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　阅六月六日《文汇报》刊登的笪移今[108]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批示：“乔木同志：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文章说，知识分子对待整风应做到：要认识到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克服缺点的决心。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要接受过去有些过火批评的教训。非党人士帮助整风，要在不与党对立的认识下，监督党贯彻整风精神；发现批评离事实太远，要出来说话。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协助领导共同解决矛盾，缩小矛盾。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整风的目的就是巩固党的威信，加强党的战斗力，使党能有效地团结六亿人民，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同日　上午，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要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工作。在谈话中提出，要借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带有恫吓内容的匿名信[109]的机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发起反击右派的斗争。

同日　下午，同刘仁谈整风情况。晚上，同周恩来、李维汉、徐冰、童小鹏谈整风情况。

6月8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阅，尚昆用电报于今天发去。另印如前示。新疆、西藏不发。”指示说：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注意组织左派和中派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推动左派，团结中派，反击右派，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同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

同日　阅陈正人六月七日来信，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陈正人在信中建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初稿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句前面，加上“革命时期”四个字。毛泽东采纳了这一建议。

同日　下午二时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开会。

同日　复信孙燕[110]：“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6月9日　晨二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注明为“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样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这一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增补形成了五段话，分别论述我国的空前统一和两类矛盾，人民和敌人的范畴，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区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分清敌我与分清是非。还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同的论述，以及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分析。在第八个问题，增添了关于各党派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即“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和“得到人民信任”。

同日　审阅邓小平六月九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建议提前发表毛主席讲话[111]和推迟暑假日期报告的指示，批示照发。

同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同曾志谈整风情况。

同日　晚上，同李达[112]谈话。

6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指示全文如下：“（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董必武[113]、彭真、罗荣桓[114]、李富春、彭德怀、贺龙、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政、杨尚昆、胡乔木、邓子恢、罗瑞卿、徐冰、吴冷西、刘仁出席会议。

6月上旬或中旬　审阅邓小平六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上海市委五月三十一日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邓小平提出：“拟同意陈望道入党，可由上海市委与他一谈，但正式入党时间可在一两个月之后，届时还应吸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分子入党。”毛泽东批示：“同意。”

6月11日　致信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陈舜瑶：“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同日　修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又批示：“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十二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印发。

同日　下午，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谈话。晚上，同习仲勋谈话。

6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同日　下午，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七稿的修改问题。

6月13日　阅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批示：“乔木同志：《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批评’[115]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同日　上午，同朱仲丽[116]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等出席。

6月14日　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本日发表。文章说：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原则区别。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同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六月十四日修正稿。

同日　分别复电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祝贺西藏和平解放六周年，希望把西藏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进一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更加团结、进步和发展。

同日　下午，同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6月16日　再次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

同日　下午，同曾志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开会。

6月1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地区的大鸣大放情况。会后，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6月18日　致信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何锡麟：“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6月19日　上午，同朱仲丽谈话。

同日　苏联《真理报》用三个版面刊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20日　审阅彭德怀六月十九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关于改进兵役工作指示，已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准备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毛泽东批示：“同意。刘、周、朱、陈、小平、彭真即阅，退彭德怀同志办。”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十七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转发各省市。”简报分析了自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等以后，河南省各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中的左、中、右的变化情况，以及为取得反右派斗争胜利所采取的措施。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水利问题和农业合作化问题。

6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曾两次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稿，最主要的修改是：在“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之前，加写：“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许志行[117]，并共进晚餐，谢觉哉、易礼容[118]参加。本日，致信韶山乡人民委员会、生产合作社委员会各同志：“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问候你们！”

6月23日　下午，同曾志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半，同周谷城谈大鸣大放中的一些问题。

同日　晚十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出席。

6月25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批示：“即送周总理：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

同日　上午，同朱仲丽谈话。

6月26日　下午三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会前，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开会。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四日关于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五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即刻转发各省市。”简报总结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单位的经验，指出在目前反击右派阶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

同日　阅新华社六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一四三五期刊载的美国《新共和》杂志上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批示：“陈云同志：十七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百分之二十，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十七页的这句话是：“‘一百万人委员会’[119]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

同日　中午，接见陈玉英，并一起吃午饭。次日，再次接见陈玉英。

同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拉赫曼[120]率领的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彭真、耿飚、张邦英[121]、屈武、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二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只要美国不打，就可以没有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是不要打仗的。任何国家与我们能达成协议不打仗，我们都欢迎。要是一百年不打仗就更好了。

6月27日　致信邓小平：“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同日　阅谭震林六月二十四日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6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草稿）》，批示：“退邓。”这个通知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

6月28日　阅《光明日报》本日刊登的郭沫若对记者的谈话《拨开云雾见青天》，批示：“乔木同志：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这篇谈话，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费孝通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吴冷西出席。会后，同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6月29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批示：“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一）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二）加写一段话：“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赵超构、刘述周[122]谈话。

6月30日　审阅彭德怀六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在即将召开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军事建设问题报告（草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退彭。”报告稿共六个问题：一、军事建设的方向和步骤；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三、军队建设；四、如何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问题；五、国防工程建筑；六、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日　晚八时二十分，同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谈话。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开会。

同日　晚九时二十分，会见冒鹤亭[123]。

7月1日　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本日发表。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社论说：“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社论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同日　上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

7月2日　上午，听刘亚楼、何廷一[124]汇报情况。中午，听江华汇报情况。

7月3日　晨一时五十分，接到刘少奇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今晚[125]尤金来向常委会告诉苏共中央党内发生大问题。晚七时二十五分至八时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九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126]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7月4日　晚九时二十五分至四十五分，同刘少奇通电话。十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决议表态问题。

7月5日　晨，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支持苏共中央决议。

同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中央决议问题。紧急赶来杭州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出席会议。

同日　晚八时至次日晨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杭州刘庄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田家英参加会见。在听取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情况的通报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他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由刘少奇同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并且用电报通知了各省省委。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会见后，同刘少奇等谈话。

7月6日　下午，乘专列从杭州去上海。

同日　晚上，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柯庆施、曹荻秋、魏文伯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的国家。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是友好的关系，没有敌对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没有打过仗，并且现在很需要合作。我们有共同的基础，所以很容易谈得来。我同苏加诺谈过，外国财产最后是要归你们所有的，但要一步一步来。假如经济基础长期在外国人手里，经济就不稳定。还要发展经济。国家和私人都应该发展，国家办工厂，私人也可以办工厂，这样就能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

7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转罗瑞卿、王任重：“我拟七月二十四日到重庆，二十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127]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同日　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要去三峡游泳的提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罗瑞卿出席。本日，政治局常委会复电毛泽东：“来电收到，常委作了郑重的讨论，决定由瑞卿同志带同孙勇、韩队长等人，于九日飞汉口率原来的试水人员和船队，溯江而上，进行反复调查和试水，研究防护办法，以期确保安全。中央等到瑞卿同志两星期内提出调查报告之后，再作决定。”后来，经过试水情况，政治局常委会没有同意毛泽东在三峡游泳。

同日　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同他们围桌谈话约两小时。毛泽东谈到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出席的有漆琪生[128]、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129]、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澂、史慕康[130]等三十六人，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131]参加。谈话后，毛泽东和出席座谈的人员一起观看越剧《杜十娘》。

