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 上午，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镇反问题的汇报。随后，参观广东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械厂。
5月30日 晨六时，乘专机离开广州，上午八时五十分到达长沙。九时十五分，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周小舟在湘江船上听取中共长沙市委关于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下午一时半游湘江，上岸后访问了一户菜农。
同日 下午三时二十分，和罗瑞卿、杨尚昆、唐生智(47)等同往程潜家拜访。四时半，在周小舟家会见章士钊。晚上，邀请程潜、唐生智、曹伯闻、程星龄(48)、章士钊等一起进餐。
5月31日 晨七时二十分，由长沙乘专机到达武汉。上午八时四十分，在长江船上听取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49)、李达等参加。随后，毛泽东下水游泳，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十五公里，历时两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
6月1日 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裕华纱厂和六渡桥百货公司的情况汇报。随后参观国棉一厂。晚上，邀请几位民主人士一起进餐。
6月2日 上午，在汉口住处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重型机床厂生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下午，第二次游长江，在武汉长江大桥以上一千五百米的汉阳岸下水，从大桥第一、二号桥墩之间穿过，游到徐家棚以北上岸，约十五公里。对陪同游泳的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水，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指抗美援朝战争——编者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6月3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和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等听取武汉钢铁厂施工情况的汇报。下午三时半，再次游长江一小时。五时半，参观湖北省工业展览会。晚上，在湖北省政府礼堂观看楚剧。
6月4日 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出席。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并原则通过报告初稿，批准四日会议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6月5日 下午四时半，同朱德谈话，朱德谈视察山西省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首道、陈伯达、廖鲁言等出席。
6月6日 晚上，在颐年堂设宴招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全国知名人士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张治中、李烛尘、傅作义、章伯钧、龙云、许德珩、罗隆基、李四光等。毛泽东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国际情况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安排问题。出席宴会作陪的有李维汉和童小鹏(50)。
6月8日 审阅陆定一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51)等同志商量一下。”
6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杨尚昆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阎达开(52)等汇报河北省工业、农业、林业、水利等情况。
6月10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副市长达努布罗托等，周恩来、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东方各个国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有着共同点。中国过去几乎没有工业，解放后才搞了一些，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受了帝国主义的欺侮，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业。要搞工业就要有知识分子、工程师和教授。我们欢迎你们的总统苏加诺来中国访问，我也希望去印度尼西亚访问，不过要迟一些时候。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多中国侨民。我们曾经通过我们的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教育华侨尊重和服从印度尼西亚政府法令。在印尼的华侨可算是少数民族，你们算大民族，大家要合作。华侨不管是左的、中的、右的，都可以回来看看。台湾这些人要来也可以，看完回去也可以，回去骂了我们也可以，骂了再来还可以。
同日 下午五时，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等汇报河北省工业问题。
6月11日 下午，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林铁等汇报河北省商业、财政、金融问题。
6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3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美国欺侮我们，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大使说：对东南亚防务集团和巴格达条约组织(53)，巴基斯坦所强调的是上述组织的经济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正设法将巴格达条约组织变成一个经济联盟。毛泽东说：希望有一天所有军事同盟都被取消，这样世界便和平了。印度怕这些军事同盟，我们也怕。我们怕的倒不是你们，不是泰国，也不是菲律宾，而是美国。我们愿意和所有亚洲国家友好，包括泰国、菲律宾、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等未建交的国家在内。
6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给各省市区党委的通知。通知说：“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54)，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制订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并合影。
6月1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6月15日 下午二时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汇报赴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有关情况。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议。
6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富春去苏联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苏联援助问题。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中央通知说：今年五月是毛泽东同志所著《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的十五周年。党内有许多新党员不知道整风运动，也有一些老同志对于我党历史经验的领会并不深刻，或者忘记了我党历史的宝贵经验，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列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相当于县委书记一级以上干部中，在高、中级党校学员中，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中，在高校毕业班学生中，根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五篇文章，进行报告和学习。
6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先后会见苏联青年代表团和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在会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时，毛泽东说：我们两个国家的人民，老年和青年都是团结的。南斯拉夫是一个有英勇斗争历史的国家。你们的历史和我们有些相似，曾为独立自主而奋斗，所以我们看见你们时很亲切。庆贺你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你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庆贺你们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同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出席埃及驻中国商务代表法尔举行的庆祝埃及共和国独立日的招待会。
6月18日或19日 在刘少奇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上批写：“不看了。”这篇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社论中说：“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6月19日—23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同日 晚上，会见邓宝珊，并共进晚餐。
6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西五位众议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张闻天、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在座。
6月22日 阅廖鲁言关于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作一处原则性修改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合作社章程根据人代会小组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在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毛泽东批示：“可以这样修改。”
6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情况，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以及陶里亚蒂(55)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邓子恢、薄一波、李先念、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谭政、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张玺。
6月25日—29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6月27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芬兰议会访华代表团，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彭真、张闻天、李维汉在座。
6月28日 晨，审阅周恩来准备在本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批示：“即退周总理，此件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周恩来的发言稿中说：“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同日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中国大使乔洛尤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这是迷信。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有坏人，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我们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没有工作可做了。什么事情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坏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我跟苏联同志说，过去他们犯过错误，今后还会有错误，他们不大相信。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今后还一定会有错误。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是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公开发表陶里亚蒂答记者问的全文，关于镇压反革命和阶级对抗性矛盾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邓子恢、张鼎丞、薄一波、李先念、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谭政、李维汉、罗瑞卿、胡乔木、杨尚昆、高克林(56)、胡绳、郑绍文(57)。
