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陈毅、薄一波、罗瑞卿出席。

同日　晚八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时，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谈话。

9月19日　中午，到天津赵庄、红五星公社和曹庄公社看水稻生长情况。又到天津杨柳青农场参观。

9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陪同下，到济南泺口视察黄河大堤。

9月21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分别汇报山东省第三个五年经济建设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在舒同汇报“三五”经济建设规划的安排时，毛泽东说：要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在舒同汇报秋收后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时，毛泽东说：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松答：大辛庄大队今年的秋玉米亩产五百斤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冲一冲就没有了。漩涡也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下午，由舒同和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陪同，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视察棉花试验田，看了大白菜、多穗高粱、红薯等农作物。随后冒雨视察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的一片玉米丰产田和玉米、大豆间作田。听说这一片丰产田的玉米亩产可达八百斤左右，他说：加上小麦，一亩就是一千好几百斤了，这是个大跃进啊！在观看玉米和大豆间作田时，又说：这样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复种指数，这种种植方法是可以推广的。毛泽东在田间接见历城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东郊公社的干部、社员代表共七百多人。

9月22日　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杨蔚屏、赵文甫等谈话。二十三日上午，继续同他们谈话。

9月23日　下午，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同林铁、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钧等谈话。

9月24日　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视察邯郸国棉二厂。随后，到磁县成安镇（今成安县）视察棉田，接见植棉技术员和社员，了解棉花的品种、亩产量及棉田的灌溉等情况。在棉花方办公室休息时，毛泽东说：邯郸曾是赵国的都城，中国的五大古都之一。邯郸是要复兴的，因为它出产铁、煤、棉花、粮食，邯郸有希望搞成一个大钢铁城。毛泽东又到成安镇粮棉厂视察，登上了棉花垛顶，看了轧花车间、清花车间、打包车间和种子库。毛泽东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河北要实现粮食自给。

同日　晚上，到达保定。

9月25日　上午，在专列上同林铁、阎达开、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王力、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保定市委第一书记杨志昌等谈话。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9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罗瑞卿出席。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9月2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宋庆龄、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林伯渠、罗荣桓(235)、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陆定一、邓子恢、乌兰夫、刘伯承(236)、郭沫若、李济深、陈叔通、何香凝(237)、沈钧儒、黄炎培、罗瑞卿、林枫(238)、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程潜等，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庆祝大会的外宾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十七个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刘少奇致开幕词。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苏斯洛夫(239)等二十八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在庆祝大会开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会见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越南和朝鲜的军事代表团团长、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以及六个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以金日成(240)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9月29日　下午，庆祝大会继续举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三十二位外宾在会上致祝词。刘少奇致闭幕词。

9月30日　上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去首都机场迎接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和部分团员。在前往钓鱼台迎宾馆途中，在汽车上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对帝国主义来说，问题是如何保持现有的殖民地。他们的摊子摊得太大了。他们的处境，好像一个人用双手在桌子上捧起了一万个鸡蛋，顾东顾不了西，不是这个掉了，就是那个掉了。看起来我们有可能再争取十五年的时间，只要是在西方德国不闹事，在东方日本不闹事，仗是有可能打不起来的。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是德国发动起来的，一次是德国和日本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总会要搞点紧张的，但是这对于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我们两国都不需要战争，这一点我们清楚得很。我们需要同他们共处，哪一个也没想推翻他们的政权，我们只需要赢得十五年的时间。

同日　下午，在钓鱼台迎宾馆同赫鲁晓夫谈话。参加谈话的，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苏方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图波列夫、安东诺夫(241)等。毛泽东说：你是去年八月间来的。葛罗米柯同志是去年九月来的。一年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双方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军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八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八月二十、二十一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撤军的决议，所以我们八月二十一号没打，二十三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问题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舰从地中海、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了，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引起了印度尼西亚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另外，又怕蒋介石捣乱，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控制。杜勒斯的政策是把金门、马祖还给我们，而要我们给他台湾和澎湖列岛。我们原来也是想先解放金门和马祖，至于台湾，要还是要，但要等一个时候。我们后来发现，杜勒斯正是这样想的。我们若是这样做，就是走杜勒斯路线了。后来，我们决定先不拿金门、马祖，团结蒋介石反对美国。美国正向蒋介石施以压力，让他不再当总统。蒋介石也屈服了，表示同意明年不当总统了。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下台，我们也支持他。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蒋介石早就完了。炮打金门是蒋介石希望的，美国人不希望。我们对蒋帮助的方法就是打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盛大国宴，招待八十多个国家的外宾和中国各界人士。

同日　致信王鹤寿：“请查云南、贵州、广西一九六〇年能产多少吨铁，多少吨钢。这是第一件。这三省煤炭（有无焦煤）、铁矿的地下蕴藏量，三省各有多少。这是第二件。以上二件，请你查明告我，于今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写明送我为盼！”

同日　阅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馆九月二十二日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关系问题的看法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似乎可以把这个情报，读给高士同志们听。请总理斟酌是否可行。送总理阅后，退毛。”电报说：据非洲某些人士称，他们看到我使馆公报刊登的关于中印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后，深信我方立场的正确，相信中印之间的一切纠纷都是由印度政府企图执行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侵略政策而引起的。他们完全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242)，指出在黑色非洲大陆，目前就存在着许多“麦克马洪线”，将来非废除不可。

9月　审阅吴冷西九月四日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为报告拟题《关于外国消息问题》，并批示：“刘、周、朱、林、陈毅、彭真阅，退毛。大多数兄弟国家是拥护我们的，朝鲜、越南、东德、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情况不清楚，似乎也比较好。”

10月1日　上午，去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前，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参加会见的，中方有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苏方有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说：在美国时，艾森豪威尔(243)曾暗示我，让我和他一同到教堂去做礼拜。毛泽东说：我看可以去，但是要提出一个条件，我在你这儿上教堂，你到莫斯科后要到马克思、列宁像前祷告。赫鲁晓夫说：上帝和《圣经》在美国人心中占很大地位。毛泽东说：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佛经我读过一些。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也是可以去的。巴格达什(244)上次来提过这个问题，表示不愿到清真寺去。我当时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由于人民群众还信上帝，因此我们也进教堂。列宁当时就曾经表示过，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的代表，可以进行表示忠于沙皇的宣誓，不这样宣誓就不能在杜马中活动。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赫鲁晓夫、胡志明、诺沃提尼(245)、金日成、泽登巴尔、萨瓦茨基、道比、加涅夫、谢胡、马特恩、波德纳拉希(246)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及六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八个亚非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庆祝大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诺沃提尼和夫人，李富春和夫人蔡畅(247)在座。毛泽东说：热烈欢迎你们。你们是来自西方前线的。诺沃提尼说：现在西德又重新出现着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一些情况，北大西洋集团(248)的司令部也不断地侦察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感到威胁，我们也感到威胁。日本垄断资本想扩张到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去，这是日本的秘密计划。台湾在中国手里，就不利于日本的扩张，所以日本主张所谓台湾的独立，支持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然而日本要扩张到这些地方去又同美国有矛盾。阿登纳(249)主要是把矛头指向东方，指向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但问题是苏联强大，甚至美国现在也不能不邀请赫鲁晓夫同志到美国去访问，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去苏联访问。从赫鲁晓夫同志去年八月来北京到今年十月他再来北京这一年多来，东西方之间力量的对比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去年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以及炮击金门后九月间葛罗米柯来北京期间，我们曾交谈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们两方面彼此都有些害怕，我们也怕帝国主义，怕美国、日本、西德，怕它们捣乱和破坏。但是西方现在是怕我们多一些，资本主义世界怕社会主义世界多一些。诺沃提尼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的挑衅甚至挑起战火必须保持警惕。毛泽东说：对，要估计到这一种可能，并有准备。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者占的东西太多，因此它们主要想护住这些东西，变得保守起来，而西德、日本则要扩张。西德要扩张，美国不赞成，英国更不赞成。因此，目前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再过十五年我看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门、马祖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的很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不打算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又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要怕，不会出乱子的。我们这样拴住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腿，对你们也许会有些帮助。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总之，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家务太大，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处于被动地位。我看现在冷战和国际紧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利，而对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较有利。搞紧张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努力工作，进步更快，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觉悟也提高得快些。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放心，我们决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麦克马洪线是以前英国在印度的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搞的，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就是英国当时也不敢加以公开。这条线把中国西藏地方南边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浙江省那样大）划过去了。一九五〇年以前尼赫鲁所写的一本著作(250)，其中所附地图就仍是用的老线，而不是麦克马洪线。一九五六年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时，还请尼赫鲁写过序言。我们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英国过去企图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如果承认了，西藏人民也不会同意。我们在法律上、形式上不承认这条线。谈到达赖问题时，毛泽东说：西藏解放八年来，我们没有动原来的政权，没有动它的军队。我们原来准备今后四年之内还不动。我们只是在那里驻有两万多军队，上层反动分子对这两万多人不满，尼赫鲁也在中间挑拨，以致发生了叛乱事件，目的是想赶走这两万多军队。这样我们进行了反击，很快先把拉萨控制起来。从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间，我们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势，并开始了土地改革。这当然使尼赫鲁不高兴，在半年之内发起了两次反华运动。这样搞一下也好，反倒把问题澄清起来。诺沃提尼说：我们很感谢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这些形势问题，毛泽东同志所谈的观点、立场都很正确。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群众联欢和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外宾。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赫鲁晓夫说：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表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泽东说：美国操纵了大多数，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我们准备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中国没有联合国也活得下去，联合国没有中国也活得下去。赫鲁晓夫说：我看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中国就可以进入联合国。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入联合国是不对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与裁军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美国不让我们进联合国，宣布我们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蒋介石、侵略朝鲜、侵略越南。既然我们是侵略者，我们又怎么能进联合国呢？赫鲁晓夫说：只要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国的决议，关于宣布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就自然会取消的。不要表示我们对进不进联合国不在乎，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点，说中国不愿进联合国，怕受联合国的束缚。毛泽东说：我们在公开宣传上从来就是表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赶走蒋介石的代表，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不愿意参加联合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由于美国的阻挠，我们一时进不了联合国，我们要作十年、二十年进不了联合国的打算。不能急，急也没用。我们决不能为了增加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票数而不进行任何活动。至于你们在联合国内进行斗争，那很好，我们一向赞成这种斗争，而我们在联合国外进行斗争，我们大家在两条战线上共同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说：这次我们到美国去，感觉美国很怕中国。毛泽东说：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明天的中国。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先后会见也门政府代表团、伊拉克人民代表团、摩洛哥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代表团、日本各界庆祝中国国庆代表团、几内亚政府代表迪亚万杜（教育部部长）、印度尼西亚国民党总主席苏维约和夫人、印度尼西亚前第一副总理哈迪和夫人、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等。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长贝尔纳说，曾经读过他写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