7月8日　上午十一时，在柯庆施、陈丕显等陪同下视察上海机床厂。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二时五分，乘船游黄浦江。在船上听取上海市工作汇报，柯庆施、刘晓[132]、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魏文伯、刘季平、石西民、舒文[133]等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多天了。这一百多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每一个运动都证明，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就是说，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那个时候我们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就有一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是好人。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一个时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个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革命和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共产党领导好不好，要不要？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经过长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这次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我看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有些人非常怕改造，说改造就出“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样解释。改造这个东西，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两方面都有，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一样，你要顺那个水，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不要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要好好跟他讲道理，用好好讲的方法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讲的，我这里是引申其义。一百多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些人叫“梁上君子”，老家没有了，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我们所劝的，就是这些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中共中央好比是一个加工厂，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它拿这些原料还要制作得好，制作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来源出于群众。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骨干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同日　下午，乘专列从上海到达南京。

7月10日　晚上，在南京中山陵路七号楼召开华东六省一市党委书记会议，柯庆施、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134]、舒同、叶飞、江华、曾希圣、杨尚奎、唐亮[135]等出席。十一日下午，会议继续举行。

7月12日　上午，乘专机从南京到达青岛，住迎宾馆。

7月14日　下午，同刘少奇通电话。

7月15日　下午，同刘澜涛、舒同谈话。

7月17日—21日　在青岛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谭震林、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136]、王任重、张平化[137]、马国瑞、潘复生、舒同。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以下问题：（一）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问题；（二）反右派问题；（三）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7月19日　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草稿。并在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一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

7月20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二次修改稿。随后又形成第三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

7月23日　下午，同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谈话。

同日　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7月24日　下午，在青岛海滨第二浴场召集陈云、李先念、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谈整风及农村情况。

7月25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四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

7月26日—30日　在青岛继续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修改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等。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138]、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舒同。

7月26日、27日　在青岛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先后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修改稿，并注明：“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

7月27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稿，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办。”

7月29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九次修改稿。

7月30日　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十次修改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八月一日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同日，中共中央将这篇文章印发县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阅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文章最后提出：“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7月31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通知说：“决定于今年九月下半月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三次全体会议。请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上开省属市委[139]选派代表一人参加，最好是第一书记。省级第一书记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者，不再选派代表。议程主要为：（一）整风问题；（二）农村问题。特此通知，请各有资格到会的同志们在会前对此两项问题加以研究为盼。”同时批示：“刘、邓：此件请提政治局通过，发出。省属市委提名是否恰当，请酌。”这个通知经八月一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发出。

8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

同日　《解放军报》刊登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同日　对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两首词[140]作评注：“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141]看一看。”

8月2日　晚上，在青岛市政协礼堂会见由民族院副院长德钦登貌率领的缅甸国会访华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国家是多民族的，我们也是多民族的。你们的粮食比我们种得好些，我们有些地方产量很低，我们想把粮食增产。许多地方缺水，我们的化肥也不多，要搞些化肥才好。我们国家刚建立不久，事情办得不多，钱又少，人口又多，要吃又要穿，这是个大事情。我们提倡节育。你们应该增加些人口。缅甸的天然资源很丰富，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应该多培养些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中国的工业建设刚开始，还没有基础。这需要时间，不是一点时间，需要相当的时间。现在有了各民族团结的基础，这是建设的有利条件。我们的问题是人多，吃掉穿掉的太多，剩下的就不多了。劳动力多了，拖拉机就不用了，只要用两只手，用牛拉。牛是好东西。什么时候能离开它，用机器加以现代化？

8月4日　致信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142]、《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

同日　复信刘松林：“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8月6日　下午，同舒同谈话。

8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9日　晚上，同萧劲光[143]、刘亚楼、徐深吉[144]谈话。

同日　复信刘松林：“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8月11日　上午，乘专机从青岛回到北京。

8月18日　晨，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复信达赖喇嘛：“你托阿沛·阿旺晋美[145]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8月19日　上午，同彭真谈北京市的情况。

同日　阅陈其通、陈亚丁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146]清样稿。批示：“退人民日报吴冷西同志。看过，可用。”二十一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20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开会。

8月22日　下午，在北戴河浴场同陈伯达、田家英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问题。

8月23日　晚上，同陈正人谈话。

8月24日　下午，同李富春、蔡畅谈话。

8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主要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这一段时间[147]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二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文件。

8月28日　乘专列由北戴河回到北京。途中，先后同中共唐山市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

8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胡志明[148]，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约一小时。

8月30日　致电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拉赫曼，祝贺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

9月2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后同吴冷西谈话。

9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会后，乘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六时半到达保定。

同日　晚上，在停靠保定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及保定地委、满城县委的负责人马国瑞、阎达开、张承先、谷云亭、李悦农、王涛[149]谈话。

9月4日　晨，乘专列从保定到达邯郸。中午，在停靠邯郸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康修民[150]、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璧、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谈农业生产、地方工业和反右派等情况。座谈中，毛泽东说：大字报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阶级性是看它的内容。“大鸣大放”是右派创造的，我讲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把科学艺术上的口号变成政治口号，叫做“大鸣大放”，来向共产党争“自由”。现在这一口号被我们抓住了。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开始我脑子里只有点影子，要是不到下边来了解情况，就产生不出来。县、地、省委和中央就是要找这些生动的东西。第一书记要抓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一个商店、一个学校。第一书记下去，就可以带起别人来，使大家都下去找知识。全国人民，都要把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结合起来，把爱国、爱社、爱家结合起来。过去的口号提得不全面，今后要把三个“勤俭”、三个“爱”结合起来。订个计划，搞十五年，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来。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了。社队的规模要稳定十年。

同日　晚上，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151]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9月5日　上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谈话，吴芝圃、潘复生、省委秘书长王庭栋和新乡、许昌、安阳、洛阳、开封的地委书记耿起昌、赵天锡、陈东升、王慧智、张申参加。下午，继续开会。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郑州到达武昌，立即到长江游泳。

9月6日　下午一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张平化、张体学、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王良、梅白[152]参加。汇报中讲到，红安、浠水、麻城、黄陂、孝感等县，今年全县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以上，其中孝感可达到一千斤。毛泽东说：凡是条件和这几个县大体相同的地方，都应当做到这样。在汇报到湖北今年合作社增加生产、社员增加收入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目前要求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增加生产、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一般地有困难。再过几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九十五。当汇报到农村丰收后出现严重浪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大搞节约运动，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反对大出丧，反对大吃大喝，反对一办喜事就办几十桌酒。总而言之，要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多积一点钱，存到信用社，存到农业社，存到银行，多买一点公债。这样，家兴起来了，社兴起来了，国也兴起来了。汇报说：湖北打算在今后十年内，开垦六百万亩水田，改四百万亩旱田为水田。毛泽东说：你们这个计划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到了那个时候，湖北省的面貌就要根本改变了。汇报说：到一九六七年，全省粮食亩产可达到八百七十斤，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毛泽东说：这个好啊，中央提出一九六七年搞八百斤，就是有这个意义，逼你们想办法。当大家谈到如何揭发和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时，毛泽东再三问：你们是否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让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在现阶段，教育农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农。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作为反面的教材之外，富裕中农的勤俭持家、勤劳生产，都值得合作社社员学习。在这一方面，合作社社员应该以富裕中农为师。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后来在干部会上，把他当雇工、讨米时穿用的破烂东西，同他当干部后穿用的东西，拿到会上展览。他痛哭流涕地说，就是开除我的党籍，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参观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毛泽东说：这个故事好。你们把他的东西都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南北朝时期的宋，有个皇帝叫刘裕，过去就是讨过饭的。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把过去讨饭的东西留下来教育子孙。毛泽东问：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答：叫刘介梅[153]。毛泽东说：他也姓刘。

