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各大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各组会议的决定。
同日 下午，找陈伯达谈话，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让他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林彪为陈伯达、吴法宪开脱。毛泽东批评林彪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四个伟大”。
8月26日—30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同李雪峰谈话时，批评他出简报没把关，说你这组长怎么当的？与此同时，林彪在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29)。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提出要吴检讨，当天晚上吴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7日 上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汪东兴关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华北组发言的书面检查，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会上。
8月29日 晨，陈伯达将写出的检讨送周恩来和康生审阅。检讨中说：“二十四日，我在华北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没有预先请示主席，也没有预先请示林副主席，同时也没有预先同总理、康老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过。”“在这次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的问题，主席多次指示，我都是知道的，亲自听到的，但我没有深思主席的指示。”我说的那个“天才”问题，“主席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已经把这类字眼划去了”。
同日 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从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毛主席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是一贯的，这就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因此，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在会上做了检讨。
同日 同本日到达庐山的黄永胜谈话。
8月31日 晨一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针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批语：“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0)，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31)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32)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33)，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俩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同日 晚十一时，同周恩来谈话。
9月1日 晨，把对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所写的批语交周恩来等。周恩来将批语送张春桥阅，上午又送林彪阅。中午，毛泽东约周恩来谈话，在批语的抄件上加上题目《我的一点意见》，并在文中陈伯达名字后加“同志”二字。在印发全会前，毛泽东删去了批语中的“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并把修改件送给林彪看。
同日 下午三时，周恩来将《我的一点意见》给陈伯达看并同他谈话。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
同日 晚十一时半，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孙德胜(34)、黎笋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说：目前，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越来越好。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新高潮。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在印度支那的困境，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一面坚持扩大战争，一面策划种种阴谋诡计。但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9月2日 阅江西省革委会关于发现大盐矿的报告，批示：“江西找到了大盐矿，储量十九亿吨，可能还不止此数。印发全会各同志。”报告说：今年三月三十日在会昌县周田公社找到了一个大盐矿，地质储量初步计算十九亿吨，氯化钠含量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七。
9月4日 晨零时半，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主持召开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全会再延长两天，陈伯达不再出席会议。毛泽东说：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
同日 同林彪谈话。
9月5日 上午，约陈伯达谈话。陈提出下基层去当农民。毛泽东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陈伯达告诉毛泽东，吴冷西、胡绳(35)等现在都在干校劳动。毛泽东说：对知识分子，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
同日 阅周恩来、康生本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稿，批示：“可交政治局及各大组讨论。”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大组正副组长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谈话。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讨论情况等。毛泽东提出，公报中要写上全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六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对公报的修改意见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
9月6日 上午十一时，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大组正副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九月五日谈话的几点指示：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自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等。
同日 下午，审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批示：“第三页去掉完全二字。其余无意见。”公报稿第三页写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同日 下午五时半，出席在庐山人民剧院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林彪主持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林彪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要周恩来讲。周恩来说：我们昨天开了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过了几个文件，然后到主席那里报告。主席认为，我们这次全会，经过讨论，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主席总说我们的会议总要有个新的任务提出，我们大家就奔向各方去奋斗了，所以这次公报里就把这个任务都提出来了。首先，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第二件事，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一九七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关于国际形势，主席把几年来所观察的问题都发表在“五二〇声明”中了。主席还提了一个地方跟军队两方面的关系问题，主席提出的办法就是不要责备对方，地方干部应该拥军，军队干部应该拥政爱民，这样就会合作了。接着，康生讲话。他说：多年以来主席就教导我们要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昨天晚上主席又提出来了。毛泽东说：这是我过去交给罗瑞卿搞的。读几本或者十几本也可以，过去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要求读我的著作的事情，其实是我扰乱了你，不是罗瑞卿扰乱了你。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36)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毛泽东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当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人多一点嘛。党内党外都要团结比较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对于陈伯达同志，还要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我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员。最后，林彪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9月7日 晨一时四十五分，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江西九江机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
