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阅新华社二月二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六七二期刊载的《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的报道，这篇报道介绍的是杜勒斯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针对杜勒斯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宪章下——决定致力于以法律和正义作为武力的明确的和重要的替代物”，“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单靠消除暴力是不可能保证世界秩序的，还必须要有从而显示正义的和平转变的过程”，毛泽东所写的批语是：“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3月1日 上午八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信中说：“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一千人左右参加会议。会厅小的，分开房间开。有十天时间，尽够将问题的道理讲清，政策和办法也规定得完整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些什么。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同志们如能再呆两天可以多带两天的记录回去。我已叫省委办公厅在今天九时左右将头两天记录送给你们，请你们收到即读，两小时即可完毕。读完再举行会议，讨论我所提出的人民公社问题。吴芝圃同志：今天晚上不要看戏，改在明晚看。因为我要在下午和晚上，跟同志们商量已经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请你安排三月三日在郑州我跟拉丁美洲各国同志们会见，请他们二日由武汉飞到这里，三日上午请吴芝圃同志替这些外国同志安排一次参观，看看人民公社，我要在三日下午或者晚上才能见他们。此信请胡乔木同志替我在会上宣读一遍。”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舒同、江渭清、刘子厚、陶鲁笳、吴芝圃、周小舟、张仲良出席。毛泽东作第三次讲话。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适用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内部，也不仅实行于全民所有制的产品跟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之间，而且也实际上实行于国有企业各部门之间。世界上的东西是相互交换的，大体是等价。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破坏经济秩序。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邓小平：上午我们议了一个提法，是这样几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等价交换不要一句？没有经济法则？有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开头我放炮，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转来。究竟所有制基本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头一天那几个小时，弯子转得太陡了，但是第二天就不同了，第二天就感到弯子并不是什么一百八十度。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要转这个弯子，现在已经想通了。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现在有些人说公社权小了。我看公社权并不小，过去是太大了，包而不办，办得天怒人怨，现在要放一点，下放以后权还是大。你现在包那么多，像我们中央过去那个蠢办法，把什么东西都包到自己身上，不晓得放到下面去。现在一放，轻而易举，事情还是做不完。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顶多一个星期。你越钻进去越不通，满脑筋尽是那些东西，就钻不出来了。了解一个公社，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而不超然很危险。有些人在一个乡村搞半年，还是那么一点结果，反而搞糊涂了。无非是一些要点，一些关节，抓到这些东西，跑一跑，问一问，看一看。没有一点印象，没有感性的东西，也不好。明天要议一下公社究竟要统几项。（陶鲁笳：向下传达的时候，主要的锋芒是反平均主义。）不是只反平均主义，还有一个过于集中，你们还是想反本位主义？（王任重、陶鲁笳：干部里头的本位主义要批评。）你只要不反五亿农民和所有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那可以。我赞成反那一部分本位主义，而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幸得他瞒产。要把什么叫公社所有制加以解释，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反对拉平、反对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目前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基本是解决两个问题：群众的积极性，改善相互关系。
3月2日 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同志们要求有时间，我想可以。增加一星期，到三月二十日为止，在省城开完六级（是六级，另加若干算账派）干部会，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四月五日完，开十二天。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看几天文件，月底只作报告，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起草文件有二十天时间尽够了。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 上午八时，第三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 [17]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 [18]，以昭慎重。我的讲话稿，即刻付印，你们收到，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交与各同志带回去。因此，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吴芝圃同志：今、明、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小平同志：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明天（三日）才能见他们。”“请你们阅读昨天（一日）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吴芝圃同志：今天（二日）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请于明天（三日）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使他们能够带回去。以后几天的记录，请用‘航快’直送各省、市、区及中央。”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增加今日从北京到达郑州的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薄一波、陆定一、康生、萧华。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中央的同志都坐到我这边。你们（指出席会议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编者注）都坐到那边，我们对面，我要看你们的脸。 [19]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他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你们讲那个话，我觉得也对，党委书记究竟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这是个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说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不要本位主义这个帽子，部分的要。确有本位主义，说而不服，屡教不改，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还有余，他不完成，应该积累的他不愿意积累，这一部分本位主义的帽子我们随时要拿到手里。但是，不要说五亿农民和成千万的基层干部（生产大队、小队的正副队长）都是本位主义。对我的讲话，我又把鼓励那一部分加了一点。现在主要是县、社这两级跟下面顶牛，这个东西一来，他们就灰溜溜的了。所以，要开个全省会议，鼓起他们的气来，说明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不过是多统了一点，平了一点。搞了一个文件，叫《郑州会议记录》，有甲、乙两项，乙是我的讲话，甲是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我们正在议一个管理权限的文件，这个文件我们觉得可以放在这个记录中。）那末这个记录就是三项了。毛泽东说：穷队和穷管理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有这个志向，靠自己的双手起家。国家可以帮助他们，是不是在几年内拿出几十亿来支援穷队、穷社。山东历城的东郊公社十二万人，有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这个公社党委书记的工作比我的工作还难做。要告诉他一种工作方法，无非一条是走马看花，一条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这些生产队，你得分期分批地走一走。下马看花，你得研究一个到几个典型，时间并不要长。有些人在那里搞几个月也搞不清楚，越搞越糊涂，材料越多，笔记写得越多，脑筋越乱。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郭嘉这个人很有名，《郭嘉传》可以看。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世界上的事情，人有旦夕祸福，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安全，得想各种办法。我辞去国家主席，根本理由是这一条。这个话不好讲，所以武昌决议案上没有写。一是为了国家安全，二是免于出国，三是避免麻烦。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次日晨七时，同胡乔木修改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3月3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拉丁美洲十五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王稼祥等在座。这十五个国家是：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古巴、巴西、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在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些国家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美国名义上不是殖民主义国家，事实上是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氢弹，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毛泽东说：我看到了同志们很高兴，很亲近。我们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同你们相处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毛泽东说：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列举了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世界上发生的对美国不利的十件大事：一、一九五八年一月委内瑞拉人民推翻希门尼斯的独裁政府；二、五月尼克松在拉丁美洲遭到八国人民扔石头、丢鸡蛋、吐口水；三、七月十四日伊拉克革命；四、美国出兵黎巴嫩，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五、我们在金门打了几炮，杜勒斯就紧张起来；六、十一月的美国选举，民主党胜利，共和党失败；七、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四分五裂；八、赫鲁晓夫提出柏林问题，使西方帝国主义很为难；九、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胜利；十、二月刚果人民的反帝斗争。