10月2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毅研究同赫鲁晓夫会谈问题。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并宴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和苏方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安东诺夫参加。会谈内容包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西藏问题等，双方争论激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说：我们正想给同志们念一念这次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谈话记录，然后同信(251)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指台湾问题——编者注）。翻译念完记录后，赫鲁晓夫说：正是由于记录里所说的原因，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才赶忙把这封信给我寄到中国来。毛泽东说：信我们已经看了，他的中心意思是叫我们执行有节制的缓和的政策，就是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你说得对。信里有个意思，就是说台湾问题不是永久不解决，而是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这也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也不要打仗。赫鲁晓夫说：美国人是不想为台湾而战的。毛泽东说：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中国问题与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是用波茨坦协定分开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赫鲁晓夫说：我看，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懂得的。毛泽东说：是啊，美国是懂得的。他们同意谈，但要按照他们的路线来谈。他们曾经暗示，可以说服蒋介石退出金、马，要我们对台湾保证不使用武力，但是我们可以对台湾提出要求。这样，他们对台湾的统治就会合法，而在其他问题上就能为所欲为，不受牵制。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这里有一段插曲，艾森豪威尔说，几年来，他们同中国谈判释放那五个美国人的问题，毫无结果。这件事我不了解，到底情况怎样？周恩来说：这几个人，三个是违犯中国法律做间谍的侨民，两个是被打下来的空投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未满。赫鲁晓夫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由我们来处理，早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问题是看你采取什么方针，你要刺激鹅的话，就把它关起来。毛泽东说：美国人侵犯了中国的法律，为何要放他们？赫鲁晓夫说：问题已经清楚了，不要再谈了。在台湾问题上，策略也很重要。台湾问题是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去年台湾局势紧张的时候，以及今年这次同艾森豪威尔会谈，都提过台湾问题。我们之间是了解的，我们大家不会为台湾而打仗。但是，对于世界舆论我们并没有表明这一点，这样就给了美国一张王牌，它说我们要打仗。当然，美国在台湾的行动是非法的。然而，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毛泽东说：那么你说要怎么办呢，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去办吗？我们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承认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这正像他们在华沙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们保证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两个中国”。这个办法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是通过艾登(252)提的。我们还是照我们的办，同美国、同蒋介石是两回事。同美国是国际问题，第七舰队不走，就谈嘛。同蒋介石是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可以用和平方法，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恐怕这样要妥当些。赫鲁晓夫说：同志们，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能再这样子谈，我们谈的是策略问题，你们一股劲用原则问题来回答我们。周恩来说：这也就是策略。

晚宴后，继续会谈。毛泽东说：怎样解决？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说了，我看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谈了，谈谈别的问题吧！毛泽东同志使得我们很难堪，好像我们是在替美国人说话似的。我想提一个作为客人本来不应该提的问题。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同印度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利于印度的反动派，有利于侵略势力。我认为，你们同印度的争论不是不可以克制的。很多年来，你们一直和印度友好相处，平安无事，这次突然发生了流血冲突，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说：关于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你们不是发表个声明吗？赫鲁晓夫说：我们发表声明是对的，只能这样做。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赫鲁晓夫说：关于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开枪？毛泽东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周恩来说：难道他们打我们，我们就挨打吗？是相信我们呢，还是相信他们呢？赫鲁晓夫说：谁先开的枪，我们不知道，要看是谁被打死了呢。周恩来说：印度人被打死了，是他们先开的枪，打了十二个小时。真理要弄清楚。我九月八日写给尼赫鲁的信，连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报纸都说是公正的。关于边境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在信里都说了。我们向来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是一条非法的线，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越过这条线。赫鲁晓夫说：我们过去不知道这条线，现在我们对这条线也根本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被打死的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这一点被帝国主义抓住了来反对中国，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边境的事情我不了解，不管怎么说，打死人是错误的。周恩来说：是他们先开的枪嘛，他们拿枪向我们的人身上打，难道我们应该向天上放枪吗？在这种情况下开枪把他们的人打死，这怎能说是我们的错？赫鲁晓夫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谈了，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周恩来说：我们谈的是事实，你说的不合乎事实。这些情况，连印度的报纸都承认的。他们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难道还枪不对吗？毛泽东说：这是边境纠纷，是个别事件，美国人都看出了这一些。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很长时期，英国都不敢画在他们出版的地图上。后来，英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上也没有这条线。这是一条不光彩的线，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印度地图上还没有这条线，就连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上也没有这条线。毛泽东说：这是局部的纠纷，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是双方的士兵打的。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尼赫鲁也是事后知道的。现在，他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退了两个地方。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的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周恩来给尼赫鲁的这封信，我们研究了一个多礼拜，信是讲理的。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意见都讲了，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嘛。毛泽东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意见。赫鲁晓夫说：我们也不支持你们的意见。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共的失策，你们应该把达赖抓住，不让他跑掉，对尼赫鲁不是更好吗？这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说：达赖走，我们没有办法，边境有几百公里长，他从哪里都可以走，我们很难办。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个是在西藏犯了错误；另一个是边境事件，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给你们戴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接受。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接受。帝国主义者高兴你们的声明。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而你们又要发表声明。帝国主义说我们两党是不一致的。周恩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毛泽东说：关于对外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以在内部谈，不应当公开。今天，你这样坦率地谈了，很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你们的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谈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你们就提。我们对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也坦率地谈。毛泽东说：好，好。会谈于晚十一时十分结束。

10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陪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舞和京剧。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美国、英国的工人情况和政党情况进行了交谈。在晚会中间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会见胡志明。

10月4日　上午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首都机场为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送行。十时，在首都机场休息室同赫鲁晓夫交谈。毛泽东说：只要有人民的革命干劲和劳动热情，事情就好办。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赫鲁晓夫说：对你们的公社我们是不大了解的。在初期，根据中国的宣传报道来看，有些中国同志是想否认物质刺激，确有想跨过社会主义原则的样子。我们那儿也有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按需分配。毛泽东说：我们公社的原则，已经都写在决议里面了。我们在公社里也搞积累，不但公社搞积累，国家也搞积累。生产必须走在消费的前面。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的原则。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十七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王稼祥、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同志们，你们来是对我们党的支持，感谢你们。谈到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十年。我们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农民所有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必须有领导权，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没有农民帮助，无产阶级专政无法建立。农民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得到了证明。在过去十年内，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成就的，可以说革命和建设是同时进行的。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上。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方面。今后十年或二十年内，我们的主要精力将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共产党。再过十年、十五年，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世界和中国都会有改变。假如我们能争取十五年的和平时期，就中国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将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若是发生世界战争，就会阻止经济建设。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的党都需要和平，再过十五年和平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能超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的前途属于人民，不属于资产阶级。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对蒋介石来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几百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253)、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和中央办公厅主任坎代，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第一次到中国，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感谢你们到中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政治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你们组织了爱国战线党，参加了王国政府，他们看见你们有力量，就违背协议，包围你们的两个营。你们受了一些损失，多得了一些经验。革命事业总是有波折的，力量由小而大，有时又由大缩小。革命受挫折是常有的事，只要有干部骨干，就可以重新发展。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是在现阶段你们还有困难。毛泽东说：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可能胜利。你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好。可以开训练班，利用知识分子的专长。现在你们的斗争是艰苦的，艰苦可以锻炼人，对革命有好处。你们最后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10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中央书记处书记古普塔，刘少奇、彭真、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从上次同你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这一点波浪，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高士说：虽然尼赫鲁在最近一次给中国的来信中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那是因为他要讨价还价。尼赫鲁是渴望谈判的，因此谈判是会举行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求得解决。毛泽东说：会谈是会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还要看一个时间。将来会谈开始以后，印度资产阶级可能还会发动几个浪潮，为的是帮助他们谈判，同时压制印度共产党。你看达赖和他的集团有没有可能回到中国来？高士说：没有。他们已经放弃了回到中国来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对达赖是保留余地的，就是说，没有开除他的职位。看来他是很难回来了。我们原来想稳定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因此答应西藏的上层集团，包括达赖在内，把改革推迟到一九六二年，到那时候再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还不同意，可以再推迟。我们没有准备在今年进行改革，也没有准备解除他们的武装。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254)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谈到印度共产党的斗争和发展问题时，毛泽东问：你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没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高士说：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口号，但是我们的行动是以这个口号为基础的。毛泽东说：进步势力，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这样，就把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放在进步势力的范畴里。资产阶级脱离了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无能为力。因此，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就是争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激烈的斗争。当然，对工人也是争夺的。毛泽东最后说：你们应当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你们自己的经验为主，制定你们的路线。外国的经验只供参考，你们自己必须作出独立的决定。每一个党，如果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这样做。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十月三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彭真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另，黑龙江一件，河南一件，(255)都有批右倾分子，似可转发各地参考。”报告说：这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活动，并揭发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大会重点批判。这个斗争，使全体同志更加鼓足了干劲，对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任务充满了信心。

同日　阅李六如(256)十月四日的来信，批示：“定一同志：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来信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拟请指定一位秘书看看后半部和一些部分。李六如的这一卷小说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部分，主要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内容。

10月7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陈毅、王稼祥、廖承志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客人，共七十七人。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朋友们，欢迎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有很远的路，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参加我们这个庆祝纪念活动，对于我们是很大的支持。我们这个国家解放十年了，现在是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但是我们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要使经济发展起来，文化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支持。十年之前，我们是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统治者，是替殖民主义者办事，替帝国主义者办事，替他自己办事，不替人民办事。这十年来，我们开始办了一点事，但是还是很少一点。我们人口多，地方大，目前这么一点经济总量，按人口平均计算，那就是很少的。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年来，中国曾多次受外国军队进攻，被帝国主义打败过多次，我们的政府同外国订了许多向外国屈服的条约。中国人民在克服许多困难之后，才取得独立。所以，我看亚洲、非洲和你们拉丁美洲，与我们过去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同的。现在你们正在发展你们的事业，发展民族独立的事业和民主的事业，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印尼的人口、资源等情况，接着他说：我们经济还不太发展，我们受帝国主义剥削时间很长，解放前是很穷的，文化也不大发展，受教育的人很少，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识字，解放后逐年在减少，但还有很多文盲。解放十年来，我们开始建设，但还不太多。要使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变，就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还要有各方朋友支持。印尼也是一样。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也需要有时间建设，需要有和平环境，这是有可能的。你们这次来的各行各业都有，有艺术家，有实业家，有政治家，有教育工作者，有医生，很难得你们到这里来，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希望以后两国政府间、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祝贺印尼更加繁荣发展，祝贺你们建立一个伟大的印度尼西亚。

10月8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亚洲和非洲客人，共三十一人。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七日来信和附送的关于他的家乡山西定襄县和平人民公社情况的一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尚昆办。”薄一波的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0日　阅谭震林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十月六日关于解决河北水利问题的报告和他的附信，批示：“震林同志：此件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河北省委的报告说：根据主席最近在保定给我们的指示，河北省的水利工作在现有基础上再搞两个冬春基本解决问题，把水控制起来的精神，我们对我省的水利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三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为此共需国家投资十二亿七千万元，每年平均四亿元左右。谭震林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些工程必须做，但是否需要十二亿元投资，能否节约一些，这是需要考虑的。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10月上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八日关于赫鲁晓夫六日的讲话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三件请刘、周、朱、林、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一阅，阅后退毛。”“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报告说：今天苏联报纸登载了赫鲁晓夫本月六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这是他从北京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引证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后，讲了他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讲话中还说“很喜欢同他（指艾森豪威尔——编者注）这样明智的和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人交谈”。

