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六十六岁

4月1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1)谈话。晚上，同朱德(2)谈话，后同陈伯达、陈正人(3)谈话。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和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和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4月2日　上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举行，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刘少奇(4)主持。邓小平说：经过中央计委、经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最后核定今年钢的数字是一六五〇万吨。即使搞不到一八〇〇万吨，搞一六五〇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5)、朱德、陈云、林彪(6)、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会后，同胡乔木(7)等谈话。

同日　阅王任重(8)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9)等写的《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材料，写批语：“这几个文件(10)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到会者中，生产队干部二千五百人，生产小队干部五千六百人，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账派。会议期间，有一部分人来来往往，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生产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4月3日　阅谭震林(11)本日关于各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信，写批语：“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和谭震林的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12)、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13)、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14)出席。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同日　审阅邓小平起草的准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批示：“很好。即还小平同志。”这两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工作和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关于经济工作，说明要点指出，这次上海会议将一九五九年钢的计划指标确定为一八〇〇万吨(15)。根据钢和煤指标的变动，相应地变动了一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粮食、棉花，武昌会议已经公布的数字（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不变。粮食和棉花以外的其他一些农产品产量指标都有一些降低。关于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说明要点指出，中央政治局已经向全会提了一个方案，全会各小组进行了讨论，都表示同意这个名单。为国内外瞩目的，主要是几个主要工作岗位的人选问题。我们认为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16)同志为副主席，朱德同志为人大常委委员长，周恩来同志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政协主席，是比其他方案更为适当的方案。

同日　阅王任重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批语：“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在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矛盾初步解决之后，转到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上来了。因此，县委决定大力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具体做法是：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示算清账目的决心。要算五笔账，多劳多得账，成本账，超产奖励账，收入账，开支账。要三个兑现，超产奖励兑现，多劳多得兑现，拿群众的东西退赔兑现。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同日　阅王任重四月二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会议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对报告中的“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毛泽东的批语、批注和关于麻城万人大会情况的三次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4月4日　阅邓小平四月三日关于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各组讨论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的意见给毛泽东等的信，信中说：我的意见是“毛主席仍应作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批示：“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17)

同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批示田家英(18)：“要在今天改好，晚上印出，发给各省第一书记带回去。”毛泽东对修正稿作了一些修改。修正稿说：“也有少数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大队，或者相当于原高级社联社的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以几个小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做法，如果群众同意，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如果群众不同意，则不要这样做。总之，要按群众的迫切要求办事。”修正稿说：“上级规定增产技术措施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各地情况不同，使下面能够因地制宜。”毛泽东将句中的“也要”改为“必须”，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不管当地情况的区别，由上面强制规定的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是很危险的。”修正稿说：“要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公社部分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生产队部分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急是不行的。”毛泽东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改为“要许多时间”，并在这段话后加写：“这种改变，在经济上不能使任何一个生产队、生产小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修正稿说：“在将来，在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也要根据广大社员群众的自愿。”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在将来，在具备了物质条件可以把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改变为公社基本所有制的时候，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即社员群众的自愿。”在修正稿的第八个问题中提出计划指标、争取指标、包产指标，毛泽东批注：“三种指标不适宜，只要包产指标与争取指标(19)两种。”

同日　晚上，同田家英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修改问题。四月五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二十日，中央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中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经过修改，把原稿中的一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十八个问题。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六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比如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了他估计今年完不成计划，这种话应该听。前天我同乔木同志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顶回去了。这里有两个观点不正确。一个观点，不认识大会有时候就出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第二个观点，是个组织关系，乔木应该跟我反映，跟书记处别的同志谈一谈。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我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马鞍形将来还是有的，就是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有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毫无主动。武昌会议是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编者注），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后头大家定了两千万吨。（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缺乏当机立断，还是对形势观察不妥，断得不恰当，就是有一点武断。我也有武断，比如在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编者注），说一般不算账，这是人们向我建议，我也同意写上去了，这不是个武断？恰好相反，一般要算账。这种错误我们这些人是经常犯的，问题是要快一点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要改。（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位同志手里。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要反潮流，北戴河会议是高潮，武昌会议是中潮，北京会议(20)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没有能够改变。我那个时候有心改变，但是没有人跟我商量，也不听陈云的话。（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工业界的文件就是使人看不懂。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最近我们搞西藏问题公报，搞了三天，逐步深入，差不多把一切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这是让中国的共产党员，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全国人民了解这个情形，是以他们为对象来写这个问题的。原先那个稿子就不行，那个稿子不晓得以什么人为对象。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这里有一个实质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事物自己并不甚了解，自己并没有作到认真的分析，没有落实，没有注意读者的心理。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文章是口语。（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你们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我现在要求这个权力，不挂帅不行。解除封锁，与人通气，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地前进，注意个别人的反对意见，从北戴河会议到上海会议的这段时间的经验，文件问题，这些东西都要有这一条才能保证。重大问题的文件首先要在常委会讨论大纲。大的估计，整个形势，要先讨论，讨论清楚，然后你们再去作计划。（十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唐朝人的两句诗。(21)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十五）李锐(22)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十六）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你们的缺点我要批评，我的缺点你们也批评。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23)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注）看。你们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他想沿黄河、长江进行考察，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走走骑骑，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最后，他说：我这个讲话你们不要迷信，不对的就是不对的，对的就是对的，这要从实践中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这是观念形态。

同日　晚上，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7日　晨零时，同谭震林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的修改意见。

同日　就调查研究藏族情况，致信汪锋(24)：“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四月，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五三期至第二七五七期，分别登载了《青海藏区封建上层的特权》、《四川藏区基本情况》、《西藏的基本情况》、《西藏的农奴制度》、《甘肃藏区基本情况》等五篇报道。

同日　阅新华社四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刊载的印度新闻社记者从噶伦堡发出的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批示：“即送周总理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25)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26)一商。”第一篇报道说：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人举行秘密会议，要求住在当地的西藏人为即将到来的叛乱做好准备，对希望参加叛乱的人进行了登记。会后，一些西藏人回到西藏帮助准备叛乱。第二篇报道说：噶伦堡同情西藏叛乱的人中有一个人说，叛乱并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突然发动的。叛乱是有计划的，早在一九五一年就认真地开始了准备工作，成立了叛军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一些总部。所有的叛乱领袖不久以前都住在噶伦堡，有的现在还住在这里。《人民日报》四月二十三日以《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为题，转发了印度新闻社的第二篇报道。

同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昨日到达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吴冷西开会，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8日　阅外交部新闻司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刊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件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此件发表后，再将上月三十日至今日的动态加以分析，在报上发表。”这个材料，主要介绍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三月三十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和印度、美国、英国报刊对西藏局势的估计。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27)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情况的汇报。

4月9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开会，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

4月10日　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李友九(28)谈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十一日晚上，同胡乔木、田家英继续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4月12日　晨，从杭州到达上海。晚上，到达山东兖州，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29)谈话。

4月13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济南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的简单汇报，白如冰(30)参加。汇报后，由白如冰、郑松陪同，乘汽车到东郊公社大辛庄生产队看冬小麦生长情况。毛泽东看到葱绿茁壮的麦苗非常高兴，详细询问小麦地的深翻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以及今后的管理措施。在一片小麦试验田，当看到田边木牌上写着计划指标亩产一千斤时说：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他叮嘱郑松：到小麦收获时，你们要亲自组织一批干部收割和验收，仔细称一称，看一亩地究竟能产多少斤。当看到一片麦田的麦苗长得很密，说要合理密植，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搞好通风透光，防止倒伏。随手拔了一墩小麦，仔细观看小麦的分蘖、扎根情况，说：氮、磷、钾肥料要很好地配合使用，要掌握适时浇水。

4月14日　晨，从济南到达天津。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31)谈话。毛泽东说：整社四月下旬就搞，不要等到五月。春天来了，农民不安心。对作风极端恶劣、屡教不改的干部，要惩办；要撤换一批不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整社要搞三条。一、落实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主要应该是生产队。二、彻底算账，先算公社同生产队的，后算生产队同生产小队的。三、包产，根本不管指标不指标，就是按去年的实际产量搞增产指标。包产以后，要使群众有产可超，这样他的积极性就大了。让群众有产可超，要落实。公社党委和公社各级领导机构，都要选举，都搞委员会。公社选举时要把生产队有经验的干部选上，公社决定大事情，一定叫生产队长、小队长参加，否则就是冒险。现在人们胆子太大了，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也不听上级的，就是他一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公社干部认为权力下放是资本主义，集中到自己手里就是共产主义了，这是年轻的表现，是没有经验的表现。下边的话不能完全听，听了要上当的。我在一个地方找五级的干部谈话，就是公社书记一个人在那里讲，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就不敢讲。一定要上下夹攻，要小队干部占多数，基层干部占压倒优势，以后省里开会一定要注意这样办。今年一月在北京开会时，中央的占优势，省市委没占优势，计划没有改变，没有解决问题。上海会议你们占了多数，第一天报告计划还说没问题，第二天就给攻垮了。

同日　下午六时十分，从天津回北京途中，在武清县杨村豆张庄下车，看火箭人民公社小麦生长情况。晚八时十分到达北京。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西藏问题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32)、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33)、谭震林、黄克诚(34)、胡乔木、徐冰(35)、田家英出席。

4月15日　上午八时，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后，致信周恩来：“《政府报告》已经基本上修改好，已照你的意见立刻付印，上午印好，下午请你立即分发国务院会议成员们阅读，明十六日上午可阅完，请他们签注修改意见。明十六日下午，请你召集国务院会议当面征集意见，晚上即交田家英（不交乔木，他有别事）开夜工修改，十六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与田家英核对一次，十七日上午交你最后审定付印，十八日下午即可向大会作报告。以上特告。”十六日上午七时，对《政府工作报告》稿再次作修改后，批示田家英：“第一页，第七页，第十二页，第二十五页，第三十七页、三十八页、三十九页、四十页，第五十页，都有一些修改，请注意。”

同日　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家领导人员，全国政协、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共一百零六人。会议就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成员交换意见，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郭老(36)，你那个论曹操闯祸了。你这个人发难，替曹操讲话。这样吵一吵好，这个曹操是值得论一下。生动一点好，何必那么死板呢？接着讲西藏问题，他说：你们（指班禅额尔德尼(37)等——编者注）西藏的事办得好。你们闷了多少年了。你们要改革，我们就不要改，跟你们总是不对头。阿沛(38)也要改，你们两位都要改，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政策什么六年不改革，坚决反对。现在你们胜利了，我们失败了。反革命闹事，越闹越好。不因此一闹，你们这个改革就改不成。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就用赎买政策。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39)，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40)。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毛泽东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毛泽东说：这几个文件请你们看一下。第一，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还有政协的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候选人的提名方案。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议事日程。第三，两个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候选人提名名单。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八届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41)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其他国务院的组成，人大常委会的组成，政协的组成，旧的大体不变，增加了一些人，这都是经过考虑的，也许有不妥当的，也许有想得不周到的，可以提意见，可以改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一个大团结的会议，是一个决定方针政策的会议。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什么有一些右派分子选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构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无右，就不完全。我说还是要，要为好。各民主党派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与社会的关系，各党派之间相互的关系，我看现在这个气候不是一九五七年那个气候了。我们不是一棍子打死人的办法，要留有余地。

同日　下午，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陈子平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是朋友，又是同志，又是好邻居。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不然我们怎能这样安宁地搞建设？你们的功劳大。当陈子平说半年来越南学习中国经验，搞了一些小型水利时，毛泽东说：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用，有些经验是不好的，你们不要照办。学习是可以的，要分析，要选择。有些失败的经验，你们就要避免。你们要研究苏联的经验，也研究中国的经验和你们自己的经验，运用成功的，避免失败的。任何民族、任何党都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十个指头有长有短。不过共产党、劳动党总是长处占优势，缺点是第二位。

4月16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4月17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谷城(42)谈话，并共进午餐，陈伯达、康生、胡绳(43)参加。

同日　阅国务院秘书厅四月六日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九日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的统计表，批示：“总理：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同日　阅周小舟(44)四月十四日的报告，批示：“尚昆：此件请转各地方同志。”报告说：我们日内即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执行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条指示。会后即可分批召开县的六级干部会议。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完全应该依法严肃惩处，现已处理了少数分子。我们认为不必集中在一次会议上处理，而以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后随即处理比较适当。至于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在公社代表大会上应该尽量改选掉。

