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意他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 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5)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同月 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文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6月4日 阅汪东兴等六月三日关于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参加支工的报告，批示：“退汪东兴同志酌办。”报告说到警卫团党委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警卫团“也要参加支工”的指示。二十六日，中央警卫团组织支工部队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临行前，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6月6日 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76)在座。谈到中东局势时，毛泽东说：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今埃及）打。(77)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国控制。他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夺石油。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得胜，战争可能上升。但这牵涉到苏联。他们说英国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谈到阿联可能采取的对策时，毛泽东说：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这对他们自己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主要是整英、法、德，因为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美国也要靠这条运河，但它可以从非洲南边走。如果运河真正被封锁，叙利亚真正把油管截断，欧洲国家的工业就会受到影响。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都没有中断过。这次战争爆发，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现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6月9日 下午，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的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友人，并合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
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通知》。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15日 阅周恩来六月十四日关于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报告的建议，批示：“退总理。”本日，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16日 晚上，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题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稿，删去文中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6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等事宜。谈到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我的话要少引。二十一页太长，砍去一半。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78)删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昨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联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估价要比过去高。当然，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联共党史》第四章讲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一九三六年宪法中提国内不存在阶级了，只有工人、农民、教职员三种。实际上抓了很多人，称国民公敌。临死前一年在书上又讲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搞不好会出乱子，搞成对抗性的。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不发动群众不行。谈到青年团等问题时，毛泽东说：青年团未取消，未活动，红卫兵代替青年团未定。青年团中央犯了错误，地方团也有错误。二十日，姚文元率代表团离京前往阿尔巴尼亚。
6月21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六月十九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登载的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6月22日 晚上，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
6月24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行，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我们大半辈子都放在打仗上面去了。搞建设、搞文化革命少。革命胜利才十八年，打仗就打了二十五年。谈到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中国也不发达，农业、手工业没有机械化。搞机械化要很长时间。交通不很发达，铁路太少，比印度少，远洋轮船很少，同我们国家的人口、面积不相称。要几十年、百把年才能好些。谈到国际援助时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5日 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同日 《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康生、刘宁一等在座。在听了客人的谈话后，毛泽东说：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上半年 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7月4日 阅周恩来七月三日夜关于处理江西问题并建议从山东调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委会或筹备小组的报告，批示：“从山东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7月5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登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同期一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一群众组织收集、编印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毛泽东批示：“此事也请制止。”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中央指示将毛泽东七月五日的批示转发各地，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塑像一事加以制止；并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7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七月四日编印的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要求中央派部队前往制止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
7月12日 审阅林彪七月十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建造主席大型全身塑像指示的通知》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通知稿说：林副主席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通知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7月13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批示：“照办。”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批注：“不宜称为坏人。”中央通知于本日发出。
同日 下午，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不赞成他去。毛泽东说：我不怕乱，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
7月14日 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后来，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阵线也分明了。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比较乱，安徽也比较乱，还有山西。现在黑龙江还在乱。甘肃提出打倒张、冼、杨(79)，解放大西北。我看张、冼两个人还好嘛，态度比较正确。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郑维山汇报说：河北的县、地、省的领导干部在斗林铁(80)时打倒了一批，以后斗刘子厚(81)时又打倒了一批，打击面宽了，现在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82)就好办了嘛！专列过郑州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晚九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本日晨，周恩来乘专机到达武汉。
7月17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83)、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谈到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成人员名单时说：四川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当谢富治说到公、检、法百分之百是不好的时，毛泽东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84)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85)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86)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
7月18日 晚七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87)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四个方面(88)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也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办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89)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90)，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谈话结束时，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91)、贺龙等人的名字。
7月20日 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东湖客舍，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此事起因于谢富治、王力(92)几天来公开支持武汉地区的“三新二司”、“三司”造反派，压制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林彪、江青当天联名致信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7月21日 晨二时，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住虹桥宾馆，直至九月十六日离开。在上海期间，因一直没有下雨，多次询问郊区的抗旱情况，指示派飞机作了几次人工降雨。一次，在看了上海“工总司”砸“联司”的纪录片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7月22日 上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八时二十分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编者注）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上午十一时，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谈就会被包围，强迫签字，要你承认它（指“百万雄师”——编者注）是革命组织。还是早点离开好。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一起谈，也可能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问题。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办理。(93)下午一时三十分和二时四十分，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
同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同日 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二十三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24日 晚上，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编者注），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94)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7月25日 下午，审阅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七月二十四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95)。（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晚十时，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同日 下午，林彪、江青等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的百万人声援大会。
同日 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四名正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长先后被拘押审查。
7月26日 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把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你去报告总理，他都知道。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7月27日 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31日 下午，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7月 提议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代表。粟裕本月到任。
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3日 下午，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谈到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江西省军区、河南省军区以及一些野战军、空军部队领导班子调整和配备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公检法里头也有好人。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抽干部组织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江西、安徽去调查。每省去七八个人。安徽现在是重点，请他们到北京开会解决很好。先解决好大江南北地区。
8月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加写一段话：“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七日，审阅决定的修改稿，批示：“同意。”决定共四条：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开展内部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十日，中央发出这个决定。