6月29日 晚上，去印度驻中国大使馆同拉·库·尼赫鲁大使交谈，并共进晚餐。
6月30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议。这次会议审查和批准了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讨论和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讨论和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补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六月三十日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6月 作《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58)！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7月1日 晚上，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世界著名和平人士、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冯·萨巴，郭沫若、廖承志在座。
7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同王稼祥谈工作，交待中央接待参加中共八大的兄弟党代表团的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参加。
7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干部文化教育和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加以改进的问题。会议还讨论苏共中央六月三十日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影响的决议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提出的几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邓小平、陈毅、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张玺、胡绳、吴冷西。
7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王首道、李雪峰、杨尚昆、张玺、杨英杰。(59)
7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会后，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讨论工作问题。
7月6日 新华社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如下：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开会，讨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问题。
7月7日 上午，同陆定一、陈伯达谈话。
7月8日—10日 每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时提出的意见。七月十三、十六、十九日，周恩来在邵力子、张治中、屈武(60)、陈毅等陪同下，三次会见曹聚仁。
7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请中央确定。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彭真、小平阅，退彭(61)办。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7月14日 下午五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文化代表团。
同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美国干涉你们的内政，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美国到处用反共的招牌为名，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统治者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美洲也是这样，美国要让位给你们。又说：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没收？有民族资产阶级吗？对同美国关系少一些的地主，可以团结，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视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这样就能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毛泽东在目录页上写有：“集体与个人”，“节约与积累”，“中农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农业缺两头”，“台湾”，“价格”，“商业”。
7月19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当天周恩来第三次会见曹聚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22日 对中共中央转发王观澜(62)关于江苏、浙江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作修改，加写一段话：“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王观澜的报告说：在浙江临海县曾为农民农副业的收支算了一次账，农业方面平均每人每月可得二元六角五分，副业有下降趋势，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只有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
同日 上午，同陈伯达、陈正人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等开会，讨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平叛问题。李维汉作汇报，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在李维汉汇报到关于平息叛乱，继续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方针，宣布停下来谈判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李维汉汇报到对所有叛乱分子，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时，毛泽东说：可以一个不杀，民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李维汉汇报到发展党团员问题时，毛泽东说：发展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好好地发展。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现在，民族之间还有些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李维汉汇报到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问现在划的地、富占多少？廖志高说，省委意见，地、富占人口的比例准备到百分之七，个别不超过百分之八。毛泽东说：我看多了，汉族地区一些地方也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划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中拿过来。从我们方面说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李维汉讲到怎样讲就怎样做，要讲政治信用，现在少数民族对我们不信任时，毛泽东说：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是“唱对台戏”，先党内后党外，叫他们说心里话。不说心里话的团结是假团结，那种团结是不巩固的。应该说明白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中央对这些事，也有责任。过去没有专门讨论过，今天讨论了四个多钟头，我们就主动了。
7月23日 晨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开会，五时半结束。随后去瀛台参观。上午八时十五分，同刘亚楼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北戴河。毛泽东住一号楼。
7月27日 下午，在北戴河东浴场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及胡绳开会，讨论政治报告初稿修改问题。
7月30日 下午，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讨论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方案和研究中共八大的选举问题，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
8月1日 晚上，同邓小平谈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问题。
8月2日 下午，同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谈中缅边界问题。
8月3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设及生产领导问题的指示》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邓子恢、廖鲁言出席。
8月5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郭沫若、张闻天在座。当客人说到我们这个代表团当中有各种思潮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时，毛泽东说：我们也有很多党派和宗教，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只占六亿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其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都办不好。但是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例如有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好。意见不同没有问题，只要大家爱国，问题就好办。我们中国有多种宗教，如像我是无神论者，你是有神论者，但我们有共同点——爱国主义，这是最主要的。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这是人民的感情，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取消或废除宗教，只有人民觉悟了，才会不相信宗教。伤害人民的宗教感情是没有好结果的。又说：我们国家的问题不少，缺点也很多。我国还是一个没有近代经济和文化的国家，我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建设经济和文化。我们不仅主张在国内实行合作，也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合作，争取所有可以团结的国家。当客人说到在印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有不同的主张，有过左的也有过右的时，毛泽东说：一个国家是有很多矛盾的，有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政党、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要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只要大家有爱国主义，什么都好办。你们最大的矛盾是同外国的矛盾，荷兰和英、美还控制着印尼的经济。国家的主要工业应该掌握在本民族手里，不应在外国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们一下子没办法把荷、英、美的资本收归国有，但可逐步增加民族资本，多盖工厂。虽然没有经验，没有技术，只要努力钻研，只要有爱国主义，各民族和各政党之间的问题都好解决。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必须普遍地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集团，反对使用原子弹和氢弹。你们有西伊里安问题，我们也有台湾问题。我们支持你们收回西伊里安，你们支持我们收回台湾，我们互相支持。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中共中央机构设置方案。会后，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8月7日 审阅周恩来八月六日报送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周恩来在附信中说：今晚政协常委座谈会上，大家已同意发表一联合声明，并推定起草小组，由罗隆基召集。他们要求我们先起草一个初稿，现将初稿送上请审阅。毛泽东批示：“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8日 下午，听取谭震林汇报工作。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东浴场主持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邓小平、张闻天，各民主党派、青年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文联、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三十多人。会前，曾就如何开好各党派会议问题，同刘、周、朱、彭、董、邓、张进行商谈。