同旬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九日关于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文章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报告说：十月六日，塔斯社的《内部参考》电讯稿中全文转发了周总理的《伟大的十年》一文。九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莫斯科电台也据此进行了广播。摘登的情况如下：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对谈到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如何正确贯彻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

10月11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陈毅、章汉夫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中国人民对印尼人民是很友好的，我们两国人民间合作，政府之间也应合作，虽然有小小的矛盾，但基本上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印尼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的国家繁荣。有群众拥护，政府就有力量，政府要接近群众。苏加诺总统要注意安全。最近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伊拉克都发生了暗杀事件。请把我的意思带给苏加诺总统，少数的坏分子是不顾一切的。苏班德里约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政策，有时是很困难的，我们多少是在西方包围之下的。毛泽东说：西方国家是有不良之心的。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做了，把政治、经济问题处理得恰当，它就没有办法了，当你们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是真正支持的。但是支持是相互支持，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支持。东南亚条约把东南亚国家和我们隔离起来，使你们孤立，也使我们孤立。因此，我们同你们就要友好，我们同印度也一样，同缅甸和锡兰也是一样的。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关系搞坏。各民族都要独立地发展起来，广大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压不下去的，有时可能有些挫折，但最后帝国主义要把亚非国家压下去是困难的。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刚刚开始搞一点，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广大的朋友。所以，很欢迎外长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我们谈一谈，这样很好。亚洲国家之间寻找解决方法有时需要忍耐，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让他们经过一段时期，多少年后关系会搞好的。生活是在创造性的劳动中改善的，而且一定会改善。有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也有困难，但是前途总是光明的。只要群众有信心，知道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就会逐步得到克服。各国有各自的困难，因此我们要互相支持。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去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九月三十日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并批示：“刘、彭真同志阅，尚昆办。”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中的几个突出问题是：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认识到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力争高速度，大搞群众运动。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九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陈伯达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十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十三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修改稿上批示：“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中共中央十二月十三日将这篇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10月12日　下午，同刘少奇、朱德、林彪、彭真、谭震林谈话。

10月13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谈话，陈伯达、胡绳等参加。毛泽东对任继愈说：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除你研究佛教外，还有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任继愈说：除我以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圣经》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说：那可不好。五百多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梁启超(257)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也不能有迷信。(258)

同日　阅薄一波十月九日报送的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九月二十九日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的报告，批示：“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259)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报告说：石油工业经过反右倾、鼓干劲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原油生产节节上升，今年原计划生产三百五十万吨，现预计可以达到三百六十五万吨。今年石油工业又是一个大跃进。经过今年的生产和群众运动的一起一落，对我们来说，教育最大、体会最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二是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报告说，明年决心至少生产五百万吨原油，并力争再多一些，提前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原油生产指标。

同日　阅李富春十月十二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和任务问题的来信。信中说：我的想法是，在今后若干年内，整个国民经济以农业为纲，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安排。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及附件(260)，请陈伯达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十五日，陈伯达致信毛泽东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计委报告中的“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可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261)毛泽东为陈伯达的信加了一个标题《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并批示：“此信及附件(262)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同志阅，阅后退毛。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10月14日　晨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萨瓦茨基率领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薄一波、王首道(263)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非常友好、非常热情，你们的访问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很感谢你们。你们一定看到我们这里还有许多缺点和困难，并非样样都好。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抄苏联的。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始想多、快、好、省的问题，就在这一年提出了这个口号。一九五八年形成了党的总路线，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不完整，还有个主语和附加语，主语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附加语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两部分就太长了，这两部分大家也都知道，因此把它省略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需要两年完成的现在只需要一年，甚至更少的时间。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也节省三分之一，但质量和过去一样。人民公社是群众创造的，中央只是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公社成立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我们曾研究过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农业公社章程，那时列宁很想搞公社，但没有经验，章程中有的条文不够妥当，如规定自留地一点不要，更严重的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主要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生活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集体经营的生产，百分之二十来自自留地和其他副业。将来，若干年后把私有部分逐步减少。毛泽东说：总的形势是好的，顺利的。问题的性质是属于局部的、暂时的。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近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要人民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不会跟印度打，也不会跟台湾打。但是，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归还中国是国际协定——开罗会议决定的，没有任何协议说台湾可以脱离中国，相反，国际协议规定台湾应归中国。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只是小的边界纠纷。争取和平是我们共同的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关于朋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使关系更加密切。在两国贸易方面，我们交货交得不好，欠了债，我们有责任，我们要守信用。在工业及航运方面，我们得到了波兰的帮助，很感谢。

同日　上午十时，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的要求，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他。安东诺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把这份苏共中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给各兄弟党的信转交给您。苏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访美，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为进一步谈判创造了条件，扫清了通向首脑会议的道路。毛泽东说：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决不会同美国打仗，不会为台湾而打仗，我们现在不去拿台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拿都可以。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去解放金门，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借口，可以抵抗美国，这一点他的代表和我们谈过。当然，我们开炮的头几天，蒋介石一下子没明白过来，以为我们要拿金门，后来他就明白了，美国过了两个礼拜也明白了。至于中印关系问题，只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发生了械斗，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吵大闹，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澳门。我们中央的方针是目前不拿，让它去。有人说我们好战！你看，这是好战吗？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别人的领土，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够我们做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绝对优势。你刚才说，艾森豪威尔感到美国已经处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什么叫死胡同？就是他们搞冷战、搞国际紧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打又不能打，内部矛盾重重，英、美有矛盾，英、法、西德有矛盾。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整个拉丁美洲都在高涨。亚洲有点下降，这是因为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帝国主义只在冷战转化为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才愿意缓和。我们是不要冷战的，也不要热战。可是当帝国主义搞冷战的时候，天天骂我们，我们也就应该骂他们。去年在赫鲁晓夫同志来的时候，以及前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些问题。我谈过冷战的转化问题，谁怕谁多一些的问题，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264)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问题。我说过，不能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们就是防御性质的，是堤坝性质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细菌的。帝国主义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他们到处有殖民地。比如美国吧，从台湾、南朝鲜开始，一直到西德为止，都受它的控制。英国、法国也是如此。他们生怕丢掉了一点点地方，会影响他们的威信，影响他们的全部力量。所以他们就连金门这个小岛和西柏林这个小地方都不愿意放嘛。我们一动，他们就十分紧张。美国富得很，它怕变坏，所以就保守，就拼命把持住自己的那个摊子。美国对自己的伙伴并没有同情心，你看它连蒋介石都要整嘛。你刚才谈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感到忧虑和不安，我看你们苏联可以利用美国对中国的不安，来达到你们在欧洲提出来的目的。

10月15日　下午二时，阅李富春十月九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国家计委拟订的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现送上请审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各省市和各部委，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鉴于明年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应当立即进行，建议在本月十八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毛泽东批示：“即退李富春同志：此件今天才收到，故计划会议时间宜改十月二十四日，以便计划大纲草案有时间送达地方并加以研究，再来开会。如同意，请即交尚昆办理。”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彭真参加。

10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陈伯达、薄一波开会。

同日　为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十月九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的第四次简报，起草批语：“这个文件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刘、彭真阅后发，留待周阅。”简报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九月二十五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宣读八届八中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听了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的录音，叶飞(265)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作了讲话。到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中央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10月17日　下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10月18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开会，谈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野坂参三(266)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中共方面有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廖承志等，日共方面有袴田里见、藏原惟人(267)等。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你们就同我们一起作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由于各国兄弟党的帮助，其中也有日本共产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不管历史上有过什么别扭，总的趋势还是要团结起来。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两党是团结的。特别是冈野进同志住在延安，曾同我们一道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过去的情况忘不了，那种受压迫的情况还没忘记。野坂说：日共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要加强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压迫的问题，民族压迫的问题，要把垄断资本看做是美国的走狗和工具。所以，你们把民族问题提到第一位是完全正确的，独立、和平、民主、中立，这样的口号是正确的。在谈到日本钢铁垄断资本想同中国做生意时，毛泽东说：有些对日本不独立的状态不满、想同中国做生意的资本家，我们表示欢迎。现在没有做生意，这是暂时的情况。浅沼(268)来中国访问时，我同他讲，没有必要悲观，这是暂时的现象，可能不久就会改变。我们并未以恢复中日邦交为前提，而只是要他们不要阻挠两国的友好交流，不敌视中国，不搞“两个中国”。浅沼同意这个意见，石桥(269)也同意，他还提出了三个原则。野坂说：很想就最近美国动态特别是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公报发表以来的情况听听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了。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从总的情况来看，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与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日本垄断资本有参加过战争的经验，他们是还要搞战争的，这就是他们倒向西方的原因。但是现在有走向缓和的趋势，赫鲁晓夫访美，艾森豪威尔访苏，苏美会谈，最高会议也有可能召开。这些都是过去斗争的结果。由于日本共产党和人民斗争的结果，宪法就没有被修改。野坂说：日本垄断资本的主观愿望还是要脱离开美国，但客观上做不到。毛泽东说：西德、日本要求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的愿望是有的。发展下去，日本是不会安心于半独立状态的，是有野心的，要起变化，要闹独立性。现在世界就有这么几个资本主义大国：美、英、法、西德、日本。所以，可不能看轻日本。如果认为在日本同美国的斗争是战术性、策略性问题，打倒垄断资本是战略问题，那末日本共产党就会丢掉民族独立的旗帜。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抓民族独立的旗帜。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不会要别国的一寸土地。我们要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

10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道比率领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陈毅、谭震林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王稼祥、罗瑞卿谈话。

10月中旬　阅彭真十月十五日送阅的赫鲁晓夫写信祝贺艾森豪威尔生日的新华社电讯稿，批示：“各同志阅。此件刚到。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270)，赫鲁晓夫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说(271)，是两个极重大的文件，值得一看。”电讯稿说：据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讯，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信中指出他在访问美国期间同美国总统开诚布公地进行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还说：我们的会晤和交谈，更加使我相信，您有诚意而且作了必要的努力，来使苏美两国取得完全的互相谅解，在我们之间建立永恒的友好关系，并使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利加强普遍和平。

10月21日　上午八时五十分，同彭德怀谈话，杨尚昆参加。十时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陈毅参加谈话。谈话后，共进午餐。毛泽东要杨尚昆常去彭德怀处，每月二次。

10月22日　下午，和刘少奇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和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彭真、陈叔通、程潜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现在障碍没有了。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272)，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西藏改革后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指程潜——编者注）是国民党，他（指陈叔通——编者注）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待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究竟是害你们的，还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个民族饭店，还有个民族文化宫，我们的首都是各民族的首都。一个叛乱，一个平叛，问题解决了。靠你们办事，我们信任你们。班禅说：今年平叛后，广大的农奴得到了解放，情绪很高。由于对上层实行团结合作的方针和赎买政策，上层也高兴。在宗教方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对寺庙的保护政策，受到了僧众的欢迎。有些担心改革后喇嘛生活困难的人，由于中央实行政府供给，喇嘛的心也放下来了。

同日　晚上，会见由日本社会党顾问片山哲率领的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陈毅、刘宁一、廖承志等在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十九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一〇二号刊载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的材料，批示：“彭真、尚昆同志：这里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这个材料讲的三种情况是：一、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二、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三、群众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或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百分之十。