同日 中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开会，听取余立金关于武汉情况等问题的汇报。谈到取缔“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时，毛泽东说：批复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不然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区推到第一线了嘛！解散“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又不晓得，但我仍要承担责任。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张际春七月二十七日关于美术院校进行人体素描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来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同日 阅张香山(96)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翻译《毛泽东选集》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们名字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中央批示。毛泽东批示：“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
同日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自七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搞“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8月7日 王力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过火的地方。在王力这个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于八月中旬冲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同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出现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
8月1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97)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停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8月11日 审阅陈伯达、江青送审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退陈伯达、江青照办。”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
8月14日 阅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访问中国后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刘宁一代为解释。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8月16日 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两位专家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我早说过，要搞一本《马克思语录》、《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没有人抓这件事，要抓起来。他们的书很多，一般劳动人民不容易读，用语录这个形式好。《语录》和《选集》(98)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谈到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时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99)，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谈到军队的情况时说：要依靠解放军。我们的军队，野战军好，陆、空、海军好。有些地方军好，有些不好。要使坏的好起来，需要时间。谈到各地乱的情况时说：县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每个省都有两派势力。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已经解决了问题，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帝国主义说，中国大乱，分两派，可能发生内战。我看不会。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我们准备天下大乱。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大乱子没有出。我们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也没有飞走。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我们的外交人员、使馆人员一个也没有叛国逃跑。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莫依修和穆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稿，批示：“已阅，照办。”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这封信的日期署八月十五日。
8月18日 审阅周恩来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稿，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意见稿说：训练的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
8月20日、28日，9月5日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100)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101)处加写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另外，删去文中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
8月22日 晨，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
同日 晚上，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8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稿，批示：“很好，照发。”文件号召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此件于当日发出。
8月25日、26日 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内容是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月一日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等情况。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8月29日 下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谈到周恩来身体不太好的情况时说：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谈到有人要打倒黑龙江省革委会时说：那不行。
8月 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102)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
9月1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103)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贺电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越南人民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
9月4日 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104)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9月5日 审阅周恩来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稿，批示：“已阅，照办。”命令共四条，强调如有违犯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此件于本日发出。
9月7日 阅戚本禹九月四日检讨自己错误的来信，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戚本禹的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
9月9日 晚上，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在座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条理由。当他们谈到第一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105)，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谈到第二条“人民要求统一，对这种分裂群众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表示赞成。谈到第三条“有几百万军队”，毛泽东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很好的。谈到第四条“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谈到第五条“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时不一样，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时，毛泽东说：过去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派都要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谈到当前各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时，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106)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困难了，去了就包围。还是要想办法去，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不认识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众关系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关系也要搞好，要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要多谈几次。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107)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108)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谈到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时，毛泽东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9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稿和《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稿，分别批示：“照办。”
9月13日、10月11日 两次审阅林彪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109)的讲话记录稿。九月十三日批示：“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十月十一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是：（一）讲话稿中多处点名批判陈再道，毛泽东均一一删去陈再道的名字。（二）在讲话稿“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三）林彪讲到过去的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列举了秋收暴动、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之前加了“北伐战争、南昌暴动”，之后加了“各根据地的建立”。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的这个讲话。
9月16日 阅林彪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110)的请示报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
同日 晨，乘专列离开上海，上午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111)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112)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运动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一家也分成两派。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现在有的干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所谓团结，是指的民主作风，是指的平等待人。老爷要向小爷学习，大官要向士兵学习。要向群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要放下架子，什么都是群众创造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113)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114)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115)，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116)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117)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
9月17日 晨，到达南昌。上午，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118)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用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一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
9月18日 到达长沙。上午，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119)、章伯森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谈到对群众运动的看法时，毛泽东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大多数要教育。他们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集训时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9月19日 晨，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有股革命干劲，有事要向总理报告，遇事多与同志们商量。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你们要同河南的刘建勋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谈到“七二〇事件”时，毛泽东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人武部受到冲击。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当曾、刘谈到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人手不足，准备请张体学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亲自去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贺龙恐怕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干部不要多，要精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革委会和党的机构是一个组织好，还是分成两个好？你们考虑考虑，议一议。
9月20日 晨，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看到街上有很多宣传车，对随行人员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120)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处理“百万雄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谈到训练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使用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我不相信原来的军区就没有好人，有错误至少是三七开嘛。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吗？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谈到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说：全国的问题怎样解决，九大什么时候开，怎么选代表，你们议一下。要开，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开。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革委会要不要？是不是恢复党政军？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张体学行不行？贺龙还行不行？九大的问题，你们研究研究。谈到注意请示报告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强调一下，下面的干部要多请示报告。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9月21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同日 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2日 上午，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121)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