4月18日　下午三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4月19日　阅王鹤寿(45)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四月十七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批示：“工业界的新事。此件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以供参考。”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四月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长，司、局、厅长，厂长、矿长，车间主任，工段长五级干部一千四百人。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46)、杨尚昆、刘宁一(47)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同志。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语言——马列主义。你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还是破破烂烂的，还很落后。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一年地好起来。我们的人口很多，每天要吃，要穿，上一辈遗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少。我们的底子很薄，建设起来需要时间，需要朋友，需要大家帮忙。毛泽东说：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十八日，我们已经占领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同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48)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倒不是没有群众基础。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这是莫斯科宣言中的提法。我们认为这样的提法好。谈话后，邓小平和巴叶塔分别代表中共和意共签署两党会谈公报。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达赖喇嘛声明(49)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50)、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

4月20日　阅陶铸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批示：“尚昆：请以电话告陶铸，赞成他的意见。”报告说：原计划四月下旬在潮安县搞试点，五月底把公社代表大会开完开好。后接到主席在杭州的指示，省委决定进一步加快进度，已通知各地、县，要各县立即召开一个社的代表大会，省委在潮安搞的公社代表大会试点已提前进行，这就为全省全面铺开、分批召开公社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同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稿。毛泽东加写一段话：“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啊！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他要胡乔木、吴冷西对评论稿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就当场修改经他过目定稿。他提出这篇评论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评论。

4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同日　晚八时十五分，同李先念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先念、张闻天(51)出席。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四月十八日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值得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参考、仿行。”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报告说：江苏省的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各地都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小队为三包承担单位。群众对算账的要求很迫切，不仅要求算经济账，而且要求算干部作风账。看来，经济账必须算，思想作风账也势在必算。我们接到主席关于分批分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的指示以后，确定从四月下旬开始，各县、市分批分期召开公社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五月底以前全部开完。

同日　阅彭德怀四月十八日报送的陈赓(52)三月二十四日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排队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此件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以求实现。”报告说：据初步统计，在一九五九年需要安排试制、仿制的项目共达三百四十余项，相当于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其中仿制项目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八，自己设计项目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设计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重型装备，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4月22日　中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前，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彭德怀谈话。

4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间，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谈话。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目前钢铁生产问题。

4月24日　阅周恩来四月二十一日送阅的李先念四月二十日关于吕四洋渔场发生风暴事故的综合情况报告，批示：“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53)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报告说：在这次风暴事故发生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委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渔民情绪已逐渐稳定，生产情绪也有很大转变。预计到本月二十一日，出海渔船可占总船只的百分之七十。目前急需修船补网，所需物资，就地解决；不足部分，国务院五办、水产部协助解决。

同日　就调演豫剧《破洪州》，致信周恩来：“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54)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同日　为查找吴组缃(55)的一篇文章，批示林克(56)：“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我想看一看。”这个批示写在四月二十三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上，这一版登载了吴组缃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这一部分主要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总的倾向，把刘备和曹操处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不能表面地认为它只是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那是历史；作为文艺作品，它实质上还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跟统治势力的矛盾，反映了黑暗时代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在这里，文艺和历史必须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有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今天我们的历史学家要为曹操恢复名誉，但是把历史和文艺混为一谈，不承认文艺的特点，而以史家的成见来衡量文艺，这种嫌疑怕是不免。《关于〈三国演义〉》（一）、（二）分别载于四月九日和十五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五月十三日《北京晚报》又登载了《关于〈三国演义〉（四）》。

同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六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同章士钊(57)谈话，并会见沈尹默(58)。

4月25日　晨六时，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致信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评论(59)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60)。短评(61)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62)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毛泽东将这封信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毅阅看。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印度报业托拉斯关于尼赫鲁二十四日同达赖喇嘛会见前后的几次谈话的报道。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同日　中午，同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同林克谈西藏问题。毛泽东说：《老子》说“不为天下先”，《左传》说“退避三舍”，《礼记》讲“礼尚往来”，我们对西藏问题就是采取了这种政策。一九五六年，驻藏五万军队及工作人员撤回了三万。印度现在处境很尴尬，看看尼赫鲁何时“自起开笼放白鹇”(63)。

4月26日　上午和下午，先后两次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作家罗哈斯，楚图南(64)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过去是受苦的，现在开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自己办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朋友，全世界各国的朋友。朋友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长处。中国人口多，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还很不够，比不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的情况虽然不十分好，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罗哈斯说：我在大学教了十二年书，教文学理论和智利文学，我的学生读过译成英文和法文的毛泽东诗词并进行过讨论。毛泽东说：诗词，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我过去是小学教师，但没有继续教下去，因为政治局势不容许我教下去。现在回想起教书时的情况还很高兴。教员与诗人是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同日　阅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批示：“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报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目前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有些地区的粮、柴、钱都相当紧张，必须加强工作，彻底战胜春荒。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

4月2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出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投票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同潘伯鹰、周世钊、何炳麟(65)谈话。

4月28日　晨，审阅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初稿），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毛泽东将初稿第二页上的“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这句话，修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批注：“解散政府应放在讨平叛乱之后。”同日，又对彭真送审的决议修改稿，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作出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通过国务院组成人员等。

同日　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文中说：“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66)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地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叛乱前，我们只有两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两万多人。连前合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个电讯稿当时没有发表。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四月二十四日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综合报告，批示：“尚昆同志：（一）此件转发各地和各党组，如前示；（二）请送一份给尤金(67)同志转送赫鲁晓夫(68)同志看一看；（三）以上两项处理，请告刘、邓、周。”报告汇报了自拉萨平叛胜利和国务院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以来，拉萨、昌都地区各阶层的最近动态，说：在已平叛地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改革、生产、生活等问题；在尚未平叛的地区，最关心的则是平叛问题。宗教方面，喇嘛们普遍认为大势所趋，盼望早日安定下来。

4月29日　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上午九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彭(69)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70)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71)、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信》。五月二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篇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

同日　阅本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该报资料室编写的资料《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批示：“乔木同志：此件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资料包括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形式、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剥削、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三个方面的内容。四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国内资料组编写的资料《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

4月30日　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乌西迪克(72)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黄克诚、杨秀山(73)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了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斗争的情况。他说：你们在打仗，在思想上必须有应付一个困难时期的准备。帝国主义是要失败的。我们打过二十二年的仗，先后打过日本、打过蒋介石，后来又同美国打了两年多，只要精神上有充分准备，是可以取得胜利的。现在整个非洲的形势对你们是有利的。法国是大殖民国家，现在正处于瓦解过程中。我们确信只要你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下去，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一定取得最后胜利。

5月1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参加。这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四月十三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的公社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的报告，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批示：“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王绍飞的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干劲不大。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是：（一）公社化以来，开支很大，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三）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而基本生产力量是生产队，因而也影响着生产的积极性。

5月3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四日晨一时十五分，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74)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晚八时半至五日晨一时半，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一起修改这篇文章。五日晚上，再次同胡乔木谈《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修改问题。这篇文章五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4日　阅关于蒋介石等指示逃缅蒋军在中国边境扩大骚扰，以配合云南、西藏等地的叛乱活动的一则情报(75)，晨五时批示黄克诚：“（一）第三件情报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这则情报说，逃缅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二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谈会见外宾、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席，陈毅、杨尚昆列席。

5月6日　中午，和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国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访问的党政、工会、文化、妇女、教育、新闻等三十六个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也在座。在周恩来、陈毅先后发表谈话后，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他好呢，还是不怕他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你们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也感谢你们，好久未见，趁此机会见见。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习经济建设。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

同日　下午，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76)谈养猪和自留地等问题，并要廖鲁言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稿。后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贺龙(77)等在中南海西楼观看中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的表演比赛，并接见乒乓球、游泳、举重、田径等项目的部分优秀运动员。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农业的春播、夏收、夏种工作提出五条要求的指示稿，为指示稿拟题《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林、陈、小平阅，请尚昆于明七日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指示稿说：“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不超过”三字后加上“也不少于”四个字，并在这一句后加写：“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以上五条，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中共中央指示的五条内容主要是：一、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做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恢复自留地，对私人养猪要在饲料、劳动时间等方面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把群众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一个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5月7日　审阅修改廖鲁言遵照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拟题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批示：“即送刘、邓、周、朱、林阅，尚昆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三同志商定的。”毛泽东对指示稿中的一段话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又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指示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詹东·计晋美(78)及随行藏族官员，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乌兰夫、罗瑞卿、习仲勋、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刘格平(79)、汪锋、张经武(80)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索康、帕拉(81)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82)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毛泽东说：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83)一样，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84)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85)，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86)，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87)，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赤江(88)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89)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90)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5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广东省委、河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办。”指示说：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五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和转发的报告。

同日　致信周恩来、陈毅：“看此件(91)（见反面），知道松村谦三到了北京，不知是否即自由民主党反对派领袖之松村谦三，如是，值得注意和他切实谈一下，以求争取这一派。不知你们已知他来此目的、表现、要求和政治态度如何，或者你们还不知道。如有材料，请你们给我一份为盼。”

5月9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五月三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报告，起草中央发至县委的批语：“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将报告题目改为《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干部过三关的情况》，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边算账，边兑现，边整边改，同时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干部作风开始转变，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登门道歉。

5月10日　致信周世钊：“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92)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祝好！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十六日，晚十一时二十分至次日晨零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世钊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狄克曼、第一副主席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93)、沈钧儒、彭真、陈叔通、徐冰、张苏(94)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去年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95)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5月11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浦寿昌谈话。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泽东对农业六个问题指示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到省、市、区党委一级。”孝感地委的报告说：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全地区参加听报告和参加讨论的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具体反映是：（一）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二）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三）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四）群众普遍欢迎多种，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五）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将山东省委五月八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山东省委这个文件规定：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自留地标准，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百分之五；社员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5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96)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间有党的关系，有政府间的关系，《莫斯科宣言》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只相信真理。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都没有见过，相信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真理。

5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四月二十六日谈话(97)的答复（三稿）后，批示：“加了一段，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嘱咐机要秘书派专人于当天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传阅，准备晚上谈一下。毛泽东加写的一段文字是：“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98)，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99)，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

5月15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和代表，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100)在座。首先由周恩来向客人们介绍西藏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问题。随后，毛泽东说：你们来我们国家访问，是看得起我们，是一种友谊。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小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我们的一切防御阵地在东方，从鸭绿江到海南岛，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国在许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和在台湾设置军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对着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矛头也是向着我们的。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国所有，实际上它在那里办事。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架就必吵。现在我们选达赖当副委员长，因为他有三封信。这三封信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骗我们的，我们不管，我们从表面价值接受下来，所以我们选举了他。现在我们希望他回来。他在印度发表的叛国声明，是别人给他搞的，是一个印度外交官给他起草的，也是这个人下面的人在提斯浦尔散发的。这个外交官的英文程度很高，会写英语文体式的文章，所以他用第三人称。现在他很不高兴，他说如果知道中国人喜欢用第一人称，他就用第一人称来写这个声明了。印度政府是否认的，说不是印度外交官写的，是达赖的顾问们写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怀疑，还要看一看，看以后达赖的表现如何。

同日　下午一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智利政界人士，周恩来、陈毅、胡耀邦、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友好的。我看到从拉丁美洲、非洲来的朋友就高兴，我们比有一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还要友好。整个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见了这些国家的人，我就高兴，我感到平等。还有非洲人也是一样。黑非洲的人皮肤颜色同我们的不一样，是漆黑的，但我见到他们，仔细看他们，觉得他们很美，黑得出油，我们见到他们是兄弟一样。当客人谈到他们当中有教哲学的大学教授时，毛泽东说：我也喜欢哲学，但我是学哲学的学生。四十年前，当小学教员。我七八岁时，相信过神。以后我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孔夫子，什么东西都相信过。我崇拜过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惨无人道，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我小学教师当不成了，就走上了共产党这条路。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研究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胡乔木、张奚若、浦寿昌出席。下午六时，毛泽东批示：“总理、陈毅同志：请考虑将印外交部四月二十六日来文，我外交部五月十六日去文，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在内），另印发在京各同志如前示，使他们了解中央对中印关系的方针。另叫潘大使(101)找高士(102)同志阅读这两个文件一二遍，或径找给之。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向他们宣读、讲解一遍这两个文件。是否可行，请酌处。”“另叫陈家康(103)找尼赫鲁(104)大使向他宣读二文件，可缓三几天。”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的答复，于五月十六日正式发出。