同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和日共中央委员春日正一参加。毛泽东说：应当说，在某些时候，当外国同志有很大困难，或者一个国家的党有很大困难，因此一个党对另一个党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帮助，同时又是出于那个国家的同志的要求，是许可的。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曾帮助各国党制订纲领，并由列宁亲自主持，这是极有必要的，给各国党很大的帮助。以后还可能有需要的时候，就互相交换意见。但是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靠别国帮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帮助为辅。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日共这几年的情况正是如此。目前世界各国都自力更生，犯错误也是各国同志自己去犯，成绩也是各国同志自己的成绩。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包括犯错误的经验在内，各国共产党就能形成适合本民族的一套马列主义方针，使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的后期用干涉内政的方法，直接指挥各国党，是并不利的。要警戒，不可机械地搬用中国经验，因为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制订宪法时，参考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但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我们现在学习苏联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如果日本同志有兴趣研究我们的经验，那末就请研究我们两方面的经验，成功方面的经验和受挫折的经验，研究受挫折的经验对你们有帮助。关于中日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主张两国人民之间来往。生意做不做决定于日本政府是否敌视中国。中日贸易是日本政府破坏的。日本政府的地位是软弱的，它和蒋介石好，破坏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但当我们一断绝，它又要做生意，经过各种线索来试探和说服。会谈后，由邓小平和宫本显治分别代表中共和日共签署两党联合声明。
3月4日 晚上，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见到美国同志，所以特别高兴见到你。我们欢迎美国同志多来。现在的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日子不好过的是帝国主义。从去年一月到现在，不过十四个月，出了十件大事。这十件大事都是对帝国主义不利的，都有世界意义。当杰克逊说经常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希望从中吸取教训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很穷、很苦，要斗争，要革命，就有对这种著作的需要。但是，我们的经验是针对中国问题的，对你们不一定适用，也许还有一点用处，可供参考，但只是供参考。你们的问题要靠你们自己解决。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美国国内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它很怕你们。美国的民主就不如法国和意大利。美国不仅怕共产党，凡是进步的它都怕，所以要设立非美活动委员会来压迫人民。它连演电影的卓别林也怕，它也怕罗伯逊 [20]。这不是兴旺的征象。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他们看到了前途，但仍须作很大的努力。中国是一穷二白，需要由穷到富，由无到有。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政、黄克诚、胡乔木、刘仁、乌兰夫、欧阳钦、吴德、黄火青、叶飞、江华、邵式平、刘建勋、谢富治、周林、王恩茂、李景林。毛泽东在会上作第五次讲话。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国家收购是等价交换，国家付了钱的，但是公社拦腰抢劫。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农民势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能吃就完了，不要扩大再生产。因为他没有余力投资，他不能积累。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永远也不能绝对消灭，总是有差别的。有了三年、五年、七年，公社的积累一年一年增多，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穷队发展起来，现在的基本的队所有、部分的社所有的所有制，就可以反过来，变成基本的社所有、部分的队所有的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我看永远存在。那时公社逐步集中就多了，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我看它高兴，它没有跑的必要。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么一点。郑州会议记了我的讲话，将来可能有一点修改，或者我将另外写一点东西。比如伙食与工资的比例，这个问题就没有讲。有些字句，有些文字，还要写妥当一点。现在已经发的这个东西 [21]，当做初稿好不好？但是你们不要等我那个东西，基本观点不会变的，你们放手去做，将来无非是更恰当一点，更完备一点。
会后，毛泽东同一些省委第一书记进行交谈。他说：六中全会就是缺乏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这是个认识问题，一步一步深入，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分析要有一个过程，发现矛盾开始是感觉性质的，分析才到理性阶段。解决矛盾就是进入综合阶段，你解决问题得一起解决，得各方照顾。为什么这些干部瞒产私分，决心那么大，行动那么迅速？就是五亿农民支持他。而公社，以及我们，在一个短时期，几个月时间，就脱离群众。不是全部脱离干净，总而言之是相当脱离。脱离一部分，他就不卖给你东西。在实践中，客观世界要反映到我们主观上来。迟早要反映，已经五个月了。要说服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有一个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不能拦路抢劫，这样公社才能发展比较快。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武昌会议是搞清楚了的，但没有哪个理会。现在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人力、物力、财力不能不等价交换。还有个城市办公社问题，我就想不通。我在天津跟他们讲过这个问题，天津他们说要办一个统一的公社，我说你已经是个公社了，你还办什么公社。我看县城可以搞，其他城市已经搞起来了的，不要动，不要又一股风吹掉了，还要试验试验。没有搞的暂时不搞。大城市现在不要搞。
同日 《郑州会议纪要》（《郑州会议记录》的第一部分）定稿。毛泽东亲笔书写一份，全文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郑州会议记录》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第三部分是王任重、陶鲁笳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同日 晚上，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戴苏理 [22]及开封、新乡、洛阳、南阳、许昌、信阳的地委书记和郑州市委书记汇报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3月7日 晨，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汇报情况。
3月8日 晨，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七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批示：“湖北省委三月七日的这个报告，现在请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立即传达给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以作参考。湖北的特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他们从三月三日到十日，以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是生动活泼的。四五天内，一下子弄通了省、地、县三级和少数几个典型公社的多数同志的思想，作了调查、研究，并且着手起草文件，以便提交三月十一日开始的有全省三千多人参加的六级干部大会。这个大会，有几百个观潮派、算账派参加，多么好啊！我认为，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他们的各项细节，我现在不准备发表评论，湖北的同志们会弄得好的。我准备于三月十日到武昌，研究他们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同时，批示吴芝圃：“湖北省的这个报告，请你印发六级干部会议各同志，每人一份，以为参考，以壮士气。不要吝惜三千多份纸张，各省交流经验，可以启发思想。以为如何？”湖北省委的报告说：近几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列各级干部会议。省委决定于三月十一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六百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三千五百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讨论。