9月23日 回到北京。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返回原地原单位。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联络机构，在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
9月24日 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9月26日 晚上，到京西宾馆看望正在北京学习和开会的各省、区军队干部。
9月28日、30日 两次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二十八日，批示：“可用。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个批示，社论修改稿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办。修改得很好。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是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
9月29日 审阅林彪准备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这篇讲话刊登在十月二日《人民日报》。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
同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122)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主要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但是我们还要准备第二个可能性，准备两手没有坏处。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党里面没有右派，才不可设想呢，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123)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努马扎莱说：你们的干部同我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说：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10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黎清毅、黄文欢(124)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聂荣臻、杨成武、粟裕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美国就怕这一条。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25)的通知稿，对指示作个别文字修改。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于本日发出。这个文件集中了毛泽东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在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主要内容有：“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9日 审阅陈伯达、江青本日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请示报告和《出版说明》。把《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这部所谓批判资料共三卷，后来书名改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出版单位署为“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内部发行。
10月1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毛泽东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要做些准备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
10月13日、14日 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十九日，在《人民日报》题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10月20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
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0月23日 上午，会见由总统达达赫率领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毛里塔尼亚的基本情况。他说：希望两国关系更加发展。你们国家继续努力，就能站得住，就能给非洲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
同日 中午，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齿轮座剧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在座。
10月24日 阅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电报，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请示电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对“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句批注：“应当这样做。”二十六日，张春桥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打电话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张春桥此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十七日，陈伯达起草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说：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小组拟了一个通报各地的稿子，送上，请批示！”毛泽东当日对这个通报稿进行改写，全文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26)”并批示：“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电报，题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10月25日 阅聂荣臻九月二十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报告提出：一、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聂荣臻的报告。
10月29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1月3日 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陈伯达、姚文元在当日的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这里所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是指送审稿中概括为六条的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六条要点说的问题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并加编者按语。这个方案，反映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与教改的设想和做法。在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1月5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有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整党、建党。党员要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指示。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党纲要修改。现在我在看《联共党史》，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我们的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我看知识分子也不行。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不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种纪律就是建立在自觉的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同日 同康生、杨成武谈话。谈到由杨成武署名在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文章时，对杨成武说：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康生、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向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作了传达。这篇文章是由“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撰写、经陈伯达修改的。
11月7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电报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拟只以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祝贺，似不宜再以党的名义去电祝贺。毛泽东批示：“照办。”
11月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在指示稿的“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后面加写一句话：“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指示稿说：“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指示于十二月四日发出。
11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127)、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批语说：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
11月15日 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各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同日 阅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该厂成立革委会的喜报和八三四一部队十三日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个材料。
11月16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四条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对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次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江西的经验。
11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安平生等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20日 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示：“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11月22日 阅姚文元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反映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南萍和陈励耘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这个材料说：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这些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11月下旬 审阅修改周恩来等十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通报稿汇集了中央十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后的第一批反映。毛泽东删去稿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批注：“这两句不要。”删去“‘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这个通报。
11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十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简报《安斋(128)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简报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向安斋库治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姚文元说：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批示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里所说的论述，包括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第一节第一段，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和第一节第二段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
11月3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主要听取他们介绍老挝抗美斗争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
12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稿，批示：“很好，照办。”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委会宣告成立，解学恭(129)任主任。
12月2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通知稿，将通知稿中“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半月内将意见报告中央”一句中的“半月内”，改为“元旦以前”。
12月5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郑州、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转发这两个协议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6日 审阅中央文革小组十一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示：“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主要修改情况如下：（一）将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话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之后，加写“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讲到佛经的地方，删去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金刚经》的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二）书中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关于教育问题讲话中讲的“我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删去这后面的一段话：“《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三）删去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同毛远新谈话纪要中的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四）在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讲话中的“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话后，加写“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十二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
12月7日 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〇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
12月10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所署日期是十二月九日。
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用黑体字发表毛泽东的一句话：“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7日 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特请示以下三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一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二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毛泽东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