9月8日 晨一时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9月9日 下午二时，接见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同他们合影后离开庐山，到达南昌。
9月10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公报说：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公报还指出：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公报最后的口号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同日 离开南昌，晚上到达长沙。
9月11日 在专列上听取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37)汇报工作。谈话中，毛泽东问：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华国锋汇报了湖南正在开工建设的湘黔铁路、枝柳铁路湖南段和凤滩水电站、资江氮肥厂、省维尼纶厂等大型项目的情况，表示湖南一定抓紧工业基础建设，落实毛主席把湖南建成工业省的指示。
9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群众广泛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通知，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同日 圈阅周恩来、康生九月十一日报送的关于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事项的报告。报告说：昨晚政治局会议上，除专题报告外，议了下列几个问题。一、陈伯达案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三人负责，具体工作由王良恩、杨德中、李鑫(38)三人处理。目前情况一般，尚未出现过分紧张状态。二、现在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经常议事的同志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十二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刘伯承、谢富治两同志在休养期间拟不通知。三、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举行周游，拟起草一外交通报告诉我驻各国使馆，不要随便答复。四、提议耿飚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9月15日 到达武汉。
9月16日 阅汪东兴九月十五日晚报送的第二次书面检查，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同日 上午，同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你写的信（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编者注）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在二百七十多人（指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编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太多，可在三十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9月19日 由武汉回到北京。途中听取汪东兴汇报在武汉找曾思玉谈话的情况。专列到石家庄时，约李雪峰、刘子厚等人上车谈话，询问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来由和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情况，接着问了河北的形势，说河北的形势很好嘛！
同日 晚七时半，在北京丰台车站同陈先瑞(39)、吴德谈话一小时。在询问是否传达了庐山会议情况后，毛泽东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见写的。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你们不知道底细。什么天才，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学的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那时不知道马克思。直到一九一八年，我二十四岁，才知道马克思。我这一路主要讲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谈到领导班子问题时，毛泽东说：要讲团结，参与二月逆流的陈毅还选作中央委员，这就是标准嘛。基层干部要稳定，军队干部也要稳定一下好。要有长期打算。要搞好团结，党内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常有的，有意见就让人家说，不让人家说就不能真正达到团结。有意见今天不说，明天还是要说，最后还是包不住，爆发了就受不了了。党内总有一些不同的人，这也不碍大局。至于个别人他要跳就让他跳，我们也不怕。谈到加强学习时，毛泽东说：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革命就不要分什么外国的，不要以为马、恩、列是外国的，就不读了。你们可以读一下《波拿巴第三政变记》，那是马克思早年著作，当时只三十四岁，你们再看一看《法兰西内战》，就有不同。在询问北京市工农业生产情况后说：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翻一番，翻半番也很好嘛。
9月22日 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9月23日 下午五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我看是天下大乱，不太平。（范文同：这就是革命。）是啊，上回我就跟黎笋同志谈了，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日本现在也还没有到打的时候，一打就是帮美国的忙，也是抢美国的地盘。至于打朝鲜，打中国，我看它现在这个决心还没有下。中国现在根据地多了，每个省就算得一个根据地，如果帝国主义来进攻，那时我们也能对付。谈到基辛格访华问题时，毛泽东说：他说还要到北京来谈，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又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他嫌华沙不好，我们说，好嘛，你来吧。可是，他又不来了。美国那个国家也有困难，不要只看到你们自己有困难，美国的困难更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不算大国，算一个中等国家，我跟法国贝当古辩论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连法国都不如，怎么能算一个大国呢？他总是吹我们，说你们放了一颗卫星上天。我说天上每天有那么多卫星，我们只有一个，算什么。我们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不仅是内部的工作，还有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一个大使管不了新闻，管不了武官，管不了商务参赞，管不了经济援助，都是一些北京的条条专政来管。新闻归新华社来管，外贸归外贸部管。这个条条专政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现在才开始解决。条条专政就是不能发挥各省的积极性。谈到国际援助时，毛泽东说：我看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讲话算数。马克思主义不是讲阶级吗？讲国际主义吗？工人阶级不分国界吗？现在别的国家在那里打仗流血，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打仗，不过是给一些物资，这还要讲价钱吗？
9月25日 阅林彪九月二十二日报送的《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批示：“第五页上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周、康阅，退林办。”《摘要》第五页说，贵州省在讨论团结问题时，“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决定分期举办军队干部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以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林彪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并注明：“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周恩来、康生等在座。谈到巴基斯坦要建设造船厂时，毛泽东说：那是很需要的，我赞成。只要我们能够帮助的，我们尽量帮助，互相帮助嘛。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比如在海军、空军这些方面，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讲到海军，我们恐怕是不行的，不比你们强，可能比你们还落后。中国原是一个穷国，过去没有工业，现在搞起了一点，也不很多。大概再过十五年左右，或者二十年左右——已经过了二十年，再过二十年左右，可能就好一些了。我们的经验和你们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但它怕小国，也怕这些中等国家。有些国家说我们国家是大国，我说不是，是中等国家，跟你们一样。他们怕我们是怕我们的将来，不是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潜在力量。所谓潜在嘛，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天醒了，他们就紧张就是了。谈到中国的战备时，毛泽东说：我们所谓的空军、海军都是从陆军抽出来的人去搞的，因此他们也不内行，没有搞过嘛。陆军打游击战争，我们过去是有经验的，其办法就是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我看海上也是用这个办法。就是这个军港不行，军港没法子跑，要想另外的办法。总之，准备一下比较好。有人说我们修地道花钱太多了，我们根本没有花钱，国家预算没有这笔钱，老百姓自己搞的嘛。
9月27日 阅周恩来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报告，批示：“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周恩来报告中选列的九本马、恩、列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同时选列了五篇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并指出：“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通知中所列的学习书目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选读）、《反杜林论》（选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国家与革命》（选读）和毛泽东的五篇著作。