10月2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康生、王稼祥、罗瑞卿等开会，谈国内外形势。

同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十月二十二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批示：“已阅。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尚昆同志：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报告说：中直机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已逐步地开展起来，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克服当前运动存在的缺点，中直党委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挂帅出马，抓紧进行；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带头检查；反对不联系思想、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行前，指示要带大量书籍以备阅览。这些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273)的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尤金、米丁、艾思奇、冯友兰(274)等的哲学著作，政治经济学书籍，中外历史书籍《二十四史》、《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著作、西洋史等，中国文学书籍《楚辞集注》、《昭明文选》、《古诗源》、笔记小说等，佛经，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书籍，地图集，字帖和字画，等等。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275)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276)汇报工作。

同日　阅新华社十月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八九期刊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的报道，批示：“李先念同志：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广东实行的派购办法，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每户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对公社、大队、社员卖猪，一律按净肉计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肉票，凭票由国家以优待价格保证供应。派购的鸡、鸭、鹅和蛋品，一般只占产量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品仍归饲养的集体和社员个人支配。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社员出售猪、家禽、蛋品和发展这些副食品生产的积极性都大大提高。

10月24日　上午，由刘子厚、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等陪同参观天津市街道工业展览，看了和平、南开等六个区的展室。又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观包饺子、做花卷的机器。晚上，从天津到达济南。

10月25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由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拉丁美洲同志很热情，非洲、亚洲的同志也很热情，这有客观原因，都是受压迫的。中国也在受压迫，西方国家要孤立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这两个原因使中国人民要努力一些，要组织起来，要依靠群众，只有这一条道路。巴西是个大国，有八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同中国的面积差不多，中国还有很大地方不能耕种，如高原地带。毛泽东问：亚马孙河两岸有人居住吗？普列斯特斯说：居民不多，交通不方便，全靠船只，有大森林。这一带地方适合人类居住，现在最讨厌的是饥饿，人口很少，每平方公里只有半个人。毛泽东说：我们革命主要依靠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雇农，他们少地或没有土地。我们党从其基本的社会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直到现在，从前的贫农、雇农、下中农、农业工人是支持我们的。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也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上中农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要用说服的办法对待上中农，以便使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也可以孤立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通过教育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支持我们，其余百分之十是旧地主富农和一些上中农。十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成就。将来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超过英国，这是好事，但这点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英国只有五千万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一定要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上同英国比，赶上或超过以后才能说解决了问题。要这样做不是几年或十几年时间的事，需要更长的时间，准备五十年，已经过了十年，还有四十年。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有了和平的环境，在国内政策上不犯大错误，在这样条件下可以达到上述目的。错误是免不了的，认识事物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如你们认识巴西也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同自然界斗争，要搞技术革命，是新的东西，就是不懂。好的是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但不能全抄他们的，一部分可以抄，一部分不能抄，中国还是中国，历史条件不同。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革命也好，经济建设也好，都如一棵大树，树根、树干相同，但枝叶、花朵有些不同。各民族都是这样。个人之间也有不同，各有特点。忽略这些细节就不好办事了。在进餐时，毛泽东说巴西应该有一个土地纲领来争取农民。

10月26日　上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并共进午餐，王稼祥、舒同参加。毛泽东说：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提到英共的看法。你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没有和平过渡。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当天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10月27日　下午，从徐州到达合肥。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277)等谈话。晚上，住稻香楼西苑。

10月28日　上午，由曾希圣、黄岩陪同参观中共安徽省委的“试验田”——东风钢铁厂，看了炼钢车间和轧钢车间。下午，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六业俱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

10月29日　上午，由曾希圣等陪同乘汽车从合肥前往长江边的裕溪口（属芜湖市）。下午，从这里乘船到马鞍山。参观马鞍山钢铁厂，看了破碎车间、电炉车间、转炉车间、耐火材料加工车间和炼焦厂。参观后，在曾希圣陪同下乘专列离开马鞍山，当晚到达南京，停车休息。

10月30日　在从南京出发驶向上海的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顺元、惠浴宇、陈光(278)和南京市委书记彭冲等谈话，曾希圣参加。毛泽东问：你们情况如何，比较夏季有些起色吧？江苏负责人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毛泽东问：也有两心两意的吧？答：极少数了。毛泽东问：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群众中间，干部中间，还要辩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彭冲答：有。最近附近郊区支部书记排队，问题不少。比较坚定地拥护党的决定、号召的，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多。毛泽东说：山东有个惠民县，把生产小队干部算在内的五级干部，有四千三百多人，不动摇的占百分之五十一。你们不是百分之四十一吗？差不多。所以，乡村里头坚定的占百分之四五十，也就很好了。问题是看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你只是讲的核算单位的，没有讲县、社、管理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阶级不消灭，这个问题总是存在。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江苏负责人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毛泽东问：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答：恐怕好得多，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问：心放下来了？答：心比较放下来了。毛泽东说：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的口粮就好。能够不能够？答：大概差不多。毛泽东说：十年储备一年，就是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全国人民有一年储备粮，要办到这一条就好。各种经济作物、多种经济的安排，你们怎么样？有所安排吗？答：明年的经济作物，我们打算稍微多安排一点。毛泽东说：不然积累也上不去，生活也不能改善。

同日　晚上，到达上海。在专列上同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279)及一同到上海的曾希圣、刘顺元谈话。毛泽东问：李富春他们搞了一个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你们收到了没有？柯庆施说：收到了。现在矛盾最大的是一个煤炭问题。煤炭，明年华东地区需要七千万吨，那个草案中只有六千五百万吨，差五百万吨。只好自己想办法吧！在公社方面，比从前巩固一些了，经济的发展比从前也好了。粮食亩产超过千斤的大概是百分之十到十五。我们明年有两个硬东西，一个是想弄一亩地一头猪，五百多万亩地，搞五百多万头猪。毛泽东问：你明年能够搞到啊？柯庆施说：搞得到。第二个就是无论如何想法子使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毛泽东问：你今年晚稻七百几？柯庆施答：七百五。毛泽东说：七百五，达到一千，要增加四分之一呀！同志，行不行啊？柯庆施说：现在我们想打破这个千斤关，这个关不好过，过了千斤，以后就好办了。毛泽东说：那你试试看，打打看，不要登报就行了。今年这个马鞍形很有一种教育作用。大马鞍形我们有经验，小马鞍形我们也有经验，这才有比较。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生产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柯庆施说：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会议(280)正在上海召开，主席是不是要指示一下？毛泽东说：消灭血吸虫病，搞的七年计划，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了，还有三年，可以成功吗？柯庆施说：这四年当中，医治血吸虫病的方法完全解决了，只要几天就可以治好。毛泽东说：这是个上轨道的问题，上了轨道就好办了。还有，钩虫、血吸虫、血丝虫、疟疾四种病合起来，恐怕有一两千万人吧？柯庆施说：恐怕三四千万都不止。毛泽东说：蚊子不灭掉，疟疾怎么能够治得完啊？要把除四害的任务加到你那个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里，可以叫除几害委员会。你这个委员会可以延期。治病的钱恐怕要政府出。这笔钱很重要，就是说免费医疗，而且伙食也给他包下来，给他吃好一点。你搞两个礼拜就全部好了嘛。毛泽东问：七年能不能基本灭掉呀？柯庆施答：我们讲基本灭掉，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防护斗争，不长期防护斗争是不行的。毛泽东说：那好呀。柯庆施说：现在整个社会各方面还是安定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还需要辩论一次。这一次教育做得好，那就比较稳了。公社要储备粮食。我们已经搞了十年了，再搞十年，在这十年中储备一年的口粮。按八亿人口算，共四千八百亿斤，有这一笔储备粮就好。柯庆施说：将来恐怕粮食价钱问题还得考虑，现在太便宜了。毛泽东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涨价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和城市人口有一亿多。这个问题你们研究一下。

10月31日　晨，阅李先念报送的天津市畜牧局九月五日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281)材料。阅后写信给吴冷西：“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斯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上午九时，为排印这封信，致信柯庆施：“附件请印二十份，上午印出，发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同志各一份，请他们收到即看一下，想一想，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下午或晚上到我处座谈一下。另十四份交我处理。”十二月五日，关于这封信又批示：“请彭真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及附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

同日　上午，同林克一起读《矛盾论》英文本。

同日　下午，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

11月3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282)开会，讨论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印边界问题和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等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宣扬和平主义，散布战争恐怖，迷恋首脑会议，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件(283)表示非常遗憾。王稼祥说：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称之为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搞下去。而赫鲁晓夫现在的确是迷恋这些，正在兴头上。这么一种政策是带有危险性的。毛泽东说：各种各样嘛，讲和平的讲和平，讲斗争的讲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外国的帝国主义、本国的帝国主义走狗，对他们不斗？美国的企图就是要把整个世界的革命浪潮压下去。现在看来，所谓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284)为止，杜勒斯一死，美国的策略要变。苏联想避免氢弹战争，我认为是对的，这个东西真正打起来不好。问题是美国在集中搞导弹，它要超过苏联。所以，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彭真说：赫鲁晓夫是迷恋于这个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就总想吃。毛泽东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不过，赫鲁晓夫这一套，现在不忙去驳，看他几个月，看一个时期再讲。接着，周恩来、雷英夫讲了印度军队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被击退的情况。毛泽东说：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内的，各退十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王稼祥、周恩来：好，好，好。）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个和平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这还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鲁说双方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实际控制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王稼祥说：我估计尼赫鲁不能不同意。彭真说：我们主动了。毛泽东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我也在外交部研究方案，怎么才主动，提什么办法？总要打一张牌出去，总是发表什么声明，主张谈判，没有想到各退二十公里。王稼祥说：我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说：用两国总理通信的方法，恐怕比较好，这个信不要很长。这个方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285)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周恩来说：一九六〇年的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彭真说：少奇同志主持开了政治局会议，我们肯定就是一千八。毛泽东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到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在指标上搞热不如在实际上搞热。指标比较低，实际上热，实际上高，那就好办了。谈到农村的整社在各地都展开了时，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对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批评得太凶，有些人受不了。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开展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谈到今年的旱灾等情况时，毛泽东说：今年的旱灾使好多省觉悟，还是要搞水利。有了水利没有肥料也不行。我看解决肥料的方向还是养猪，养猪的利益极大，它可以产肥料，肉可以吃，又可以出口，什么单位都可以搞，家庭也可以搞。全国如果每人搞到一头猪，就有六亿五千万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吴桥的材料，那一天早晨心血来潮，写了封信给吴冷西。

11月5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出席华东协作区会议(286)，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7日　晚上，同王稼祥、胡乔木、浦寿昌谈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尼赫鲁的信。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恩来的信于十一月八日交给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塔萨拉蒂，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信中提出，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并停止巡逻，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11月8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关于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汇报，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参加。

11月10日　为转发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一月五日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我们认为此件很好，请你们考虑仿照黑龙江的办法召开一次财贸六级干部会议，由省、市、区党委切实抓紧会议的领导。首先由你们详细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并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另印发中央各处。”报告说：我们于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全省财贸系统的六级干部会议，主要是在财贸工作中反对右倾思想并加强工、农、林、交、商的协作，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