同日 审阅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说：“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三处“无限”和两处“非常”，并写批语：“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
12月1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王树声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2月19日 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贺电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12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阮春龙(130)率领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和阮文广(131)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座。毛泽东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在阮友寿主席领导之下的，这是今天的政府。西贡政府已经是过去了，因为人民都不信任他们，包括他们控制下的人都不信任他们。阮友寿主席领导下的政府是新生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你们现在还不叫政府，叫解放阵线，但实际上是个政府。你们得到广大军队和人民的拥护，正在和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卖国贼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胜利还是不胜利，或者大胜利还是小胜利的问题。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胜利已经看得见了，虽然还未到手，但是望得到了。美国困难很大，他们不仅要管越南、管亚洲、管太平洋，还要管欧洲和其他地方。另外，还要管日本。它本国有很大困难。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白人，一种是黑人。两种人都分阶级，现在都初步觉悟起来了。有许多事情是过去不可能见到的，比如，美国整营军队拒绝执行命令，不愿去越南，广大群众示威把征兵中心包围起来，还把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包围起来，群众示威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一九六七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汉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外文版共八千六百四十多万部，《毛泽东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毛主席诗词》五千七百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12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批准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刘瑞森应予结合。”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132)任组长。
12月29日 晨，审阅姚文元十二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去掉的形容词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一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
同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同意按前四卷编辑体例，选入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并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将来再说，现在不选。讨论到拟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文章可一篇一篇先发表时，毛泽东说：可先内部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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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迫害，1978年8月恢复工作。
(2) 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主任，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王洪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杨成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7年1月11日、3月、9月又先后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4年11月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4) 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 1967年1月9日发出的这个《紧急通告》说，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为此，《紧急通告》提出冻结流动资金、不准发放较高劳动工资等10条规定，并责令上海市委、市公安局照此执行。
(6)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文。
(7)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去世。197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通知》。
(8)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秘书长任至196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至1972年10月）。1975年1月又任国防部部长。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任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9) 王新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立清，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
(10) 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曼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1)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
(12) 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13)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12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4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9月在北京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4) 李再含，1967年2月、5月、12月又先后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5月被撤职。
(15) 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关押。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2月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志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3月、5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73年3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16)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4年1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1975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7) 李大章，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8月）。1971年8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5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4月、5月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3月、7月、8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8月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8) 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8月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至1975年10月）。1970年4月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1971年2月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至1975年10月）。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0月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4月任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72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
(20)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70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21)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8月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22) 参见此处1967年1月21日第4条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的批示。
(2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1973年8月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4)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1967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
(25) 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26) 王树声，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第二政治委员）。
(27) 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遭林彪等人诬陷，被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职务，1966年5月又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其他职务，被关押。1973年解除监禁。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28) 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29)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67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0) 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31) 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1月任交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3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9年4月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67年3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去世。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谢富治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33) 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34) 沙石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属于石灰岩山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村民在青石板上挑土造田，开展生产，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精神闻名全国。
(35) 叶群，当时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1967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3日与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叶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36)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3月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7)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71年5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4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4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38) 陈郁，当时任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3月又先后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4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黄永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39) 陈德，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40) 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
(41) 苇河，旧县名，1948年并入黑龙江省尚志县（今尚志市）。
(42) 郑三生，1969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43)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5月任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5月任第一书记）。1972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维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6月任司令员）。1967年4月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82年12月复出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4月傅崇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44)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45) 指刘少奇。
(46) 刘贤权，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均至1968年3月）。1967年8月又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196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69年5月改任司令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47) 指“三结合”的阶段，即由造反组织负责人、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
(48) 刚果（布），全称为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1968年12月改名刚果人民共和国。
(49) 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首要成员。1965年9月重新工作，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
(50) 薄一波，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刘澜涛，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杨献珍，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3年3月至1955年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副校长）。1965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这个批示把薄一波等错定为“自首叛变”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迫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51) 韩先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5月又任福建省军管会主任（至1968年8月）。1968年8月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4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52) 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