9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凯莱齐(40)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周恩来、康生、李先念、李强、方毅(41)等在座。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人民的觉悟是在提高，比如美国人民的觉悟这几年就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党。我看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将来也可能是群众走在前头，然后感觉到有组织党的必要。你们看苏联同美国，究竟是矛盾大一些，还是合作的可能大一些呢？凯莱齐说：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上肯定有矛盾，不可调和。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划分势力范围这方面矛盾很大。去年尼克松到罗马尼亚就使苏联很不高兴嘛。谈到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时，毛泽东说：如果他真来了，一定是有点什么名堂。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中美会谈在华沙这个地方不好，他们愿意到北京来谈。我们说，你讲得对，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可以到北京来谈，但要谈台湾问题。后来他们不再说马上要来，以后再说了。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加拿大和意大利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9月29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吊唁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活动安排的请示。外交部请示说：建议以董副主席和周总理名义发唁电。派出郭沫若副委员长为国家特使前往开罗参加葬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我建议主席约我们谈一下，以便决定对此有关各事的处理。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约周恩来、康生谈话，决定以郭沫若为特使前往。谈话中，提到传阅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信和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毛泽东说：汪东兴的信是他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案性质不同。
9月 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贺电稿，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的游行队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斯诺夫妇，林彪、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去年十二月给我的信我收到了，我交给了周总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斯诺说：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但我不是故意那样干的。毛泽东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关于国庆的报道中，提到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和夫人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活动。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联欢活动。在城楼休息室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战事，毛泽东说：军队需要训练，几个月还不行，需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受到训练。听说美国军官在西点军校学了军事，但是学的东西拿到东南亚就不能用。柬埔寨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自己学。没有听说学了书本就可以打仗的。我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里学的，是通过战争学的。没有朗诺的政变，你也不会干嘛。
10月2日 阅陈伯达九月二十三日写的、二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检讨信，批示：“送林、周、康阅。请周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陈伯达在信中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以说明“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的大罪，不是偶然的”。信中要求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10月初 审阅修改外交部起草的周恩来给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的复信稿。七月和八月，成田知巳先后三次致信周恩来，表示愿意发展该党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扩大交流，并希望有机会同我国领导人就亚洲新形势、恢复日中邦交等问题交换意见和派遣日本社会党的正式代表团访华，并希望在该党代表大会召开（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之前访问中国。复信稿说：“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和日本领土，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42)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精神”一句中的“更应”二字删去，同时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10月8日 晚上，在钓鱼台迎宾馆会见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谈到同苏联、东欧的关系时，毛泽东说：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你们现在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贸易关系跟苏联搞决裂也不好，我不劝你们搞决裂。我们是搞革命的，一个是国内要继续革命，国际上也希望推翻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们胜利了的党，胜利了的国家，应该帮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推翻全世界的剥削者，这是一般的原则。要靠苏联来帮助你们或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就讲军火要卖钱，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对于许多党的公开攻击，我们都是不回答的，我们只回答了一个意大利、一个法国、一个美国。其他许多党，比如东欧的党，虽然骂得很凶，他们不能不骂，我们都不回答。比如罗马尼亚，过去骂得很凶，你不是跟我讲过吗？现在怎么样呢？他们也不骂了。现在东欧有些党，我们准备跟他们改善关系，比如匈牙利、波兰。改善的程度呢，那就还要看了。谈到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说：这个美国，它管的地方太宽了，又要管亚洲，又要管欧洲，又要管中东，又要管非洲，又要管拉丁美洲，还要管它本国的人。现在世界大战可能性比较小，我看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帝国主义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美国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抓得很宽哪，力量不能集中，就难解决问题。要打，靠美国。而一打呢？势必有些地方的革命要趁机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出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打。总而言之，美国人进退两难。要退，它不愿意；要打，打不下去，它也难。（金日成：现在南朝鲜，美国人也不打算走，全撤是不会的了。）全撤？恐怕朴正熙要留，日本也要劝。要发生什么大问题，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起来了，或者是它本国闹起来了，问题严重，它不撤就不行了。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两年搞武斗，上一次我跟朴成哲同志谈过，所以一九六七、六八年两年生产低落，六九年，就是去年，跟今年才起来了。反革命也查出一些了，搞大联合了，不打仗了。我们中国内部搞内战呢！我们叫全面内战。谁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搞这一套啊？我们没有计划的。后头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中央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解决，学校也是一个一个地解决。会谈结束时，金日成说带来了几个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同恩来同志、康生同志谈。
