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为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批语稿，批示：“照发。”周恩来的附信中说：主席交办的这份材料，我们于五日晚宣读和讨论了一次，商定核实修改后由中央转发各地参考。中央批语稿指出：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这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毛泽东将批语稿中的“等地”两字改为“及其他大、中城市”。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一、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三、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中央批语和这个材料于本日发出。

5月中旬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国外交部答复苏联外交部五月四日照会的复照稿的请示报告。苏联外交部照会称中方在新疆裕民县塔斯提河越界挑衅，并威胁要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中方复照稿揭露苏方五月二日至三日侵入我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地区和领空的事实，对苏方的照会进行了驳斥。周恩来对复照稿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批示：“五月间如有新发生的事，似宜补进去。”

同旬　针对新华社编印的国际参考消息的一个用语，提出：“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五月十七日，汪东兴向新华社传达了这个意见。

同旬　批示同意周恩来五月十七日请毛泽东、林彪接见西藏、山西、南京、新疆、徐海五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的报告。

5月19日　下午，召集李先念、叶剑英等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央解决内蒙古、山东、贵州等地闹派性、清理阶级队伍搞扩大化等问题的情况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这些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搞扩大化，独断专行，拉一派打一派等错误。他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北大搞什么杀猴、宰牛、炖羊(21)，把人打残废了，无非是对领导人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都打成反革命。早就说过不能这样做，他们不听。谈话中问起陶铸(22)的病好了没有，说：不能因为犯错误，就不给治病，不能有这样的政策。

同日　在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泽东说：我看康德、拉普拉斯(23)讲的还有点道理。我不大相信施密特(24)的说法。临别时，毛泽东说：我很想看你写的书，能否送几本给我。同时，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说自己不懂英文，最好是编写成中文的，李四光问毛泽东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毛泽东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5月19日或20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九日晨七时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批示：“可用。略有修改。”毛泽东在声明稿最后一段中加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声明针对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阐述了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声明说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并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这个声明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5月23日　审阅贵州省革委会、贵州省军区贯彻九大精神的意见和贵州省军区解决贵州问题的五条措施及中共中央的转发批语稿，批示：“照办。”贵州省报给中央的两个材料表示，要根据九大精神，加强团结，克服派性，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稳定贵州局势，加快三线建设。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材料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5月25日　审阅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25)五月二十四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中央的批复稿，批示：“照办。”王效禹等的报告检讨了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提出十条改正措施。中央的批复指出，山东个别领导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

5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会议决定：重新组建军委办公厅和一个小规模的总政治部；由省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落实城市防空工作；不再增加陆军定额，把定额留着扩建海军、空军和二炮；同意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移交军队管辖。会议还讨论了组织地方部队，野战军调防，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调动任免以及大学生毕业分配，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等问题。在谈到组织地方部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不打仗，打起仗来，敌人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建地方部队。当汇报到对犯严重错误的高级干部，要改变看管的办法时，毛泽东说：不要关，关他干什么。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关着的人不让见面，不让看大字报，报都不让看，几年来脱离了世界，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政策不那么好，这些人也不知道我们的政策。一个群众运动一来呀，总是要出点问题。北大清理阶级队伍抓了十分之一，这种风气不教育一下，我看不好。当周恩来谈到现在武汉在“反复旧”时，毛泽东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谈到军宣队、工宣队时，毛泽东说：军队里头也有派性，有些军宣队、工宣队不那么公平，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军宣队不要在所驻单位包办代替，你是帮助人家，这一点要特别清醒。谈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时，毛泽东说：“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

5月27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本日报送的湖北省革委会五月二十五日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湖北省革委会的报告检讨了在武汉市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提出八条改正措施。中央批示指出：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26)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5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改组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方案，以及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说：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要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北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

5月31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看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均悬挂着毛泽东画像和语录，指示工作人员立即摘掉。

6月2日　周恩来在陈毅六月一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27)活动安排报告上作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你们不要被原来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

6月3日　读《南史·陈庆之传》，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6月6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报送的空军党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的报告》，批示：“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空军党委的报告说：空军部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二百三十项，正在研究的有八十多项，其中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等等。报告中两次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并用。

6月11日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中国大使，对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6月11日或12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稿，批示：“照办。”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现象。有的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绘、印、绣毛主席像，不认真，不郑重，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又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为此特提出以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塑造、印制毛主席像，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讨论批准。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此件于六月十二日发出。