5月17日　上午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程潜(105)、章士钊、李烛尘、金岳霖、王季范(106)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五月十四日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给各盟委、市委、旗县委的通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文件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阅，杨尚昆办。通知说：自治区党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和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后，认为完全符合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具体规定如下：一、要尽量扩大农田播种面积，尤其是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提高总产量。二、包产必须实事求是，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三、要宣传集体养猪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鼓励社员户户养猪。

5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五月十九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

5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拉夫斯基率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于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像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以前没有搞过。当然，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有一些经验，但是我还要说经验是不足的。这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还不太懂。对于经济建设，经济规律，对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如何具体化，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经验。认真地讲，是从去年起我们才抓了这件事情。许多事情，我们还正在试验。许多事，苏联办过的，兄弟国家也办过了，我们是学习他们的，但是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的，自己用还要重新学。尽管我们大家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枝叶方面，民族特点不完全相同。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过去都是干革命的，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例如我就不是，是教小学的，干经济工作还要重新学习。现在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还是基本上不正确，这要实践才能证明。可以肯定，要犯一些错误，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设想的。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如果实践证明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是靠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的结合。但做起来，有一些部分并没有办到。全国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强调集中领导，不强调群众路线，有命令主义的现象，这样的干部占了百分之二十五，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跃进，有些问题是去年提出来的，不仅外国人有怀疑，有些中国人也有怀疑，我自己也有怀疑，要看一下。我们管理经济工作的，有许多级。实际办事的，只有在工厂里的同志们，其他人没有实际去做，是在纸面上工作。这个问题很大。十年之后，这个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想想看，要让这些实际办过工厂的同志们，到政治局来当委员，到政府里去作部长，这该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啊。我想哪一个党都是一样，这个问题带国际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靠人力，靠手工，生产效率很低，特别是在农村。要机械化，工业也好，农业也好，要有一个过程。假如在十年之内，能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好了。我们说用二十年的时间，包括解放后的十年在内，才能解决。这只是我们的设想，也许不行，那就再加五年，二十五年，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才开始创造这方面的经验的。有了苏联的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想我们应该时间缩短一些，事情多办一些。我们在想，可不可以快一点。这一点恐怕可以作结论了，是可以快一点的。时间缩短，产量增加，可以多快好省。当然，慢一点也可以。多快好省要得到确实证明，还要有时间，不是今年和明年两年就能出结论的，至少还有八年，总起来说，要十年时间。我们的报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们不要相信。我们还是办老实事，吹牛，不能算数，要亲眼看见，才能算数。我们的口号提出来以后，有许多好的新气象，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浮夸的现象，想入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实际，胡思乱想，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总起来说，提出这个口号还是好处比较多的，比不提这个口号要好。比过去所设想的，还是更加切合实际些。办事要认真，不是吹一口气吹出来的。我们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指出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作风后果是不好的。再过十年时间，中国党，中国人民，大概可以在经济建设上得出点经验来。我国还是很落后的，问题也很多，我们有一个六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可不是件小事。

同日　阅李先念五月三日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对报告中的“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粮食调运问题；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夏季粮食收购问题；粮食销售问题；粮食库存问题；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粮食出口问题。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开会。

5月23日　阅李富春五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和他转报的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五月十六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的信。范慕韩等的信中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一个地上，因而六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六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完成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的信中说，我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两同志商量，用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5月24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前来辞行的班禅额尔德尼进行交谈，李维汉(107)、汪锋、张经武、谭冠三(108)参加。

同日　晚上，同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109)、廖鲁言谈话。

5月27日　同林克谈话。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该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110)。

5月28日　送一本范晔著《后汉书》给林克，让他研究历史。毛泽东让林克读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荀彧传、荀攸传、程昱传、贾诩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董卓传。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111)较有意思，东汉只有光武(112)可以读。

5月30日　阅赵尔陆(113)五月二十六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写批语：“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114)，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六月十七日，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六月十五日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赵尔陆报告上，批示：“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刘、彭真阅后，尚昆办理。”报告讲了重工业建设中的三个问题：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要原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得也就大了，准备数量要得也就多了，于是要的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各个工业内部，也是环环衔接，互相扣得很紧。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从当前重工业部门生产来看，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目前，设备的维修和维修所需配件的生产供应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制造和修配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5月31日　阅中共河南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岗拦河水库不按批准的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第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岗修筑拦河水库，不按毛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抬高蓄洪水位，缩小泄洪闸孔，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报告要求严格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标准施工，并由中央主持河南、安徽两省协商解决。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携此文件去济南先找谭震林同志（谭现在在济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岗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淮县(115)、临淮岗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5月　审阅修改邓小平五月七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草案中的一段话是：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116)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是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拥有的耕地、房屋、牲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批注：“右派应与叛匪有所区别。叛匪中被胁从者在其回家时，应分给土地、牲畜、工具。领主、二神主、管家、旧政府官吏回家务农者，均分给一份土地和相应的牲畜、工具。”

6月1日　审阅胡乔木五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批示退胡乔木办。指示说：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的购买力。（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6月2日　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五月二十八日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117)指挥部党委关于在平叛中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报告，批示：“克诚、谭政同志：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此件先送少奇、小平同志阅，再送克诚办理。”报告认为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平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政治工作的改进，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关于平叛、生产两大工作的安排问题。目前凡平叛任务较大的地区，应以平叛为主，在此前提下安排生产；叛乱基本平息但仍有残匪的地区，应以生产与平叛并重；叛乱完全平息的地区，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平叛斗争的宣传和阶级教育，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总之，不论以平叛为主，还是以生产为主，二者都应该统一起来，互相促进。二、关于对降、俘之敌的政策问题。（一）对投诚叛匪与战场俘虏应有严格的不同对待。（二）除阴谋叛乱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最好不捕；非捕不可时，也要明捕、少捕，减少社会震荡。（三）尽速作一次案件清理工作，将去年招降回来的或俘虏中的错捕错判者纠正过来，恢复和扩大政策影响。（四）案件检查应以改正错误、教育干部为目的，只对情节恶劣、错误严重的个别人作组织处理。三、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问题。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实质上就是争取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目前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基层干部作风；允许群众进行公开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6月3日　同林克谈《东观汉记·梁鸿传》，讲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鼓励他不要仰仗别人。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

同日　为转发中共辽宁省委六月一日关于推广黑山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各省、市、区党委：辽宁这个经验，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并批送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真阅，杨尚昆办。

6月4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5日　下午，同陈毅谈话。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6月6日　晨，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不慎摔倒，右腿骨折。毛泽东说：邓小平养病期间，书记处工作由彭真主持。原定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考虑六月不开，因中央对农村和市场问题已有一些指示发下去，地方上需要时间贯彻执行，我自己也想外出一趟，摸一摸情况，可能七月再开会。请周恩来九日回北京，以便常委研究后再决定。

6月7日　上午，关于重印《逻辑指要》(118)一书并代拟再版序言一事，致信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119)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

同日　中午，同王鹤寿谈话。晚上，同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谈社员私养家禽和自留地等问题。

6月8日　对陈云本日下午关于因病需要休养的来信，写批语：“刘、邓、彭真、周、陈云同志阅，存尚昆处。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放心休养，不要顾虑。”陈云的信中说，他因心脏病发作躺了两个星期，现稍能走动但说话吃力，医生认为要三个月才能有所恢复，他拟同意休养三个月。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职务已请富春同志代理，建委主任由宋劭文代理(120)。信中还说他准备离京休息前找财经小组几位同志谈一下市场问题与明年计划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批注：“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同日　下午，听取陈正人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

6月9日　审阅陈正人根据毛泽东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的通知稿。毛泽东将通知稿的题目改为《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经毛泽东修改后的通知说：中央决定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郊区农副业生产方针及如何更迅速有效地达到副食品供应自给、半自给问题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问题，请各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农业书记及管手工业的同志一人到会。

同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6月10日　阅兰州军区司令部六月六日关于五月份平叛斗争情况的通报，批示：“克诚同志：此件似可转发西藏、昌都、成都各地，请酌处。”通报说：五月份全区的平叛斗争中，招降和战场投降的叛乱武装相当多。这说明叛乱武装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只要我们能够抓紧政治争取工作，就能将大量叛众争取回来；对于有些叛首，经过反复交待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也是可以争取其投降的。

同日　阅《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六月八日转送的江苏省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批示：“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121)同志一阅。”信中反映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

同日　阅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刊登的《柳宗元的诗》一文，写批语：“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却无一语谈及这个大问题。此文送章先生(122)一阅。”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6月11日　上午七时，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致信杨尚昆：“本日看到上海市委六月六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一）请你即刻通知常委（不通知小平、陈云）在京各同志（共五人），富春、一波、先念、陈毅、德怀、克诚、子恢、廖鲁言、叶季壮、姚依林、程子华(123)、王震、邓洁(124)、贾拓夫、宋平、余建亭(125)、宋劭文、彭真、李雪峰(126)、刘仁、天津万晓塘、河北林铁、陆定一(127)、康生、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吴冷西、李锐、王稼祥，共计三十五人，请他们立即阅读上海这个文件。未发给的，请你立即发送。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集他们到会，由我主持。（二）请你告李先念同志，叫他在两日内替中央写一个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的指示，附上上海这个文件，转发他们，一律仿照执行。此转文写好先给我看一下。此信，你办完后，送刘、周、林、彭、彭、先念、陈毅七同志一阅，然后存你处。”上海市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今年以来，上海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市场的基本情况：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日用工业品市场基本是稳定的，但部分商品一直紧张，现在仍供不应求。上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总值上升是快的。（二）在大跃进以后出现这样大紧张局面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和购买力增长的矛盾外，还有工作上的原因：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购买力有很大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很不正常的；在生产的全面安排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致一部分产品被挤掉了，一部分产品被浪费掉了；财贸工作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点。（三）我们决定采取的措施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大搞副食品生产，力争今年有所改善，明年部分自给，后年光景更好，能更多自给；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支援全国市场需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切实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市委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中央的指示中说：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周、林、彭真阅，尚昆即刻用电报发去。此件是我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三人商好后，由廖、邓起草的。”指示说：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央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收获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可能同集体生产、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应该通过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正确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在指示稿提出的向群众公布的第一件事“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这一段文字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六月十一日，中央将这个指示一直发至生产队党支部。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秘鲁议员团，周恩来、张奚若、廖承志、章汉夫(128)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他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6月12日　审阅李富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一波阅，尚昆办。”指示说：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注意恢复和发展，这就必须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工作。因此，中央决定在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在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各专署、县也应建立相应专门管理机构。有经验的管理手工业的干部必须归队，以加强手工业管理机构的骨干。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开会。毛泽东问李先念：市场是不是还要继续紧张下去？李先念说：应该说现在到了顶点了。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出席会议的是毛泽东六月十一日让杨尚昆通知的三十五人。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129)，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在李富春等汇报中，毛泽东有一些插话。当李富春说工业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时，毛泽东说：农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当李富春说计划定稳一点，超额完成，大家心情舒畅时，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紧张了，一九五七年降下来落实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去年紧张了一年，今年没有及时降下来，现在的压缩是必需的。当廖鲁言说粮食现在包下去的是六千亿斤左右时，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包五千亿斤就差不多了，今年只比去年增产两百亿斤，日子过得紧一点，不要放开肚皮吃饭，明年日子会比今年好。一万零五百亿斤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粮食有五千亿斤就好了，不要按五千亿斤安排，按四千五安排。当廖鲁言说农村主要是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时，毛泽东说：今年应该安排机器和化肥，明年要把机器解决一下。搞工业的人不要只搞工业，要支援农业，多搞一点农业机器。要把农业机械分出来，搞一个小组，由总理专管，总理管不了我来管。把农业机械和其他机械放到一起，就把农业机械挤掉了。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好了。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权力下放也是我们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越放得多越好，现在又收回了相当一部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都要收。现在我看一直到公社都要控制。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毛泽东说：最大的胜利就是这些失败，就是这些主观主义的教训。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

6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八个国家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黄克诚出席。