10月10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会见金日成，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听说你出了一些问题考我们呀？金日成说：只是交换了一下意见。毛泽东说：我看许多问题以后还要看。比如我们谈过的，一些文章中也发表过的：究竟是战争的危险为主，还是革命为主。我看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看来革命好像成了主要倾向。究竟哪一个对，我们以后还得看。金日成说：我们支持这个意见，革命的形势压倒战争。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战争打起来了，主要倾向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这是肯定的。美帝的朋友现在不多了。打朝鲜的时候还有十六个国家参加，至于打越南，欧洲一个国家都没有。如果打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不来，它打得起来啊？日本要打世界大战，总是要为日本打主意。现在替美国抬轿子，总是困难些，总不适合日本的口味吧。它没理由打我们。有些人总是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但是我们冒险也就是你打来了，你来冒险我才防御嘛。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们支持各国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只是说说而已。至于真正去推翻，那还得靠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起来，我们不能代替人家去推翻啊。现在我们连在台湾的反动派都不能推翻，你还能去干涉日本？当然我们也做点实事，比如东南亚现在的战争，你不帮忙也不行啊。你不帮忙就是叛变革命啊！我对范文同是这么讲的。还是要看路线正确不正确，这是最主要的。总而言之，帝国主义是没有道理的，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道理的。基本原则还是马列主义。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毛泽东说：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马列主义，多得很。当金日成说要根据毛主席的话为加强团结而继续努力时，毛泽东说：是啊，这些话要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肯定的，比如说你们有事要我们帮忙，我们要帮忙，这点是肯定的。有一些话是作为一种商量，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比如究竟是帝国主义战争为主要倾向，还是革命为主要倾向，虽然讲革命是主要倾向，我看还要看。
10月1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的安排，批示：“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10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周恩来、康生等在座。谈到原子弹时，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也搞点原子弹，但是不是使用，我表示怀疑。从历史上来看，防御战争总是比较好一点，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防御战争就是如此。征服人家的战争就难说了，希特勒甚至把整个法国占领了，结果还是希特勒失败了。现在美国就是走的希特勒这条路，所以大国被小国牵制了。我对你们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作犯错误嘛。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处罚什么人。老教授还是要用的，一跟群众结合，他就有用了，就能起点作用了。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是怎么左的人。我们支持全世界人民革命这是真的，我们不隐瞒。但是革命嘛，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人不能代替别国人去革命。好像你们法国大革命那样，并不是美国人帮忙去代替的。
同日 阅吴法宪九月二十九日的书面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自己在西南组会上的发言中“引用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泽东批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检讨中说：“又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批注：“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检讨中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毛泽东批注：“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检讨中说：“庐山会议期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陈伯达要来，我因当时还没有识破他，出于礼节，就主动去看了他，坐了一会就回来了。”毛泽东在“出于礼节”下画了横线。检讨中说：“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二点前后，他来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同志”，“他又谈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回去后隔不久就打电话传给我七条语录……在电话上逐条进行了校正，然后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批注：“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六日黄昏，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主席那里，主席要他找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三个同志谈谈，因此，我们三人就去了。”“他说主席今天下午批评了他”，“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当时陈伯达神态异常，说话支支吾吾”。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横线，旁边打了个“？”，批注：“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检讨中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批注：“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检讨中说：“二十七日晚，他来和我核对那句话(43)时，我看到他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批注：“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检讨中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他来电话找我，我去参加小组会不在家，他就告诉我的秘书说，他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我“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毛泽东批注：“这样对。”
10月15日 阅叶群十月十三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批示：“此件已阅。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泽东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泽东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泽东在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同日 晚上，周恩来将毛泽东批示的吴法宪的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在附信中说：“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
10月2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此，各地要按新党章的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
10月 林立果正式组建秘密组织“联合舰队”(44)。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规定了代号。
11月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二、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三、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四、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五、中央组织宣传组可设短小精干的联络办公室。六、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
11月9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建议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11月上旬 阅周恩来、康生、李德生十一月七日关于扩大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在办理陈伯达专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如不使更多负责同志和办专案同志知道，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实的揭发和检举的材料。我们提议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的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各一份。毛泽东批示：“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请林再阅后，退周恩来、康生。”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
11月11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派特使参加戴高乐葬礼(45)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要求参加戴高乐葬礼的已达八十多个国家，其中有尼克松、柯西金、希思、比里、塞拉西(46)等，多是自发而非邀请。鉴于中法目前关系，而戴的对美立场又为我所称赞，如外交部请示件已为主席批准，我提议由于时间关系，即派黄镇大使为我国特使参加十一月十二日法国政府举行的葬礼。毛泽东批示：“同意。”同日，毛泽东致电戴高乐夫人：“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11月13日 下午，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董必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邱会作在座。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经过几个转折，搞得稍为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事情总是由小到大。我看了你们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恐怕有些项目将来难以实现。听说你们有能力在一年之内生产十五万吨钢，我们从清朝末年开始搞了三十八年，到蒋介石又搞了二十一年，加起来五十九年，在我们接手的时候，生产钢的能力每年也只有五万吨。我们接收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两千万吨钢，一直没有超过，上不去。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等一等，地球照样转，将来有希望。我们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来回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但我可以对你讲，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一是材料不够，一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谈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两个国家是要合作的。还有，尼泊尔和阿富汗都是朋友，不是敌人。缅甸现在的当政者也可能和我们搞好一些。至于印度，就难说了。双方都放风说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从我们这方面讲，放这个风的就是我了，就在五月一号。我的风就是这么几句话：我们两国总是这样闹下去也不行嘛，总有一天要搞好一点嘛。我们同他们做点生意还可以，此外可以恢复互派大使。我看就是这两件事可以做。边界问题就没法谈。那个什么麦克马洪线我们不能承认，但是还承认它是实际控制线。