同日　下午四时四十分，视察裕华纱厂，看了厂内的大字报。随即登船，下水在长江中游泳。上岸后，参观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

9月7日　下午一时，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王任重、梅白、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参加。在听说黄冈地区农村工作的各级负责干部几乎都有试验田，把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合作社经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别的地方也可以这样办。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要提倡节约，省吃俭用。这个要从三个方面说通，一是为国才能保家，一是合作社要有个底子不能搞光了，一是社员分到手的东西要注意节俭。毛泽东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方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人心不服，如何巩固呢？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比较严重，这是军阀带兵的方法。过去军阀说，不打不骂不枪毙逃兵，军队就带不走。我们不打不骂也不枪毙逃兵，军队带走了，巩固了。有些人只知用武办法去带兵，不知用文办法去带兵，文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你打我通，你说我服，要互相打通，互相说服。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最后，毛泽东问：大家对新修改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有什么意见，目前农民有些什么要求？答：农民要求农药、化肥、水车、抽水机、脱粒机、缝纫机。又问：要不要拖拉机，要不要运输工具？答：要。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有些要靠你们自己搞。湖北有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不搞化学肥料还行？你们需要发展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等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建立和巩固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合作社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农业机械化的希望了。

同日　下午五时，乘专机从武汉到达长沙。在湘江游泳近一小时。

9月8日　下午，在长沙蓉园召开座谈会。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李瑞山[154]，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参加。会后，去湘江游泳。九日下午，座谈会继续进行。

同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会见唐生智[155]。

9月9日　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昌。晚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156]、白栋材，抚州地委书记王敬民、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南昌市委书记郭光洲座谈。十日中午，座谈会继续进行，参加座谈的人增加上饶地委书记黄永辉、九江地委书记吴平、南昌地委书记张国震。座谈后，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9月10日　下午，乘专机从南昌到达杭州，住刘庄。随即去钱塘江游泳。

9月11日　上午，从杭州乘车到海宁县七里庙，观赏钱塘江大潮。下午，在返回的路上，又游钱塘江。后，作《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同日　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水利建设等问题的报告，并传达毛泽东的建议精神。陈云说：毛主席希望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一下，今年冬天、秋季搞一个大的水利运动，像一九五五年那样的运动。主要靠群众来搞小型的。搞这样一个大的运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每个省都确定任务？这个运动不是公家出多少钱，而是依靠群众，大家来搞，搞小型的。

9月12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加写一段话：“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并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十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15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再加斟酌。”毛泽东对社论稿加写一段话：“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十八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九月十四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157]，批示林克：“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同日　下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集中共上海市委和江苏、安徽、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农业生产和反右派问题，柯庆施、马天水、刘顺元、曾希圣、江华、林乎加出席。十六日下午，会议在刘庄继续进行。

9月16日　复信陈云[158]：“八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159]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9月17日　下午，乘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

同日　晚七时，在上海住处同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谈话。毛泽东对赵超构说：你的检查，我看很够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总怕运用这个武器，一旦用上了，就会感到有滋味的。我常看《新民报》。前一个时期在北京时，曾对你们放了一把火。你们回来检查工作，改正错误，这很好。现在看来，你们报上的东西，不是政治少，而是太多了。《新民报》在国内是一张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报纸，应该继续维持自己的特点。毛泽东对舒新城说：《辞海》要重加增订[160]，要你挂帅搞起来。要人要钱，找柯庆施商量。没有人，可以把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谈话后，共进晚餐。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161]参加。

同日　晚九时，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　上午，前往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柯庆施、马天水、许建国陪同。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等在座。毛泽东说：在机械化这一点上，我们两国也有相同之处，太多机械化就会造成失业，不机械化却又不行，这里有些矛盾。原来有人担心我们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会过剩，但是事实证明劳动力不够。农村中有些劳动是可以机械化的，例如搬运、抽水，甚至收割、插秧。我们也想要机械化，机械化要逐步来搞，十年二十年逐步机械化。我知道罗素，听过他的讲学。罗素曾经到过我的家乡长沙。他很喜欢中国的手工业。但是他怕中国的手工业像英国的一样，维持不久。其实，手工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方式，迟早是要让位给机械化工业的。手工业还会维持很久，但是最后恐怕也只是保留一些工艺品制造，像象牙雕刻这样的美术品要用手工。我们手工业工人现在有六百万，如果包括家属在内约有二千万左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家还靠手工业，说明我们的国家很落后。

9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162]讨论的问题，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接着，他讲了几个问题。（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二）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三）第二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四百多户中有三百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六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

9月20日—10月9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等文件。

9月20日　晨，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毛泽东在报告稿的第三部分关于农村问题中加写一句话：“我们应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再次会见拉达克里希南。会见后，同他前往新侨饭店，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举行的欢迎晚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

9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谈话。毛泽东说：（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同日　晚上，会见周世钊。

9月23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京的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座。

9月24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毛泽东说：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哈达问：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毛泽东说：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只住了百分之六的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却住了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开垦、移民放在第二位。哈达问：中国过去纪律差，现在纪律良好。你们的纪律是如何培养的？毛泽东说：我们的纪律不能算好，只是比较以前好一些。纪律好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认识，还要靠组织，如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工厂里的纪律提高了，出勤率也提高了。哈达问：中国建设着重在哪一方面？周恩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重工业。第一是钢铁；第二是动力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等；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要自己能够装备工厂。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还有一些大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我们不能制造，无线电工业也比较落后。所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9月25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　阅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163]》的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

9月26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些问题。

9月27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卡达尔率领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贺龙、张闻天等在座。

9月28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春耦斋看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

9月29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164]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9月30日　致信邓小平：“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165]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又说：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十年、十五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八年，往后至少还得十至十五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但这也有一千二百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苏联经过十七年，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四年，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国家都要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已经胜利了，其实还没有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边都怕战争。究竟是哪边怕得更多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看帝国主义也怕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同日　致信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166]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10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十五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十年到十五年后才能断定。

10月4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谈话。

10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10月7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四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大主义[167]，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要研究矛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168]、少奇同志在八大上的报告[169]、八大决议[17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对上海文章的批语[171]，可供你们参考。

同日　下午三时四十分，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

10月9日　上午八时，阅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172]后，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察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又批示：“此两件[173]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办。”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五月四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的报告[174]，写批语：“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175]一九五七年四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给我。他们就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写成寄来了。”同日，中央办公厅将浙江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八届三中全会。