6月16日　晚上，听取谭震林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邓子恢、廖鲁言参加。

6月17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议会代表团，郭沫若、廖承志、章汉夫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爱好和平的。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方面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人民还是可以做相互帮助的朋友。在谈到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快时，他说：过去也曾经把这看作一个问题，现在并不一定是这样。人不仅是个消费者，首先他是个生产者，生产是可以超过消费的。这个人口问题还需要研究研究。一切东西都可以有计划，为什么人口生产就要无政府主义，这不好。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陶铸六月十五日关于中山县社员代表大会一些情况的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震林阅后，尚昆办。办后，退江青阅。”陶铸报告汇报了他在中山县参加张家边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所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一）要解决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等影响群众情绪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张家边群众对夏收后留够口粮的要求非常强烈。（三）对供给制和食堂的存废问题，必须迅即加以合理解决。今后应少许包一点，既不损害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能体现一种共产主义的互助精神。食堂问题，今天要发展家庭畜牧业，不允许社员自己回家搞伙食，是困难的。（四）由于在农业生产方针与技术措施上某些不当造成的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如何加以彻底消除，是改进目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必须使体制下放彻底，给予个人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并迅速宣布固定不变。这是目前安定农民生产情绪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同日　批示杨尚昆：用大号字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分订为五册，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人一份。一个月内印出。并请告少奇、彭真、恩来同志。

6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对《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的补充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甘肃省委和吉林省委对于中央六月十一日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在各县出布告时允许作某些改变。中央认为这是可以的。中央认为只要不违反六月十一日指示的根本精神，应当允许各地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改。”次日晨三时，批示：“即送刘、周、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子恢、震林、鲁言一阅。”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共和国前副总统贝特雷加尔和夫人，张奚若在座。贝特雷加尔说他这次来中国，主要是为了建立智中贸易，其次才是旅行。毛泽东说：你把这件事做好了，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在贸易上开了头，以后就好了。在贸易上开了头，不仅对智利，而且对中美洲、南美洲各国都有影响，我们希望同这些国家发展文化、贸易关系。

6月19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关于报刊宣传问题(130)。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张闻天、廖鲁言谈中缅边界问题。

6月20日　晨，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刊载的《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报道说：广东省遭遇解放以来最大的洪水，灾情严重，损失巨大。抗洪救灾，已成为广东省一切部门的中心工作。省委要求一切部门像过去对待战争那样对待这一工作，人员、物资调拨都要服从救灾需要。广州市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已用实际行动来支援灾区。

同日　阅李先念转报的张体学(131)六月十六日关于小麦入库、分粮到户及抓手工业等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此件请尚昆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粮食要分到户。另要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张体学在汇报中说：湖北的小麦已快打完了，入库进展不算很快，正在抓。粮食以人分等定量到户后，情况大变，小队干部和农民欢天喜地，大队和公社干部仍有少数思想不通。现在省委的决定直接与群众见面了，可以办得通。渔民已经归队不少，一些河湖里开始有人捕鱼了。抓了一下手工业之后，产品有所增加。

同日　阅洪学智、张国华(132)六月十五日关于西藏山南的情况给中央军委并黄克诚的报告，批示：“此件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各军区。另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山南是西藏地区靠近边境的一个农业区。寺庙、贵族、政府三大领主除通过占有土地进行剥削外，还以各种不同名目向群众掠夺。二、目前在山南流窜的叛乱分子约一千多人，主要是从外区逃来的和本区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骨干和坚决分子。三、山南群众总的情况是好的，能积极支援平叛，进行生产。四、根据当前叛乱分子活动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目前清剿的方针应是放手发动群众，政治争取结合军事打击。

同日　下午，同赵尔陆谈话。

同日　晚上，听取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汇报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6月21日　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北京。上午九时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中共邯郸地、市委书记谈话。下午三时到达郑州。毛泽东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同意这个提议。

6月22日　晨六时半至上午九时，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133)谈话。毛泽东说：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有一些所谓“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他是老实人。那些人比我们厉害，他们说这样吃不行！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过来容易，刮回去就难。你们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不要用不退就撤职的办法。粮食，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交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要抓紧，明年的春荒能够避免就好了。当河南省委负责人说由于挖河，修公路、铁路，搞基本建设，耕地面积减少了时，毛泽东说：河不是每年都要挖，公路将来会更发达，工厂占地、房屋占地还会要多，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上，不要放在少数“卫星”。综合平衡这个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棉、油、麻、丝、茶、果、菜、烟、蔗、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都要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牧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此外还有个副业。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要活跃起来。省和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你要搞钢铁，不能只看到小高炉、小转炉，要看到炼焦炉。不搞好洗煤，炼焦，质量没有法子提高。我们搞了十年，八年有综合平衡，第九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忘记了，现在又恢复了。钢的产量指标，上海会议以后，到北京就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呢？没有那么多东西。回头一想，才晓得缺哪一样都不行。明年这一年跃进口号是不是放弃？明年这一年要着重在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也是重要的，但着重之点要放在品种和质量，缓过一口气来。去年把材料用光了，没有后备了，今年的头一个季度应该把指标放低。有鉴于此，明年第一季度指标要低。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明年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还是要增加，不是不增加。有些省比如河南、安徽，一般说来是工业不发达的，现在已经是很快了，太快了，我看不巩固。不许有计划外的，不管县的工业，还有什么工业，都要纳入计划。我们批评过“马鞍形”，那一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不妥，不是基建计划缩小不妥。这两年稳步前进，好像造房子一样，把地基筑稳固一点。权力下放太多了，有四个权要收回来，收到中央和省，一为人权，二为财权，三为商权，四为工权。比如人权，增加多少工人都由中央、省市控制，都要有计划，像去年一年增加两千万，那还了得？我讲的四权，是讲国家，至于集体，它那个所有权就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生产权是在生产小队。我看还是十五年或者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还提这个口号。主要工业产品不只是钢这一项。过去本来很适当的口号，现在不灵了，好像十五年赶上英国不过瘾。还有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也不过瘾了。要开关于多种经济的会议，首先是农林牧副渔的，每一类究竟有几项，开个单子，作点规划。经济工作的确是要搞细致一点，要各方面都考虑到。过去一年我们的缺点，就是往往搞了一面，把另一面，或者几面，或者几十面，都忘了。

同日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离开郑州。晚上九时半到达湖北应山县（今广水市）广水镇，在专列上同前来迎接的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的综合经营和发展速度问题，粮食问题，党和农民的关系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问题等。

6月23日　晨一时，乘专列离开广水。六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在王任重陪同下，游长江。游泳后，在船上同王任重谈话，谈到读书、谈心、想问题，还谈了形势和任务。

6月24日　晨七时，在王任重陪同下，乘专列去长沙。途中同王任重谈话。毛泽东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在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后，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134)。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当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时，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同日　下午二时半，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胡继宗(135)等谈话，罗瑞卿参加。随后，游湘江，并登上橘子洲。来到橘子洲头完小，在操场上和围拢来的小学生一起照相。

6月25日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从长沙到达湘潭，换乘汽车于晚七时左右到达故乡韶山，住韶山招待所（今韶山宾馆）。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等谈起他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在招待所院子里，谈到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晚饭后，同王任重等谈起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他说：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

6月26日　晨五时，径自朝招待所附近的小山上走去，来到父母亲墓前。接过身边工作人员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神情肃穆，敬献在墓前，三鞠躬，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当地干部问要不要把坟墓修一下，毛泽东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看望亲友，看旧居，又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上午八时回到招待所，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同日　下午，到韶山水库游泳。游泳后，来到毛震公祠三鞠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晚上，请乡亲们吃饭，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饭后，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又说：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27日　中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午饭。下午一时，乘汽车离开韶山，经宁乡回长沙。途中，两三次下车同群众交谈，了解基本核算单位、口粮、密植等问题，又在橘子洲下水，游湘江。

同日　晚上，在长沙会见程潜、唐生智、周世钊等，柯庆施、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谭余保(136)、周惠参加。

6月28日　从长沙给在武昌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在庐山召开会议的具体问题。同周恩来分析党内的思想情绪，认为人们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他选了一些供讨论用的题目，周恩来作了补充，意见基本一致。

同日　下午二时，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周惠谈话，并让周惠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上庐山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十分，乘专列离开长沙去武昌。途中同王任重、周小舟、罗瑞卿谈话，内容包括要从困难处着想，学会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钢和粮食指标，公共食堂等问题。

6月29日　晨一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同日　下午，在武昌“江峡”轮上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137)、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田家英出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138)，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问题。这十四个问题是：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给县、社干部另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和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6月30日　下午一时四十分，乘“江峡”轮离开武昌。晚十一时半，到达九江。同船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等。在船上，曾同王任重、田家英谈话，谈到密植、食堂、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问题。

6月下旬　作《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这首诗的前面，毛泽东写有小引：“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6月　阅新华社六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八八期，写批语：“退江青。此期我已全部看过。第一条新闻，你可以看一看。”第一条新闻是《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的准备工作》。这条新闻说：据记者从煤炭工业部在抚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了解，生产准备不足，是当前煤炭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准备落后的原因，除生产成倍地增长，给掘进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外，主要是领导思想上有重采煤轻掘进的片面观点，致使采掘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次，违反技术政策，乱采乱掘，工程质量降低，巷道失修，对生产准备工作影响也很大。

同月　阅李先念六月十一日关于一九五九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的报告。对报告中的“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市场供应方面，不论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这段话，毛泽东批注：“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同月　阅新华社六月十六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九三五期刊载的第一条新闻《印新处报道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由印度总理和尼泊尔首相六月十四日在加德满都发表的。对联合声明中的“总理和首相还确信，为了和平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的和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殖民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应该结束”这句话，毛泽东写批语：“尼泊尔不满印对它的控制，在这里，印度方面似已作出了一种让步，以便拉住尼泊尔。”

同月　阅新华社六月十八日编印的《东南亚和中近东情况》（《参考资料》专辑）第十八期，批示林克：“有两三条日本消息，值得一阅。”两三条日本消息，指《〈香港时报〉评日本地方选举》、《美报掩饰日反动势力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东京裁判所对砂川事件的判决鼓舞了人民斗争》。第一条消息指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日本保守势力有“退潮”的象征，日本舆论对选举中违法和贿选现象层出不穷极为不满。第二条消息说，《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吹嘘日本反动势力的“胜利”，掩饰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为美日反动派打气。第三条消息说，《日本新闻周报》发表文章，指出东京地方裁判所对砂川农民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作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违反宪法的”判决，大大鼓舞了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7月1日　晨，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车上庐山，住180别墅（美庐）。

同日　上午，同林克读英语。其间谈到李白的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和苏轼的诗《题西林壁》。

同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同李先念、李井泉、欧阳钦、赵尔陆谈话。

同日　作《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

7月2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杨尚昆出席。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除在六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十四个问题外，又增加了四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增加的四个问题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协作关系问题；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商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讨论以上问题，然后再开两三天大会，通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讲话整理稿的主要内容如下：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二、形势。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139)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这三个问题，毛泽东是合在一起讲的——编者注）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占多数。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今后钢的产量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十、体制问题。“四权”(140)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不可过活。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十八、国际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

同日　庐山会议印发《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和分组名单，分为六个组：华北组，华东组，华中、华南组，西南组，西北组，东北组。华中、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其他五个组的组长分别为该协作区的主任林铁、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欧阳钦。

同日　批示林克：“《草字彙》，清人石梁编，集汉章帝以下八十七家草法。请林克嘱北京搜购一本，送此。”

7月3日　晨一时，阅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141)后，批示：“此件阅过，有所修改，是一个好文件。请先念再打清样，校对勿错。改处有错误时，请先念动笔改正，我不看了。然后送交刘、周、朱、谭震林、彭德怀、胡乔木六同志阅过，交尚昆印发庐山到会各同志，另用电报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勿误为盼！”并为中央起草通知：“中央批准李先念同志领导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彻底解决副食品问题及手工业问题的会议的报告(142)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现在发给你们，望你们彻底遵照执行。先发副食品指示，后发手工业指示(143)。”毛泽东对李先念起草的关于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作了修改。将指示稿中的“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既要管好工业（这是城市的重点），也要管好农业；既要管好生产，也要管好流通”这段话中的“必须实行工农商并举的方针”，改为“必须实行农工交（交通）商四项并举的方针”，并在这段话后加写：“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将指示稿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肉吃，有鱼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点，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点”这段话，改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的通知和上述指示、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晨一时半，对已印发会议的《讨论问题》（共十八个问题）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再印，换发，原发件收回。”毛泽东这次修改，将题目改为《庐山会议讨论问题》，增加了一个问题——“团结问题”，对原有的某些问题补充了一些内容。修改后共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社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十九、国际问题。