11月19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北方十五省、市、区防治地方病工作会议的通知》。
11月24日 阅外交部谴责美国军队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的声明稿，批示：“照办。”外交部的声明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侵略者悍然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大地区进行了野蛮的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于当天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帝国主义，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切行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的这一严正立场。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日 阅中国政府就葡萄牙入侵几内亚准备发表的声明稿，批示：“照办。”声明说：十一月二十二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雇佣军，采取海盗式的手段，对几内亚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妄图一举颠覆以杜尔总统为首的几内亚共和国政府，把几内亚人民重新推入殖民主义统治的黑暗深渊。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几内亚人民和非洲人民犯下的新的滔天罪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这一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
同日 阅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总结报告末尾，批注：“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十二月十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野营训练要学习解放军三八作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进行战史、村史、厂史、家史教育，参加野营训练的人员要传播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知识，帮助公社、队修理农机具，给群众治病等。
12月5日 听取汪东兴受周恩来委托汇报中国与智利建交公报的谈判情况，表示同意。
12月6日 阅中共中央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指示要求划分阶级要认真注意政策，掌握一个“准”字。人民公社所有制，可以是两级，也可以是三级；生产队的规模不宜一律规定三十户，可以大一点，也可以小一点，要因地制宜。
12月上旬 阅周恩来十二月八日报送的《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通知》稿，批示：“照发。”全国计划会议于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四五”计划设想等。
12月11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47)的报告》。报告提出：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像大寨党支部那样，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这是大寨经验中根本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决不能不顾自己的条件，照抄照搬。要批判靠天、靠国家的依赖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懦夫懒汉世界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肃清浮夸风、瞎指挥等，把冲天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要加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尽快扭转南粮北调，下苦功夫，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增加肥料，全面实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中央批语指出：希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重大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通知提出了加强安全生产的五条具体要求。
12月16日 阅三十八军党委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从突出自己树立个人威信、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处理保定问题搞分裂等三个方面，揭发了陈伯达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在北京军区和华北各省区的一些活动情况，并附送了五个相关材料。毛泽东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 阅汪东兴十二月十四日报送的莫文骅(48)给汪东兴的信。信中说，对自己的问题至今还未作出政治结论，由于问题已上交中央军委处理，所以恳请快些解决。信中提出将信转报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此事请林彪同志酌量处理。莫文骅似乎不算坏人，由于不会团结人，所以得罪人不少。我不熟此人底细，应请军委处理。”
12月17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六日晚开会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的批示及报告，大家一致拥护，并已印成文件。会中商定，先约郑维山、李雪峰、吴德、解学恭、陈先瑞等军区常委同志于十八日来中央开会，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问题。
12月18日 上午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人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一九六五年十月(49)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指武斗中的现象——编者注），我很不高兴的。斯诺说：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毛泽东说：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谈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在谈到有些外国友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敢讲，怕说错了话时，毛泽东说：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关于中国的建设情况，毛泽东说：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斯诺说：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毛泽东说：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指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第一次采访毛泽东的时候——编者注）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要有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统统抓在中央手里不行啊，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说：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们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们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们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们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们的文章，他们就怕。这些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关于当前的世界形势，毛泽东说：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消息，并刊载毛泽东和斯诺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的合影照片。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12月1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晚召开扩大会议商议开好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通称华北会议）(50)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林副主席批示。