同日　下午三时，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邓小平就全会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这次会议的评价。这样的中央全会，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干部会或者四级干部会，把问题都扯清楚。（二）整风。湖北提出这样的口号：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广东采纳这个口号。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这表示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我们党有个民主的传统，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集中制就更加巩固了。（三）农业。四十条加以修改后，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讨论。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我看，我们有个四五十年，事情就好办了。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是很注意这四样东西的，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要公开教育。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行。十二年过去两年了，十年之内必须要精通工业、农业以及其他各业的技术和业务，把自己还有许多人都变成又红又专。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庞大的技术专家队伍。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小平同志讲了，当然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四）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不学习苏联有很大损失，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强调学习苏联，所以就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五）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这个“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党委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可以临时组织促退委员会，因为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太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至于总的方针，还是前进的。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退正是为了促进。我看现在的这次会议，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个讲要促退的。（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民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个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正如《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七）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哲学、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都要懂得一点，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要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10月10日　晚八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应邀出席尤金大使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办的音乐会，欣赏著名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世界名曲。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　审阅修改《在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会上的祝词（草案）》，批示：“请尚昆于今日抄送刘、周、朱、陈、邓、彭、彭[176]、乔木审阅，提出意见，准备明（十一）日谈一下。”

10月11日　阅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哲学周刊刊登的且大有的文章《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177]，批示：“送陈伯达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阅后还我。”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去北京苏联展览馆参观印度展览会。

10月12日　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同志看一遍，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二十日在报上公布。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有所修改，是否妥当。阅后退田家英办。”毛泽东的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178]（二）“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三）“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四）“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五）“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六）“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七）“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3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通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整风问题的情况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六十一人出席会议。毛泽东最后讲话。他说：现在整风找出一个形式，就是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搞社会主义这个事，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过得来。而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有些人难过了。因为这是最后一关，要破坏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我说全国人民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这样我们就有两个出发点：第一点，我们的基础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第二点，在百分之十不赞成的人里头，经过大辩论还可以争取百分之八，那个坚决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我们讲阶级在起变化，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讲消灭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这个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目的，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民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那四十条里头有很多事情。这仅是农业计划，还要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

10月17日　致电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指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10月17日、18日、20日　同陈伯达、田家英、浦寿昌[179]谈访苏期间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0月22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开会。

10月23日　晨三时，阅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十月九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交陈、乔、陆、田、浦各同志一阅，准备于今日下午或晚上谈一下。因此请你们集合先谈一下，准备意见。高士提出了一批值得想一想的问题[180]。另请你找九月《人民日报》的文艺社论[181]看一下。”

10月24日　下午，同江华谈话。

10月25日　下午二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一行，并设晚宴款待，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陈毅、张闻天等参加。

10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田家英阅，尚昆办。”指示如下：“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织他们加以讨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同日　新华社发布消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如下：团长毛泽东，团员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182]。”

10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等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29日　晚八时，在天桥剧场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　晚九时至十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大使尤金，谈朱可夫问题[183]和对苏共中央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公报的草案的修改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说：我们收到了赫鲁晓夫给我的来信、苏共中央两位联络部长的报告、公报草案和宣言草案等四个文件。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一）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就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资产阶级如果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末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现在很难设想有多少国家的资产阶级能让无产阶级和平过渡。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计问题。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至于说，现在这个工作是否做得好了，成绩怎样，或者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和我们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接近等等，还是不讲为好。（三）在宣言草案中，提到反党集团时，提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名字。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四）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184]，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大家意见一致的其他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这样，签字的国家就是那些同意这个文件的国家。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当然，如果提出来没有通过，改为发表公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天下大乱的，大多数国家会签字的。要有这种决心，才可以提出这个文件。

10月3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31日　下午，同周扬谈话。

10月下旬　阅王桂芹[185]写的《暑假归乡散记》（十四篇日记），写了三条批语：“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毛泽东的第一条批语及王桂芹的日记（题为《假期回乡日记》）。

11月2日　晨七时二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

同日　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机场送行。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作短暂停留，受到苏共中央代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的迎接。

同日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二十分[186]，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达莫斯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187]、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188]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他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底、一九五○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随后，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党政领导人陪同下前往克里姆林宫。

11月3日　上午八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并共进早餐。

同日　晚七时至十二时，和邓小平去赫鲁晓夫处共进晚餐并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关于会议文件问题，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毛泽东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还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并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做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回到住地后，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

11月4日　中午，率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起草兄弟党代表会议文件问题。六时，率中国代表团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晚上，继续召集代表团会议。

11月5日　上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宣言草案。下午，继续讨论。

同日　中午十二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花圈。陪同代表团谒陵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约尤金谈话。

11月6日　上午十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

同日　下午四时，中国代表团继续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首先讲话。[189]他说：“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中国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讲话后，波兰等十一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先后讲话。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

同日　中午和晚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第一次会谈，交换对宣言草案的意见。哥穆尔卡认为，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现在是国际形势的转折点，我们要占上风。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每个国家都有其困难。我们现在的手是受约束的，再过十五年我们就能自由了。再过十五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现在得争取十五年和平。新的领导的形成是多灾多难的。赫鲁晓夫的领导也是多灾多难的。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然后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线。我们的口号是将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建设上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对的，还须看十年。哥穆尔卡提出：在波兰党内可以说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但不同意说各国党内都主要是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不能两条线开弓，应该有重点，还是以反修正主义为重点。哥穆尔卡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说：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各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　上午九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同日　下午，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下榻的别墅，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陶里亚蒂提出：如果法国、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在宣言上签字，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但他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党，不论是两个党或是三个党，在文件上签字都不好。还是由执政的党签字比较好。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估计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上作了修正。文件没有牵涉内政和国内的具体问题，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党内，又产生另外一种偏向，修正主义的偏向。毛泽东还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晚上，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招待会。

11月8日　中午十二时十五分，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莫斯科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题为《全人类将坚持社会主义》的讲话。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英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波立特、中央总书记高兰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形势的转折点问题，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也在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超出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但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十一年的观察，我认为双方都怕对方。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我看，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还有可能停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在这次要达成的宣言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其中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即通过和平呢，还是通过战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要提出和平的口号。可是，我们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宣言里，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们。我们设想，宣言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不准备签字，那不要紧。我们在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任务，但这是作为建议提出来供你们考虑的。至于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要由各国的党自己决定。波立特表示，我们要竭力争取在宣言上签字。

同日　晚七时半，在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下榻的别墅，同多列士举行会谈。向多列士详细了解法国、英国等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就宣言草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九日晨二时，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同苏方波斯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190]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有关问题[191]。

11月9日　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关于中苏双方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情况汇报。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宣言草案中尚有分歧的问题。毛泽东接受邓小平关于向苏共提交对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意见提纲的建议，并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意见提纲。

同日　下午四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金日成、南日、金昌满[192]。

同日　晚七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波立特、高兰举行第二次会谈。在会谈中详细了解英国国内情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情况等。毛泽东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关于宣言，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搞出一个修正草案。你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在宣言上签字，你们要想想问题的另一面，不签字会更有利些。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十一个国家的党签字。

同日　晚十一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尤金。

11月10日　上午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同日　下午三时至晚八时，中方代表和苏方代表对宣言草案再次进行商谈。邓小平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商定将宣言草案于次日下午印发各兄弟党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1日　下午三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接受伏罗希洛夫的回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邓小平和费德林[193]参加。

同日　北京时间晚八时（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同日　晚九时，去胡志明住处会见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和政治局委员范雄在座。

11月12日　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由邓小平通报同苏方会商的情况和有关宣言的一些问题。

