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不打，便是机会主义；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个打，一个走，简单明了。有人说，打仗好复杂，没那回事。要修点工事，顶一下，使后方有所准备，让敌人进来，他陷得越深越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民兵要好好整顿一下，第一要组织，第二讲政治，第三是军事。民兵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部跟敌人的。就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然就要失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四句话，是列宁的意思，我概括的。
4月22日 同林彪谈话。林彪汇报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二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同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阅罗瑞卿关于根据中越两方领导商定的方针，拟派三支工程部队去越南帮助在东北群岛设防，修建、维修铁路和修建机场的报告，批示：“已阅，照办。”
4月28日、29日 连续两个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有关作战计划和改变军队帽徽、领章问题的汇报，董必武、王任重参加。毛泽东指出：现在你们设想的三线，实际上都是第一线，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堆他百把个就解决了问题。当然，修工事、堆山也可能像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一样无用。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三道防线，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总之，要打歼灭战，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它，得放它进来。顶是争取时间，争取半年、一年，就放它进来，诱敌深入，然后消灭它。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我看，福建、浙江它不敢轻易来，海南岛也不敢来，越南也不会去，他知道他那几个兵一上来就完了。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它冒险，也准备美国打原子弹。在杨成武汇报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毛泽东当即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他还同意今年五月进行第二次原子弹试验。
4月29日 阅北京市四月十七日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材料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彭真建议对这批托拉斯的试办经验加以总结，再考虑建立第二批。毛泽东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
同日 阅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的摘报。摘报反映：一九六四年全国棉花生产又获得大幅度的增产，预计可收购三千一百万担，超过了一九五七年二千七百万担的水平。由于棉花收购增多，供应上比较主动。毛泽东批示江青：“此件可阅。形势大好。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武昌前往长沙。
5月11日 收到周恩来报告。报告说：北京昨日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我们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现将声明稿全文电告，请予批示。毛泽东批示：“请徐秘书用电话告总理，同意发表这个声明。”
5月12日 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说：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33]政府派出了三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
5月16日 在长沙会见在中国休假的胡志明，陶铸在座。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胡志明提出请中国帮助修建六条公路，都是从中国边界通到越南后方地区，然后通到前线去的。毛泽东说：服从胡主席的命令，我们来包，不成问题。胡志明说：以前抗法战争时期，我们在山区，但和平恢复后就回到平原，产生了和平主义思想。毛泽东说：我们也犯了这样的错误，现在才开始纠正。
5月21日 乘汽车离开长沙，由张平化、汪东兴等陪同前往井冈山。当天晚上到达茶陵，下榻中共茶陵县委办公室，夜读《茶陵州志》。
5月22日 上午，同茶陵县负责人合影，并为茶陵大桥题名。随即，乘车去井冈山。中午到达江西永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迎接。午饭后，毛泽东同永新县负责人合影。下午四时到达井冈山的茅坪。傍晚到达黄洋界，快步走向山顶，环视周围的山峰。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前同张平化等合影。后到达茨坪，住井冈山宾馆。
5月25日 同刘俊秀、王卓超、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当得知井冈山修起了水电站和四条公路，办起了工厂、学校，农民住上了新瓦房时，说：今天的井冈山比起三十八年前大不相同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同日 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五月十九日接见中共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所作指示的纪要。纪要提出：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但战略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先搞临时来不及准备的，就是加快尖端技术，搞大小三线。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兵种，要特别重视民兵、小三线和地方部队。民兵是最可靠的兵员。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国家经济问题，照顾到地方生产、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兵要少一些，挤出钱来多搞武器、兵工厂、飞机、军舰、大炮、导弹、原子弹。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海军、空军、导弹、坦克、大炮，凡是临时来不及搞的现在就搞，来得及的，现在就不搞。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搞好三种准备，即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在武汉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
5月26日 在茨坪散步，向陪同的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了解井冈山的建设情况。晚上，同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这次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还想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是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几十年来经常有人闹乱子，最大的闹乱子是张国焘[34]。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
5月28日 上午，在茨坪散步。下午，向汪东兴提出明天在离开井冈山前，要分批接见井冈山的革命老同志、党政负责人、工人农民、宾馆服务人员、警卫、医务人员等，以及湖南来的护送上山的同志，让他作具体安排。毛泽东说：这些同志辛苦了，我乐意见见他们，同他们合影。二十九日下午，按事先的安排分批接见并合影。随后，乘汽车下山。当晚到达吉安，住中共吉安地委招待所。
5月30日 下午，接见中共吉安地委、市委负责人。随后，乘汽车经峡江、分宜抵达樟树机场旁专列停放处。当晚住在专列上。
5月 作词《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6月1日 乘专列到达杭州，住汪庄。
6月2日 阅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五月三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其中《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认为，约翰逊政府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毛泽东批示：“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35]了。”
6月9日 在杭州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和夫人，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退出联合国就更加自由了。至于我们，现在他们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我们现在也不进去。要进去，必须由联合国声明取消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另作一个美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希望你们好好搞，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成长起来，逐步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搞些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石油工业你们已经有了，还要发展农业，粮食不要靠进口，不要从美国进口粮食。毛泽东说：如果美国人一步一步地向越南北方扩大侵略，打到河内，只要越南政府要求我们去，那我们是要参加的。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境内来，我们就有理由了，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实际上打起来他们一定会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苏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打出个印度尼西亚和几个民族主义国家；如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没有了。