8月8日—10日 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一）在封面写下“经济数字太少（成就）”、“苏共二十次”、“国防”、“华侨、工、青、妇”等文字。（二）在报告初稿讲到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而造成一九五五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处，批注：“不能完全归咎下面，中央也要负一部责任。”（三）在报告初稿“商业”一节，批注：“没有对外商业。”（四）在报告初稿“节约和人民生活”一节，批注：“改善生活问题讲得不够。”（五）报告初稿说：当劳动人民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那个时候，认为首先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文化。”（六）在报告初稿讲到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监督处，批注：“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七）在初稿讲集体领导处，批注：“反个人崇拜。”（八）报告初稿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8月10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谈话。
8月11日 致信曹云芳(63)：“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64)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65)，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同日 晚上，同林彪谈话。
8月12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及胡绳开会，讨论政治报告初稿修改问题。
8月14日 晚九时，同陈毅谈话。
同日 晚十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八大的有关事宜。
8月15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同程潜、张治中共进晚餐，并看电影。
8月中旬 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三次草稿）》，批注：“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第三次草稿中说：在“二五”计划期内，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使其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期间的百分之五十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毛泽东在此处批注：“400－450亿（军），130－140亿（政）＝530－590＝2350亿的22％，比现32％，减10％；其他支出：（1）还外债，（2）援外，（3）物资储备，（4）总预备费，（5）信贷资金，共计10％左右。”后来，建议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加写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左右，下降为20％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
8月16日 晚七时十分，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八时五十分，同刘少奇、陆定一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九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三次草稿）》。
8月18日 致信达赖喇嘛：“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望你保重身体。有事随时给我写信。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希望同你见面。祝你健康！”
8月中旬 审阅修改刘少奇八月十四日送阅的陆定一对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党的领导”部分的修改稿，将修改稿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改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并紧接着加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
8月中旬、下旬 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两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作了十几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其中有：（一）在报告修改稿讲到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加写：“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二）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现在世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将继续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加写：“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三）在报告修改稿讲到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团结一致，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就确实出现了，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的地方，加写：“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四）报告修改稿说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性军事集团，口头上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的实际目的不在这里。在这些话之后，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得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侵略’可以‘防御’的。”（五）加写一段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六）在报告修改稿的“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制造紧张局势”之后，加写：“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七）报告修改稿分析了中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三条原因。一是中国人民不愿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三是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毛泽东对第三条加写：“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内和其他国家人民力量的支持，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我们革命的胜利。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八）在报告修改稿分析中国革命胜利原因的地方，加写：“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九）在报告修改稿讲到中国革命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结果的地方，加写：“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十）在报告修改稿的“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后，加写：“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十一）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不可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地方，改写一段话：“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十二）报告修改稿在讲到我们党在今后应当完成的任务时，列举了七个“必须”。毛泽东又加了两个“必须”：“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
8月20日 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谈八大政治报告稿等问题。随后，刘少奇在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两部分的修改稿上，批示：“此件即刻排印，打几份清样送少奇、稼祥、定一、尚昆、乔木、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张闻天、小平、恩来。”
8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富马亲王率领的老挝政府代表团，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邻居，是朋友，非常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我们对大国、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我们是不会侵略别人的，侵略别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信奉什么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将来我们两国建交后，你们来中国可以走昆明，你们在那里可以设领事。富马说：我们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支持和友好。毛泽东说：我们一定支持你们，而且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对双方都有利。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主席团名单、七届七中全会决议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八届中委选举工作的建议、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八大日程和八大预备会议安排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会议，邓小平列席会议。
8月22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挪威共产党主席洛夫林，朱德、王稼祥、刘宁一(66)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事业就是拆房子、盖房子。推翻了蒋介石政权，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是拆房子。这两件事帝国主义都不喜欢。我们做这两件事，需要各方面的帮助，你们工业发达，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洛夫林说：我们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推翻资本主义。毛泽东说：推翻资本主义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洛夫林说：自然不是明天早晨的事。毛泽东说：明天早晨不行，恐怕要后天早晨。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准备八次大会。第一，有五个文件，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一个是党章报告，一个是经济计划，一个是经济计划报告，请大家讨论修改。第二，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第三，准备发言问题。七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得到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这一次大会后我们要得到建设的胜利，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这次大会的基本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接着，邓小平就提交全会通过的六个文件(67)作说明。毛泽东插话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刘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九万字，能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当邓小平讲到大会发言的准备时，毛泽东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当邓小平讲到选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将李立三、王明选入中央委员会比较有利。因为问题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许多人，有同他们相同的思想；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还要他们。在邓小平作了说明之后，毛泽东又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常任代表制。过去十一年没有开会，战争那么忙是难开的。现在情况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常任代表。这样，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第二，关于中央的组织。主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准备设几层屏障，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当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的几位书记都当副主席。此外，必要时设名誉主席。第三，关于过去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应该肯定是对的，不是机会主义路线。中央是执行七次大会的路线，而七次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8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巴利里，张闻天在座。在交谈中，毛泽东向大使询问阿尔巴尼亚的地理情况、民族特点、宗教信仰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等。