同日　下午，同聂荣臻(144)、曾希圣、江渭清、江华(145)谈话。

7月4日　就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七期刊载的《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的材料(146)（该刊第二至七页）和《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一文(147)（该刊第八至十三页），批示杨尚昆：“第二页起一篇，第八页起的一篇，共二篇，请即印发各同志。这两篇分开印，不要连在一起。”这两篇文章分别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三日送阅的《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及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写的注。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建议将这一封信及记者注印发到会同志。如同意，请批示尚昆办。”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办。这封信反映了中共桐庐县委领导在虚报产量、包产不落实、不顾粮食短缺强迫恢复食堂、不顾耕地情况盲目强调多种番薯等问题上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和虚报浮夸。新华社记者写的注说：具名“普通农民”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的，是桐庐县新登公社人人叫好的一个生产队长卞竺生，他最近两年所受的待遇是不很顺当的。他原是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去年下半年改选时，县里没有提他的名，原因是“右倾保守”。最近县里看他去年工作出色，并不是右倾保守的人，所以他又选上了县党代表大会代表。

7月5日　晨，为印发陈国栋(148)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和李先念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写题为《粮食问题》的批语。批语指出：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陈国栋报告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上海会议已经作了初步决定(149)，但是经过我们反复研究以后，觉得销售指标偏大了一些，需要作一些调整。我到庐山以后，听了先念同志传达主席对粮食问题的指示，得到很大启发。报告对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问题和收支计划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虽然不小，但是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需要进行调整，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毛泽东的批语、李先念的信和陈国栋的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张闻天六月二十七日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的发言纪要《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发言纪要共四个问题：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问题；二、对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间路线的问题；三、关于美英对外政策的变化的问题；四、关于总的形势问题。发言纪要说，“在西方许多共同利害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致反对我们的”。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某几个极重要问题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对付我们，而是有严重分歧的。例如，打第三次大战问题，英国十分怕打，美国则有一部分人似乎有些想打。例如，英国对苏联较美国为接近，这是因为西德攻击英国很凶，美国挤英国地盘又相当利害的原故。例如，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而对于如果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话，英国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发言纪要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六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二四号刊载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据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的综合反映的材料，批示：“此件请尚昆印发各同志。”材料说：国家机关各部和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党外人士在听了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解释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指示的传达报告后，大多数人认为报告做得及时、正确、有说服力，解决了思想问题，相信党和政府的解释，认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一）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二）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三）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四）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五）对物资出口表示不满意。（六）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有一些猜疑。（七）对宣传解释工作有一些意见。（八）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疑问。此外，也有人对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缓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章士钊七月三日关于刘柏荣(150)未能进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一事的来信，批示：“井泉同志：信三件(151)，请看一下。回去，着四川文史馆负责人认真处理一下。如无大不妥处，宜予吸收，使其整理所学，较为有益。如何，请酌办。”

同日　下午，游览庐山仙人洞。

7月8日　批示林克：“请找一本袁枚的《子不语》，及《两般秋雨庵随笔》（忘作者名）(152)，交我为盼。”

7月9日　晚八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九时余，在庐山住处会见贺子珍。(153)

7月10日　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以及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关于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154)，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对这些党内外的议论，我们应该怎么看法？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特别是公布了四大指标，自己设个菩萨自己拜。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他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关于总路线，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站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人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得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的确在跃进中有很大的虚名。关于片面性问题，他说：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他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关于报酬问题，他说：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革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建设也要有先锋分子、积极分子。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关于宣传问题，他说：什么时候转，如何转，还要讨论一下。有人提出上海会议是一个机会，可以转，但那时指标很难说，改了还会被动。是否这四个指标索性就不讲，明年腰杆子硬起来再说。实际工作上我们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动。

同日　指示由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五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庐山会议纪要（后定名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全省整社算账工作已基本上结束。通过算账，落实了公社的管理体制，进一步体现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政策，改进了干部作风，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整个农村呈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农业部党组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予以讨论。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夏粮播种面积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一亿二千多万亩，使夏粮总产量受到影响，全国小麦总产量预计七百亿斤，加上夏季杂粮产量，共约八百五十亿斤，这个数字与一九五八年夏粮的实产数相等或略多一些，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约百分之五十，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连续跃进。力争一九六〇年小麦总产量突破一千亿斤大关，争取一九六〇年油菜籽产量三千六百万担至四千五百万担。要求各地把今年秋后播种冬麦、杂粮、油菜籽的计划确定下来，面积和产量都要落实到包产单位。当天，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三十日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现在全省城市和农村共有常年性的公共食堂二十八万多个，每个食堂平均一百六十二人，大部分地区食堂的规模是适宜的，一部分规模较大的还在继续调整。现在，除伙食供给制和粮食供给制以外，有一部分基本核算单位采用了半伙食供给制、半粮食供给制和工资加照顾等形式。报告列举了食堂的八条优越性和提出进一步办好食堂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陆定一报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目录草稿和他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陆定一信中说：县级主要干部读的三本书中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现已编好目录草稿。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二万三千字，第二方案三万二千字。现将两个方案的目录草稿送上，并附“党的总路线”，“刘少奇同志论党的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论党的群众路线”三段文字。建议发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

7月11日　晚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其间李锐来参加。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主要有：（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155)。（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干部会像蒋干一样抱怨，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7月12日　下午，到庐山水库游泳。游泳后，同王任重一起回到住处，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说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唱的那首小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

7月13日　晨，就起草庐山会议纪要的有关问题，致信杨尚昆：“五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156)、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157)，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此信收到，今天上午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七月四日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来信说：山东日照县去年的“共产风”刮得不大，大跃进使这个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农业大丰收，家禽家畜也大量增加。目前群众的生产劲头很足，已掀起了夏季生产的高潮。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产小队都经营了不少菜园地，充分供应社员的需要（食堂食用）外，还可以出卖一部分。夏收后，绝大部分生产小队实行伙食供给制，食堂没有垮台，但也有个别的办得不够好。这里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直到现在还没有分给社员自留地。（二）夏季口粮还未全部分配到户，不少地方是分到食堂。（三）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四）县、社干部认为现在的文件、会议太多，没有时间下基层，学习时间很少，无法提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

同日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这个文件包括十二个问题：一、关于形势和任务；二、读书；三、宣传问题；四、综合平衡问题；五、群众路线问题；六、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七、体制问题；八、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九、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十、过日子问题；十一、公共食堂问题；十二、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随后会议对这个文件的讨论中，意见较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有的认为成绩讲得不够，有的认为缺点讲得不够。

7月15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在报告中的“这次会议上，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除各按系统制订计划外，又随时进行互相衔接，综合平衡”这句话中的“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后，批注：“（毛注：各地都应当这样做。）”报告说，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的状况，我们最近召开了县以上工农商交四个方面人员参加的市场问题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基本上解决了工农商交各个方面在会上暴露的各自的和相互间的矛盾，明确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二）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根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量。因此会议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来落实工业生产计划、农副业生产计划、商业收购计划和交通运输计划。在落实计划中，一是抓思想认识的提高，一是抓综合平衡。（三）我们相信只要上上下下、工农商交各个方面都能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生产和商品供应量，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经营管理，目前市场紧张的状况，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是可以基本上缓和下来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16日　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彭德怀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和“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着重讲了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信中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彭德怀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他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信中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说：“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同日　晨六时，就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同日　晨七时，关于请北京的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信中说：“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158)，若干部长，三委(159)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160)此点亦请酌。”

同日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会。刘少奇说：下午政治局常委碰了头，决定把小组重新编一编，把原来的按地区编组改为混合编组，编为六个组。(161)同时中央已通知北京再来一些人，把会议提出的这些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按会议纪要草稿来提意见，把问题展开来说，取得思想一致。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刘少奇在会上说：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同日　阅兰州军区政治部七月十日转发的骑兵第一师六月份政治争取工作的简要总结，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班玛地区六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阵势大，力量强，取得了较大战绩，叛乱武装归降与日俱增，干群信心越来越大。二、政治争取工作，除宣传和体现党的政策外，还注意对叛乱武装施加军事压力，以利政治争取；同时争取反动头人投降，加速瓦解叛乱武装。三、在执行党的平叛政策上，还存在着部分干部对党的关于投降人员不杀、不判、不关、不斗、不咎既往、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有怀疑，对投降人员看法不正确，以及对待俘虏与归降人员的界限分不清等问题。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总结转发给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西藏工委并兰州、成都、昆明、西藏军区党委。

7月17日　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他还谈到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谈话后共进晚餐，至晚十时结束。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六月三十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周仁山(162)六月二十九日关于边境工作的意见给西藏工委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西藏工委的报告说：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息叛乱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而召开的，同时要对当前农村工作、牧区问题等方面的若干政策作出决议，然后公布执行。开会前张国华已同班禅、阿沛等开了四天小会，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就若干政策原则反复地充分地协商。班禅等都同意西藏必须进行改革，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他们反映了不少具体情况，提出了若干意见，也讲了不少心里话。通过交谈和酝酿，最后在政策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给大会通过决议打下了基础。周仁山的报告说，他与江孜、日喀则分工委一起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了边境问题，大家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边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控制，打击叛匪，稳定群众，缓后一步再考虑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对黄克诚七月十三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拟题为《黄克诚同志一个建议》，批示：“印发各同志。”黄克诚在信中说：第一机械工业部管的工业生产品种太多，任务太重，我感觉确有顾此失彼之趋势。为减轻一机部负担和二机部有事可干，我建议把航空工业和无线电工业两部分交二机部管。毛泽东的批示和黄克诚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彭真、黄克诚等到达庐山。

7月19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的材料，将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这个材料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影响了秋收，影响了工业生产，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七月二日报送的《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的报告，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并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研究。”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有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话，让起草小组按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精神，修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刘少奇说：不少人对成绩讲得不够有意见，那就多加一点，讲充分一点。但缺点一定要讲透，要讲得深刻一些，更有说服力一些。

7月20日　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同日　下午，由王任重、杨尚昆陪同到九江下水游长江，晚八时回到庐山。途中，王任重向毛泽东谈了会议讨论中的一些情况。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林铁、张德生、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163)

7月21日　阅彭德怀七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七月四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应当予以处理。”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规格的保证问题。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材料数量增长快而品种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在数量与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量，弥补空白。在基本建设上同样要贯彻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只有加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供求矛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李富春七月二十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七月九日《对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一九六〇年的展望》的报告及附件《关于明年的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问题的试算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现在压缩机关、企业、团体的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这样明年粮食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那种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的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三）对稳定今明两年国内市场的几点建议：1．大搞野生植物和代用品的采集、收购工作。2．充分地合理利用废次钢铁。3．继续抓紧进行副食品的增产工作。4．继续提倡节约。5．继续控制社会购买力。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及附件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讲了十三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是看到的。二、想讲一讲缺点。这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点，我讲多一点，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记录》上讲的三点(164)我也同意，但可以具体一些。三、缺点产生了什么后果？指标太高，要求太急，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发生了经济上一系列的问题。“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强迫命令、浮夸虚报所造成的损失也相当大。四、对缺点的估计。同意《记录》所说缺点是局部的，暂时的，有许多是难免的，纠正得快。但是纠正缺点，把比例调整好，需要相当时间，可能有些东西还看不到。还有决定是很正确的，不一定一下子贯彻得好。五、缺点产生的原因。同意《记录》的意见，主要是缺乏经验。作为研究总结经验，就不能以此为满足，重点应该是从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去寻找原因。六、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问题。好大喜功是好的，但也要合乎实际，否则欲速不达，好事变成了坏事。定指标不能凭愿望，想当然。一千三百万吨钢的指标是否行，我看也还有问题。七、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是对的，但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光挂帅不行。要会算政治账，一定也要算经济账，这是统一的。八、关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现在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意见，取消吃饭不要钱，扩大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不了。九、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说服不能压服，要欢迎提反面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光是不怕杀头不行，问题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当权的政党，不要怕没有人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十、缺点讲透很必要。至于说缺点正在改正或者已经改正，就可不必讲，这不对。深刻的经验要严肃对待，认真总结，缺点经常讲，印象才会深，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人家不服。十一、光明前途问题。这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主席讲“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对其中的“问题不少”一句要特别重视。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个别的说法，说多一点说少一点关系不大。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个问题不说更好一点。他说“把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一个时期，这样讲问题不大。十三、大跃进的成绩与缺点问题。成绩与缺点是客观存在的，说多说少，关系不大。我讲的缺点较多，目的是为了总路线，为了更好地跃进，并非怀疑派。