6月14日　审阅外交部关于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请示报告和以周恩来总理名义致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黄晋发主席的贺电稿，批示：“同意。”

6月16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即将到其他工作岗位的七名服务人员谈话，鼓励他们多学文化、学技术。

6月26日　离开武汉去长沙。出发前，在专列上听取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的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首先问到他们下去蹲点的情况。然后说：到工厂里去蹲点，先要做好三分之一人的工作，争取了三分之一的人，这就好办了。群众工作不能靠大轰大嗡，争取了三分之一就算大功告成。那三分之一的人再去做工作，又争取了三分之一。要细致地做工作，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地做工作。我看对这一些支工支农的同志，要他们学会做政治工作。做政治工作绝不能太生硬，你太生硬了，人家接受不了。做工作要准备失败，不能从来不准备失败，失败中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嘛！下去蹲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你们的办法就是一下子铺开，拉得面太宽了，没有精力，抓不过来。听说你们开一个团到一个大工厂里去，太多了。有的地方人家不欢迎，你把部队派走嘛！毛泽东说：不要随便抓人。何必抓人呢？北京大学九千多人，就捉了九百多。把人关起来，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报纸也不给他看。这也是对一些干了错事的人，是用“推一推”的办法还是“拉一拉”的办法，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干部不让他与群众见面，家里人还要靠他养活吃饭。受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小组，搞了一两年，没有搞出什么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你们把赵修(28)解放了，我同意，这个好。河南、河北把第一把手统统找来打了个招呼，听说河南的地、县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了，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现在对干部要一个一个解放，还是有希望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抓报纸，凡是重要社论，你们要好好讨论研究，不讨论研究，不要发表。讲到九大，毛泽东说：九大基本上是开得好的。至于公平，我看不那么公平。八位老将都选为政治局委员，扩大一点。我看多数人是拥护中央文革的，多数人反对八位老将的。我有一个办法，来一个预选，预选的结果，叫他们几个票数多一点。关于湖北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特别问起湖北的铁路（焦枝线）工程是否动工，湖北的煤藏量规模和质量如何。他说：湖北解决了煤的问题我就放心了。

6月下旬　审阅两报一刊社论稿《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批示：“照发。”社论稿说：“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在这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加上“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这篇社论于七月一日发表。

6月28日　在长沙听取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黎原、华国锋汇报工作情况。汇报到他们正在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各派的群众工作时，毛泽东说：要教育团结大多数，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讲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解放后，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毛泽东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小队还是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负责人汇报了石门县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当湖南负责人请毛泽东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到另一方面，这个想法是对的。今年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最后，毛泽东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同日　离开长沙去南昌。

6月30日　上午，在南昌听取江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的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陈昌奉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回顾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指出：现在解放军建军节还是定在八月一日，因为“八一”起义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江西负责人汇报说，群众要求把《江西日报》改为《井冈山报》。毛泽东说：不行。井冈山不是属于江西的，是全国的。不光是井冈山道路，以后还有赣东北呀、鄂豫皖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打了第一枪，全国出名的。当汇报到江西全省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时，毛泽东说：很好，好人犯错误的干部，要给出路。当汇报到清理阶级队伍时，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要抓紧，不可不清，要清少数人，但要慎重。最好不杀人，少抓人。抓人，是指敌人，也只是对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放毒的，确有证据的。不能抓多了，主要是放到群众中去专政嘛。一般的不搞专案，少数搞点也可以。搞专案的人框框多，容易出问题。要相信群众，不要搞逼、供、信。汇报到江西不准下面搞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时，毛泽东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搞，现在还是三级所有制，不能变。有个别少数的条件好，要搞，也要经省委批准。毛泽东谈到农村粮食问题时说：要藏粮于民，不要征那么多。他还说：教育革命要有人管。教育革命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解决课本问题。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有个课本，要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珠算、物理、化学，不能老讲“老三篇”。

同日　到达杭州。

7月3日　下午，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机构精简方案的报告，批示：“原则同意。”报告说：党中央直属机构中仍保留中央文革，以继续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教、艺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工作(29)，保留办公厅、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等部门拟下放、合并或撤销。国务院业务组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30)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刘西尧(31)列席。国务院所属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有二十一万人。同时，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六个单位的军管负责人合并成一个小组，由周恩来派一人与之联系。