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的建议，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先以三天时间（十九、二十、二十一日）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在会上，要从揭发批判达到团结。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51)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同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阮友寿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贺电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论美国侵略者进行怎样疯狂的军事冒险，七亿中国人民坚决与你们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们，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12月22日 阅新华社本日编印的《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的头条文章《坦克的履带镇压不了波兰人民的愤怒和仇恨》，批示：“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很好，可以全文转载，并翻成外文广播。另将哥穆尔卡(52)下台及一星期斗争过程写一详细报道发表。”该文原载十二月十九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文章对十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发生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的罢工和示威情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二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12月25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已开会三天，到会四百三十三人，现在还处在学习和表态的开始阶段。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时，认为华北会议的认真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还没形成。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同志今（二十五）日起，要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估计形势打开，将在年底年初。毛泽东批示：“同意。”
12月26日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稿。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十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并就工程规模、工程效益、工程保证、施工准备各方面作了说明。中央的批示稿表示同意。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去年十月，主席在武汉曾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提议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转而设想修建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十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十二月三十日，葛洲坝工程开工典礼举行。
12月29日 阅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报告，批示：“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批示进行学习，指出毛主席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
12月30日 阅新华社本日编印的《参考消息》摘登的英国《卫报》的《争夺东海的石油》一文，批示：“送总理及外交部研究，此文可否可以在《人民日报》转载。”该文说：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当局正在忙着出让深海开采权，其中有些深海开采权在法律上是有争执的。这种开采活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进行的，但是却没有同中国商量。中国人本月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强烈声称他们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这是北京第一次公开表示这样的态度。还有一些远离日本和朝鲜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只有中国才可以合法地被认为是沿海国。一九五八年关于大陆架的日内瓦协议规定，沿海国家对“水深二百米或超过这个深度而水深允许开发天然资源”的大陆架行使主权。东海大部分地区是在二百米的深度以内，何况协议的规定还超过这个深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摘要转载这篇文章。
12月下旬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李德生谈话，调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问：总政的事还管不管？毛泽东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毛泽东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最后说：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后，就到职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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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2) 朗诺，当时任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施里玛达，当时任柬埔寨第一副首相。
(3) 西哈努克，1970年5月又任新成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4) 三国四个方面，通称三国四方。三国，指越南、柬埔寨、老挝。四方，指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柬埔寨、老挝。
(5)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7月任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5月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1972年7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73年6月任第一书记）。197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理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6月任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6) 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问中国。1946年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1958年到中国定居。1970年3月29日去世。
(7) 周恩来的讲话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美日反动派的狂妄企图，遭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的坚决反对，也遭到了日本人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社会帝国主义却站在同各国人民截然相反的立场上，积极拉拢和勾结日本反动派，同佐藤反动政府明来暗往，打得火热，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毛泽东在这段话旁画了一条竖线。
(8) 卜占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70年5月、12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9) 李瑞山，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当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1年3月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0) 1970年4月24日、25日，由范文同、阮友寿、苏发努冯（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主席）、西哈努克出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老挝、柬埔寨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发表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说：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中国、朝鲜、柬埔寨、老挝、越南人民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我们的阵线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声明。
(11) 苏毅然，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6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
(12) 中国政府声明于1970年5月4日发表。
(13) 宾努，当时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14) 精简、合并后的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冶金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林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文化组、国务院科教组。
(15) 朴成哲，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