7月22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半，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

同日　阅中共西藏工委七月九日报送的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原噶本各级政权工作的综合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读后可以知道西藏极西部阿里地区一些情况，很有益。”报告说，阿里地区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解散和接管了原噶本政府和四个宗级政权四个世袭本堡。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3日　上午八时，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165)。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他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说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要听人家的意见。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毛泽东说：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毛泽东说：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食堂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166)，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他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去年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计委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当然，也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毛泽东说：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就是驳。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还有总路线，是虚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没有完全失败，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〇七〇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

同日　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批示：“立即印发。”二十二日，彭真主持讨论这一部分稿子，会上有三种意见：一、认为缺点错误没有讲透，还要增加分量；二、认为缺点讲得多了，成绩讲得不够；三、认为这个稿子差不多了，个别文字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7月24日　审阅修改七月二十三日印发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修正草案）》的第一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批示：“退胡乔木同志。应安题目(167)。”在修正草案讲到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底的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增加过多过猛之后，毛泽东加写：“增加的职工中约有一半人需要返回农村去”。在修正草案讲到我们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已经着手解决，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之后，毛泽东加写“一部分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修正草案中的“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句前，毛泽东加写“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修正草案中说“现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经过整社、算账，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毛泽东删去“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

7月25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既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动摇的人还不是右派，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会后，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名字。毛泽东还让胡乔木将《议定记录》修改出第三稿。

7月26日　上午，同林彪谈话。

同日　对李云仲六月九日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来信(168)，写长篇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批语指出：“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毛泽东的批语和李云仲的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7日　上午十时半至下午三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开会。

同日　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七月二十日关于岸信介(169)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170)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七月九日编印的《秘书厅学习简报》第二十五期。周恩来附信说：“这是一个需要印发给大家看看的材料。送上请考虑。”毛泽东批示：“立即印发。”简报说：近两周来，我厅多数单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自由议论的空气较前大为活跃，议论很多：（一）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二）“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小土群”可以不搞，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一〇七〇万吨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简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一九五九年七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刊载的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的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材料说：有近半数的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二、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有人虽然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三、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提出在农村普遍发展人民公社，是“心血来潮”。四、有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和省、地委应负责任；有人认为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应由下面干部负责；有人认为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五、有人认为公社化后商品生产不应扩大，而应逐步缩小；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提得过早了，应该取消；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害多利少。六、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是纠偏；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制是使人民公社倒退，权力下放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份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28日　上午，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出席，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列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晚上，刘少奇、周恩来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传达中央常委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

同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同日　关于编印逻辑学论文集一事，复信康生：“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171)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172)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7月29日　晨七时四十分至上午十时五十分，在庐山住处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173)

同日　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罗瑞卿、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张德生、林铁、曾希圣开会。

同日　下午二时，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商量一件事，关于是不是召集一次中央全会的问题。现在的人数，正式中央委员已经超过一半了，候补中央委员较多的没有到。庐山会议开了一个月了，这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性质。我们想做两件事，就在这一次求得解决。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在上海的时候，有几位同志就建议改，那个时候许多同志觉得暂时不宜改。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改也改不彻底，一直到六月间，在北京，才定下一三〇〇万吨钢这个数目字来。武昌会议定的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因为有这两个问题，所以是不是就在这里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如果开的话，七月这个会算是一个准备。至于文件，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编者注）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但是我想建议，要准备能够发表。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还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有些同志发议论，觉得民主不那么够，有些问题扯得不充分，我看这个议论是有理由的。我倒是想民主搞够一点。有些事情没有充分议，的确有问题。以为没有问题，实际上有问题。这一次就应这些同志的要求，在七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在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恐怕是大会小会两种方式。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决定？没有意见就作为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他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你们在小组会上讲过一些错话，当然人家就批评你们，但是不要紧，紧张一下有好处。

同日　阅胡乔木七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三〇期刊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刊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三篇材料，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174)）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八月一日，又批示王稼祥：“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材料中说：苏联《真理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了赫鲁晓夫七月十八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公社问题，他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三篇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7月30日　上午十时十五分，同周小舟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在庐山住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彭德怀、贺龙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八月一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继续举行。这两次会议，从彭德怀过去的表现谈到他这次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他的世界观等。毛泽东说：我同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彭德怀的信是要修正总路线，锋芒是攻击中央；彭德怀有野心，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就出在这里；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讲的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一下子改不可能，慢慢改。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也对会上谈到的某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上发了言。林彪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在两次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都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来，同他们谈话。(175)

7月31日　下午五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开会。六时起，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参加会议。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鞍山市委的报告说：自七月十七日开始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扭转当前钢铁生产下降局面的指示以来，鞍钢的绝大多数厂矿党委已经紧张地行动起来，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产情况也随之趋向好转。为了保证完成八月份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和节约指标，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彻底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大干苦干巧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计划。（二）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目前着重提高技术水平，精简企业多余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三）继续抓紧解决原料、材料问题。（四）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铁路运输暂时中断后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

8月1日　晚上，致信周小舟：“‘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176)。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177)喋血于友于，张绣(178)剚刃于爱子，汉主(179)不以为疑，魏君(180)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七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六十期刊载的《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的材料，批示：“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印发各同志。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材料说，广东省委最近批转了番禺公社党委《关于当前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于农村公社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毛泽东的批示和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并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8月2日—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七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十四人。全会编为六个组：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181)、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182)；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183)；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184)；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185)；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清、张国华。

8月2日　下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会议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他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第二，是路线问题。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认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开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至于开会的方法，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着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末，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改，要给一条路走。对于一个同志，要加以分析，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从分析中看出，这些同志还是有希望的。犯了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一个改，一个不改，一个能够改正，一个不能改正。所谓看者，就是看他改不改。所谓帮者，就是帮他改。犯了错误，要有一个等候的时期。你不等候，强迫人家马上就接受，不可能的，而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谁人没有一点缺点，谁人没有一点错误？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能够改变的。要有这个信心，不能改变的是很个别的。要努力，要有好心帮他们。批评的时候，对于错误的东西要无情，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那种比较粗的办法。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总的方向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辩论，大鸣大放大辩论。两个议事日程：一个改指标的问题，一个路线究竟正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一条路线的问题。请同志们讨论这两个问题。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找错误、缺点。确实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缺点，已经改正了，他说改正了不算，还要再改。他们抓住那么一些东西，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是否如此，需要讨论。我们七月这一个月的庐山会议大体经过就是这样。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和会议各组的正、副组长开会。

同日　全会开会前，写信给张闻天。说张闻天“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找出的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又说张闻天是“旧病复发”，“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要他“痛改”。

同日　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草案第二次修改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胡乔木：“有一点修改，请你们斟酌。”

同日　阅周恩来八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抓紧和妥善安排今后五个月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运输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在六月十三日批示下达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预计数字，是比较落实的。把这些数字变为实际，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实现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继续跃进，而且对今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决定对今后五个月的钢材的生产和分配、基本建设、工业生产、运输、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七月三十日关于抗旱保苗情况的简报和湖北省委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抗旱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两件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已经起来。吴冷西同志：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道，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8月3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关于庐山会议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致信刘少奇等：“少奇、恩来、彭真、尚昆同志，各组组长同志：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同日　将周小舟八月二日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周小舟的信中说接到了您一日夜的信和《丘迟与陈伯之书》。他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表示希望经过这次深刻教育之后，坚定地站稳立场，改造思想，进一步把工作做好。毛泽东的批示和周小舟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将张闻天八月三日的来信和检讨，批示印发各同志。张闻天的信中说：“你八月二日的信，我读过了。”“我伏案而作自我检讨，长约万言。今特呈上，务请多加指点。”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及检讨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4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8月5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八月四日夜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初稿，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增补。”毛泽东在公报初稿中讲到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之后，加写：“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都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

同日　晚八时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

同日　晚十一时半，审阅刘少奇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克服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186)，将标题上的“松劲”改为“右倾”，并批示：“即送吴冷西同志。如六日来不及见报，七日见报也可。”刘少奇在附信中说：“此篇我看可用，请审阅修改后退冷西同志。”社论说：抓紧八、九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继续跃进的计划，必须坚决地批判和克服右倾情绪。任何畏难、松劲、泄气，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是非常有害的。这篇社论在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七月一日整理的《平江谈岑公社稻竹大队食堂散伙和恢复情况》的材料。毛泽东将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为《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并批示：“印发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材料说：稻竹大队六月初有六十三个食堂，后来解散了六十一个。二十来天后，又都恢复起来，办成了八十九个食堂。散伙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有的要办，有的要散；干部一方面认为办公共食堂是方向，但又看到食堂存在很多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觉得散了是否会好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口粮紧张。后来食堂又全部恢复，原因有三：（一）部分社员提出要办。（二）有的生产队长、作业组长感到食堂解散后，生产难于统一领导。（三）县委对解散食堂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七月四日报送的阜阳地委七月二日关于修建临淮岗水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应抄一份给吴芝圃同志。”阜阳地委的报告说：临淮岗水库修建在阜阳地区的颍上县境内。阜阳地区要求水库的蓄洪水位最低是二十七点九公尺，而其上游的河南省淮滨县提出蓄洪水位不能超过二十五点三公尺，淮滨县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修建工程是没有理由的。对于淮滨县所受的损失，我们建议，一可以圈圩改种，二给予适当补偿。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给安徽省委并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指出，临淮岗水库工程问题，在庐山已经初步谈过，最近水电部又召两省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修建这一水库并使之具有相当防洪能力，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争执的是水位如何确定的问题。为不耽误工程进行，我们同意安徽省可以在今冬按原设计修建控制水闸，并留出扩建的地方。在蓄洪水位未达成协议前，土坝坝顶应不超过二十五公尺。

8月6日　晨，对《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第二稿，作个别文字修改后批示：“退恩来同志。有一点修改。”后又对周恩来八月七日报送的公报第三稿作修改，在公报稿的“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的若干缺点，估计过于严重，而对于人民的伟大成绩则估计不足”这句话后，加写：“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并批示：“周看后，尚昆办。”

同日　上午，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批示：“即送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三同志：加了一段，认为有必要，不知你们以为然否？请你们讨论一次。有小部分的分析及字句，与（四）节重复，如何调整一下，亦请斟酌。”毛泽东加写的内容是：“（三）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尚有例如自留地一类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有私人活动的小型自由市场。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尚未改造完成。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离彻底消灭还很远。他们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有一些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一些是动摇成性的分子。除了第一种人之外，后二种人，他们虽然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不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说些胡言乱语，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只要双方善处，不走绝路，政策恰当，我们又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注意看大势，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阶级最后消灭的时候。”在八月六日之前，毛泽东对这个决议草案，曾作过一次修改，主要是在原第三节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句话后，加写：“这种党内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范畴的，因此必须坚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编组问题。决定将六个小组改编为三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代组长曾希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五十余人。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彭德怀在第四组，黄克诚在第五组。从八月七日起，小组会议按临时小组的编组进行。

同日　阅胡乔木八月五日报送的《经济消息》刊载的四篇材料：《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187)、《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188)、《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189)、《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190)。批示：“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批示和这四篇材料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191)：“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192)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8月7日　晨五时，关于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决议等三个决议，致信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增产节约决议初稿写好了没有？不要字斟句酌，有了一个轮廓就可印发常委及你们三人，看一下，提些意见，再改为第二稿，最后改第三稿，那就是字斟句酌的阶段了。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初稿，请即办。八月八日，以一天时间改成反右倾机会主义那个决议，主要把我写的第三节，同第四节不调和的地方，改得协调起来，八日晚上交我看。以上两个决议，九号就要印发给一切同志付讨论了。你们则以九日十日两天时间转到写第三个文件，即写关于彭张错误的决议，十日下午交给我看（初稿）。时间紧了，要加紧工作。以上即照办，为盼！”