同日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说：尼赫鲁[194]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国建立友好邦交，这都是好的。同时，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软的一面，他不敢过分得罪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要研究问题，想问题，多和同志交换意见。真理必须坚持，错误必须纠正。这样，同志们就会看到共同事业有希望，看到我们在同志关系中没有宗派主义。这样，领导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党的领导从一九三四年到现在，维持了二十二年，逐步形成了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只在一方面证明是正确的，那就是在革命的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因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还没有得到证明。如果我们吹嘘说，我们的路线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革命方面有经验，在建设方面没有经验。我们取得政权才八年，大体上说情况不错。但是，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出，要十年之后才看得出来。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建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而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发现这条路线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时候，要主动改正。群众是要找领导的，但是他们没有义务一下子支持你。如果你还没有给他们好处，你的工作还没有成绩，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只有胜利是多数，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路线是有效的，才能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必须从对形势的观察开始。要观察国内的形势，全面的和局部的，也要观察国际形势。对形势的观察要正确，如果老估计不对，并且按照这种估计工作，那末失败的将是多数。还要准备另外一条可能性：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的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却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我说以上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党好，希望你们的党兴旺起来。但是，外国人的话常常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路线只有你们的党自己找。不要抄袭外国党的经验，外国党的经验只能参考。毛泽东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一天有一两个节目就没有时间考虑问题了。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我想由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这件事我们政治局已经一致同意，我也已经向国内民主党派领导人讲过。驻北京的英国路透社记者曾经发过消息说我要辞去主席的职务，以便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现在正在透露一点消息，以免将来人家说我辞职是因为犯了错误。

11月13日　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邓小平关于宣言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本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陆定一、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各国兄弟党对宣言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的意见。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先后两次同从会场回来的中方代表商议根据兄弟党提出的意见对宣言草案的修改问题。[195]

11月14日—1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1月14日　晨，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同苏方研究修改宣言草案情况的汇报。

同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着重谈“以苏联为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末，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同日　和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萨波托斯基总统去世。

11月15日　下午五时半，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争论情况的汇报[196]。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波兰代表团住处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起草委员会商谈中存在的三点分歧意见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把“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同日　晚十时，应赫鲁晓夫邀请在苏联大剧院观看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　晚十一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赫鲁晓夫等谈话，通报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的情况，并商议有关第二天会议的问题。

11月16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等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在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后，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看不见冒险主义，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11月16日—19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会议。

11月16日　下午五时半，会见高士率领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在座。在谈话中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明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美国怕我们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国驻波大使。我们的政策是，在任何国际会议上，只要有蒋介石分子，我们决不参加。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总方针是不依靠他们，而依靠兄弟国家。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被压迫的人民是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的，但是他们也是受反动派影响的。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不仅要对工人做工作，而且还要对农民做工作。假如我们不努力在农民中设置条件反射，就不可能设想革命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的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发展，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

11月17日　下午三时，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招待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中国有句话：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一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同日　下午六时，和邓小平、彭德怀等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有一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也得有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敌人是有头的，那就是美国。我们如果没有头，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力量就会削弱。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有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我们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一九五六年，我看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变了，这是比较容易的，较困难的倒是人心，是人心之所向，是人们的思想。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鸣、大放、大争，辨明了大是大非，右派并没有称心如意，中间派靠到我们这边来，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建国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两千二百万到两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末，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接着，毛泽东来到学生俱乐部，对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说：我只说三句话。第一，和苏联朋友们要亲密团结；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随后，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

同日　晚十时，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法共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会谈，详细了解法国和西方阵营的对外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个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8日　下午，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国际形势和团结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美国人、英国人请求苏联帮助打败德国和日本。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第二件，中国革命。第三件，朝鲜战争。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双方同意讲和。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二）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同日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二次会谈，详细询问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以及意大利社会的有关情况。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必须大力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十五年以后战争就很难打起来了。我所指的是世界范围的战争。当然，帝国主义内部还是可能局部打仗。世界上要出现二三十年的僵局。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个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不怕美国的干涉。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不是跑了吗？越南、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不是也独立了吗？埃及也独立了，英国不服，在苏伊士运河刚一出兵就退回去了。我看了名叫《警察与小偷》的意大利电影，里面反映资产阶级性质的反美情绪，也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反美情绪。

11月19日　下午，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宣言》。接着，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签字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国代表团签字。

同日　晚七时，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同日　晚九时半，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卡德尔[197]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杨尚昆在座。双方就两党的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一）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卡德尔说：昨天您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你们在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你们虽然没有在十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但终究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签字的。卡德尔说：我们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二）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一切只听一个党，那是很危险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次要问题上要让步。卡德尔说：在一两个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不应该妨碍在十五个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妨碍其他一切问题。毛泽东说：这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我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错误即使有几十条，在他一生中也只占小部分，他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努力。卡德尔说：我们对斯大林是有意见的，和他的冲突很大。但我们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保持了社会主义，他和苏共支持了所有共产党人，历史会对他的功绩作出结论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功绩，而是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功绩。卡德尔说：对，错误也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许多次错误，我们也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是中央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问题，过些时候你们可以谈，先批评他，然后原谅他。再过十年，你们人民的气就消了。我和波兰同志也谈了这个问题。（三）关于矛盾学说和辩证法。卡德尔说：同意您的看法，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直线发展的。我们同意您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而且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事物总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不变和不发展是形而上学的反映。卡德尔说：您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在我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说：但我还有很多辩证法问题搞不清楚，需要继续研究。

11月20日　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同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假如有错误的话，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同样是正确的意见，但由外国人提出就不能接受。至于错误的批评，那损害各国的利益就大极了。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人和肉体可以打倒，但魂魄打不倒，魂魄过了一个时期还会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复活起来。第三国际的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时候。去年四月米高扬到北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召集会议就是了，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会议有事则开，无事则不开，并且事先要有题目，要有一个文件供各国参考。这一次会议也有一个文件，只是时间迟了些。我们上月二十八日才接到它。在国内来不及从容讨论了，因此就采取早一点到莫斯科来的办法。二号到的，三号、四号、五号赶出了一个文件。他们有两个文件，两个我们都不能接受。内容上有百分之九十是可以接受的，但百分之十不能赞成。另外，应有的一些东西其中没有，文章的写法和逻辑的安排等也不能接受。所以六号才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两个代表团扯了五天。到十一号，各个代表团才得到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十一号到十六号，这才基本上达成协议。昨天签字前，胡志明和高士还提出了两点意见。可见要有很多脑壳才行，一个脑壳不成。毛泽东说：我还想讲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犯错误的人应采取两种态度：政治上和思想上要进行严格的批判，决不能妥协；在组织结论上可以宽大些。这没有害处，在党内可以造成和平空气。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要在全国人民和全党面前证实你的领导路线正确，至少需要十年，我劝你们要有这点自觉。我对赫鲁晓夫说，米高扬到中国来解释斯大林问题时，我对他说了四个字“谨慎小心”。就是说别粗心大意，别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是料不到的，可能炸弹就在我们脚底下。国内外一些料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的，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毁灭自己。集体与个人两样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有缺点。个人的作用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和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

同日　下午五时，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宋庆龄、邓小平、郭沫若、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参加，赫鲁晓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应邀出席会见的有：苏共中央各部负责人、苏联政府各部部长、苏联元帅，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全体委员、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作家、画家、作曲家，妇女和青年代表，苏中友好协会和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苏共莫斯科市委负责人和各大报刊总编辑。

同日　晚七时，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送别宴会。

同日　晚十时，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几百人到机场送行。本日，致信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代表团所表达的诚挚的情谊。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受到苏联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代表的欢迎。在伊尔库茨克致电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非常亲切的接待和深厚的兄弟情谊表示感谢。