7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稿，批示：“原则同意。”规定指出：中央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有两年时间，有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约三万二千人次参加。今后，每省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要军、干、群三结合，特别是要有战士和基层群众；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解决当前各地的主要问题。这个规定于七月八日发出。

7月8日　在杭州听取浙江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负责人南萍、陈励耘汇报工作。南萍反映，正在南京召开的南京军区党代会不发扬民主，把问题掩盖起来，他有意见，因此没参加完就回浙江了。毛泽东让南萍回南京继续开会，说：你们也不要急，要谨慎，还是要讲团结，意见提不通就要服从多数。陈励耘汇报农村扩社并队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事要谨慎，富队与富队并、穷队与穷队并，是可以的，富队与穷队并就不好办，合并后还是队为基础。要特别谨慎呀！陈励耘表示目前停不下来了，已并的还是要做好工作。毛泽东说：如果群众都同意，还要省革委会批准。群众同意，领导批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群众不一定赞成，就是几个干部在那里要搞，他们是最积极了。陈励耘汇报浙江的新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就是不愿意当陪衬，不愿当见习官。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毛泽东详细询问浙江的煤炭、钢铁、水电站、铁路、机械各方面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在谈到产品调拨中怎样处理同上海、同中央的关系时说：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应该给地方一些，应该分红，不分红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当汇报到搞体制改革，农业交县以下去管时，毛泽东说：贫下中农对农业最熟悉，文化大革命三年省里不管，农业生产很好。农业就由县以下去管，你们管，对农业也不懂，机构还要搞得很大。

同日　新华社报道，河南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红旗渠一九六六年建成一百四十华里的总干渠和二百零三华里的干渠，将漳河水引进林县，现又完成一千八百九十六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林县水浇地面积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到一万亩增加到六十万亩。

7月11日　《人民日报》在《依靠群众大搞储粮建仓工作》和《储粮建仓，备战备荒》两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的话：“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

7月13日　下午一时，审阅周恩来将于当晚欢迎巴基斯坦总统行政委员会委员努尔·汗将军访华宴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同意。”讲话批评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想，认为这是社会帝国主义加紧拼凑新的反华军事同盟的一个新的步骤。

7月21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我们考虑有必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对解放军报社的革命和生产实施一元化的领导。报社经过反复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十五名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关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们建议仍以肖力同志为好。毛泽东批示：“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

7月23日　审阅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七月二十二日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七月二十三日为解决山西省闹派性、搞武斗等混乱现象的布告稿，批示：“照办。”山西报告提出，希望以中央的名义发一布告以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中央布告指出：中央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执行中央此前发布的关于禁止打、砸、抢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对于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不许侵犯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逮捕法办破坏交通和抢劫物资的极少数坏头头、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杀人放火的现行犯罪分子。自布告公布之日起，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逾期一月不归者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这个布告所署日期是七月二十三日，通称“七二三”布告。

7月28日　派警卫中队干部陈长江回家乡江苏海安县，调查农村中出现的合并生产队的现象。

7月下旬　审阅河北省革委会七月二十八日布告稿，批示：“照发。”布告规定：在华北汛期到来时，为保证河堤、水库的绝对安全，对河北的重要堤防闸坝，实行全面军管。所有各派武斗人员，必须立即从实行军管的堤坝后撤，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回单位生产、工作。七月三十日，这个布告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同旬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七月二十三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社论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批示：“照发。”删去标题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十一个字，并批示：“这个形容词太长，可以去掉。”这篇社论以《人民军队所向无敌》为题于八月一日发表。

同旬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六十八军党委七月二十七日《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六十八军党委的报告检讨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陷入派性斗争，给徐海地区的稳定和建设造成损失的错误，提出八条改正措施。中央批语指出：徐海地区的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生产运输时常受到干扰，因而使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落后于全国。部队、干部和革命群众要大力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各厂矿、各基层、各单位迅速实行归口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7月底　审阅中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为转发上海市革委会七月六日《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主义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发。”中央的通知和上海的报告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出。

8月21日或22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在军队中，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指示要求：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同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反复落实。毛泽东批示：“用军委名义发。”中央军委这个指示于八月二十二日发出。

8月22日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关于修改和续写范文澜(32)所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这件事是主席交下来的，很重要。”