同日 阅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综合材料，批示：“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很值得一看。”并为这个材料写了一个说明：“河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根据此项材料，起草了一个《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一个总结提纲 [23]）。”本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专列上同吴芝圃、胡乔木谈对规定和总结提纲的修改意见。次日晨一时半，继续同他们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3月9日 晨四时，就各省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等问题，写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中央定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太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写信后批示：“小平同志：附信，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叫尚昆务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太迟了，故写此信。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迟一二天方回你处。”
同日 中午十二时，对曾希圣报送的关于安徽省六级干部大会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安徽的经验》的批语：“曾希圣同志三月八日二十四时报告，九日上午收到。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三月九日开始，十八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安徽大会人数竟达一万多人，内观潮派有一千多人，手面很大，没有怕鬼思想。共产党人如果怕鬼，那就不像样子了。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以为参考，西藏除外。”曾希圣的报告说：安徽省三月四日至六日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六日至八日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定于九日到十八日开六级干部大会，到会人数为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书记会议，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县委书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时、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不少的顾虑。
同日 下午一时，对中共湖南省委报送的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写题为《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的批语：“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写批语后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话于今夜发各省、市、区党委。下附湖南八日报告。”湖南省委的简报说：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指示。由于当前正是春耕备耕和培育春收作物的紧张阶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必须要求在思想方面尖锐和深入地解决问题，同时又必须继续鼓足正在展开的生产跃进运动的劲头。为此，省委决定：布置当前生产工作，首先将生产锣鼓打响。三月十三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省委、各地市委立即各搞一两个试点，摸清干部、群众思想情况，提出如何贯彻执行郑州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
3月10日 晨四时，对中共广东省委报送的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广东的经验》的批语：“广东省委三月八日二十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共有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同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胡乔木谈话。下午，乘专列去武汉。
同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西藏叛乱集团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口号，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并拖尸在市区游街，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等人。叛乱武装同时进攻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代表与西藏工委驻地。
3月11日 晨，到达汉口。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24]
3月12日 晨，接受缅甸新任驻中国大使貌貌觉温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又是邻近的国家。我们希望这种关系会一年一年地发展。当大使说使馆有很多人已开始学中文时，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学你们的语言。懂得彼此语言的人多了，就更容易相互了解了。英文现在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很有用处。将来世界上恐怕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大使可以了解了解我们的工农业、文化、艺术。两个国家应该彼此了解情况，相互了解了，友好关系也就一年一年地发展了。
同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周小舟谈农村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同日 就西藏叛乱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报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电报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我们现在就应考虑，在他们逃亡时，我们对达赖在政治上取何态度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逃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 [25]，仍给他留着。”
3月13日 晨，阅中共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的第二次汇报，批示：“小平同志：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很好，请你用电话方式，于今日立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广东行动迅速，一面开会，一面即将方针直达各生产队长，毫不拖泥带水。湖北的方针 [26]三月八日即下达各生产队，广东于三月十二日下达，也是很快的。各地宜仿此，一面开会，一面迅即下达方针。广东的‘三定五放’，符合郑州会议精神，请各地研究，酌情采纳。”广东省委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的“三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下放劳动力，把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下放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汇报最后说，我们准备在本月十二日晚八时半召开全省各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有线电话会议，将上述规定布置下去，以安定人心，推动生产。
同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并设午宴款待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和美国作家斯特朗，王任重、丁西林等参加。毛泽东走到门口迎接杜波伊斯夫妇和斯特朗，说欢迎你们。入座后，毛泽东说：我游过好几条江，除长江以外，还游过珠江、湘江。还有几条江河，也准备要游，如黄河、松花江、黑龙江。你们美国有一条密西西比河，我能去游吗？有三个人会反对的，那就是杜勒斯、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杜波伊斯说：黑人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在美国受尽苦难，有绝种的危险。毛泽东说：在美国有一千八百万黑人，绝种是不可能的。世界是你们的。拿我的家庭来说吧，我们兄弟三个，两个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妻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妹妹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弟弟的独生子被国民党杀死，我的大儿子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我的家庭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成千成万的家庭有多少人被杀害。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家里的人少了，但是在全中国却出来了更多的共产党员。杜波伊斯问：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斯特朗说：西方国家的科学家都认为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足够的原子弹和氢弹，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把人类完全消灭掉。主席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毛泽东说：人类是消灭不了的，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我手里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