11月21日　下午一时十分（北京时间），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11月22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起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社论问题。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革命宣言》的社论。

11月24日　阅周扬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198]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这个讲话修改稿，是在周扬九月十六日讲话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修改而成的。周扬的讲话，后来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1月25日　复信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学生张明霞：“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199]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200]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祝你们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列耶夫率领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宋庆龄、吴玉章、廖承志[201]等在座。

11月27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开会。下午三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202]、聂荣臻、黄克诚、罗瑞卿、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赖若愚。

11月29日　下午，同薄一波谈话。

12月2日　上午，同李富春谈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开幕式前，分别接见工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和前来参加工会八大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12月4日　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对他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表示慰问。电报指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同日　下午，同黄敬谈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情况。

12月5日　上午，同王鹤寿[203]谈话。

1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2月7日　阅十二月四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批示：“送胡乔木同志：（一）此文好，转载并广播。（二）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204]八日，《安徽日报》社论在《人民日报》转载。

同日　中午，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洛姆斯基上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华、萧向荣在座。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鹤寿、黄敬开会。

12月8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同林铁谈话。

同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参加。毛泽东谈三个问题。（一）关于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有很深远的意义。人们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力量常常是看不上眼的。对客观形势的估计不足，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的事，没有规定什么具体任务。重申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和对国际形势作出估计，有必要。许多人往往过高估计西方力量，以为美国了不起。我在六十八国会议上举了十个证据，证明世界形势到了新的转折点，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了。这些事实，都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但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两方面都怕，只说帝国主义怕我们不合事实，我们也怕他们。我看，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归根结底是争取十五年和平。在全国人民中要进行教育，各民主党派也要进行教育，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要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二）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电力：英国现有九百多亿度，二千四百万千瓦；我们只有一百九十亿度，四百多万千瓦。我们如有年增百分之十八点二的速度，就能在十五年后赶上英国。我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用来发电，英国则很少水力资源。煤：英国一九五六年产煤两亿二千万吨，但挖得差不多了；我们一九五六年产煤一亿二千万吨，今后可发展。我国地下资源丰富。钢：英国一九五六年已达两千一百万吨；我们一九五七年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可达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吨，到一九七二年可能超过四千万吨，英国是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重要的是搞农业。工农业像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一只就成跛子。工业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机器可以自己制造，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都可以造。最难造的是棉花和粮食，要把农业切实搞一下。发展农业希望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要注意。（周恩来：要争取在十五年后，工业超过西方的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东方的日本。）（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右派同我们唱了对台戏。对台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相容的，一种是和平共处的。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对右派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济南。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同舒同、师哲、谭启龙[205]、林铁谈话。九日上午，同谭启龙、师哲谈话。

12月9日　下午一时十五分，乘专机从济南到达南京。同江渭清、刘顺元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乘专机到达杭州，住刘庄。

12月12日　致电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达姆波转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部分政治局委员事先看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全面阐述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思想。

12月14日　下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由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有一万八千多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有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中国平均养活一个人只要一亩地就够了，有些地方只要半亩。估计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亿，可是到那时我们的工农业都发展了，因此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重工业是工业的基础。开始时苏联供给我们成套设备，慢慢地我们自己就可设计和制造机器了。旧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很落后，多数只是一些修配厂。现在我们可生产百分之六十的国内需要的机器，再过五年就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可自给。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建立八百项工业企业，其中一百多项是苏联帮助设计和建立的，六百多项由中国自己的技术人员设计。国民党最后为什么会垮台，应该说他们在统治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是原因之一。我们都是亚洲国家，建设国家的任务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之间也可能产生一些误会，不过这是很少的。

12月15日　下午，同柯庆施、江华谈话。

12月16日　中午，在杭州刘庄会见胡志明，并共进午餐，周恩来、柯庆施、江华参加。

同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叶飞、江华出席。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国内矛盾。究竟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说，如果把夏季形势那篇文章拿到春季讲，就好了。他们就是不主张讲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不主张说服，要压服，强调要斗争，不要团结。三中全会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不提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中的右翼的矛盾。这个矛盾已基本解决，现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现在不公开宣传？因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的，例如乡社干部与社员的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工厂、机关、学校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说早了，说迟点有利于整风。说早了，干部就有借口不整风了。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最大量的是乡社干部与社员、厂矿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然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二）抓工业、农业、思想。要抓的问题多，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包括学校、科学）。各省以农业为重点，城市工农业同时并举，城市支援农业。思想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包含各个部门。此外，社会科学如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要去抓。如历史分期问题，什么时候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主要把工业、农业、思想三者抓住了，总不会错。（三）整风重点要注意城乡基层，农村合作社、城市厂矿、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主要是乡村要认真搞。要说服，不要压服。整好了再选举，明年上半年基本搞完。（四）计划要搞八种：工业（包括交通）、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科学（省不搞科学不得了）、内外贸易（包括物价）、劳动工资。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搞比不搞好。先粗后细，半年搞好，每年修改一次。（五）交流经验。各省开会互派代表团。第一书记常抽出时间到外省跑跑，不要老死不相往来。省际交流，还有内部交流。书记与常委是否都要在家里集体领导？第一书记起，包括其他书记、常委，每年在省会只能住八个月，四个月外出，分批跑。强弱相比，推动前进。只要方法适当，一个县只要几天就行了，不要久。（六）防治三种病：人的病、动物病、植物病。以清洁卫生除四害为中心。防治血吸虫病、除四害，要搞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12月17日　晨二时，批示叶子龙[206]：“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207]，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同日　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多次插话。插话的主要内容有：（一）党要领导军队。省委要去抓，要去过问，了解情况，使他们觉得对工作有益处，有帮助，他们自然会找你。已有八年不抓了，现在应抓。地方要进行自我批评，对军队联系不够，帮助不够。军队也要自我批评。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不要回避这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我们要讲一元论，不能讲二元论。（二）讨论文件，要不等到成熟而先争论一番。要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样，先是七条、十七条，最后发展到四十条。先从几点谈起，吹一吹，酝酿成熟。去年纠偏，吃了很大的亏。去年六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208]，没有把位置摆正。现在说清楚，只是基建、招工多搞了一点，工资增多了一些。如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害病，不能讲十个指头都害病了。那篇社论位置没有摆正，把当时的一股子劲赶走了，吹掉四十条，吹掉多快好省，吹掉促进委员会，这是不好的。（三）去年阶级斗争缓和一下，原因是三大改造，敲锣打鼓，资产阶级、富裕中农随大流，斗争无目标，而且没有暴露左中右。后提“组织独立，政治自由”，资产阶级右派就疯狂起来。帮助一个同志要彻底帮助，不要袒护，否则将来总会有一天要怪你的。不敢批评，无非怕少选票。整风是在劳动人民中，主要是烧自己。对人民内部动口不动手，不能压服；就是对右派，也不能压服，仍然有官做。对认真检讨的人与不认真检讨的人，应该有所区别。对湖北刘介梅，如开除了党籍，我们就会不得人心。（四）业务要和政治结合。搞业务的同志，钻业务多，不讲政治。业务不能无政治。任何业务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现在业务部门不大注意政治。业务无政治（观点、立场、相互关系等）不行。财经、文教均有此问题。无对立面，专而不红，不讲形势，不研究主流、次要，不讲矛盾，不讲理论，不讲辩证法。光是算账，不搞意识形态，光搞物质基础。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只搞业务、不问政治的人，就是只专不红。（五）我们干部有两个问题。一是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也要教育群众学普通话。要长治久安，言语不通怎么行？二是作风要改，作风不要生硬。干部要交流，本地干部办本地事，不见得有利。