8月24日 下午，和朱德、周恩来、陈云、林伯渠、康生、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合影。随后，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个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把它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但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
同日 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批示：“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毛泽东对这部分修改稿作了几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的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实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二）“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三）“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五）“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会，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8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老挝首相富马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随后，在怀仁堂设宴招待老挝政府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和宴会的，还有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张闻天等。
8月26日 下午，同刘少奇、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等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8月27日 晨，同周恩来商谈对中共中央就老挝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致胡志明信稿的修改，和周恩来准备接见途经中国的缅甸驻苏联大使吴旺、驻中国大使吴拉茂就中缅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原则等。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批示：“退邓小平同志。此件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酌定。第二十三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68)，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三十二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在报告修改稿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二）报告修改稿分析我们党胜利的原因时，说“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在这之前加写“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
8月29日 审阅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刘少奇修改稿，批示：“退刘少奇同志：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69)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同日 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党的部分八月二十八日修改稿，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增加了两个小段，请加斟酌。”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是：（一）“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二）“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和出席八大的各代表团团长开会，讨论八大会议各项报告稿和在三十日召开预备会议等问题。
8月30日 阅刘少奇本日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各部分编排问题的来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同日 阅彭德怀送审的八大发言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并作修改和批注。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在发言稿讲到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处，毛泽东加写：“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在发言稿讲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处，毛泽东加写：“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彭德怀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发言稿有一万零数百字，长了一些。军委会议对于其中项目不同意再削减，文字上就难以压缩。毛泽东批注：“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同日 阅李立三送审的八大发言稿(70)，并作修改。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方面的修改，请加酌定。”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九百四十六人。会议讨论并通过八大日程、会议规则、七届七中全会对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我们的经验很丰富，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另一个要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部分人。过去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毛泽东说：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比七届中委增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现在，很多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基础，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要安排，这届中委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毛泽东还就继续选举王明、李立三为八届中委的问题作了说明：如果不选举犯错误的人，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一部分动摇的人。七大选举王明、李立三为中委，十一年来并无损失。十时半会议结束后，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刘少奇、陈伯达、陆定一、王稼祥、胡绳、田家英谈话。
8月31日 晨三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八月二十二日稿“社会主义改造”部分的修改稿后，批示：“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同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八月二十二日稿中“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后，批示：“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71)，请乔木注意。”毛泽东对这部分作了一处修改：在修改稿讲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在对外方面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的地方，加写：“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同日 晨六时，致信胡乔木：“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八千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开会。会前，约林彪、徐海东(72)谈话。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王稼祥谈工作。
9月2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9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团，张奚若、廖承志、乔冠华、赵安博(73)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日本朋友是真诚的。希望改善我们的关系，改善过去的关系，使它变为友好。现在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情况同当年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有些是宜于当时讲的话，现在则不宜发表了。我们是刚开始进行建设的，我们需要时间、和平环境和友好。我们永远不要战争，要和平，要广大的朋友。因此希望和日本搞好关系。从你们国家来的人，有些人和我们打过仗，但我们也欢迎，骂共产主义的也欢迎。你们回去后还可以继续骂，骂了以后若想再来，我们照样欢迎。长期来往，才能更多地理解。中日若不友好，亚洲和平是不可能的。你们国家现在还有天皇。你们见到他，请转告我的问候。老挝、柬埔寨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我们尊重他们的制度。
同日 下午和晚上，先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三人，后又同刘少奇、胡乔木二人，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毛泽东交代陆定一将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改好后，送陈云加以修正，请陈云在五日晚十时前退给毛泽东。
9月5日 晨，审阅陈正人九月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并立即印发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附上一个通知，请他们于九月八日以前于原件上批上修改意见，退还中央。意见收到后均交邓老(74)负责修改，于九月十日前退还中央，准备于九月十二日发表。此件我看了一遍，大体可用。拟在征集修改后，再看一遍。同时请总理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十二日以前）。”十二日，审阅修改稿后，批示：“此件用，退周总理。即刻送新华社，立即广播，明十三日必须见报。”