3月15日 晨，阅中共安徽省委三月十三日报送的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批示：“小平同志：安徽三月十一日简报很好，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他们收到后，可以印发正在开会的同志们每人一份。此外，广东的第二次简报，山东第一次、第二次简报，都很好，请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大会，予以印发，供他们参考。”安徽的简报说：安徽六级干部会议中，绝大多数人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已认识清楚。在检查缺点时，社队干部分析去年“共产风”刮起来的原因有三：一是自己认识糊涂，把“共产风”当好风；二是害了“传染病”，互相传染；三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去的。公社一级的干部发言不多，省委已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再一次说明责任主要由省委负，解除他们的顾虑，但也要他们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大胆发言。
同日 下午四时，关于给达赖喇嘛复信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说：“十四日以谭冠三 [27]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同日 下午六时，对中共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批示邓小平：“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及王任重同志的报告 [28]，今天上午已送一百份去北京，请你即看一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作参考。主要是《决议》，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与河南的办法有所不同。如你认为可发各地，请于今晚或明（十六）日办一下，或用电话，或用电报，或用飞机送去。”
同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3月16日 晨二时，就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写信给王任重：“今日上午，请找各地委第一书记及几个县委书记商量一下：省的会议以后，是否应以几天时间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此种会议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然后再开公社代表大会，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是否应选举社的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如何组成）。下午，我们再商量一下。”晨七时，再次写信给王任重：“送上文件二十四件，极有味，好读。我劝你于今天上午看一遍，一气看完，有三至四小时就够了。下午你再找地委书记、少数县委书记座谈，谈县、区、乡、村如何开会问题。我们晚上再交谈。以为如何？花费这一天，不是于湖北工作没有用的，你试一试看吧！”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至晚九时五十分，在武昌东湖客舍同专程前来汇报西藏叛乱问题的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 [29]、雷英夫谈话。对处理西藏叛乱问题，毛泽东谈了以下意见：一、同意中央方针，搞下去，好形势，总算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二、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们手里，万一跑了也不要紧。三、进藏军队包围拉萨，包起来有利，可以分化，“围而不攻”，争取四月十日前到达。如拉萨不打，即先以一个团进山南，控制要点，断后路。四、平叛重点放在拉萨、山南，其他地区慢一步。五、说平叛，不提改革，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六、同意军委对于军队入藏的布置。七、外交处理同意指定地点的办法。八、不要登报，内部通报，进藏军队要出布告。九、移民不宜太急。十、班禅态度如何，为何至今无消息？
3月17日 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印度。十九日夜，西藏叛乱集团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武装进攻。二十日上午，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奉命平定叛乱。二十二日，拉萨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同日 晨，就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信中说：“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封信后来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的报告，很有参考价值，请即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报告说：河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中绝大多数人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我们也是这样定下来的。关于分配问题，会议确定公社和生产队的扣留比例（包括农业税），一般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在扣留部分中，除农业税外，公社所得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至十。
同日 下午三时，阅中共山东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三次报告，批示：“小平同志：刚才请你转发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报告，认为很有参考价值。现在又看到山东省委三月十六日下午八时的报告，认为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在目前时期，积累不可太多，而且公社三级都要有积累。湖北规定积累比例，有高有低，一般为百分之十八。此百分之十八，分配到公社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管理区为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生产队为百分之八，而县则不抽积累。此种办法，值得参考。”山东省委的报告说：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原则上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大队（管理区）或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大体上各种扣留可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国家税收和上缴任务占百分之七左右，公社积累占百分之十八左右，生产费用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分配给社员部分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三左右。
3月18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浅沼先生在北京的演说 [30]，这次你和张奚若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是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日本政府和美国站在一起，中日贸易关系中断，但这是暂时的。贸易总有一天会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谈到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合作社变人民公社没有了不起的不同，名字不同，但性质一样是集体所有制，不过是扩大了些，提高了些。组成人民公社，可能使机械化快一些。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刘宁一、王任重和印尼共政治局委员胡达比亚参加。毛泽东谈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详细介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面性和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经验和教训。他说：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前，我们党就知道了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叛变所致，但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那是俄国人的经验，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抛弃了人民，杀了共产党人，我们才从中真正获得了自己的经验。毛泽东再三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说苏联的经验证明，俄国共产党人和农民结成联盟，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同样如此，恐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共产党都可以运用这个经验。他建议艾地等领导人到乡村去从事农民工作，说如果中央领导人不能下乡去，也可以在城里开会，把做农民工作的干部召集来，进行调查研究。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转发的荥阳县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八号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的经验，值得各省、县参考，请即发给各省、市、区党委。请各省、市、区党委仿照河南省委的办法，在各县举行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时，抓住一个典型县，取得经验，指导全省。”简报说：荥阳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传达主席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决定，放手鸣放辩论，解决思想问题，紧接着解决体制和政策问题。第二阶段讨论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着重解决包产指标），安排当前生产。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有意识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快，思想通得快，改善公社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使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
3月19日 上午十时，阅中共四川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第五号简报，批示：“四川省委三月十四日报告（简报第五号）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这是一个很可供各地研究和酌量采纳的文件。”简报介绍了四川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粮食的分配和征购、劳动力安排、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同日 上午十一时，同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孝感、襄阳、黄冈、荆州的地委书记谈公社分配问题。