(53) 刘结挺，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
(54) 粟裕，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55) 李成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56)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57) 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0年11月又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58) 梁兴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59)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6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1月改任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60) 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
(61) 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69年10月又任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3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5月任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62) 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63) “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组织。
(64) 梁、张、甘、韦，指梁兴初、张国华、甘渭汉、韦杰。韦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65)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公社”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6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81年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1982年6月被免予起诉。李庆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
(66) 指中共中央1967年5月7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于1967年5月15日发出。
(67)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济南养病。
(68) 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69) 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1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1971年2月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70) 胡继宗，原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71) 指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72) 蓝亦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副政治委员（1967年7月任政治委员）。1969年4月、10月又先后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69年11月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代理组长（至1971年5月）。1971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
(73) 伍豪，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
(74) 唐闻生，当时是外交部翻译室翻译。1974年3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1971年7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5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75)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王力、关锋起草的。
(76)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代理部长（至196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7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77) 1967年6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6月7日，北京举行30万人示威游行，拥护中国政府声明。
(78) 指当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79) 张、冼、杨，指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杨嘉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80) 林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
(81) 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8年2月、3月先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2月任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至5月任组长）。1971年5月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1972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82) 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2年8月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83) 余立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8月余立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
(84) 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
(85) 指当时武汉的“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3个群众组织。
(86) 龙书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4月、8月、9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至同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1年5月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87) 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3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88) 指当时武汉的3个群众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
(89)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90) 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
(91)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92) 谢富治、王力是到武汉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
(93) 7月22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等开会，让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随即回北京。
(94)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治委员蔡炳臣。
(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于1967年7月26日公开张贴，7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96) 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1973年8月任副部长）。
(97) 程世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70年11月又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68年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0年12月）。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98) 指《毛泽东选集》第1—4卷，阿尔巴尼亚曾于1962年出版了阿尔巴尼亚文本。
(99) 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月任部长）。1970年7月又任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74年11月任部长）。1970年7月又任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4年11月任组长）。
(100) 这是陶铸1962年和1964年先后出版的两本书。
(101) 这个组织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1968年，又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102) 李井泉，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04) 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0年12月）。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05) 林彪1967年8月9日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106) 龙潜，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107) “红总”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群众组织。
(108) “八二七”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群众组织。
(109) 曾思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刘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10) 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0年6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11月任主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至1971年4月）。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1973年8月任第二书记，1974年11月任第一书记）。1975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11) 南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3月又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1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12) 陈励耘，1968年3月又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
(113) 阮贤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9月前曾任浙江省军管会副主任。
(114) 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2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115)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2月任军委常委）。1970年3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又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116)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1976年7月1日去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张闻天平反。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去世。1979年3月得到平反。
(117) 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
(118) 杨栋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刘瑞森，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常委。郭光洲，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黄先，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陈昌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9年8月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11月任司令员）。
(119) 黎原，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军长。1968年4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4月至5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华国锋，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代理主任）。1970年5月、10月、12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又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4月任第一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任代理总理、4月任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120) 方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1968年1月又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纯青，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政治委员兼武汉警备区政治委员。
(121) 王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1年7月又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
(122)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123) 徐以新，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24) 黎清毅，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125)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视察时谈话要点记录的整理稿。
(126) 这一句中的“阶级和群众”，在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中和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
(127) 孔石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王首道，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128) 安斋，即安斋库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
(129) 解学恭，当时还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9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4月又任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5月）。1971年5月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130) 阮春龙，当时任越南南方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
(131) 阮文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
(132) 康健民，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8月）。1971年8月又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