同日 收到陈云本日来信。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来信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同日 下午四时半，同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六时，听李富春汇报去苏联谈判情况，陆定一、陈伯达参加。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及民主党派列席八大的问题。
9月6日 晨二时，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经陈云修改后的稿子后，批示：“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在报告稿的“农业”一节中，讲到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的地方，毛泽东加写：“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同日 晨七时，致信陈伯达：“周恩来及洛甫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下午，同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随后，听取邓小平汇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情况。
9月7日 晨六时，致信胡乔木：“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上午十时，又致信胡乔木：“‘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同日 晨六时，致信周恩来：“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同日 晨七时，致信陈伯达：“‘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75)，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同日 上午十时，致信周恩来：“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76)，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同日 晚八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八大政治报告稿。
9月8日 上午八时，致信陈伯达：“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77)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同日 上午九时，审阅周恩来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所作的修改后，批示：“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同日 下午，同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三时，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谈八大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的修改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候选人名单共一百七十人，没有区分正式或候补的中央委员。其中七届中央委员六十七人，新提名的一百零三人。会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谈话。
9月9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修改稿）后，批示：“周总理：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一句中的“各民族人民”后，加上“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同日 上午，审阅刘少奇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八日稿所作的修改后，批示杨尚昆：“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交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中共八大问题。出席座谈的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陈叔通、傅作义、张治中、程潜、蔡廷锴、龙云、李德全、马叙伦、章乃器、张奚若、何香凝、罗隆基、许德珩、黄琪翔、施复亮(78)、胡子昂、王绍鏊(79)、马寅初、沈雁冰、高崇民、陈其尤、谢雪红、梁希(80)等二十九人，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参加。
9月10日 晨，致信陈伯达：“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81)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及我。”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会前一小时，曾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名单。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现在是搞建设。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但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和专家。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工人少。这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有能力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起变化。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在这个名单里，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犯错误也比较少，但是没有列上。这是否公道呢？问题在于这个一百七十人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扩大到三百多。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当然这是说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凡事都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代表们在预选时，这张一百七十人的名单里头可以调换某些人，可以减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总数。
同日 晚十时，审阅《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批示：“即退小平同志。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当添三个字，请酌定。”党章草案第三条是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其中第一款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毛泽东在“实际问题”之前加了“理论和”三个字。
同日 晚十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谈八大政治报告稿“共产党”部分的修改问题。
同日 阅王明因病向中共中央请假不能参加八大的电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以印发各代表。”
9月11日 晨，审阅刘少奇、周恩来对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后，致信刘少奇：“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帽子及一至四(82)）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九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9月12日 晨，审阅刘少奇对八大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后，致信刘少奇：“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83)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会议有关事项。
9月13日 晨，阅九月十一日印的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前四部分修正稿后，批示：“即送少奇同志：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同日 上午九时，审阅《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后，批示：“即送周总理：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十一时，又致信周恩来：“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邓小平对八大主席团名单、大会发言等问题作说明。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向八大提出的七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的准备工作，到今天可以说大体上搞好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部分(84)今天晚上大体上可以修改好。这次文件的起草，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搞了两个稿子，从前那个比较长，今天这个是十六条，简明扼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样长远的计划，许多事情要做到，支票不可开得太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比较好，年度计划再去按照情况发展。关于选举，毛泽东说：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个别同志还有意见，要减的只有个别同志，要增的也只有几个同志。这样，问题就好办了。七大那次选举，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也是有增有减的。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说：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关于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这样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85)。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毛泽东还特别谈到邓小平和陈云。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至于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9月14日 晨二时，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十三日印稿作修改后，批示：“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同日 晨四时半，对八大开幕词进行修改后，批示：“尚昆同志：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此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上午八时半，对开幕词再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又有一些修改，请即将改处付翻译和付印也照改。”毛泽东修改时，增写了几段话：“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上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日 晨六时，审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对八大政治报告九月十三日印稿“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后，写了两个批语。其一，写给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其二，写给杨尚昆：“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酒会，招待应邀出席中共八大的各国兄弟党代表团。酒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彭德怀、张闻天等商谈工作。
9月15日—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出席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等的代表团。