同日　复信周世钊：“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同日　复信李淑一：“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

同日　复信孙燕：“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问你母亲和你好！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12月18日　下午三时，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毛泽东插话，主要有：（一）要互相依靠，不要互相依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依靠，依靠苏联，但不要依赖。各省几千万人口，也应如此。安徽搞水利，依靠群众不依赖政府，一年就挖了十二亿土方，这个意义很大。遇事就怕不认真，认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有了计划就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二）干部下放。口号是“统一安排，劳动锻炼”。各部门要成立专门管干部下放的十人小组，十年之内干部轮流下放锻炼一次。新吸收人员时，先吸收已经锻炼过的。

同日　审阅陈赓十二月九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2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209]的声明。

12月中旬　阅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金日成会见他谈志愿军从朝鲜撤退问题的电报，及金日成十二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乔晓光在电报中说：“金日成同志十二月十七日约见我，谈关于从朝鲜撤退志愿军问题。他说：在莫斯科时，毛主席在两次谈话中都谈到志愿军从朝鲜撤退的问题。现经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认为毛主席所讲的精神很好，遂同意志愿军撤退到鸭绿江北，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取得主动，有可能逼美军撤退，对南、北朝鲜人民都将有良好的影响，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金日成在信中表示：“关于在莫市和您所谈情形，我党常务委员会一致感到满意，并认为此次会谈必使今后朝中两党之间之团结友谊愈臻巩固。”

12月23日　下午，同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江华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的修改问题。

12月24日　下午，同胡乔木、田家英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2月25日　上午，致信胡乔木：“除四害通知[210]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同日　晚上，胡乔木来电话说：今天没有去济南，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降落。今晚与舒同同志打了个电话，山东派人将文件送去北京（他们派人到北京或北京派人去都可以）。除四害文件照主席指示办。讲话稿明日送来。

12月26日　致电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

同日　审阅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的修改稿，退胡乔木。

12月27日　致信胡乔木：“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211]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批示：“同意。”周恩来在附信中说：“这个方案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在得到主席批准后，拟在政治局一谈，然后再向苏方提出。”方案提出：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全部撤完，分为三批，每批各撤三分之一。第一批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撤回，第二批在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12月　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请求，为定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创刊的《苏中友好》杂志题写刊名。

* * *

[1]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加拉赫和阿诺德1956年10月26日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翻译问题提出的意见是：目前的英译本不能令人满意，译本和原著的重要性不相称，毛泽东出色的文体也未能得到体现。建议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组织精通中英文和具有将作者的特性翻译过来的特殊才能的人，对这一译本进行修订。

[2]指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在印度《新世纪》月刊1956年第10期发表的《论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文，后在《世界知识》1957年第2期转载。

[3]指中共中央1957年1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4]伏罗希洛夫，当时还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5]陈其通、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鲁勒，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副处长。

[6]师哲，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7]贾拓夫，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8]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回国时，达赖喇嘛不听中央政府的劝阻，坚持要经噶伦堡返回西藏。噶伦堡是印度东北边境城镇，当时有不少外逃的中国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及帝国主义和台湾的特务聚集在那里。

[9]臧克家，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10]“遗误”应为“贻误”。

[11]这18首诗词是：《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

[12]王炳南，当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

[13]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颂，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14]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政协主席。

[15]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16]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17]李景林，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8年10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8]1957年1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向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政府的代表会议的建议，请他将这一建议报告铁托。后铁托表示还是双边或多边会谈好。1月25日，周恩来将这个情况电告中共中央，说目前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可能性不大。1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彭真，指出：在会见铁托时，对目前召集兄弟国家会议问题不要表示意见。

[19]黄宗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地理教师。毛泽东这封信落款署的日期为“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其中的“一九五六年”系笔误，应为1957年。

[20]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21]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22]胡启立，当时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23]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随信寄来一首旧体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信中说“据说这是您庆贺彭副总司令员率兵强攻腊子口时写的一份电报”，请求毛泽东校阅此诗并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据查，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发表时《战友报》有一简短说明，说这首诗是写在长征途中打腊子口战斗后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经考证，这首诗不是写在打腊子口战斗后，而是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获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红军击溃马鸿逵、马鸿宾骑兵部队的追击后写的。《战友报》不准确的说明和《东海》月刊编辑部的来信中对这个说明的沿用，误导了毛泽东的回忆。后来，这首诗以《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为题，编入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

[24]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7年3月又任全国政协常委。这时他在香港做有关和平解放台湾方面的事宜。

[25]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教授、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4年到台湾。

[26]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27]陈士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28]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

[29]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30]这个讲话提纲的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12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31]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原文是：“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32]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3]马叙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陈嘉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34]马寅初，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校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许德珩，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达浦生，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刘文辉，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车向忱，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辽宁省副省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35]孙蔚如，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陕西省委主任委员。黄琪翔，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1957年4月又任副主席）。

[36]指马寅初。

[37]这个材料说，据《大公报》通讯员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38]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以王国藩为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39]火鸡年，藏历纪年。藏历火鸡年是公元1957年。

[40]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董纯才，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罗承烈，当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曲乃生，当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何启君，当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刘健飞，当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古楳，当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吴江声，当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41]戴帽中学，指在小学增设的初中班。

[42]沈雁冰，作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化部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老舍，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巴金，作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京剧院院长。徐平羽，当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方纪，作家。当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于黑丁，作家。当时任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周钢鸣，作家。当时任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常苏民，音乐家。当时任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蔡楚生，当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路坎，作家。胡采，作家。当时任西安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赵丹，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

[43]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44]“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1925年。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45]孙瑜，当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46]金仲华，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1957年3月16日改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下同）副会长、新闻日报社社长。徐铸成，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文汇报社社长兼《文汇报》总编辑。赵超构，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新民报社社长。杨永直，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上海分会副会长。范瑾，当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北京分会会长。吴象，当时任《山西日报》副总编辑。李超，当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常芝青，当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朱穆之，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舒新城，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曾彦修，当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黄洛峰，当时任文化部部长助理、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王芸生，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公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

[47]杨秀峰，当时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高等教育部部长。陈望道，当时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康，当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匡亚明，当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迪先，当时任四川大学校长。冯乃超，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杨献珍，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胡锡奎，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48]童第周，生物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钱三强，核物理学家。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兼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潘梓年，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向达，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社会学家。当时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志远，经济学家。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至1957年6月）。于光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9]黄松龄，当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50]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51]可能是两本关于逻辑学的书。

[52]吴砚农，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万晓塘、李耕涛，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李华生，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

[53]赵健民，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山东省省长。李广文，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54]夏征农，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55]彭城，徐州市的古称。

[56]指当时所说的中国6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

[57]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58]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59]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60]宋劭文，当时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61]段云，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62]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3]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秘书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1958年11月又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刘季平，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兼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64]陈书同，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余克，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方乙，当时任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65]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6]杨文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

[67]黄岩，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省长。吴文瑞，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部长。

[68]李继祥，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财贸工作部副部长。

[69]聂荣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仍任主任。

[70]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

[71]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72]指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73]郑昕，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贺麟，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