同日 晚上，从汉口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周小舟、周惠和常德、邵阳、黔阳、郴州、衡阳、湘潭的地委书记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等谈话，了解湖南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报送的关于改变为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批示：“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河南省委的报告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原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次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则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在接到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完全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20日 晚上，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同杨尚奎、邵式平、汪东兴 [31]和江西部分地委书记谈话，听取关于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汇报。当听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时，毛泽东说：七千人还差不多。生产队要来三个，一个穷的，一个富的，一个不穷不富的。管理区也要来三个，一穷，一富，一不穷不富。下面人少，上面人多，对立面就不强。开会有一种办法，一定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个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当听说六级干部会议有四百多名观潮派时说：有些叫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名字安得不对。人家讲点老实话，讲点怪话，就叫人家是观潮派。当听说目前有些同志对权力下放还有顾虑、怕劳动力调不动时说：过去一平二调三收款，我看这是一股风，有些人是照“风”办事的。现在来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就感觉调不动了。如果他们那个政策行下去，我看人民公社非垮台不可。去年瞒产，今年不种，很危险。当听说六级干部会议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时说：省里开会基本上统一了思想，有些公社党委书记回去还不一定执行。所以县里一定要开会，小队长都要到，作业小组都要有人到，县委第一书记出来讲话。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谈了几个问题。第一，现在省里开了会，县里开了会，就不要再开很多会了。让下面去开，生产队可以开群众大会，讲清道理。四月主要搞生产，到五月再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大事一定要开管理委员会决定，不能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社主任两个人就决定。公社党委也要经过选举，要把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级的干部选到公社党委来，他们要占很大一部分。公社党委决定的大事，要他们参加决定。第二，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也请你们研究一下。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它不负责任怎么行？它没有积极性怎么行？食堂也不能办得太大，跑几里路去吃饭。第三，小集体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一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渡，现在还不能过渡。告诉各生产队不要着急，将来过渡采取的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要使大家有好处。将来是不是一下子过渡到公社所有制？也还可以先搞以乡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这件事也还要自愿，不愿意的就让他们再看一看。就是到了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恐怕还是一个核算单位。第四，关于供给制，有的地方提出搞半吃饭不要钱，你们现在不要变动，可以研究一下，摸一下底，进行一些试验，多想点办法。第五，过去的重点都是去帮助富队，参观也都到富队。现在要反过来，要以穷队为重点，使那些困难很大的、土地不好的穷队逐渐变富。当然也不是根本不理富队，现在那些富队也是政府帮助他们翻过身来的。第六，居民点不要太大，总要利于生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七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一九五九年第四十三号刊载的河北省委办公厅三月十六日的电话汇报，批示：“此件简单明了，可转各地参考。”电话汇报谈了河北省委在六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十二条措施，主要有：人民公社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所有的产品、劳力等不得无价调拨；一九五八年工资部分一般不能少于消费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九年一般应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社员工资要坚决贯彻多劳多得和多产多分的原则；积极扶持困难的生产队；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妥善清理公社化后的账目和资产。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七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一九五九年第四十八号刊载的关于山东省委对公社管理体制等的意见及如何向群众贯彻的一些经验的材料。材料中介绍了一个公社贯彻上述意见的经验：不要光摆开解决思想问题的架子，而是要着重把怎么办讲清楚。毛泽东批示：“这个经验有用，可转各地。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十八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一九五九年第五十三号刊载的陶鲁笳三月十七日关于山西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批示：“此件转各地参考。其中粮食分配问题（五十斤粮食按劳动分给个人，四百五十斤给食堂，按人定量，吃剩的余粮归自己）和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问题，值得注意。”
3月21日 下午，从南昌向塘到达杭州，住刘庄。同谭震林、江华谈公社分配问题。
3月23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转发的桐城县委三月十九日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可以发到县委，以供研究和参考。尚昆印发到会 [32]各同志。”同时写一条批注：“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3月24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七号，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四川的公社是以乡为单位建立的，公社党委即乡党委，相当于别省的总支部。”简报说：关于公社权力下放到以哪一级为基础的问题，会议中多数人同意大部分地区应以管理区为基础、少数地区以生产队（即原小社）为基础的意见。
同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公社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其中第二、第三两段所说问题，应当引起充分注意。”报告的第二段是讲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指出：解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原高级社下属的生产队）的关系，即解决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广泛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的一个重大问题。忽视这个部分所有制，将会犯错误，农业生产基本上依靠生产队。但这种生产队又不能成为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因为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许多方面不便于生产的发展，而群众也习惯于原高级社作为统一的分配和核算单位。因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报告的第三段是讲分配问题，指出：公共积累部分，一九五九年拟提高为百分之十五左右。社员的消费部分，坚持按劳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供给部分今年不可过多，工资部分应当高于供给部分。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三月二十二日下发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批示：“此件简单明了，发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参考。请尚昆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到会各同志。”十项规定的题目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三）定任务。（四）定分配计划。（五）定集体福利。（六）定劳动计酬方法。（七）定劳动力。（八）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九）定工业管理体制。（十）其他问题，包括账目结算、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家具、资金、种子、口粮、肥料等。
同日 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住兴国路招待所。
3月25日 上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程以及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陶铸、林铁、欧阳钦、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
3月25日—4月1日 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