9月15日 下午二时，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致开幕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同日 晚上，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会议，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9月16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休息时，毛泽东会见了三个兄弟党代表团。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时，伊巴露丽说：这次从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得到很多帮助，尤其是在策略和与资产阶级联盟方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文化最高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伊巴露丽说：这次参加八大，可以学到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西班牙资产阶级说，我们同意共产党的政策，可是共产党将来如何对待我们呢？毛泽东说：可以同他们组成联合政府到底，到一万年。
同日 晚上，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17日 下午，接受埃及首任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在致答词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同大使交谈时说：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很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美国有它另外的目的，想借这个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有苏联在，英、美、法就不敢轻易行动。
同日 致信黄炎培：“画册(86)、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黄炎培九月十九日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如果政府给他照顾，他会接受的。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五百元。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
9月18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章汉夫、黄镇(87)等在座。在谈到印尼的华侨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可能有些华侨从事了一些不利于印尼利益的事，但这是和中国政府毫无关系的。对华侨和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扬、波诺马廖夫(88)、尤金等。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说：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米高扬说：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毛泽东说：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在座。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9月19日 中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大会休息时，和周恩来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和巴西共产党代表团。
9月20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9月21日 晨，阅周扬送审的准备在中共八大的发言稿，批示：“即退周扬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彭真等在座。
同日 晚七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招待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的宴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七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央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陪。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说：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有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参加，这显出了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友谊和团结的力量。我们衷心地感谢你们的党和你们的人民所给予我们的鼓舞和支持。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9月22日 上午和晚上，两次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二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拉约洛(89)，王稼祥在座。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看历史问题是要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又说：精神方面的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党开始时用粗暴方法来处理陈独秀、李立三的问题，结果出现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路线，这就教育了我们，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方法来解决。斯大林这个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在讲到第三国际时，毛泽东说：第三国际两头好，中间不好。季米特洛夫同志是较谨慎的。日本投降前，第三国际解散了，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就像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得到解放一样。一九四五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
同日 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团雷曼、赫茨纳(90)，周恩来、朱德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了西德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况。在问到阿登纳(91)政府是想和美国搞到一起，还是想独立起来的时候，毛泽东说：看起来战争难以打起来，向东是苏联，向西是英、美，都不敢碰。在谈到社会民主党时，毛泽东说：要大力做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上层和下层，不要轻视上层工作。要做统一战线的工作，要做中间派的工作，要做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他们不过来就不能胜利。
9月23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92)等，刘少奇、王稼祥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了东德国内建设情况。当谈到西德有无打仗的可能时，毛泽东说：东面有华沙条约，这面墙碰不得。要么向西，打法国，但也有一座高墙，就是美国。东西都不好碰。这个时间至少可以争取十五年。又说：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当谈到共产国际时，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同日 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在座。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区，引起中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一事时，毛泽东说：这艘军舰是我们放它溜走的。我们放走了它，因为这是涉及中英两国关系的问题。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同美国，不是同英国。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波立特说：我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一样，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毛泽东说：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是一样困难的。我们已经写了文章(93)。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在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说：我们胜利只有七年。我们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那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
9月24日 晨，致信杨尚昆：“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同志，以便修改。”
同日 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王稼祥在座。毛泽东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支持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同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批评南共这两件事，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随后，毛泽东谈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他说：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在讲到对斯大林的批评时，他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同日 下午六时二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达姆巴(94)等。谈话时，客人表示感谢中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小小的。中国有些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称王称霸。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将这个谈话记录批给外交部：“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9月25日 致电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签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朱德、邓小平、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和你们的情况很接近。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用武装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这样，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才符合农村的实际。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内，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同日 下午五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王稼祥在座。毛泽东向客人了解这几个国家的地理、人口、民族、宗教、经济、政权等情况。在谈到党员干部可不可以做礼拜时，毛泽东说：要做，不然要孤立。公开宣传不相信宗教，但到庙里的时候，就要行礼，这样并不违反原则。摩洛哥共产党负责人说：我们主张全民族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走狗。可是有人不同意，说应当工农联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工农生活应有所改良，减租减税。消灭地主，现在不是时候，大都办不到。对于工资、工作时间不要要求太高，要求太高是不适宜的。这是一种策略，不是一种改良主义。毛泽东最后说：我的意见并不见得合适，因为一个人看外国人的事常有错，所以只能做参考。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解决，错了吸取经验，对了就好。
同日 晚八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交谈会见各兄弟党的情况。
9月26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同日 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霍查、谢胡(95)等，王稼祥在座。当霍查说到这次大会使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时，毛泽东说：如果说经验，那么失败的经验最值得注意。错误有两方面的性质：有损害党、损害人民的性质，又有教育党、教育人民的性质，我们要利用它的教育作用。只有正反两面都研究了，才全面。