8月下旬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稳定边疆局势的命令稿，批示：“照办。”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最近边疆各省、区和各地区发生的情况看来，继中央“七二三”布告之后，需要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将对稳定边疆局势有利。中共中央的命令共九条，主要内容如下：一、高度树立敌情观念，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二、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五、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六、不准任何人冲击军队、抢夺武器装备和车辆。七、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个命令所署日期是八月二十八日，通称“八二八”命令。

8月27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二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任组长。此后，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8月31日　阅江青八月二十八日关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的请示信。信中说：我们把《智取威虎山》改名为《智取飞谷山》，因为现在才确知作者是写自己，真人真事，杨子荣也改名为梁志彤。《林海雪原》的倾向主要方面也是不好的，主要表现在：不突出党的领导，不分战争的正义性质与非正义性质；侦察工作神秘化；把杨子荣写得比土匪还土匪，等等。毛泽东批示：“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33)的批评也宜从缓。”

同日　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参加第二十周年国庆观礼的国内代表选派方案》，方案提出邀请全国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优秀代表一万人来京参加国庆观礼。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1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贺电说：当前，尼克松政府正在加紧推行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企图用政治欺骗和所谓战争非美化的手法达到它永远霸占越南南方的目的。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9月3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河内去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会议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当晚，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前往河内出席吊唁活动。九月五日回到北京。

9月11日　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厅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二、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三条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再加一条，即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商量。双方就上述四条达成协议，并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十三日，周恩来将同柯西金会谈的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中旬　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批示：“增加了一句口号，请酌定。”毛泽东增加的一条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国庆二十周年口号九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9月17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晨六时送审的《周恩来总理致柯西金的信》稿，批示：“同意。”这封信送审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商定。信中重申周恩来同柯西金九月十一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确定的解决中苏边境冲突的四条临时措施，又增加一条：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在这一信发出后，看柯西金如何回答，再定政府声明何日发表。”该信于九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地“三结合”的革委会成员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更换，增补、调动、撤换时必须慎重。需增补的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注意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要同本单位革命群众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委会成员，要报经中央或上级革委会同意。

9月18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在杭州期间，多次观看文艺演出，并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演员们反映，现在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又不像歌剧。毛泽东说：各个地方剧种要有自己的特色，不然，要那么多的地方戏干什么？听了改革越剧《红灯记》唱段后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成不像越剧。有人提到是江青创造了革命样板戏，毛泽东说：不是，戏原来就有，经过加工提高，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9月19日　离开上海。临行前同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张、王问国庆节期间各省、市的领导干部要不要到北京去，毛泽东回答：各守岗位，不要去。

同日　晚上，到达南京。听取许世友、杜平(34)关于战备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今年国庆节，地方、军队的同志都不要去北京，怕敌人趁机消灭我们的中心。

9月20日　同意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参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孙玉国、杜永春等十人“战斗英雄”称号。

9月21日　同许世友、杜平、张才千(35)等谈话。对杜平说，到北京开军委会议，开五天就回来，各守岗位。毛泽东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后离开南京，当天到达济南。

9月22日　中午，在专列上听取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汇报。毛泽东就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问题等作了指示。二十三日晨回到北京。

9月23日　我国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二十九日，我国又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进行氢弹试验。

9月24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一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九月十八日发出致柯西金的信后，未见苏方答复。这封信是不公开的，国际国内都不知同柯西金的会谈内容，而莫斯科又放出中苏两国将在九月底进行边界谈判的空气。因此，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必须由中国政府公开给以回答，并将我方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全部主张和边界冲突的真相给以说明，以取得主动。声明稿中，说明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主张，主要是：（一）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二）照顾现实情况，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根据这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三）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另一方的领土，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双方可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作必要的调整；（四）签订中苏平等新约代替中俄不平等条约；（五）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36)声明稿还进一步提出，双方武装力量从一切有争议地区撤出或不进入，脱离接触。毛泽东批示：“大致可以，下午谈一下。”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声明稿。

9月下旬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国庆活动安排的通知》稿。通知稿说：今年二十周年国庆节，中央不邀请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京参加观礼。毛泽东批示：“照发。”

9月26日　邀请孙玉国、李素文(37)、尉凤英、王洪文等一百二十位赴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代表住进中南海。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最近建成并运转发电。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和安装的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其间，和林彪在休息室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中朝友谊。在分析中苏关系时说：我们不希望打仗。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过去苏修天天骂我们，就不灵。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境已经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毛泽东还先后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老挝人民党中央副总书记诺哈·冯萨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迪努齐，瑞典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贡·比林，锡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桑穆加塔桑等。