3月25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工业问题为主。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还没有资料，不好谈，所以先说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不是这样几个问题：（一）组织章程。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各级管理委员会，人员的组成，就是组织形式。郑州会议解决了各级的职权范围和任务，但是没有议出一个组织形式来，还没有章程。这次要搞一个章程。（二）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个问题是陶鲁笳、王任重他们首先提出的，我看浙江有一个文件搞得比较充分。小队不搞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三）吃饭不要钱。第一条，一定要坚持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一定要实行吃饭不要钱。这是多数群众的要求，不能动摇。第二条，要使吃饭不要钱跟按劳分配原则基本结合。（四）算账问题。我讲过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些账不算，另有许多账非算不可。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一般不算账，并不能保护我们的干部，而会毁坏我们的干部。（五）五月要进行选举。公社各级，全国一律要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现在的委任制很危险，公社干部是上面委派的，他们没有管理经验，没有经营生产的经验。要找一点有经验的人当委员，但又不妨碍管理区同生产队的工作。公社单独决定大事是不许可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胆子太大了，权力太大了。（六）今年要开一次会，决定今年的分配和明年的计划。在决定明年计划的时候，要包括一些重大措施。（七）要把绝对数定下来。现在什么都是百分比，究竟分到我这个队是多少担粮，多少元人民币。统购多少粮、棉、油、麻、猪，要把这个绝对数定下来，使群众知道这个数目以外的东西是他的。（八）县不要搞积累。（九）银行收款放款问题，我在郑州会议讲，或者全部退回，或者部分退回，现在怎么处理，要议一下。（十）国家投资十亿元的问题。这十亿的投资是专门帮助公社和穷队建立家务的，怎样分配，多少给穷队，多少交公社，要划分清楚。（十一）开会方式。原则上要有对立面。在省里不管开多少人的会，必须每一个社有三个队的支部书记参加，一个穷队，一个富队，一个中等队；每一个公社有三个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参加，也是一个穷，一个富，一个中等。而公社一级，只许它来第一书记，或者加上一个，共两个人，不然它的势力太大，加上县一级，下面就说他们不赢。总之，参加会的人，要使基层的数目超过中层、上层。你们想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江渭清：公社的管理费和不脱产干部的补贴问题要有所规定。）好，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吧。明天要搞工业，到二十九号，四天搞工业，再不搞工业不得了。工业和商业，农业也可以谈一点，总而言之是经济。农业，定指标要实事求是，指标要低于可能性，潜力要人民去发挥。
3月26日 晨二时，关于请与会各同志在今天会前阅读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九年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的发言印出来了，我正在看。今天上午，请将薄的发言印本，发给各同志阅读，先有一点印象，下午三时或四时开会，大家听一波宣读他的讲稿，就会有获得一个较好的启发和理解了。须知有不少人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的，心理状态各不一样。请照办为盼！”
同日 下午二时，同胡乔木谈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薄一波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第一季度安排了九十八套轧钢机，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不是有十年经验了吗？总是总结不起经验来。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讲了一万年了，大概还要一万年。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讨论？你们喜欢开工业书记、工厂党委书记的会，不找车间支部书记，你就没有对立面。尽相信这一套人，等于只相信县委同公社党委书记一样。要让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或小组长、积极分子到会。河南有明显的教训，因为支部书记来得少，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占优势，于是决定要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走群众路线，交群众讨论，哪一年可以实行？是不是经过这次会议可以实行？从前我们讲轻重缓急要排队，现在你们搞出一个重重急急要排队。这个分析好，这算得了一点经验了，对于事物观察得深入一点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这好。你们不是说要抓得紧、抓得狠吗？你们就不狠。现在工业需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就是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结果是一事无成。搞那么多项目干什么？削他五百项，如果不够，再削，削六百项。明年索性少搞一点，聚积力量，以备后年翘起来。何必那么忙，一定要搞一千多项？搞得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你总而言之要具体化一点，这个发言的全文再增加三分之一，有些情况要有个交代，使人家看了记得。比如，说运输力量不够，什么叫运输力量，什么叫不够？作者本人是知道的，而读者就不知道。粮食、棉花要议一下，报纸登了要搞那么多，结果完不成怎么办？
同日 阅中共安徽省委三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体制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规定的简报，写批语：“这个文件，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写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并批示：“即印发。然后，用电话传至各省、市、区党委。”安徽的具体规定主要是：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但现在的大队由原来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划分开的，一般不再合并，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和大队的行政管理人员，较大的社不超过全社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五，较小的社不超过千分之二点五。除公社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外，生产队对生产组也应实行包产。包产要有两种指标：一为生产指标（即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作为期成数；一为包产指标，作为必成数。包产指标可低于生产指标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二十。对穷队应教育他们自力更生，在两三年内赶上富队，同时国家和公社也应予以支持。劳动力的分配，确定用于农业的占百分之八十四到八十六。
3月27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晨三时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新闻公报已改好，请你们约集常委及其他几位同志，于今日上午看一下，斟酌文句。然后，叫吴冷西，连同政府命令 [33]、军区布告 [34]，用电话发至北京，译成藏文及外文，准备于三月二十八日用汉藏英俄各种文字广播，二十九日见报。政府命令应署明发布时间（二十七日 [35]）。命令和公报均有人名须查实填入。”毛泽东对公报稿作了修改，主要有：公报稿说“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则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公报稿说“各地各级军管委员会将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进步分子共同组成”。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一段话：“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公报稿照毛泽东的上述修改再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又作修改。在公报稿的“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做软弱可欺”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架往南山 [36]，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得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在公报稿的“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句话后，毛泽东加写：“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
3月28日 下午一时，同谭震林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发言。李先念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去年是一大教训。同样是大丰收，但只是河南、湖南、黑龙江、吉林、四川、上海市、北京市等少数省市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其他各省就没有完成。这就是抓得不紧，抓得不及时，这跟中央也有关系。你讲一个时期内解决粮食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时期内？写十年内好不好？也许不要十年，多打一点。至少十年内不要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将来是八亿、九亿人，那么多，我们总是讲粮食问题没有解决，解决了，也不说解决了。这样才保险一点。过去的错误不能再犯。生产队的东西，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在银行里头搞非现金结算。“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这个口号好是好，但有一个缺点。我看应该加一句：但是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不能放松。辅是辅，但是非常重要。目前是战略也藐视，战术也藐视，一概都藐视，完全不在乎。好，粮食就收不起来。要强调具体问题的切实解决，抓紧、抓狠、抓实。目前要强调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这句话，要改变现在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漫不经心，不认真，不切实，你推我、我推你的情况。我们工人阶级老底子是四百万。解放八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工人，这算很快的。