同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96)等，王稼祥在座。谈到季米特洛夫时，毛泽东说：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这是一位好同志，对同志关系好，没有教条主义，没有命令主义，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毛泽东问：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于哥夫说：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毛泽东说：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彭德怀、贺龙、乌兰夫、赛福鼎、张闻天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贵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很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对这个事都很高兴。最近我们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又是一件好事。印度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朋友，同印度做朋友对我们两国都是有好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侵略你们，你们也不会侵略我们。我们三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这三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我们亚非国家都联合起来。谈到信教问题，毛泽东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应受到干涉的，这是人们的情感问题。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干涉都会造成很大的反感。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及政治局委员名单等。次日晨二时，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97)
9月27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闭幕会议。会议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陈云致闭幕词。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决议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8)，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下午六时四十分，大会闭幕。闭幕后，毛泽东接见担任大会翻译工作和服务工作的人员。
同日 下午三时，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乔治乌德治(99)等，王稼祥在座。乔治乌德治说，他们在上海看了些工厂，印象是产品质量好，劳动热情高。毛泽东说：我们的质量还不好，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要提高质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奖；要成本低，质量就不高。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奥哈布(100)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人民是穷的。穷是坏，也是好。穷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无文化，不好，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字。奥哈布说：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物古迹很多。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在讲到波兹南事件(101)时，毛泽东说：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我们将向你们学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哥白尼，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他属于全世界，凡是科学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预选前，邓小平就选举问题作说明，他说：刚才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商量了一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想采取这样两个步骤，都在今天进行完毕。第一个步骤就是现在要做的。原来主席团常委提的这个名单只是作为参考，现在由中央的正式委员各人写一个名单投到票箱里，然后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根据预选的结果提出一个名单。今天晚上十一点中央全会再在这里开会，进行正式选举，还是无记名投票。邓小平作说明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对这个名单有许多意见，因此我看还是讲民主吧，就是大家进行两次选举。今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每个人提一张名单，你们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只有一个数目的限制，原来那张名单供作参考资料。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讨论中央领导机构预选情况。七时五十分，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报预选的结果和通过候选人名单。十一时，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十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等六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他们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邓小平、彭真等七人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等三人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9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毛泽东致词，对阿查里雅和他的夫人以及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胡斯曼(102)为团长的比利时国会代表团，朱德、周恩来、陈云、贺龙、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胡斯曼说：到中国访问的目的在于实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说：你们有完全的自由到你们愿意去的地方，看你们愿意看的东西，愿意在中国呆多久就呆多久。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随着中比外交关系的建立和经济关系的密切，我们之间的往来会更加频繁。
9月30日 上午十一时半，同周恩来、胡乔木谈话。下午一时，前往西郊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同往机场迎接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五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苏加诺，双方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进行了交谈。会见时，朱德、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张闻天等在座。毛泽东说：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去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当苏加诺提出中国应早点进入联合国时，毛泽东说：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我们觉得慢一点好。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再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我们公开说要参加，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只要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有两个收回的时间。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这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我们要同蒋介石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宋庆龄等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招待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两千多位外宾。正在中国访问的苏加诺、阿查里雅也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朋友们、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国家的国庆节。祝贺所有朋友们、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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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一真，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福建省副省长。
(2) 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说：在这个农业发展纲要上，我们把一些国家的具体指标去掉了。为什么去掉呢？因为有许多东西还没有研究好，其中就包括一些没有充分根据的，恐怕实行不通的。
(3) 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4)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5) 苏步青，数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6) 舒新城，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周谷城，历史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兼上海市委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7) 1956年11月，科学规划委员会改由聂荣臻任主任，陈毅专管外交方面的工作。
(8) 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
(9) 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1955年10月从美国回国。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6年5月又任国防部第五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0)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
(11) 蔡树藩，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12) 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参见此处。
(13) 通常说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向毛泽东汇报的是35个部门。
(14) 刘松林当时在苏联学习。
(15) 指原计划195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后来在1956年8月和9月召开。
(16) 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参观广东中山县孙中山故居时，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17) 万里，当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6年5月任城市建设部部长。
(18) 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7首。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于1955年12月1日至25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1956年2月29日在《北京日报》发表。
(19) 梁思成，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和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20) 刘白羽，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创作委员会主任。老舍，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2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