同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介绍印度对周恩来致尼赫鲁信的反应。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政治记者报道，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两国武装部队各从实际控制线撤退十二英里的建议。路透社新德里九日电，据印度政界人士今晚说：“尽管周恩来的建议具有据说是‘令人失望的’性质，但是政界人士仍然认为他的信件比以前的信件富有和解精神。”毛泽东说：印度政界人士这样说，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是富有和解精神了，那就不是侵略精神了。总而言之，现在不说是侵略了。我们的确是和解，继续冲突有什么理啊！这两次冲突谁也不知道，就冲突起来了。第一次冲突不知道，第二次冲突也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事后还隔一个时间才知道。向后退的事情，我们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退，但是这个退，是你也退我也退，不是我一方退。只要西藏问题解决了，就剩下一个台湾问题了，台湾拖他几十年吧。台湾问题还要想一想，想个办法出来。当王稼祥说到美国外交官们对周恩来建议会见尼赫鲁来解决边境问题特别感到兴趣时，毛泽东说：他也不得不讲外交官们私下对我们这封信特别感到兴趣。合众社说周恩来的信采取了比过去中国人解决边界纠纷一向的态度较为和解的精神。打仗谁都怕，但是你单怕有什么办法呢？怕，他也要打，尽管你怕得要死，他还是要打。你这个怕有什么用处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们是不发动战争的。在会上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财贸问题很值得注意，财贸问题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在人们的概念里总是抓工业，要么就是抓农业，而财贸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可是财贸问题和人们的生活很密切，过去不是市场紧张吗？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各省都应该学习黑龙江省委的办法，他们是省委第一书记主持财贸会议，这是一个好方法，这样能被人们重视。不要一个省只有一个财贸书记管一下就行了，各省要抓一下财贸工作。各省还要抓军事，特别是华东的福建、浙江、山东等沿海省。军队负责人参加省委、地委的会议，军队要参加地方建设工作。为了多养猪，目前要大力发展猪饲料，各地应搜集资料，看什么东西是猪的好饲料，加以推广。

11月12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境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舒同出席。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王稼祥说：被俘的印军十六号以前释放比较好。毛泽东说：可以早一点放，不一定要等到十五号，空喀山口那些俘虏十二号放就可以，通知他们。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王稼祥说：苏联九月九日公开发表的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以及在十一月七日宴会上的讲话，不仅是破坏中苏关系，并且使中印关系的友好发展受到困难，不是得到好处。资本主义国家对赫鲁晓夫的讲演都说好，说什么同西方国家一致了啦，什么苏联领导人从一九二八年以来都没有过这样温和的讲演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吹捧，说什么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什么伟大的历史文件，等等。毛泽东说：找出了杜勒斯几个文件(287)。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这是杜勒斯的演说，你们看一看。王稼祥说：赫鲁晓夫在十一月七日那个宴会上说，冷战已经结束，实力地位政策已经结束。他这个政策是个危险的政策。毛泽东说：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王稼祥说：《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发表的一篇短评说，赫鲁晓夫的讲演谈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的灵活的外交政策时所犯的错误，这是指中国党而言的。毛泽东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列宁是有锋芒的、有灵活的呀。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288)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王稼祥说：他最讨厌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世界政策，就是我们支持革命，我们坚持革命立场，他要同美国妥协，他就觉得我们妨碍他。毛泽东说：没有独立的国家就是要求独立，这个事情我看是压不下去的。美国除了缓和这一手之外，还有紧张这一手。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顶着，硬着头皮顶他十年嘛。王稼祥说：艾森豪威尔对付赫鲁晓夫是两个，一个是搞导弹，赶快赶上和超过苏联；一个是打糖衣炮弹，现在就是打糖衣炮弹。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打糖衣炮弹，赫鲁晓夫也打糖衣炮弹，对着世界人民的斗志，经过赫鲁晓夫的口讲出来，比艾森豪威尔讲出来不同一些。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1月15日　晨一时半，致信柯庆施：“此件(289)极好，请看一下。如有省书（即省委书记——编者注）同志未走的，请你递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交王稼祥同志看一下。然后，交江华同志看一下。在两天内看完，由江华退我。我准备请中央转发全国。”

11月16日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致信周恩来、彭真：“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文件和柯庆施同志给中央的报告，现寄上，请予审阅。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予批复。同时可以转发各协作区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至于各协作区是否仿照华东办法在十一月内开一次会，由各协作区自己酌定。如果他们觉得十一月时间仓促，准备在十二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协作区会议，较为方便，我想也是可以的。华东此次会议的纪要，共五件，我已看过，觉得可行，建议中央予以批准。”华东协作区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一九六〇年要力争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用五到十年的时间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二、关于工业生产。一九六〇年一定能够获得继续大跃进，要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挖掘劳动力的潜力。三、关于财贸工作。财贸部门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首先必须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进一步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四、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必须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积极筹办新的高级中学，办好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中级业余学校，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增加必要的科学仪器和设备，尚未建立科学研究机构的，应当积极筹备逐步加以健全和充实。五、关于反右倾斗争。要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今冬在农村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1月22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彭真、柯庆施、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何英(290)、浦寿昌等出席。

11月23日　晨二时半，阅十一月十八日印发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特第一期）后，批示彭真：“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11月28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雷英夫、何英、浦寿昌等开会，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来信的复信问题。

11月29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养猪问题和给尼赫鲁复信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和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仲良(291)出席。这次会议决定将华中协作区与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由陶铸任协作区主任，王任重任副主任。

同日　阅张劲夫(292)报送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批示：“印发各同志(293)。”资料表明，关于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国内外科学家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季节的不同，益处和害处也不同。麻雀对城市、林区、果园是有益的或益多害少的，对农作物区特别是收获季节则是有害的。资料还说，在普鲁士王国、美国、法国都曾经因捕麻雀而引起严重的虫害。

11月30日—12月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胡乔木、廖鲁言、安志文(294)、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张仲良、王世泰(295)、欧阳钦、江华等出席会议，林彪、陈毅、贺龙、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谭政出席了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

11月30日　审阅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计划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对提纲中的一九六〇年计划粮食达到六千五百亿斤、棉花六千万担处，打了两个问号。在提纲讲到一九六〇年工业的几种主要产品较一九五九年增加的绝对数都是很大的，其中“钢四百八十万吨左右”处，批注：“实际可达到六百万吨以上。”

同日　下午，在杭州饭店三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李富春谈到一九六〇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工业生产方面的国民收入都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时，毛泽东问：明年看涨，为什么？李富春说：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农业总产值照原来农业书记会议上的安排，粮食是六千五百亿斤，棉花是六千万担，以这两项为纲是九百一十亿元，比一九五九年的七百八十亿元增加百分之十七。毛泽东问：如果减少呢？陶铸说：绝不会减少，可以增加的。毛泽东问：可以增加？李富春答：明年粮食可以增加一千一百亿斤。毛泽东说：可以嘛，现在横竖是我们的指标，你明年超过，大家高兴。你现在又搞这么多，结果明年又完不成计划。你看，今年粮食要搞七千五百亿斤，结果搞了五千四百亿斤，二千一百亿斤不见了，这不是看涨，是看跌嘛！你明年搞这么多，结果达不到。增加百分之十，我看就好，百分之十就算跃进嘛！你先不要搞这么多。李富春说：棉花增加七百万担。毛泽东说：明年增产七百万担是不是太多？增加不了那么多怎么办？这个还要斟酌一下。在李富春讲到明年一季度基本建设的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说：控制得了吗？你说控制，结果他不控制。控制上马项目的办法，一是控制材料，一是一定要审批。在李富春讲到农业生产时，毛泽东说：还要养猪。各省要专开一个养猪的会议，明年猪至少要增加一倍。猪的地位要提高，把“马牛羊鸡犬豕”改为“猪牛羊鸡马兔”。

同日　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关于重庆副食品生产会议的报告和他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李先念在报告中说：一年来各大中城市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成绩很大，主要表现在蔬菜生产已经基本自给；少数城市的肉食供应按照现有的较低的消费水平，已经做到基本自给，多数城市也有所改善。今后一个时期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供应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提高和适当发展蔬菜生产；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积极发展油料、水产、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过去的重点是解决蔬菜问题，今后重点是发展畜牧业，解决肉食问题。会议认为，发展畜牧业要在公私并举的原则下，强调以公养为主。

11月　作《七律·读报》：“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

12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尽管满天都黑了，只要中国不黑，那是黑不了的。庐山会议以来，进行了很大的斗争，比哪一次都深刻，现在一般形势好得很，证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一般不过百分之十，是百分之几，至于个别问题看不清楚的，那就难说，有的是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着，周恩来谈赫鲁晓夫访美问题，他说：一系列的事情，说明苏联是步步上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对待赫鲁晓夫，没有像蒋介石对待王明那样“一个巴掌打出来”，而是把他请进去，吃两块糖，给个诺言说开最高级会谈。周恩来说：苏联卫星上天，本是好事，可是它政策摇摆，美国已看清，即利用这个摇摆，来争取时间。毛泽东说：美国准备用三年，把导弹发射赶上去。铀美国本来就多，那时导弹就比苏联更多了。周恩来说：风都向我们刮，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扩张主义、战争贩子等等，这种情况大概要继续三年。毛泽东说：世界上，人民受压迫，大多数不反华反共，而是亲华亲共的，一时可能受迷惑。邓小平说：我们同赫鲁晓夫是一系列的分歧，思想体系的分歧。毛泽东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那样做，哪个阶级欢迎啊？邓小平说：赫鲁晓夫的根本思想是二十大，《莫斯科宣言》实际是对二十大的修改，但是他不认账。他现在用一切办法压我们向他“对表”(296)，向二十大“对表”。过去是内部讲，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公开讲了，并且出无头告示。他的目的是压我就范。马列主义原则不能让，顶住，方法是不公开，但原则要讲，一些语调不一致，不可避免，只是不冷嘲热讽，不放暗箭。刘少奇说：赫鲁晓夫现在公开与我闹翻，指名骂，看来还不敢。毛泽东说：那也难说。他一怕中国，二怕帝国主义，三怕东欧国家不听话，四怕尼赫鲁等人被右派代替。在北京遭到冷遇，在戴维营得到温暖。刘少奇说：我们要准备应战，从理论上准备。毛泽东说：这种错误，他们国内自己纠正比较好，外国来纠正不好。刘少奇说：他自己纠正有困难，不过可以收缩一些。毛泽东说：他会收缩的，因为帝国主义在，还会整他的。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刘少奇说：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阶级斗争，这有三条路线，一是积极准备过渡，一是永久停于社会主义，一是恢复资本主义。毛泽东说：看来第一种人占多数。我在武汉讲过，我们不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等也可以，但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等十年犹可，再等就不利了，对生产不利了。