同日　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在北京建成，全长二十三点六公里。这项工程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动工。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苏边界谈判问题。

10月6日　审阅周恩来对柯西金九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复信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第十五稿，批示：“同意。”周恩来十月六日的复信，重申此前中方提出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强调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同时宣布以乔冠华为团长的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国政府十月七日的声明，重申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并谴责苏联方面在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和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中国政府的声明于当日送交苏联方面，十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4日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

同日　下午六时，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晚八时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十七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作出的在京老同志于十月二十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的决定，分批会见在京的一些老同志，传达疏散决定。周恩来说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去广东，陈云、邓小平、王震(38)去江西，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开封。

同日　圈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关于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七人的专案小组的请示报告。

同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五日到达武昌。当晚，在停靠武昌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汇报湖北工作。毛泽东说：现在组织省委的条件不成熟，机构不要那样大，过去省委那一套，层次多了。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想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不要寄托在抓人上面。斗、批、改，还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不要着急。毛泽东再次肯定湖北把原来的省委干部赵修等人解放出来是好的，提出湖北要抓紧江汉油田、焦枝铁路的会战和煤炭钻探工作。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军队就是要准备打仗。苏修有困难，准备来谈判，能不能谈出名堂，也很难说。汇报结束后，毛泽东住武昌东湖客舍。

10月18日　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口授“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林彪的秘书将口授内容通过电话传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当晚，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九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报送的林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的电话记录（急件传阅）。阅后对汪东兴说烧掉，并亲自将传阅件烧掉。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发表中苏将举行边界谈判的公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昨（十七）日在得到主席赞同发表中苏将举行边界谈判公报后，即向苏代办提出。当晚苏方交来另一新闻稿，企图将谈判范围扩大。经考虑，我方拟于今（十八）日下午找苏代办告以我方提议的公报稿，系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所确认的谈判范围作出的，现在苏方另拟新闻稿，扩大了谈判范围，这就超出了代表团所负的任务，我方将根据以上理由，发表自己的公报。”毛泽东批示：“同意。”《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十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20日　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中，苏联方面拒绝讨论确认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时达成的关于中苏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遵守的几条临时措施，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上分歧很大，谈判时断时续。

10月26日　审阅中国代表团在中苏边界谈判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苏联方面在二十三日第三次会谈和二十四日团长会谈中表现出顽固态度。为打击苏方反动气焰，拟在第四次大会上予以驳斥。毛泽东批示：“已阅，应坚持地攻下去。”

10月下旬　审阅贵州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十月二十日《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复稿，批示：“照办。”二月和五月，中央曾两次解决贵州省的派性和武斗问题，但贵州局势依然反复。贵州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中再次提出十三条改正措施。中央的批复，决定对贵州核心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工作调整，并在北京专门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0月31日　审阅同意周恩来报送的中苏边界谈判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记录稿。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解决四川问题的情况汇报的报告。报告提出：目前，四川问题中央非过问不可了。从九大以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命委员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有必要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商谈，达到团结，然后再扩大商谈范围。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下旬　圈阅汪东兴转报的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谈到第二天就要离京去南昌，并汇报了自己到南昌后的打算。

11月12日　晨六时四十五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11月19日　阅周恩来十一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中苏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发言稿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同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情况的报告。乔冠华的发言稿重申中方建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谈判的基础；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关于叶海亚向张彤转达尼克松口信的谈话，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尼克松、基辛格(39)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凯瑟，请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1月　阅李六如(40)十一月十日来信。信中说，干部疏散离京，中央决定要他去广西，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希望回老家湖南平江，有人扶持。同时希望中央早些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毛泽东批示：“请汪(41)酌处。”

12月上旬　审阅中苏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十一月十九日来信的复信稿。库兹涅佐夫的来信中提议，应立即核定中苏边界线走向。乔冠华的复信稿认为：当前首要的是落实和实施九月十一日两国政府总理达成的解决中苏边境冲突的四项临时措施，以及其后的补充协议，双方应该先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的协议，使中苏边界问题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旬　阅周恩来十二月四日关于释放因乘游艇越境被拘留的两个美国人的报告。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美国人鲍德温、康纳德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探询他们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外交部十一月七日报告分析，此举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在适时（十二月初）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并发消息，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示：“照办。”