(22) 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出席了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于3月3日回到北京。朱德在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又对苏联等7个国家进行访问，于4月2日回到北京。
(23) 杨士惠，象牙雕刻艺术家。当时任北京市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主任。
(24) 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2月28日发表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25) 贝鲁特，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去世。去世前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26) 指《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开头的一段话：“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27) 拉科西，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
(28) 指国务院1956年3月27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
(29) 习，指习仲勋。
(30)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31) 这之后，叶飞所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的职务并未免除。1956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2) 董纯才，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33) 魏尔啸，即微耳和，德国病理学家。
(34) 孟德尔，奥地利遗传学家。
(35)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弟。
(36) 毛笔珠，即毛碧珠，毛泽东的房弟。
(37) 指1954粮食年度（1954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
(38) 过于执，昆曲《十五贯》中塑造的不贪污受贿、执法如山的清官无锡知县，因主观主义而错判案件。
(39) 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贵阳市教育局局长。
(40) 据《黄炎培年谱》记载：“5月1日在天安门陪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参加50万人。毛主席告知，我国对斯大林的公正批判，既指出其错误，又不抹杀其功绩，颇为外国重视。又言：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在团结，在帮助。古人蓬矢桑弧，射不伤人。批评也要批不伤人。”
(41) 杜威，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1919年至1921年曾来中国讲学。
(42) 指何香凝。
(43) 这里的“西康地委”和下文中的“西康党委”，应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党委。
(44) 这里的“康区”和下文中的“四川藏区”，均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45) 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三书记、湖北省省长。
(46)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
(47) 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48) 曹伯闻，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程星龄，1949年8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49)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50) 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
(51) 何其芳，诗人、文学评论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52) 阎达开，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53) 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
(54) 报告反映湖南攸县农村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县、区、乡、社只注意粮食生产，放松了其他生产，因而不能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二、合作社对五保户实际上只实行了一保，即有饭吃，没有替他们做好生产安排和生活安排，实现五保。三、农村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讨饭和主要吃稀饭的人没有了，有的乡平均生活水准已达到中农程度，但吃不到豆腐、油、猪肉等，群众有意见。四、产稻地区对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在12年内储备两年粮食的要求有异议，因为两年陈谷即变质。五、除四害，一般行动不多，信心不强。
(55)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56) 高克林，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57) 郑绍文，当时任司法部副部长。
(58) 后来毛泽东将“乎”字改为“夫”字。
(59) 杨英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60) 屈武，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61) 彭，指彭德怀。
(62)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
(63) 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的妻子。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64) 张维，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65) 指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66) 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67) 这6个文件是：《八大日程草案》、《八大会议规则草案》、《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案》、《八大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名单草案》、《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案》和《八大预备会议的工作安排草案》。
(68) 在报告修改稿第23页上，讲述党内民主并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七大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在很大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接着，报告列举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两条意见：“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
(69) 指政治报告稿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部分。刘少奇8月29日3时送审“关于民族问题”修改稿时，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70) 李立三这个发言在1956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71) 指关于财政支出问题。这一页上讲到，在第一个五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和行政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百分之三十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占百分之五十八。毛泽东批注：“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
(72) 徐海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病长期休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73) 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顾问。
(74) 指邓子恢。
(75)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三部分。
(76) 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77) 指毛泽东准备在中共八大作的开幕词。
(78) 施复亮，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79) 王绍鏊，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80) 谢雪红，当时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梁希，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部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
(81) 指董必武。
(82)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前4部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
(83)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第5部分“国际关系”。
(84) 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第6部分“党的领导”。
(85)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86) 画册，指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由黄炎培代送毛泽东。
(87) 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88) 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89) 斯科奇马罗，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拉约洛，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社社长。
(90) 雷曼，当时任德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茨纳，当时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91) 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92) 乌布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
(93) 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94) 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
(95) 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96) 于哥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
(97) 决议草案此处的原文是：“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吸收苏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毛泽东在“苏联”之后，加上“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98) 政治报告决议中，紧接这句话之后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一句话是在大会闭幕会开会前由陈伯达、胡乔木加上去的。送毛泽东审定时，距大会开会已不到一小时。不久，毛泽东对这后一句话提出异议。
(99) 乔治乌德治，当时任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00) 奥哈布，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101) 波兹南事件，指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
(102) 胡斯曼，当时任比利时众议院议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