同日　阅林铁十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王国藩公社今年生产的结果和自力更生办“四化”情况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建议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并为这个报告拟题《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林铁的报告说：前几天我到王国藩人民公社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从去年以来，这个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积极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现在正在着手大搞社营经济，预计明年社营经济的收入比今年全社的总收入还多。这就为在明年内由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毛泽东将报告中的“这就为在明年内由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准备了最好的条件”这句话改为：“这就为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12月3日　晨三时，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去广州，明日林彪可到。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12月4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会前写了详细的讲话提纲。他在讲话中说：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目的是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是着重的一手，杜勒斯在世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定下来了。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持下去？可能已形成系统，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就这样坚持下去，还要看一下，也可能有改变，自己改或别人来改。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不团结不堪设想。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赫鲁晓夫的政策，有消极的方面与积极的方面。农业、工业下放，七年计划，这是人民的要求，也受我们一些影响，虽然不提大跃进，但也在加快，也对我们的表。我跟大家的口径有些不一致，对赫鲁晓夫比大家估计得好一些。想想历史，也有下面这样一些一个指头的事件。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同时提出和平过渡论。我们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一论》犹可，《再论》使赫鲁晓夫恨透了。一九五七年我们整风反右，他实际上反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那篇文章，他是不同意的。这一年秋天的《莫斯科宣言》，实际上是批判了他。他的两次稿都拿出来了，人家都知道用的是我们的稿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苏共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中印边界事件，他们发表塔斯社声明，全世界资产阶级看了都高兴。全世界反华反共运动，除印度以外，还加上印尼反华。反华大合唱，调子不同。苏联射了好多箭。反华大合唱还会唱。我们准备被孤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能得到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许多共产党的拥护。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我们怎么办？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华东协作区这次开会，他们感到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希望各大区都注意这个大问题，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中国在八年以内可以比较强大起来。进一步强大，还要到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赫鲁晓夫的话说了不算，不能严肃地相信他，但是我们要认真对待。他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少奇同志已经讲了，对苏联要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外交方面要注意，有些事情，一个时期看起来严重，一个时期看又不那样严重。我们对苏联还是：学习苏联一切优点（他们留一手是常情），拥护苏联正确的主张。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我们不说话，不回击。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吵架，对帝国主义有利。他出无头告示，我们不能这样干。反华反共对我们有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骗子。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黄梅雨季节过去，晴天到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这些文章相当幼稚。可能是受帝国主义骗了，也可能受骗了一下又回来。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总有一天要走向它的反面，改好，或者自己改好，或者由旁人改好。我们也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我们的办法是两年整一次风。目前情况好起来，好好掌握，不要过了。反“左”不出右，反右不出“左”。命令主义值得注意。

12月5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听取康生汇报文教书记会议情况和美国记者斯诺来中国访问问题，周恩来、彭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

12月6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林彪、贺龙、罗瑞卿、谭政开会，谈军事问题。

12月7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12月10日　自本日起，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297)、田家英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读书地点在杭州刘庄丁家山或南屏游泳池。在读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了一些批注。以下是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本日下午五时半至晚八时，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298)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299)。”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他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教科书说：“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革命。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12月11日　下午四时五十分至晚八时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300)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同日　批示林克：“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301)（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2月12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302)。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12月1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在本日读书中，毛泽东还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12月15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教科书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在读到教科书说“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时，毛泽东说：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教科书说“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引述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303)。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政权初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时，毛泽东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毛泽东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他还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12月16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开始读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读到教科书说“过去中欧和东南欧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成为拥有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的工农业国”时，毛泽东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末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工业化的政策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却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时，毛泽东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时，毛泽东说：“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在读第二十一章时，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同日　为转发中共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发至人民公社党委的批语：“（一）现将农业部党组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发给你们。（二）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一个畜牧业委员会或小组，省、地、县、社四级都应有一个不管别事、专管畜牧业的书记。（三）凡尚未召开养猪会议的，除禁猪民族区域外，都应迅即召开省的（市、区的）、地的、县的、社的养猪会议，总结经验，规定任务和办法。此种养猪会议或畜牧会议，一年至少开两次。”并批示：“刘、周、邓、彭即阅，尚昆以电报发去。”农业部党组的报告说：自毛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一封信在党内传达后，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养猪积肥的群众运动。已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养猪会议或电话会议，许多地方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领导小组等养猪机构。

12月17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时，毛泽东说：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教科书说：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对最后一句话，毛泽东批注：“完全不对。”

12月18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有部分质变的过程。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在读到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时，毛泽东说：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吗？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304)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这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九岁和九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时，毛泽东说：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的妇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批注：“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一九三六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在读完整个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针对这一段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又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12月19日　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教科书这一章的“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这一节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时，毛泽东说：这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段落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305)，以及“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306)。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读到教科书说只有在技术改造方面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时，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教科书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此件很好，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参考。可登党刊。”并批示：“送彭真同志酌办。”报告说：上海召开了全市养猪工作大会，根据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指示作了动员报告，广泛交流养猪先进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市委最后确定了明年郊区农村以猪为主的全面发展畜牧业计划，实现一亩地一头猪，并作了具体安排。

12月中旬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二三号刊载的《黑龙江省各城市基本上实现公社化》的材料，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陈、胡、邓、田、林(307)阅，退毛。”材料说：黑龙江省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去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现在哈尔滨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市区和街道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政社合一的道路。

同旬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十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三二号刊载的中央财贸工作部关于在最近召开几个会议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各同志(308)阅，退毛。四川江油县工作做得好。”报告列举了最近要召开的几个会议，其中有江油县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议。报告说：江油县银行在农贷工作上，积极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工作上，派专人常驻穷队，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帮助到底。在储蓄工作上，大办食堂储蓄组，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开支。县财政部门各级都订了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困难，帮助公社发展多种经营。

12月21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那几个自然段时，毛泽东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讲机械化的最高阶段是生产的自动化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

在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原子能是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顶峰。苏联是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时，毛泽东说：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在读到教科书说“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时，毛泽东说：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12月22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赡养老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时，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统治，苏维埃国家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执行经济组织的职能。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教科书说列宁的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集中领导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结合”。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时，毛泽东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妨碍迅速发展生产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读到教科书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时，毛泽东说：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12月23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至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今天读完这一章。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在读到教科书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时，毛泽东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说：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时，毛泽东说：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12月24日—26日　每天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三天读了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的大部分。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九十三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十七点五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批注：“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教科书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还必须估计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处，毛泽东批注：“不搞关门主义，是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时，毛泽东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对教科书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计划领导的过分集中，不充分了解和考虑地方条件和可能性而企图由中央编制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以及对待计划工作的狭隘本位主义，都会造成各种错误，束缚地方的主动性”这一段，毛泽东批注：“批评得好。”

教科书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方面的权力”。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有个好处，把地方分权写进去了。”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常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将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高速度发展同美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经济危机进行对比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现在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309)。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在读完第二十七章第一节“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的前六段后，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泽东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310)处，毛泽东批注：“对。”在读完教科书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在读到教科书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时，毛泽东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方自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毛泽东还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12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二月二十二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五八号后，批示：“此件极好。各同志(311)阅。上午看过，下午讨论一下。用后直接退毛。请田家英同志找人民公社北戴河、武昌两个决议，下午带来，为盼。”这期简报刊载三篇材料：《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在第一篇材料谈到东北三省“估计大多数公社在两三年之后社有经济就可以占取优势”处，毛泽东批注：“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同日　阅一份介绍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情况的材料，批示：“印十份，交我为盼。高智办。”这份材料说：在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人当中，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另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而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人，则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是唯心的。双方从老子书中引证的话，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另一部分是各不相同的。材料对双方引证的话作了介绍。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二日关于生猪发展情况的报告，批示：“彭真同志：此件很好，请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用后退毛。”江苏的报告说：省委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于发展生猪生产问题，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一九六〇年全省各地分别达到一亩一头猪、一人一头猪、三人两头猪、二人一头猪、一户一头猪。经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目前发展生猪生产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运动的主要特点是：猪子数量增长快，尤其是集体养猪有了猛烈的发展，上市量也大大增加。

12月28日　下午至晚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并开始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毛泽东批注：“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时，毛泽东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12月29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并开始读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毛泽东批注：“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毛泽东批注：“这样就有奔头了，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教科书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毛泽东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教科书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愈高，工资的水平也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当超过工资的增长。”毛泽东批注：“好。”

同日　复信周世钊：“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312)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313)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同日　复信钟学坤(314)：“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同日　复信孙燕(315)：“你妈妈的信和你的信，都收到了，感到高兴。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不要来京，我很忙的。问你妈妈好，祝她健康。”

12月30日　晨，写信给李讷(316)：“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同日　下午六时至晚十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并开始读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苏联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日用品零售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这两段时，毛泽东说：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毛泽东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317)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教科书说“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毛泽东批注：“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同日　复信陈云：“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陈云十二月十九日来信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但是进步程度还不快。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

同日　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编辑的回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型丛书题写书名：星火燎原。

12月31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重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纯收入就转入按这种比较低的价格买得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在消费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末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同日　阅胡乔木本日晨七时送审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稿《展望六十年代》。社论稿说：“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诚然，就在那时，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将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的，同英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

12月　作《七律·读报》：“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同月　作《七律·读报》：“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不知说了啥些事，但记西方是友朋。举世劳民尊匪盗，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兹入大同。”

同月　作《七律·改鲁迅诗(318)》：“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同月　对新华社十二月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三期刊载的《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的报道，批示：“此文请阅，送各同志(319)。退毛。”报道说：十月下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认为，公社工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有力地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增加公社资金的积累。一九六〇年公社工业的发展方针应当是，集中力量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农具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和发展。

同月　阅十二月五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批示：“伯达、林克、胡、邓、田阅，退毛。此期全部可阅。”这期刊物登载有《大跃进的、协调的、看涨的计划》、《钢铁煤炭计划第一本账已经超额完成》、《城市副食品生产的任务》、《关于养猪好处的一笔大账》、《解决木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地大办土铁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农村“五冬”工作进入高潮》、《有些职工对工业生产运动有错误看法》等报道。

同月　阅十二月七日编印的《外事动态》第一一五期刊载的由外交部礼宾司提供的《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参观的反应》的报道，批示：“一个有兴趣的报道，宜一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报道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到石家庄、郑州、洛阳、三门峡等地参观。他们的反应是：一致承认我国发展速度快、建设成就伟大；对小洋群大炼钢铁的发展感到意外；认为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良好；承认各地物资供应充足。

同月　阅冶金工业部十二月十四日印发的《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批示：“要件。各同志阅，退毛。”草案说：钢铁工业今后八年发展计划的要求是：一、继续地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坚持保证高速度的发展水平。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一九六七年钢产量达到六千至七千万吨或七千至八千万吨两个方案。

同月　阅中共山西省委十二月十五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批示：“此件可看。各同志阅，退毛。”报告说：我省整风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主要目标集中在有右倾思想的负责干部身上。运动几乎涉及每个党员干部。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整风运动是每个党员干部过社会主义关，提高了政治嗅觉，揭发出了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反右倾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步步高涨。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批示：“此两篇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其中一篇是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北京等十四个省、市、区对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进行的调查。总的情况是：一、在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收入的分配更加合理了。在这四百二十三个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去年的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点三，社员人均收入由去年的五十二元七角增加到六十七元七角。二、粮食分配情况良好。三、公社部分所有制正在迅速扩大，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社员生活显著改善。另一篇说，河北省磁县成安人民公社将按比例分红制度改为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原来收入大的队加以适当控制，使原来收入低的队多分一些，逐步赶上富队；可以多提些公共积累。毛泽东对这篇材料批注：“成安县与磁县合并，现为成安公社，盛产棉花，今年九月我去看过。”