同日　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十分，同彭德怀谈话。(193)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柯庆施、李井泉、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阅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稿，批示：“退彭真同志照发。”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这个指示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同日　阅中共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关于学员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分歧是如何统一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我们谈论的江西党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的辩论，现在已经解决了。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青天。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江西党校持否定态度的在八十二人中有六个人，我们这里也是五六个人。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也比江西党校较少，这两点是不同的。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同志们可以看一下。报告写得好，一气可以读完。请同志们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辩一场。时间秋季好，冬季好，春季也好，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作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利益。”报告说：党校学员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歧认识暴露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了产生动摇的原因，决定采取辩论、读书、辅导、总结的办法，强调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学员们的思想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全体学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持肯定观点的人更加坚定了，模糊不清的人清醒明白了，持否定观点的人没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8日　审阅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印二十份，发常委，彭真，伯达、稼祥、乔木，七个大区组长及曾希圣。”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批示胡乔木：“此件好。有一点修改。即交尚昆印二十份，分发常委、彭真、起草小组、各大区组长，征求意见。”决议草案在讲到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市场供应比较紧张处说“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毛泽东将其中的“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改为“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决议草案中说“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松劲情绪，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毛泽东改为：“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并且坚决打击这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8月9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宴请本日到达庐山的胡志明(194)，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杨尚昆参加。宴会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同林彪谈话。后同周惠谈话。

8月10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八月四日关于张恺帆(195)在无为县下令解散食堂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196)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安徽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八月一日给芜湖地委并报安徽省委的报告说：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四日到无为检查工作。九日下午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检查工作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到七月十五日，全县的六千零六十九个食堂即一风吹散，还有一百二十个食堂坚决不散。毛泽东的批示和安徽省委的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九时，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开会。十时起，柯庆施、李井泉、曾希圣、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参加会议。

8月11日　上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间是没有解决的。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历来都是这样。问题为什么要从这里谈起呢？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就限于政治问题，就不讲世界观了，而最根本的根源就在世界观。我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说犯错误的同志，比如彭德怀同志，我就感觉到，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比如“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这大为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这是个大学校。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浮夸之风就走到实事求是。果然，现在你看还吹没有？我们报纸上那个“卫星”就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钢三千万吨，两千万吨，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于我们中央和地方做工作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因此，我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国防部和军委的工作了。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工作是要改的。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是赞成开的，请你们去研究一下。大概顶多开两个星期就够了，或者开十天，不要开长了，不要像去年那么久。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不然没有证据。这个决议，大体上就是我先前讲的方针，无非是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这个党没有危险。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通过的，我代表常委会说话。我建议，我们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议，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评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估计到那些同志们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他们从来不提出团结这个口号的，我所以在三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上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人抓这个旗帜。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我们要估计到他们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首先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因为我们这个会开到今天四十天，从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德怀同志讲过：难道我们三十一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这个关系应该继续下去，应该搞好，而不应该在这一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头，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样，就必须要搞两条：一条叫做批判从严，一条叫做处理从宽。这个处理从宽，并不是一点职务都不变动。必须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他们最近这几天有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我要喊一句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同日　下午五时，同周小舟谈话。十二日晨六时，致信周小舟：“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十三日晨二时，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参加全会的各同志。

同日　阅胡乔木八月十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197)，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有点小的修改。”毛泽东将草案中的“他的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方法”一句，改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同日　审阅彭真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送彭真同志即办”。通知说，为了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其他决议，中央决定八月十八日起在北京召集军委扩大会议。通知要求各军区、军种、兵种、直属院校党委，于八月十四日前将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员名单报总政治部审核批准。

8月12日　上午八时半，同江华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同彭真、谭政、萧华谈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谈次日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七日关于辽宁省今后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计划。辽宁省这个意见书，可供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报告说：根据我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扭转国民经济中某些不协调状况，使之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一）大力发展农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化肥、农药生产。（二）我省重工业比例特别大，今后除自然增长和补缺、提高以外，冶金、机械、重化工、建材这四个行业，一般不再扩大生产规模。应注意加强煤炭、电站等先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三）根据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可能，积极发展轻工业。（四）搞好城市建设，大力解决各城市严重缺水问题，适当发展城市煤气工业，注意有步骤地改善人民的住宅、医疗等生活福利问题，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五）大力发展水产事业。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八月九日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情况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报告说：昨天上午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晚上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为贯彻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组织学习，对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二、在正在召开的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上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部署下半年特别是八、九两个月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三、召开全省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全体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足干劲，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高潮。四、派检查团到各地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大力提倡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3日、14日、15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十三日，张闻天、彭德怀作检讨。十四日，黄克诚作检讨。十五日上午，彭德怀、黄克诚再次作检讨；下午，张闻天再次作检讨，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

8月13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同日　阅周恩来八月八日报送的中共农业部党组八月四日关于抽借各省排灌机械支援紧急抗旱的报告和商业部党组八月七日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对农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退总理。”对商业部党组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退程子华同志。”商业部党组的报告说：为了积极支援各地抗旱、防洪工作，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拟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在抗旱、防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要优先供应灾区。（二）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求非灾区积极主动支援灾区。（三）受灾地区要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充分发挥现有库存力量。在已成灾地区，商业部门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帮助灾民发展多种经济，做好灾民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推销工作，做好灾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保证灾民药品的供应，并及早做好防寒取暖物资的准备。

8月14日　晚七时，审阅胡乔木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的修改稿后，批示胡乔木：“即付印，今晚发给到会所有各同志。”这个决议草案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十一时，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谈话。

同日　阅中共辽宁省委报送的鞍山市委八月八日关于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令各重点企业研究鞍钢的经验。”鞍山市委的报告说：接到毛主席七月三十一日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的报告的批示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传达后，决心立即采取措施，进一步克服右倾松劲情绪，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保证按日、按班完成国家计划。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5日　上午，对刘澜涛(198)及其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99)写第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批语指出，编辑这个小册子“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小册子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今日大会情况和明天会议安排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曾希圣出席。

同日　关于建议读两本书，写信给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各同志。信中说：“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8月16日　晨五时，审阅胡乔木四时半报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稿，批示：“彭真同志：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200)，一个公报，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同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20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对着右倾。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这几位同志帮了大忙。从去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等等，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很快就解决，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么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在那种时候他提不出来。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中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中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主要的一个侧面，就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一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会议的空气变了，转了一百八十度了。第二个侧面，是我们这些同志，除了周小舟，其他的同志，主要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看起来，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认识，承认了错误。当然，还有一个将来实践的问题。（刘少奇：不要性急。）听说你讲过这个话，不要性急。这里头不要搞大跃进。这二十几天已经是个大跃进了，同志们，再搞大跃进就不好了。我们要允许他们有个思索的时期，允许他们有个改正的时期。他们承认错误，愿意跟大多数同志合作、团结，愿意革命，我认为这方面也是收获，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大家也要做工作，应该跟他们往来。大家应该多采取热烈态度，到他们那里去，穿房入户。你是去影响他，帮助他，帮助害病的人嘛。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我看不要告别。我们尽一切力量，我们要跟他们搞好。我也寄希望于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也表示，愿意跟大家搞好。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天无绝人之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这么一点。这个会开了这么多天，二号到今天，中央全会十五天了，我看是成功的，是很好的一次会，是一次胜利。林彪同志刚才讲了两句话：避免一个分裂，避免一个大马鞍形。小马鞍形我看是会有的。如果他们挂帅，如果彭德怀这些同志挂帅，要出大马鞍形的，天下要乱的，农业、工业都要泄掉干劲的。这是第一。第二，避免党的分裂，及时地阻止了党的分裂。就在这个阻止党的分裂里头帮助了他们，他们本人，如刚才彭德怀同志所讲，他们自己得到了挽救。

同日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小册子写第二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批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202)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做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批语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枚乘(203)《七发》写一篇批语，题为《关于枚乘〈七发〉》。全文如下：“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204)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205)、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206)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207)所收曹植(208)《七启》，张协(209)《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和枚乘《七发》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8月17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八月十六日晚报送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于晨四时在胡乔木送审时的附信上批示：“即刻送刘、周、朱、林、彭真、乔木阅，即刻看一下，如同意我的那一些修改，即刻付印，务于今下午至迟晚上发到各同志手里，以便他们明日带回去。”对《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在决议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这句话前，加上“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语。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修改，主要是：决议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毛泽东将“七年左右”改为“八年左右”(210)。决议说“为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毛泽东在“两年内”后加上“（即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对公报的主要修改是：将公报中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句，改为“发展我国的一步一步的踏实的又是跃进的社会主义事业”。

同日　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是一些人事安排的通知。第二是关于庐山会议的传达问题。在彭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211)后，毛泽东说：这个意见，是跟几位元帅同志、各大区的组长都商量了的。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可不可以？（大家说：赞成。）这是相当大的一个人事变动。第二个问题，怎么传达。大体原则是分两个步骤：头一个步骤是县团一级。县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开会的时机，跟公报的发表要配合。二十五号发布公报，二十六号公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212)在周恩来、刘少奇讲话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一班人要有个班长，一个连要有个连长，一个支部要有一个支部书记。当然，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会，那叫集体；单是有集体，没有一个长，那个集体是不成功的。两个东西都要。这是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所需要的，生产同生活所必需，跟自然界斗争所必需，社会斗争所必需。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晓得这一套，他们就是反对他敌对的那个派别来办这个事情。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不谦虚了，因为那是危险的。正是在反对列宁的时候，列宁说，那不行，要让你们来办不行的，你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这个问题将来还会存在的，地方上也有，地方上也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这要有个过程。有意识地健全我们这个领导机关，讲清楚这些道理，把一些应该挡的风挡住，完全有必要。我看这次会开得好，这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也没有耽误。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一百多人，聚会这么一个半月，很有必要。这也是一种练兵，兵是要练的，可以得到教育。比如我们这些人，就在这次会议得到了教育，我就得到了很大的教育，谁料到出这么一个乱子？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它就出了。出了就好，就欢迎，就可以解决。所以，这是一次胜利的会议。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有可能。单是要求，还是愿望，如果没有可能也不行的，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革命中搞建设，两种运动夹在一起，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建设。我看总的情况是好的，国际国内情况是好的，如公报上所说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全世界人民，无产阶级，现在团结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有些国家要搞民族独立运动，有些国家要搞人民民主。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搞了十年，这十年进行了各种改革，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提出了新问题。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个时候是讲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讲建设的总路线。凡是这样的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讲，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建立又倒，又倒又建立。去年党代会是五月间，现在庐山闹乱子是七月，只有一年多一点，就觉得不行了，现在经过大家这一议，又可以了。你说将来一点风浪没有，一点台风没有？我看还有。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农民意志的倾向总要占优势，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要占优势的。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而外，是团结一致，为我们中国快一点、好一点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是一种必然性，而且现在有保证。但是要估计到，还不是那么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完全会有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我就料不到。但是有台风要刮，是可以断定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准备着。世界形势，和平的可能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把这个方面抛弃是不利的，结果来了，你怎么办呢？

同日　晚上，同彭真、汪锋、张国华、徐冰谈西藏问题。

8月18日　阅张闻天本日上午的来信，批示：“印发各同志。印一百六十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并为这封信拟题为：“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张闻天信中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与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的批示和张闻天的信作为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出席，彭真列席。

8月19日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213)），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一九五五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214)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习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同日　阅姚溱(215)八月四日给外交部、外办、中联部的电报。电报说，在古巴期间，劳尔·卡斯特罗(216)接见我们，在谈到古巴和中国的关系时，提出一个建议：设法在哈瓦那的新华社机构中，增加一位中国方面的较重要的人，作为中国的非正式的代表机构，进行宣传和各种联系工作，逐步把各种工作进行起来，将来水到渠成，就可以正式替代蒋介石台湾当局驻古巴大使馆。毛泽东批示：“恩来、陈毅同志：这件事处理了没有？似宜派一位相当于公使或代办级的有政治头脑的同志去，以新华社分社长或记者资格驻古巴，是否可行，请酌。”

同日　为转发中共青海省委八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扩大）的第一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有用，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简报说：省委第十二次全会（扩大）于八月一日召开，省委决心用八、九两个月的时间开好这次会议（包括安排下半年生产工作在内），把反右倾斗争搞深搞透，并拟在十月、十一月间集中进行州、县级党组织内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省委在会议期间对当前工业、农业、畜牧业生产作了具体部署。

同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批示：“河北省的情况极好。发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报告说：省委在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进行了讨论，总的精神是：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彻底批判和纠正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鼓起干劲，大战八、九月，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跃进计划，迎接国庆十周年。省委认为，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密切结合，既解决思想问题，又使生产、工作迅速跃上去，而这一工作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朱德、林彪谈话。