去年一年搞大跃进，增加二千零八十万，这是个特殊现象。就照这样下去不得了。要减，要压一些回去。毛泽东说：明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区区长，另外还加几位同志（临时通知），讨论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还有一个变动计划的问题，现在请小平同志讲一下。邓小平说：现在的情况是原材料不足，主要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钢材一千四百万吨（加一百万吨进口，是一千五百万吨）来订的计划，但今年钢材不会超过一千二百万吨，加进口九十五万吨，不到一千三百万吨，所以存在危险。跟一些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赞成把计划订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想把今年的计划放在生产一千一百万吨钢材的基础上，钢搞一千八百万吨。农业方面有些项目也要议。毛泽东说：现在看，这是人心所向，横直是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3月29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毛泽东说：计划要不要改，请陈云同志讲一讲。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说保证多少，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现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是蔡元培追悼鲁迅的一副挽联。空头文学家不要做，空头经济家、建设家也不要作批示。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在邓小平说根据实际可能安排以后，无非是各部、各地方立军令状时，毛泽东说：军令状有时也靠不住。关云长立了军令状，结果华容道上曹操还是走掉了。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总支书记、县委书记，主要是这三级，这些人的话就是不能都听，比如增产这样的问题，不能听。生产队长比较可靠。过去不大听支部书记的话，但是现在证明非听支部书记的话不行，真理比较在支部书记手里和一部分总支书记手里。工业方面是否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总是听这些厂长、党委书记，司局长，各级党委的工业书记、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话，把统计数字一累计。真要研究一下，用几天工夫，要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来，最好再有一些有经验的工人和积极分子，他们同意了，他们都觉得可行，我看就差不多了。农村支部书记、农民向我们提出了问题，并且很明显，瞒产私分，搞粮食风潮，我们才开郑州会议。所以，真理总是来自群众。上面的命令不大行得通，就是中间那一两级作梗。我们的办法就叫上下夹攻中间层。上，大概是中央、省、地这三级；中间层，主要是县委跟公社党委这两级；基层，就是支部书记、队长同小队长，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管理区。每年要开这样的会议，基层要占优势。工业是不是也这样搞？过去在工业中群众路线推不开，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把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作为一个基层对立面，这部分向上面攻，我们就向下面攻，中间那些不适合情况的思想，脱离群众的观点，就可以挤掉，把这些人就教好了。城市是不是可以搞有工段长、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占优势的会议？一年搞两次，把大问题提出来，夹击区委同厂一级的党委。这样才有检查，才有所谓群众监督。总而言之，事情都是群众在那里决定的。我们这些人是群众的领袖，你得老老实实替他办事，叫做为人民服务。办得好，就叫做他们的领袖，办不好，就不要了。会议在讨论关于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时，邓小平说：这次主要把国家主席变动一下，其他不动，我是主张这一次一般不作大变动，现在这个名单就是一个基本不动的方针。毛泽东说：我赞成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好。一般不动，略有变动。国家主席、副主席职务是基本上动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相应地动了；国务院的组成，基本不动，增加四位副总理；政协主席周恩来，增加一位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 [37]，这个人十九岁，年纪比较轻，他是昌都地区的活佛。
同日 写信给中央各部委党委书记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题为《党内通信》。全文如下：“上海几个县的材料 [38]可阅。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这封信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李先念报送的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三月二十五日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的问题的检查报告，写批语：“此件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代，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报告说：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银行在收回农贷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和缺点，若干地方由于收贷过多，影响了公社资金的正常周转，给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有些地方去年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采用放“卫星”的方式收回贷款，把到期和未到期的农贷全部收回。第二，去年有些地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公社一有钱存入银行，就自然地作为归还贷款，致使收回了一部分不应收回的贷款。上述错误的发生，从思想上来检查，主要是我们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少。为了纠正上述错误，报告提出了四条办法。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七中全会文件印发。
3月30日 晨，审阅代拟的毛泽东对董必武辞职书的批语稿。经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的批语全文为：“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建议，将提到中央全会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建议，是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提出的，有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和各大区区长同志们参加。到会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认为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董必武在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去年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
同日 下午，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召开会议，谭震林、廖鲁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陶鲁笳、吴芝圃、曾希圣出席。
同日 阅陶鲁笳三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并在报告和附件中，写了一些批注。对报告中的“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对报告中的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的三种方法，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对报告中的“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句话，毛泽东批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对报告中的“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十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这段话，毛泽东批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不是一九五七年了。”对报告中的“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证明，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这句话，毛泽东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对报告中的“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思想运动的高潮，已经带动起了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生产运动的高潮”这段话，毛泽东批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社。后者则完全相反。”
同日 阅班禅额尔德尼三月二十九日关于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电报，批示：“请小平叫乔木即予发表。”电报说：“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这个电报在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
3月31日 阅谭启龙三月二十八日给舒同、谭震林并转中共中央的信，谭启龙当时在山东济宁地区指导各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对信中说的“鸣放中反映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这句话，毛泽东批注：“（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四）先变乡，后变区。三、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
同日 中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谈话。