同月　阅新华社十二月二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〇期刊载的《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批示：“此件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文章说：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约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大，农村是工业消费品的主要市场，历年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也迅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收入中，百分之五十左右是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的；目前我国的出口物资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同月　阅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十二月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特第一期《今后八年（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钢铁工业的速度、规模和布局的初步设想》，批示：“要件。各同志阅，直退毛。”简报说：（一）今后八年我国钢铁工业将持久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每年钢的产量将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六七年将完全可能达到六千万吨，实行的结果达到七千万吨或再多一点也有可能。（二）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也快于苏联。（三）经过八年努力，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四）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将适应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尖端工业的需要。（五）在材料、设备和投资方面有可能保证实现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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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

(2) 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1959年6月、8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4)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1959年4月27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5)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

(6)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7)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毛泽东的秘书。

(8)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9)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10) 指王延春等1959年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中共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

(1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1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财政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13)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局（1960年11月撤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2月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4) 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0月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11月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5) 这里讲的1800万吨钢中，洋钢为1650万吨。

(16) 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均至1959年4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两职分别任至1959年4月27日、28日）。1959年4月27日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7) 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1959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继续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

(18)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9) 这里的“争取指标”应是“计划指标”。在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上海会议纪要中，删去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的“争取指标”的提法，只有计划指标和包产指标。

(20) 指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21)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见明代顾大典《青衫记》。唐朝人的两句诗是“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见唐代朱湾《奉使设宴戏掷笼筹》一诗。

(22)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23)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4) 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5)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6)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7)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28) 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5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29)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吴健，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30) 白如冰，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31)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32)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

(33)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第三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59年4月28日、6月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4月任主任）。

(34)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35)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

(36) 指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37)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9年4月27日任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38)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39)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达赖离开拉萨，后逃到印度。

(40) 指《人民日报》1959年3月30日发表的达赖喇嘛3月11日、12日、16日先后写给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3封信。3月11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3月12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3月16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41) 指宋庆龄。

(42) 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4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1959年6月任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4)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45)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46)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7)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48) 这里的“西藏教皇大炮”，是借用了巴叶塔的一个说法。巴叶塔在谈话中说：“1870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

(49) 达赖逃到印度提斯浦尔后，1959年4月18日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英文稿）。

(50)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28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5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至1960年11月）。1960年11月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52)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至1959年10月）、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9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

(53) 见唐代刘禹锡的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54)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

(55) 吴组缃，作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56)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57)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58) 沈尹默，书法家、诗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59) 这里的“十八日”是20日之误。署名新华社政治记者、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评论，新华社是1959年4月20日播发的，《人民日报》于4月21日刊载。其中讲道：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这个声明不顾中国是由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60)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5版、第6版登载的三则新闻：《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锡兰一群僧侣兴风作浪，竟到我驻锡使馆无理取闹》、《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

(61)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的《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两篇短评。

(62) 指195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

(63) 见唐代诗人雍陶的诗《和孙明府怀旧山》。全诗为：“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

(64) 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0年3月又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

(65) 潘伯鹰，书法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2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何炳麟，教育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66) 胡适，安徽绩溪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

(67)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68)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9) 谭、彭，指谭震林、彭真。

(70)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71)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72) 乌西迪克，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务秘书。

(73) 杨秀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

(74) 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75) 这则情报是《情报简讯》1959年第15号中的第3篇。

(76)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1959年6月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77)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0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78) 詹东·计晋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和办公厅主任。

(79)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一办公室（1959年6月撤销）主任、公安部部长。1959年6月、9月又先后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

(80)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至196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81)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达赖喇嘛的副官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们是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其中两个策动者。

(82) 西康，省名，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原所辖昌都地区1956年划归西藏。

(83) 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84) 米赛，藏语，指农民。

(85) 刘文辉，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

(86) 指以达赖名义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

(87) 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88) 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89) 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副省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又名洛桑泽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副省长兼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90) 谿卡，一般的相当于宗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的相当于宗一级的行政组织。宗，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组织。基恰，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辖若干县的专区。

(91) 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9年5月4日编印的《工作情况简报》第9期。简报的第2页上说，广播电台在“五一”以前拟出了“五一”前后约请来中国访问的外宾发表广播讲话的计划。计划中有：“请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在离京前夕发表十分钟左右的广播讲话，谈访华观感和对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看法。”

(92)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说：根据周世钊长子周思永回忆，这封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系指为曹操翻案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这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不同意为曹操翻案。

(93) 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

(94) 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95)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96)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97) 杜德1959年4月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中说：达赖喇嘛随带少数人员已在3月31日进入印度境内，印度政府已经为他的居住作了必要的安排；尼赫鲁在穆索里会见了达赖，同他作了长谈，并在议会中宣布，达赖在印度会得到受尊敬的待遇。这一谈话稿还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两国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

(98) 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99) 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那里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的国家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名义、方式进行干涉；西藏叛乱发生前后，印度出现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不论用“言论自由”或其他什么“自由”来辩解，其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公开怀疑中国正式公布的文件，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

(100) 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101) 指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102) 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03) 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兼驻也门共和国公使。

(104) 这里的“尼赫鲁”，指代印度。

(105) 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106) 李烛尘，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107)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

(108) 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青年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109)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110) 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政论家。赖斯顿，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专栏作家。

(111) 指《汉书》中的高帝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

(112) 指《后汉书》中的光武帝纪。

(113)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14) 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1959年1月25日提出、2月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115) 据查，安徽省没有临淮县。临淮岗水库当时建在安徽省颍上县境内。这里的“临淮县”，似应为颍上县。

(116) 乌拉，藏语，指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主要是耕种和运输，还有种种杂役、杂差。

(117) 指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118)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1917年的旧著，1943年在重庆出版。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1959年5月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后未采用），谈到该书再版的由来：“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119) 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载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5期。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丛书》，收入了金岳霖的《逻辑》一书，还收入了这篇文章。

(120) 建委，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宋劭文，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21)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22) 指章士钊。

(123) 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至1961年12月）兼商业部部长（至1960年2月）。1960年2月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至1961年1月）。1961年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24) 邓洁，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125) 宋平，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建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126)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27)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128) 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29) 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1650万吨调整为1300万吨的经过，大致如下：1959年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核实1958年好钢产量（即所谓洋钢）实际完成数字是800万吨。根据这个经过核实的数字，1959年钢产量1650万吨仍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对此，毛泽东很不放心，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钢铁生产指标。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求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进行研究，将钢铁指标分为可靠的指标和争取的指标。5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初步定为1300万吨。陈云的意见，随后被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所接受。

(130) 毛泽东在1959年6月13日召集的会议上，指出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14日，彭真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部分成员和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吴冷西准备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文件。

(131)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11月任常务书记）、湖北省省长。

(132) 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133) 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134) 见《增广贤文》。这个成语，在《史记·魏世家》中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

(135) 周惠、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36) 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137) 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8) 在现存的档案材料中，这次讲话，和毛泽东1959年7月2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合并整理为一个讲话记录稿，共18个问题，本书将其内容记在7月2日条中。

(139) 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1959年6月22日代表省委在湖南省县委书记会议开幕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的。原话是：“去年的成绩极其伟大，经验教训极其丰富，当前的问题也不少，前途无限光明。”

(140) 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57年以来为改进财经工作的管理体制而下放的人、工、财、商四大管理权限。

(141) 这个指示稿说，为了早日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央特作如下指示：一、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并举组织发展副食品生产。二、必须大力加强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凡是城市郊区都应当为城市生产副食品。三、发展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应当以蔬菜和猪肉为纲，带动其他，全面发展。四、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五、必须做好副食品的收购供应工作。六、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的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实行农工交商四项并举的方针。七、加强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丝毫也不应当削弱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这个指示于1959年7月4日下发。

(142) 李先念的报告说：我们于6月18日到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副食品生产方面，会议一致认为，总的方针应当是城乡并举，除了乡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城市以外，大中城市也应当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庆节至迟年底前，把日用手工业的品种、质量恢复到去年8月以前的水平，数量上则要争取超过。至于手工业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大多数维持现状。只有少数单位需要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个别的需要退回到个体经营。手工业产品、服务方式、生产过程、所有制都要多样化，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对公社工业应当进行整顿。

(143) 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指示，于1959年8月5日下发。

(144)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45) 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6月改称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46) 这篇材料说：最近有些省市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了有关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山西《前进》杂志第6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指出，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不正常现象，在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不能盲目地发展“卫星”厂，不能片面强调人人当“多面手”。广东《上游》杂志第11期发表的陶铸的《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广东经济建设速度1957年慢了一些、1958年下半年又过快了一些，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最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万事仰求人的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北京《前线》杂志第12期社论《注意综合平衡，争取不断跃进》指出，现在国民经济出现许多不平衡，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平衡工作；该刊第11期社论《产品和产值的计划要同时完成》指出，目前某些工业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不是先规定产品计划而后算出产值计划来，而是先订一个产值的数字再去凑产品计划，结果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了，产品却不符合需要，完不成国家计划。

(147) 这篇文章指出：1955年至1958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波动较大；1957年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上一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有些失调；1958年流动资产积累在生产积累中的比重下降，影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近几年来，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不完全相适应；原料工业资源用于基本建设部分的比重逐渐提高，而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逐渐下降，只好动用了储备和库存。

(148) 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

(149)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1959至1960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是：征购商品粮1155亿斤，销售975亿斤。

(150) 刘柏荣，原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调入四川文史研究馆工作。

(151) 指章士钊1959年7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和此前刘柏荣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

(152) 《两般秋雨庵随笔》的作者是清代梁晋竹。

(153) 1995年，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回忆说：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号院楼下台阶边。我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妻子——编者注）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了主席。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茶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水静同志说：“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送走贺子珍，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又说：“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

(154) 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155) 周小舟等向毛泽东反映他们感到有压力，会议中有人不愿多谈多听缺点。他们建议将现在按大区划分的编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编组，利于交流情况和意见。毛泽东表示接受这个意见。

(156) 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57) 1959年7月15日下午的大区区长（即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后来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召开的。

(158)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59) 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160) 陈云因病没有出席庐山会议。

(161) 在1959年7月16日印发的分组名单中，第一组组长林铁；第二组组长柯庆施；第三组组长陶铸；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第五组组长张德生；第六组组长欧阳钦。

(162) 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163) 关于这次会议，王任重1959年7月20日日记的记载是：“晚上主席召集区长们开会，又讲了不要怕批评的精神。但是柯老和井泉已经感到有压力，有些紧张，对彭总的意见感到严重。”

(164) 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中所说的大跃进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1）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些比例失调。（2）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3）命令主义作风和虚夸作风的发展”。

(165) “免于贫困的自由”，即“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

(166) 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1961年4月3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1959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

(167) 修正草案的“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共讲了6个问题，只标出一、二、三、四、五、六的序号，没有题目。

(168) 李云仲的信是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围绕当时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作风问题，谈了6个问题。（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其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抽款”。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达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2100万。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虽然您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已提出警告，要防止冒险主义、把气体压缩成液体，等等，但目前还有许多认识问题和一些实际工作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此，可否考虑在党内，在一定的会议上，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

(169)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170) 岸信介的这些话是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的。

(171) 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172) 指姜椿芳等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第1至6集。

(173)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说：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我们也较敢讲话。这次谈话，主席给我们戴了几顶帽子。说我：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我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与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呢？我提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是从何谈起呢？周小舟也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主席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复”。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