8月20日　下午三时半，同邵式平、汪东兴(217)谈话。

同日　下午，离开庐山，晚上到达南昌。

8月21日　上午八时半，在专列上同杨尚奎(218)、汪东兴谈话。

同日　上午九时半，离开南昌去金华。晚七时半，在专列上听取金华地委书记和金华、兰溪、永康的县委书记汇报工作。十时四十分到达诸暨，在专列上听取诸暨县委书记和副县长汇报工作。

8月22日　晨一时，到达萧山。下午，在专列上听取萧山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工作。后改乘汽车去杭州。途中参观萧山西兴人民公社的一片稻田。晚上到达杭州。

8月23日　晨六时，就《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的文章，在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写批示：“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四同志：此版右角甘薯问题(219)，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八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8月24日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我月底可回。”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这个建议，作出相应的决议。九月十七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同日　阅黄克诚八月二十二日来信，写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并批示：“此信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一阅，尚昆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欢迎他这种态度。”

同日　下午，从杭州到达上海。

8月25日　晚上，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谭启龙(220)汇报工作。

8月26日　晨，到达济南。

8月27日　下午，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八月十九日开始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29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出席。

8月30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八月二十七日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并批示：“刘、彭真阅后，尚昆即办。要印几千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得到解决。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必须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如贵州例。”报告说：省委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讨论确定本省一九五九年工农业增产的主要指标。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竞赛中必须发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8月31日　晨，同周恩来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221)

同日　阅吴冷西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关于宣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初步计划，新华社关于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计划和关于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简报第一至五期，批示：“电话告吴冷西同志：信及附件看了，很好。”吴冷西信中说：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订了初步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题目。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九日报送的三份材料，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这三份材料是：一、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一月七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期登载的《有关“公社”的一些资料》，内容包括：对“公社”一词的解释；公民公社，共产主义联合体（即共产主义协会）；巴黎公社；苏联农业公社。二、苏联库尔巴诺夫(222)写的《第一个俄国公社的回忆》。三、苏联大百科全书旧版中的“农业公社”释文。

8月下旬　在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写批示：“林克同志：共两篇，六版一篇，七版一篇，都可看。”六版一篇，指《我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一文，作者是哈尔滨经纬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张兆英；七版一篇，指《射电天文学——打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一文，作者是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副研究员王绶琯。

9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晚上，在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决议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同志参考。”并批示：“尚昆照前例办理。”简报说：凡是中央指示和公报、决议精神所到之处，都马上鼓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只要干部积极领导，马上就会出现新的面貌。我们坚决克服对右倾思想的调和主义，开展反右倾斗争，充分发动群众，为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9月2日　阅李富春九月一日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电话告富春：此件及前件(223)均已看过。同意他们会议的安排。”李富春的报告汇报了庐山开会回来以后，国家经委、建委、科委和计委的党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决议的情况。中心是要把思想搞透，认识总路线，维护总路线。准备在九月十五日左右，争取先搞一个明年计划的纲要（准备提出以钢为纲的三个不同的方案作比较）。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八月三十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同时印发军委扩大会及外事会议各同志。”湖南省委的电话汇报说，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已于二十八日作了小结。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了今年主要产品的跃进指标。二、突出地抓当前的生产。三、对于生活安排问题，强调当前主要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四、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9月3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4日　晨，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九月二日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办理。”并批示：“刘、彭真同志即阅，尚昆立即以电报发去，今日办完为盼。可不另印。”上海市委的电话汇报说：我们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举行的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讲话，反响很大，提高了干部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传达后会议准备分三个阶段进行：一、首先搞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二、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逐步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觉悟。三、认真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同日　中午，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

同日　为转发外国专家局八月二十六日整理的《苏联专家认为反右倾保守很好，希望能反彻底，并称赞中国人民干劲大》的材料，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此件发给各有关部门和同志。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志及其他外国专家同志，和我们一道，反右倾，鼓干劲，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好好说服他们。总之，要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好好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并批示：“刘、周、林、彭真阅后，尚昆办。”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九月二日关于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有参考价值，发各省、市、区党委。”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后，尚昆即办。”贵州省委电话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绝大部分同志是拥护党的总路线的，有糊涂看法的同志，多数都主动作了检讨。二、有右倾思想和曾暂时动摇的同志，多数是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因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发生了怀疑。三、从九月三日起，分别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判。

同日　关于请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参加国庆，作批示：“少奇、恩来、彭真同志：现离国庆只有二十几天了，宜劝班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回拉萨(224)，准备于九月二十日左右飞兰州，下旬来京参加国庆。如何，请酌定。张国华宜于九月十日以前返回拉萨。请彭找张谈一下，准备起程。”

同日　阅西藏军区九月一日晚十二时关于对雅斜儿印军侦察情况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周、陈(225)同志：雅斜儿的印军跑了，二十六日跑的，是在二十五日米基顿即朗久区一打的影响之下跑掉的。请与总参谋部联系，侵地未跑的还有几处，告我为盼！又，雅斜儿在什么地方，亦请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八月三十一日给外交部、中联部的电报和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八月三十日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胡乔木、吴冷西，考虑将这两个电报以通讯方式由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发表。驻捷使馆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捷中央各报继续报道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人大常委会的情况，版面突出，标题也很有力。其着重点是中国成就大，人民公社好，八中全会决议正确。驻民主德国使馆的电报说，民主德国各党派、主要群众团体和军队的报纸，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及决议均非常重视，其宣传口径同公报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新华社电讯，分别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的上述反映。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九月三日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刘、彭真阅，尚昆办。另印如前示。”简报说：省委全会八次扩大会议一致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认为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国家各项主要指标是积极可靠的跃进指标。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在开始讨论我省粮食问题增产指标时，存在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目前全省工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极为迅速，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日　就研究新华社九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二期刊载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226)一文，致信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座谈会上，此件给他们看。”八日，陈伯达复信毛泽东(227)。十日，毛泽东为在《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的复信和附送的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批示吴冷西：“另件请付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请他们于明日（十一日）登载为盼。”并为《内部参考》起草题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的本刊讯，内容如下：“本刊九月三日《驳……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9月7日　关于请郭沫若修改《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致信胡乔木：“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十三日，再致信胡乔木：“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228)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8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现在很忙，我们会不会侵略印度，你们将来就会看到。我国领土很大，不需要侵略别人。外国人说中国人口很多，不侵略怎么办？主要问题不在于人口多寡，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我们的党是共产党，我们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229)。人口多了是否就必须打仗解决？请问，中国人能不能自己解决粮食和其他问题？中国再增加几亿人口，也还能够解决问题的。西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口多了，将会侵略和统治别的国家，这是故意降低我们的影响，企图在我们的脸上抹黑。帝国主义骂我们，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骂我们的，你们不骂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不骂。我国一百多年的历史都是被侵略的，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所以中国历史可以给各国作参考，特别是印度。尼赫鲁的中立政策如能坚持下去，我们欢迎。印度现在的政策是不利于尼赫鲁的，反动分子反对中国，印度人民会起来反对的。印度反动分子要亲美，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想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个组织不仅威胁中国，还威胁到阿富汗、锡兰(230)、柬埔寨、印尼等国，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很愿意与尼赫鲁先生讲和，以友好的态度解决问题，不愿意印度掉入美国手掌中。我们没有说过印度是侵略者，但在政治上它与西藏叛乱分子是有联系的。他们搞在一起，过去在拉萨，现在在穆索里。印度挑起西藏事件和边界问题的纠纷，结果是印度人民吃亏。印度很早就承认中国了，印度在联合国支持我们，我们与印度的纠纷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友好的。印度也有困难，我们才建国十年也有困难。美国人在背后逼我们，我国与印度为什么不和好呢？整个亚洲在万隆原则上团结起来，这是大势所趋，吵架不能解决问题。日本有一部分人愿意上美国的钩，如日本想搞“两个中国”，日本岸信介首相说我们对金门开炮是侵略，还扯下我国的国旗，影响了两国贸易。你有机会可以与日本政府谈谈。毛泽东说：阿富汗很重要，你们是纯粹中立的国家，政治上不侵略别人。你们说话很有力量，你们国家虽小，但真理在你们的手中。我们不小看小国。有机会欢迎你再来。如果你们欢迎，我们也会派人去访问贵国。

9月9日　对彭德怀本日来信，写批语：“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并批示：“即送刘、周、朱、林、彭真同志阅，请尚昆办。”彭德怀在信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允许他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同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谈话。谈话后，一同参观即将竣工的人民大会堂。

同日　上午，乘专列去密云水库参观，并在水库游泳。十日下午，回到中南海。

9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开会。

9月11日　上午八时四十五分，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很好。团结的旗帜非常必要。讲团结，就要有纪律。所谓团结者，包括团结犯了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现在全国、全民族、全党的任务是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有铁的纪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大国，是各部分组织形成的。军队有各部分的组织，这个区域，那个区域，地方党也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末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不管你是哪个山头，哪个地方，跟自己要好的，或者有点别扭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是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一致，就能团结。从前的人讲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231)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我们总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凡人，都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要犯点错误。所以，犯错误也不要紧，不要把错误当做个大包袱，只要能改正就好。从前的人又讲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32)就是说，犯了错误，好像是天狗吃掉太阳、吃掉月亮一样，人家都看见了，如果改了，人家都敬佩他。我们大家来学点东西，要学马克思主义。彭德怀同志提出学习的任务，我非常赞成，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学。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东西我没有学好。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国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在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总而言之，活一天我就要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环境。还有，自然科学我也很不行的，也要学一点，现在又出了无数门的技术科学。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好，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我们要战胜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把住这个地方不放，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下决心。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同日　上午十一时，同罗瑞卿谈话。晚上，同安子文谈话。

9月12日　听取杨尚昆汇报昨晚彭德怀同他谈话的情况。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六日关于反右倾以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并批示：“少奇、彭真同志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报告说：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但自六月份以来呈现节节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在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着一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主要行业和主要产品都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指标，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抓紧四季度，为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9月13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安子文出席。下午二时半会议结束后，一起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9月14日　上午，阅刘少奇九月十二日晨送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修正稿，批示：“此件看过，很好。退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在附信中说：“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对此，毛泽东批注：“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这篇文章是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九月十一日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请用中央名义写一复电给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我们对粮食的生产、征购、供销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召集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杨成武(233)、罗瑞卿、徐冰出席。

9月15日　晨一时半至三时，到北京火车站视察。对即将竣工的北京站内外上下各主要部分看了一遍，并向铁道部负责人和北京站工程设计负责人询问有关车站的使用、建筑材料和设备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到母子候车室休息，同参加工程建设的南京工学院的师生和工程设计组负责人进行简短谈话。

同日　上午九时，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到会七十八人。会议座谈关于反右倾、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座谈的问题就是彭德怀问题，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决议，反右倾的指示，还有个摘掉一部分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右派分子全国有四十五万，其中十分之一是共产党内的，十分之九是党外的。现在，党内党外这些右派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改好了。趁这个国庆十周年，把各地方多多少少改变了的，有的百分之几，有的百分之十，有的百分之十几，甚至于还有更多的，不等，给他摘掉帽子。这样，其他的右派分子就有希望，有奔头。还有个特赦的问题。几年之前，许多朋友曾经提议过要赦，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不赞成。因为那个时候是赦不得的，要经过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去年大跃进，今年的跃进，人民群众大发动。这是个人民的问题，不单是那些人的问题，要人民能接受。现在我们用这种办法，就是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我们不干大赦这个事，也请诸位考虑一下，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考虑一下。他说：情况正在好转，而且大有好转，就是群众起来了，干劲很大，今年的指标能够完成，而且是大跃进。经过明年、后年、大后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然后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大见效。我现在希望各位同志们能够同意中共中央这样的意见，我们共同团结起来，保卫总路线，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干十年，中国的面貌会改变，第三个十年会有更大的改变。这一次是不是又是先党内后党外呢？有些朋友他们得了一条规律：共产党办事就是先整自己，后整别人。现在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上海一些工商业家，听说有这个顾虑，还有各民主党派。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现在，教员、教授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并不是说问题都解决了。什么世界观这些问题，旧的东西一下要刮掉，洗脑筋洗得那么干净，那不容易的，慢慢来嘛。

9月16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

9月17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情况。

同日　批示林克阅读当天《光明日报》登载的《试论中国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234)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