[74]王方名，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75]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76]《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77]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78]李希凡，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79]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

[80]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方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总顾问和经济代表处代表。

[81]中共中央转发的3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

[82]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83]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84]范朴斋，当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5]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86]余心清，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87]指中共北京市委1957年5月4日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88]邓力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社秘书长、《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89]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90]李淑一，柳直荀的妻子，杨开慧的好友。

[91]指毛泽东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

[92]直荀，即柳直荀。毛泽东的早年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93]柳午亭，柳直荀的父亲。

[94]帕伏列斯库，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

[95]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96]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

[97]张苏，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

[98]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

[99]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

[100]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01]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高峰，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02]李琦，当时任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杨一木，当时任中共兰州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平夷，当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伯谨，当时任中共沈阳市委第二书记。宋黎，当时任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旅大市市长。杨士杰，当时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当时任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当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市市长。廖井丹，当时任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103]王路宾，当时任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当时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市市长。

[104]白栋材，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105]赵武成，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106]贾亦斌，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107]曾志，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108]笪移今，当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109]1957年5月25日，卢郁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有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般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6月6日，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110]孙燕，又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111]指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112]李达，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13]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14]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15]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稿的原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116]朱仲丽，当时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副院长。

[117]许志行，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118]谢觉哉，当时任内务部部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119]“一百万人委员会”，是在美国众议员、共和党人周以德的创议下设立的一个私人组织，其宗旨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反对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20]拉赫曼，当时任东巴基斯坦人民联盟总书记、国民议会议员、东巴基斯坦政府工商业部部长、劳工部部长兼反贪污部部长。

[121]耿飚，当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邦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122]刘述周，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23]冒鹤亭，即冒广生，当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的顾问。

[124]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何廷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25]指7月2日晚上。

[126]马林科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电站部部长。卡冈诺维奇，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撤销他们党内一切职务。

[127]孙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指韩庆余，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128]漆琪生，经济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129]孙怀仁，当时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周煦良，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李锐夫，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殷宏章，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汪猷，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应云卫，导演。当时任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浮，导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郑君里，当时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导演。

[130]金焰，当时任上海演员剧团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黄宗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陈鲤庭，当时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厂长。章靳以，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罗稷南，翻译家。当时任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丁善德，音乐家。当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陈大燮，当时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武和轩，当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钱宝钧，当时任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副院长。傅于琛，当时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丁忱，当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徐子威，当时任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化学系副主任、教授。蒋学模，经济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刘念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火柴塑料工业公司经理。吴中一，当时任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厂长。李国豪，桥梁结构专家。当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元美，作家。黄晨，电影演员。苏德隆，流行病学专家。当时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陈铭珊，当时任上海信谊药厂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秘书长。叶宝珊，当时任上海黄浦区副区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黄浦区委主任委员。聂传贤，当时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第二主任。束世澂，历史学家。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史慕康，当时任上海市普陀区副区长、上联电工器材厂经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131]马天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132]刘晓，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133]舒文，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

[134]惠浴宇，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省长。

[135]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136]周惠，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8月代理第一书记）。

[137]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138]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139]指通知上款中所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旅大、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太原各省属市的市委。

[140]范仲淹的《苏幕遮》原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渔家傲》原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41]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142]《做什么？》，今译《怎么办？》。

[143]萧劲光，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144]徐深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145]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46]这篇文章对陈其通等4人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作了自我批评。

[147]指从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至鸣放前这段时间。

[148]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49]谷云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李悦农，当时任中共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王涛，当时任中共河北满城县委书记。

[150]康修民，1958年5月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

[151]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52]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1958年12月又任湖北省副省长。王良、梅白，当时分别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

[153]刘介梅，当时任湖北省黄冈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1957年12月6日起，在北京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154]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12月又任湖南省副省长。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155]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156]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

[157]这篇摘要摘自《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的《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

[158]陈云，陈昌的儿子。当时任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

[159]指陈昌的妻子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

[160]新版《辞海》的编辑工作启动后，1965年出版《辞海》（未定稿），重新修订后于1979年正式出版。

[161]许建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

[162]指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163]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164]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165]阿里斯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法案委员会委员。

[166]《六朝文絜》，是清代许梿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72篇，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颇有抒情写景的名篇。

[167]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68]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的一段话。

[169]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中的两段话：（一）“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近年来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和专长，并且进行进一步的自我改造。同过去一样，这种合作仍然是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进行这种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只是对于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敌对态度并且违抗国家法律的个别的人，才必须分别情况采取必要的强制改造方法。”

[170]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中共八大对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一段话。

[171]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见本书第2卷第492至493页。

[172]这个报告是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1957年4月29日写的，同年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

[173]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174]中共浙江省委的报告说，上海局四月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从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现在遵照主席指示，写成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财政贸易和农业、文化教育和农业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报告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国家范围的协作规模，如能使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方面的科学成果，集中应用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上来，农业的发展速度可以期望出现更高的增长。

[175]参加1957年4月杭州会议的是华东的4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1市（上海）的负责人。

[176]彭、彭，指彭真、彭德怀。

[177]这篇文章就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

[178]《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发表时，这段话作为修正草案的题下说明。

[179]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

[180]高士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人民包括我们影响下的群众，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使通过我们的支持，你们当了权，当我们发现你们不按照你们的诺言来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和平地把你们从政权上换掉，而建立另一个政府？是否允许反对党派活动？（二）如何理解“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意味着作家不能写批评共产党某些政策的书籍？高士特别说明，他的这些问题“是作为实际问题提出”，并希望在莫斯科见面时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

[181]指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182]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司令员。

[183]朱可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国防部部长。1957年10月26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10月底被撤销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184]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185]王桂芹是李敏（毛泽东的女儿）的高中同班同学。1957年暑假，王桂芹回到河北阜平县家乡探亲半个月。她将在故乡的见闻和参加劳动的体会写在自己的日记中，从8月4日至17日共计14篇，约一万多字。

[186]从这里至11月20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访苏活动，本书记的均为莫斯科时间。

[187]伊格纳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

[188]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福尔采娃，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9]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190]波斯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部长。

[191]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一般均顺利，只对有关和平过渡一段，还有不同意见，双方均允再行考虑，以便十日再谈。”

[192]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南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费德林，当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194]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195]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57年11月13日下午5时至次日晨零时30分，邓小平、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苏斯洛夫等对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逐页进行研究修改。晚9时许，毛泽东要陈伯达、杨尚昆回住所研究问题。晚10时至11时，会议休会，中方全体代表回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毛泽东商议有关问题。

[196]据《杨尚昆日记》记载：“起草委员会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还未与波兰取得协议。”

[197]卡德尔，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8]指胡乔木。

[199]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

[200]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9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李淑一处抄录到毛泽东写的《蝶恋花》词以后，于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1958年1月1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196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201]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202]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03]王鹤寿，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204]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205]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1958年11月又任山东省省长。

[206]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07]这个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1957年12月10日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报告共9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产阶和民主党派；七、肃反问题；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并加编者按语。

[208]指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209]1957年12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写信给印度、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关于世界和平的若干建议。同年12月12日，苏联政府向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政府和瑞士政府发出照会，重申这些建议。建议提出：苏联政府要求美国、英国同苏联一起，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共同宣布从1958年1月1日起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彼此协议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别国的领土上设置任何类型的核武器。

[210]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211]指1957年12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的照片。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