(174) 《内部参考》第2831期还以《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刊载了中央社7月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175) 关于两次会后毛泽东同黄克诚等4人谈话的情况，《黄克诚自述》中说：“会后，主席把我们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我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我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我们回头。虽然我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似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176) 丘迟，南朝梁人，官至司空从事中郎。善诗赋文章。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北伐，丘迟写信劝陈伯之归梁。陈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177) 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兄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

(178) 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袭曹操，曹军败。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力战有功，任破羌将军。

(179) 指汉光武帝刘秀。

(180) 指曹操，去世后追尊为魏武帝。

(181) 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60年10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82) 甘泗淇，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83)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9年9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1960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84) 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9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185)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0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86)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的意见起草的。

(187) 《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一文指出：近来许多苏联专家对我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表示热烈拥护，他们感到最满意的是各地注意了生产指标的落实和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专家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提出的建议也比过去增多。现在心情还不大愉快的是要“下马”的某些基本建设单位的专家。

(188) 《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7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这个公社的农副业生产一直稳步上升，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以王国藩为核心的领导骨干一直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遇事找群众商量，向上级请示。

(189) 《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介绍了中共长沙市委最近对郊区临福公社各阶层的政治思想情况所作的调查，指出目前农村中说“闲话”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是衷心拥护党，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

(190) 《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一文，介绍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些工作人员最近在研究明年计划时，对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应当少增产铁和钢，多增产钢材；多进口石油和橡胶，多搞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少搞些消耗石油、橡胶的机器和车辆；应多注意发展基本化学工业（三酸两碱）。

(19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年9月底至1961年8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192) 见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19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日记）一书中说，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时，谈了世界观、思想方法等问题。彭德怀提出不再干军事工作，毛泽东说我也在考虑这件事。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记载：谈话后的当天晚上，彭德怀要秘书帮助他写一个辞掉国防部长、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信。

(19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5) 张恺帆，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错误处分。1962年6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同志问题的甄别结论》，决定撤销1959年9月19日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取消对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工作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名誉、原职务和原级别。在原来宣布、传达的范围内公布。同年7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给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的批复中说：“中央同意你们对张恺帆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

(196)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他和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 这个决议的标题，最后定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草案）》。

(198)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199) 刘澜涛1959年8月2日给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这个小册子，节录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十月革命四周年》、《伟大的创举》、《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59年第17期。

(200) 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201) 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纠正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02) 陈、罗、张、高，指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

(203) 枚乘，西汉辞赋家。

(204)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

(205) 宋玉、景差，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206) 巴夫诺夫，通常译为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

(207)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选入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七百余篇。

(208) 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

(209) 张协，西晋文学家。

(210) 《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中的“八年左右”改为了“十年左右”。

(211) 彭真传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人事安排的意见是：第一，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第二，撤销黄克诚的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第三，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任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任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第四，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委员、秘书长、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第五，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其工作由中央另行分配；第六，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第七，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华国锋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第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为部长，黎玉、沈鸿为副部长；第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供应部，人事问题待定；第十，免去罗瑞卿的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职务；第十一，调谢富治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和公安部部长；第十二，调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212) 这两个文件于1959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13) 《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发表《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一文，介绍了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的事迹，和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战，巧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的事迹。

(214) 指1955年编辑、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215) 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处长。1959年9月任中宣部副部长。

(216) 劳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1959年10月又任古巴革命武装部部长。

(217) 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林垦殖厅厅长。1960年9月奉调回北京。1960年12月任公安部副部长。1961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18)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19) 195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右下角有一个《关于甘薯翻藤问题的讨论》栏目，刊载了两篇讨论甘薯翻藤的利弊的读者来信，并发表了一篇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薯研究所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

(220) 谭启龙，当时还任山东省省长。1961年2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221) 1959年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中国领土的朗久地区，袭击马及顿（即毛泽东9月4日批语中的“米基顿”）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自卫，被迫予以还击。

(222) 库尔巴诺夫曾是第一个俄国公社的秘书。

(223)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1959年8月向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

(224) 当时班禅额尔德尼正在日喀则开展民主改革工作。

(225) 陈，指陈毅。

(226) 国家统计局党委整理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文章还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227) 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复信说：9月7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妥切、更完全些。会上提到了以下几点意见：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看来，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的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完全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陈伯达随信附送了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

(228) 指《七律·到韶山》的颔联（三、四两句）：“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229) 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

(230) 锡兰，今斯里兰卡。

(231) 见汤斌《汤子遗书》卷一。

(232) 见《论语·子张》。

(233) 杨成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34) 这篇署名流泉的文章说，郭沫若在《蔡文姬》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他对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按照郭沫若的意见，中国农民起义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从陈涉吴广至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不曾提出土地问题，简要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只是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新的真命天子出现。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从李顺、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篇文章对郭沫若的上述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郭沫若说封建前期农民起义，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只要求有一个好皇帝，有一个“新的真命天子”出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认为，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起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生存和人身权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都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共同的。但在封建社会的前、后期，农民起义也有它的不同特点：在前期因为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很重，因此争取人身权利的要求特别迫切；到后期则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而主要凭借土地租佃关系来剥削农民，因此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就显得突出了。这种不同亦只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后期农民起义提出的“等贵贱”，也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要求人身的平等地位，而前期农民起义所向往的“太平”世界，也有“均贫富”的意味。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要求平均和平等。

(235) 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236)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37) 何香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238) 林枫，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

(239) 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40)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241) 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图波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飞机总设计师。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242)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的中印东段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243)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244) 巴格达什，当时任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45) 诺沃提尼，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246) 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萨瓦茨基，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道比，当时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加涅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马特恩，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247) 蔡畅，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

(248) 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

(249) 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250) 指《印度的发现》，中译本于1956年8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51) 指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的信。信中说：“我已经考虑了您在星期日那天，在戴维营关于中国问题和我所谈的意见。”“我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照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利用武力吞并中华民国的领土，即：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岛屿。……您强调说，您认为这个有关中国的严重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把您在我们谈话的最后关于中国所说的话和您关于德国问题（这个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所说的话对比以后，使我感到不安。您谈到必须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但是，您又说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中国合法地使用武力。当然，我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我看，两个问题都是国际问题。我已经表示愿意同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认真地讨论德国问题，希望达成和平解决，以利于我们两国和整个人类。我想，中国问题在相当的时候或许也可以这样解决。……我认为，有节制的温和的政策……更为必要。”

(252) 艾登，1955年4月至1957年1月任英国首相。

(253) 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任英国首相。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

(254) 指桑顶·多吉帕姆。

(255)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9月21日关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河南省委1959年9月29日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中央分别于10月13日、12日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256) 李六如，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37年至1940年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257) 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258) 任继愈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忆毛主席的教导》一文中说，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是：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有宗教迷信的人，成为宗教的俘虏，不能客观地分析宗教、解剖宗教。“外行”是指没有宗教迷信的人，而不是对宗教一无所知的人。

(259)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写，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21期。

(260) 附件指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

(261) 1959年12月30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

(262) 附件指陈伯达随信送上的3个材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和《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世界经济资料》第51期刊载的《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263) 王首道，当时任交通部部长。

(264)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中央条约组织解散。

(265) 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66) 野坂参三，曾用名冈野进，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1940年3月到延安，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并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1944年4月领导建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日本。

(267) 袴田里见、藏原惟人，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干部会（即中央政治局）委员。

(268)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在1959年3月率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3月18日在武汉会见他。

(269) 石桥，即石桥湛山，曾任日本首相。

(270) 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改善美苏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美苏双方在戴维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消除了美国方面对举行高级会议的许多反对意见，但这个问题还要在美国政府中以及同美国的盟国进行讨论。美苏双方达成了关于恢复讨论柏林问题的协议，但没有确定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时限。就裁军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示希望西方国家应该研究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普遍和彻底的裁军计划。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人民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表示，他把访问苏联的时间，延迟到明年春天。

(271)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表现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明智，表现了勇气和毅力。他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建立我们两国的正常关系，促进改善各国的关系。那些害怕和平共处的人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冷战。冷战可以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致在任何时候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足以引起一场世界战火。在这场战争中许多东西都要毁灭。我们必须执行和平政策，友好相处，不是舞刀弄枪，而是要销毁武器。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我们关于裁军的建议，美国也像我们一样，愿意全面裁军并实行监督。赫鲁晓夫的演说，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在195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

(272) 后来中国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

(273)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傅立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数学家、物理学家。圣西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

(274) 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主席。艾思奇，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11月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275) 解学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明河，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省副省长。

(276) 万晓塘，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市长。

(277) 黄岩，当时还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278) 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2月任常务书记）。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陈光，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279)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1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280) 1959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南方13个省、市、自治区的除害灭病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两个文件：《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一年来除害灭病工作的情况和今后一年的任务》、《南方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除害灭病（控制、缩小、彻底消灭）的具体要求》。12月2日中央将这两个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照执行。

(281) 这个材料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繁殖、积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大干一年翻了身。养猪由公社化前的17头发展到257头（其中户养77头），每户平均6头多，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282) 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283) 1959年10月21日，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印军分两路向中方阵地实施包围，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

(284) 杜勒斯于1959年5月去世。

(285) 1959年11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方案，基本通过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

(286) 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毛泽东1959年11月3日在杭州同周恩来等开会时说：我10月29日到马鞍山的时候，柯老知道我从合肥到了马鞍山，就打电话请曾希圣到上海。上海有叶飞医病，我见了他；江西的杨尚奎也在上海医病，我也见了。我说，你们索性把山东的舒同、江苏的江渭清也找来，在上海开会。先在上海开4天，然后到杭州来开3天，我也来参加一下，看看你们怎么搞法。他们说有个煤的平衡问题。他们11月1日开始开会，后天（5日）到杭州来，我跟他们谈谈。

(287) 指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3篇讲话，即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288)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占领区搞的所谓“合办实业”，日本提出：在华中、华南，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五十一；在华北，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中国资本家占百分之四十九。

(289) 可能指安徽省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材料。材料介绍了这个农场采用在种饲料的地里直接放牧养猪、肥田的办法，收到良好效果。

(290) 何英，当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1960年1月任西亚非洲司司长。

(291) 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196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92) 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293) 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

(294) 安志文，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95) 王世泰，当时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96) 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297)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298) 文内的横线，是照毛泽东读教科书时画线处标出的。下同。

(299)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300) 见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

(301) 《焚书坑》一诗，为唐代章碣所作。其中第三句为“坑灰未冷山东乱”。

(302) 见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303) 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304) 麦克米伦，当时任英国首相。

(305) 见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姆提出的问题》。

(306) 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307) 陈、胡、邓、田、林，指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308)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309) 见《孟子·滕文公上》。

(310)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

(311)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

(31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13) 曹子谷，即曹典球，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314) 钟学坤，当时是庐山疗养院护士。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得到毛泽东书赠的一幅《七律·登庐山》手迹。同年9月，她写信向毛泽东问好，并求教这首诗中的一些词语。

(315) 孙燕，陈玉英的女儿。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316)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317)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增订本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大的、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并不取决于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包括在工资以内，也就是说，是免费分配。”“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免费分配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中将逐渐提高。”

(318) 鲁迅原诗《亥年残秋偶作》为：“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319) 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