3月底 阅印度报业托拉斯三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公报说叛乱指挥中心在印度噶伦堡一事进行辩解的报道，和美联社三月二十八日发表的“美国星期六宣布，它对西藏人民遭到共产党中国的‘野蛮干涉’寄予‘深切的同情’”的电讯稿，拟题为《第一批反映》，并写批语：“印度处于被动，它的反映对我们最有利。”“美国限于所谓‘深切的同情’，大说其空话。”毛泽东对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报道写了几个批注。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言说‘来自西藏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住在噶伦堡，其中有些人是在过去三四年到达的。印度政府一再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应该在印度领土上搞任何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宣传活动’”这段话后，批注：“为什么不公开？谁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这样‘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们才知道。”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最近一次警告大约是在六个月以前提出的。从那时起，这些人一直没有任何举动’”这句话后，批注：“可见六个月以前是有举动的。”在“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都没有进行非法活动’”这句话后，批注：“亲爱的印度朋友们，不要轻信那些西藏人，他们指挥西藏叛乱活动是秘密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呢！”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两篇报道，作为上海会议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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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时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他在1958年12月19日写信给毛泽东。
[2]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3]1958年12月30日，黄炎培将其新作的一首诗《迎一九五九年元旦》书写成册，寄给毛泽东。
[4]王国权，当时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
[5]1959年1月10日，苏联政府照会美国、英国、法国3国政府和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战争的其他国家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府，向它们提出了对德和约草案。苏联在照会中建议在两个月内在华沙或布拉格举行和平会议，研究对德和约草案并且起草和签订一致同意的条约。照会指出，签订对德和约不仅对保证欧洲和平，而且对解决德国人民全民族的任务——统一德国都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苏联在照会中还答复了美、英、法不久以前就柏林问题给苏联的照会，并且再次表示希望通过有关国家的谈判来解决柏林问题。同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举行特别会议，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对德和约草案，并宣布它赞同苏联关于在两个月内在华沙或布拉格举行和平会议，以便制订出一致同意的条约。
[6]包尔汉，当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
[7]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8]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9]周、陈，指周恩来、陈毅。
[10]陈昌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11]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发表在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文章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数的杰出人物。他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但是他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豪族混战局面，并且从中国的西北边疆排除了游牧种族的威胁，保卫了黄河平原的城市和农村，恢复了黄河南北的封建秩序，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
[12]毛泽东在1959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们（指河北省——编者注）1月9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1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2月就下决心，2月13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
[13]指1959年1月召开的中共山西省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
[14]刘子厚在1959年2月13日电话会议上传达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说在整社座谈会上提出整社要抓六大问题，即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抓政策、抓干群关系。关于分配问题，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基本关键。要坚持实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去年收入的分配原则是：在生产有差别的基础上，分配应当有所不同。在公社从各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额的必须提取的费用后，基本上以生产队（或原小社）为单位进行分配。社本身统一提取的不能太多，以发挥队的积极性。各队之间因生产情况不同，吃粮标准、工资标准应允许有所不同。社不能无代价调拨队的粮食。至于1959年生产收入的分配，原则上要采取包产包任务的办法，生产队上交社的任务完成后，所余完全归生产队自行分配。
[15]指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与会者。
[16]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月28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7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谈到晚上九点多钟。
[17]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18]指1959年3月1日郑州会议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12句话。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12句话中的“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并增加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两句，形成了写入《郑州会议纪要》的那14句话。
[19]王任重日记记载：“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颜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
[20]罗伯逊，美国黑人歌唱家。
[21]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22]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
[23]指吴芝圃为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准备的《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24]王任重日记记载：“主席从十一日来到武昌亲自指导我们的会议，会议进行当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都得到主席的支持和指导。”
[25]指达赖当时担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26]见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27]谭冠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28]指王任重1959年3月11日在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29]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30]1959年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全国政协礼堂发表演说，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31]汪东兴，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副省长兼农林垦殖厅厅长。
[32]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3]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命令》指出：“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叛乱，残害人民，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并且于三月十九日夜间指挥西藏地方军队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实为国法所不容。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34]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于1959年3月20日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
[35]发布时间后来署为28日。
[36]应为山南。
[37]帕巴拉·格列朗杰，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4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38]指柯庆施1959年3月28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3月26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南汇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有七千人参加，川沙县的有六千人参加，其中生产队、小队干部均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事实证明，召开一杆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