同日 听取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当汇报到依靠群众专政，矛盾不上交时，毛泽东说：对矛盾不上交的认识得有一个过程，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让他们懂得：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要放在本地，因为老百姓熟悉了解他们，便于监督改造。不要一发现反革命分子就统统逮捕起来，杀掉他们，这样会引起他们的子女同我们对立，同时也涉及到他们的劳动力和生活问题。汇报到整顿公安队伍时，毛泽东说：队伍不仅要整顿好，还要培养新生力量。
6月11日 在杭州汪庄接见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成员，江华、叶飞、刘培善、贾久民、伍洪祥[36]、方志纯、唐亮[37]、谭启龙、魏文伯、陈丕显、陈光[38]、李葆华和陈伯达等参加。毛泽东说：韩先楚对我帮助很大，他在江西上高县作了调查，说县、省一级人太多。江苏以前说省级机构减到三千五百人，要那么多做什么，五百人即可。省委、县委顶事的就那么几个人，每个人带个秘书就够了。我想要彻底把这个问题搞一下。当魏文伯汇报一九六四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亿斤，今年农业生产计划下面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农业生产计划不要层层加码，慢慢搞上去，越性急越搞不好。当魏文伯汇报一九七○年可以达到一千五百亿斤时，毛泽东说：这个差不多。每年增产八十亿斤靠得住吗？增产是否可以那么快？你要打上水旱灾害。当江华汇报今年讲过革命化春节，没有人买肉时，毛泽东说：要生产，也要消费。讲节约，结果猪肉没人吃，花布无人穿，东西卖不出去，节约节得先念不好过。猪肉有人要，农民才会养猪。物价是一个问题，贵得没有道理，货物多就要卖便宜些，薄利多销这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总是行不通。当魏文伯汇报华东地区的社教运动准备一九六八年搞完时，毛泽东说：不要马马虎虎。一九六八年春万一搞不完，留点尾巴也可以。人总是大多数可以教育过来的，不要搞得很苦。你们是严还是宽？不严不成，太严也不成，要宽严结合。主要是教育，不是整人，对贫下中农可以说清楚。毛泽东还说：江苏省委要下面讲省委的缺点，很好。你们（问陈光）社教运动有主动权了吗？你们要下面都向省委提意见就有主动权。也不要老检查。检查要有分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弄得一无是处也不好，一不是反革命，二为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检查三年一次就行了。毛泽东谈到某些干部的缺点时说：不要有什么山头，不要有宗派主义，不管南北中外，包括犯错误的，只要能改，就要团结，这样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我们不是要团结外国人吗？首先要团结我们自己。谈到文艺工作时，毛泽东说：文艺座谈会我讲了话，放了空炮，以后二十几年没有整个抓文艺战线，结果长期以来照样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尽是那一套，劳动人民只是打武场、跑龙套。现在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人，才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没有演戏的、画画的，医生也很少。成分还是要看的，但不要唯成分论，看表现，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就可以了。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写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批示：“康生、冷西同志：此文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这篇文章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七期发表。
6月13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胡志明，董必武、江华在座。谈到越南问题时，毛泽东说：总之，我们是有准备的，美国要怎样打，我们就怎样打。约翰逊这个人不高明，不对头，不合逻辑，没个准。当胡志明谈到他上个月离开长沙后去了很多地方，参观了孔子的家乡曲阜时，毛泽东说：孔子的家乡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四十多年前，一次是解放后。孔子自己就乱杀人。他当了首相才七天，就杀了他的反对派少正卯。少正卯只是爱说话，会说话些，他把孔子的学生争取过去了。孔子杀他，是为了抢学生。这件事后来被荀子揭发出来。荀子是唯物主义，孔子是唯心主义。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儒家的左派。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有些事，秦始皇的办法不对。他虽然只统治了十三年，但影响有几千年。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你什么时候感到需要休息，就到我们这里来，去什么地方都行。
6月15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本日由北京来杭州的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罗瑞卿开会，研究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6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召开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谷牧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江华出席。在汇报前，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把你们的文件都看了。我看你们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在余秋里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要发展农业，大体上解决吃穿用时，毛泽东说：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一百四十亿元），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工业靠学大庆。在余秋里谈到这次三五计划的方针中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有人认为这样是不是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违反了农轻重安排原则时，毛泽东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在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在余秋里说我们理解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长期的，在一定时期内要具体化，要有所侧重时，毛泽东说：对嘛！在余秋里谈到三五计划期间无论如何要把三线主要东西搞起来时，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也可以准备两手，一个是搞成，一个是搞不成。搞不成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余秋里说：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要根据各行各业的特点来布局。毛泽东说：对。毛泽东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强调指出：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39]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同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
6月20日 上午，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陈丕显、江青参加。谈话内容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怕批评，要有批评才能进步。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指周谷城——编者注），而是群众自发地来批评你。这次批评了你一下，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批评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该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区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形式逻辑，讲的就是形式，那就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法则嘛。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刘大杰向毛泽东提出文学史方面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韩愈的诗文有点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刘大杰问：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比如，梁武帝和范缜就是对立面：一个提倡佛教，一个反对宗教。在唐代唐宪宗的时候也有这种对立面，提倡宗教和反对宗教。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关于教育改革，毛泽东强调要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关于《辞海》，他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注解还过得去，关于现代的东西讲得要差一点，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条目讲得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
同日 中午，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时，在专列上听取江渭清等的工作汇报。当晚到达蚌埠。二十二日回到北京。
6月25日 听取林克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张八屯公社高镇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毛泽东首先问高镇大队的夏收情况，公社和县的情况，以及划阶级的情况等。当林克汇报到高镇大队划阶级时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时，毛泽东表示赞成，指出：争取团结多数是列宁的思想，后来我们根据列宁的思想概括了几句话，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当汇报到选举干部时，毛泽东问：干部选得怎么样，是否选了原来的干部？群众是否满意？他说：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一定大换班，要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