(16)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17) 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建议党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7月11日至8月15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8月2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四、暂定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
(18) 贝当古，当时任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曾会见贝当古作为成员的法国议会代表团。
(19) 这里指代表候选人。
(20) 指1954年的宪法（共106条），宪法第一次修改稿（共60条），宪法第二次修改稿（共30条）。
(21) 指从1967年4月开始，《红旗》杂志社论、《人民日报》社论相继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革命军队”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这类提法。
(22) 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23) 林立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3月下旬，根据林彪的旨意，在上海同“联合舰队”骨干成员周宇弛、于新野等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这个名称是林立果确定的）的草稿。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又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政变计划。1971年9月13日林立果与林彪等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立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24) 周宇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周宇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25) 南也门，当时的国名是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26)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按地区编组，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组。东北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潘复生、王淮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郑维山、陈永贵；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副组长王洪文、杨得志、李德生、南萍、程世清、韩先楚；中南组组长曾思玉，副组长刘建勋、华国锋、刘兴元、韦国清；西南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谭甫仁、蓝亦农、曾雍雅；西北组组长冼恒汉，副组长李瑞山、龙书金、张江霖、康健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则分别编到各组。其中，张春桥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未编组，江青自由参加。
(27) 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28) 王维国，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军政治委员。他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9)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后，吴法宪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黄永胜通报情况，黄即让中央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替他起草发言稿，要求发言稿要拥护林彪的讲话，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
(30) 指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
(31) 今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2) 见李白《梁甫吟》。
(33) 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34) 孙德胜，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35) 吴冷西，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5年2月、7月先后任人民日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人民日报社宣传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绳，原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5年7月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
(36) 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句话在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3版写的序言中。
(37) 杨大易，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38) 王良恩，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德中，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李鑫，当时任康生的秘书。
(39) 陈先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40) 凯莱齐，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尔巴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
(41) 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革委会副主任。方毅，当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42) 浅沼，指浅沼稻次郎，曾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1959年3月访问中国时，发表演说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发表竞选演说时遇刺去世。
(43) 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44) 1970年5月2日，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成员，被邀到林彪家中“做客”，林彪接见、谈话并同他们合影。他们纷纷向林彪表示忠心，并推举林立果为他们的头。林立果被吴法宪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最后发展为“联合舰队”这一秘密组织，并在上海建立“上海小组”，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配备枪支，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特种训练等。
(45)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
(46) 希思，当时任英国首相。比里，泰国前总理。塞拉西，当时是埃塞俄比亚皇帝。
(47)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于1970年8月25日在山西昔阳开幕，8月31日回到北京继续开会，10月5日结束。会议第一阶段是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主要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的问题；第三阶段分组讨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
(48) 莫文骅，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1969年下放农场劳动。
(49) 应为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的。
(50)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于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区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9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会议分小会、中会、大会三种形式。小会是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参加；中会是省市区和军以上干部参加；大会是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前期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毛泽东认为批陈不痛不痒，提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议随即改组，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同期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也被并入。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这次会议后，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员。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此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51) 指当时所说的在战争年代立下的“战功”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新功”这两个包袱。
(52) 哥穆尔卡，原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20日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