12月中旬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十二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的报告。报告说：斯托塞尔在会见时照读的事先拟好的稿子中建议，中美双方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之间或者是在其后不久对双方方便的日期举行两国政府代表的正式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关于议程、需要讨论的问题及其他一切特定的问题和建议。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出，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示：“照办。”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中美华沙会谈问题，拟在明年一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旬　审阅周恩来关于处理中苏边界谈判因苏方代表团团长提出回国参加会议而暂时休会事的报告。报告说：我方为使人民了解真相，将在他们离开后发一简短新闻。苏方要求联合发表，我方未予同意。毛泽东批示：“照办。”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等回国开会，中苏边界谈判暂时休会》。

12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阿里地区的领导，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中央决定：阿里地区的党、政、军全部工作委托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和新疆军区负责领导，但仍属于西藏行政区划；要大力发展阿里地区的农牧业和部分工业生产，要把原计划建设的发电厂迅速建设起来，以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问题；加强阿里地区的交通运输，改善当地的物资供应；大力培养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从生活上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加强对敌斗争，搞好战备工作。

12月19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贺电称赞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

12月25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指出：湖南省革委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指示，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有关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照办。”四川的报告检讨了四川省革委会领导成员陷入派性，从而使两派群众组织长期对立，武斗不止，以及在四川省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错误，并提出十条改正措施。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以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为副组长。中央的批语和上述报告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发出。

12月29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指出：中央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彦淖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六十九军、二十七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12月底　圈阅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会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

本年　国务院决定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重建。毛泽东阅拆除前的测量数据报告后指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重建工程于本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开工，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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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支两军”，指派军队人员到机关、学校和工厂等地方部门支左、支工、支农，实行军管，帮助军训。

(2)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3) 傅作义，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 陈奇涵，原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后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5) 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

(6) 约翰逊，1963年至1968年任美国总统。

(7) 这里指当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8)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9)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革委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1) 霍士廉，原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0年任陕西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

(12) 指毛泽东在1969年3月28日送审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第2稿上删去的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3) 徐海东，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在中共九大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4) 董老，指董必武。伯承，即刘伯承。

(15)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16)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时，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都在主席台上就座。

(17) 尉凤英，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18) 孙玉国，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公司亮子边防站站长。

(19) 这7份简报清样，反映出席中共九大的一些大组和代表团对中央文革成员在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中未得全票以及王稼祥、胡耀邦各得一票的情况表示不满。

(20) “五一六”，指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详见参见此处。

(21) “猴”，指侯汉清，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曾是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牛”，指牛辉林，原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曾是北京大学“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羊”，指杨克明，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1966年5月25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执笔者和签名者之一。

(22) 1969年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报送的《关于陶铸病情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入302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毛泽东圈阅同意。陶铸即转入302医院治疗。1969年11月去世。

(23) 康德，德国哲学家。拉普拉斯，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24) 施密特，苏联地球物理学家。

(25) 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6月被免去军队职务，1971年3月被撤销党政职务。杨得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1年3月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6月又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3月至4月任组长）。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袁升平，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6) 指工人代表大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红卫兵代表大会。

(27) 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后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两人协助工作。这个小组进行了多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提出若干关系中国战略方针的重要建议。

(28) 赵修，原任湖北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当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工交小组负责人。

(29)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后来没有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毛泽东在1969年3月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九大筹备事宜时，便提出九大后不设中央文革。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事实上即不复存在，但未发文件通知撤销。九届一中全会后不久，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行文，但次数极少。从1969年11月起不再使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下发文件。

(30) 苏静，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当时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1970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8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8月又任国务院政工小组负责人。

(31) 李震，当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1970年6月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邱国光，当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刘西尧，当时任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

(32) 范文澜，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去世。

(33) 指小说《林海雪原》作者曲波。

(34) 杜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七政治委员。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35) 张才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0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6) 中国政府关于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5项主张，后来没有保留在1969年10月8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中发表。

(37) 李素文，当时任沈阳市革委会主任。1972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3月又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8) 王震，原任农垦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2年参与国务院业务领导，分管外贸、黄金和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39) 基辛格，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9月任美国国务卿。

(40) 李六如，1937年至1940年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41) 汪，指汪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