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六十三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指出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
同日 晚上，同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等座谈，了解农业发展情况，商讨修改“农业十七条”。
1月2日 下午，约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看电影，晚饭后继续谈“农业十七条”修改问题。
1月3日 晚上，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出席。四日，陈毅致信周恩来：“昨天与主席谈话，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应来一个三分政治七分业务的比例，主席点头。”
1月4日 下午，在杭州大华饭店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出席会议的增加李井泉、舒同、陶铸、陈漫远、杨尚奎、江一真(1)、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会后，形成由十七条增加到二十二条的修改稿。
1月5日—9日 在杭州大华饭店主持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农业二十二条。出席会议的，除一月三日、四日的与会者外，增加谭震林、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会议期间，又由二十二条增至三十六条、三十八条，最后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要草案作过多次修改，主要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在关于处理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条中，将其中的一段修改为：“（5）对于由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二）在规定农作物年产量指标的一条中，加写一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三）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在十二年内，储积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的一条中，加写一句：“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四）关于修水利一条，加写一个导语“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将这一段原文修改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主要河流的重大水灾和旱灾。”（五）在垦荒移民一条中，加写一句：“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六）对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一条，修改为：“为了便利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七）关于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一条，修改为：“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会后，毛泽东对纲要草案又进行多次修改，删去了一些具体指标。(2)
1月8日 晨，致信周恩来：“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3)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未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1月9日 晨，致信周恩来：“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4)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五十三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将未改的五十二本加以改正。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十时动身返京。”
同日 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央书记处把讨论的意见立即用电话报告毛泽东。
1月10日 晨，乘专列由杭州到达上海，陈毅同行。下午三时，在陈毅陪同下去江南造船厂，参观正在建造中的第一艘03型潜艇和部分车间。接着，视察申新九厂，了解该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生产、生活及劳资关系等情况。下午六时，在上海苏联展览馆同上海市各界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陈毅向毛泽东介绍数学家苏步青(5)，毛泽东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与毛泽东同桌进餐的有黄炎培、舒新城、周谷城(6)、盛丕华、荣毅仁等。
1月11日 晨，在陈毅陪同下，由上海到达南京。上午，参观陵园区玄武湖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太平村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田边地头同社员交谈，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还走访社员家庭，看了社员俱乐部、民校、养猪场等。毛泽东鼓励大家：你们要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荒山变果园，把荒地变粮田。随后，参观南京无线电厂，到车间工段察看和了解机床操作情况。后又视察军事学院，向刘伯承详问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同学院的负责干部及苏联教官交谈，并合影。还在校内游泳馆游泳一小时，出水后，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2日 中午，到达天津。下午，参观王顶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立仁毛纺厂和拖拉机制造厂，接见天津市各界人士和党内领导干部共一百九十多人。晚上回到北京。
1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廖鲁言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准备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说明、廖鲁言关于准备在这个会议上所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说明的汇报。晚上，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月14日 给原警卫员齐吉树复信：“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李井泉、曾希圣、陶鲁笳、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谈关于增产粮食问题。
1月14日—20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一千二百七十九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廖鲁言作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全国形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本年三月，国务院成立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7)
1月15日 下午三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出席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改造全部完成、郊区农民转入高级合作化的二十多万人的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大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乌兰夫、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接见四川、甘肃、青海的各民族参观团、青海牧区各民族参观团、东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参观团及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三个参观团的团长和查干葛根分别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献哈达。在北京市的带头下，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一月底，全国累计有一百一十八个大中城市和一百九十三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同日 下午六时，出席陈云在国务院他的办公室召开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会议。
1月17日 主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专题讨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草案作说明。他说：这个发展纲要是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中心是四、五、八，即：十二年内粮食平均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八百斤。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一起修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晚上，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对纲要草案提出的意见，对草案作了若干修改。毛泽东说：农业发展纲要必须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不能凭一时的想法，也不能把生产品增产后的出路放在出口的希望上，而应当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在已可以看到有一种忽视可能条件的盲目赶大的倾向，脑子太热了需要冷一下，所以在纲要上把许多指标删去了，而在每项重大措施上都加了一些条件限制，以免又发生盲目冒进的错误。这个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给以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国家方面的任务应在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中去写，过去写上了一些国家要办的事，大多删去了。会议决定，由陈毅、彭真负责，用中央名义邀请在京的民主党派、科学家等一千多人，分组讨论纲要草案，收集意见，以备最后修改后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毅、彭真谈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向党外征求意见问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一些省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开会，讨论棉花增产问题和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19日 阅廖鲁言报送的王任重关于湖北发展高级社的控制数目问题的电话请示记录，批示：“先送廖鲁言同志办，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王任重在电话请示中说：目前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关于高级合作化问题，一部分同志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发展一万个高级社（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放手发展高级社，达到全部农户的百分之七十或八十，基本上实现高级合作化。我认为，仍按省委计划发展比较稳当。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1月20日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领导方法问题，阐述多快好省的口号。毛泽东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一种是使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快一些，好一些。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所以，就要反对右倾保守。这个右倾保守，现在是相当地存在于各个方面。两种方法中间，我们不选择那种落后的、使事业办得坏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种方法，就是使事业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使我们的领导机关促进事业发展，使我们的上层建筑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的机构中间有一些不适合事业发展的落后观点，对事情的变化估计不足，对农民、对资本家、对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净说他们不好，而现在大家分析证明，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进步分子，百分之三四十的中间分子，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落后分子，并且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看到这种情况在起变化。为了领导，我们要促进这种改变。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这样的同志，他们就是看不到人家已经改变了，还说没有，就是准备一场决斗。那个对象都没有了，还准备决斗。现在完全是新的形势，看来，最近这几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几年。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中间，也会使我们的观点起激烈的变化，来认识这么一种情况，适应这么一种情况。讲到促进，反对右倾保守，同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搞那么一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现在看来相当有一点盲目性了，脑筋有点发热。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请各位同志注意，快是好，但是不要在相当多的人不愿意的条件下来快。现在是高级合作化的问题，听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这一点还放不下心。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宁可等他几个月，慢慢说通。总而言之，标准是这样，就是要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他们都想通了，只有百分之几的人没有想通，就容易办了。各部门搞计划指标，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上。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做盲目性，叫做“左”倾冒险，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实事求是。因为右倾保守、机会主义这个帽子难听。如果经过考察，经过研究，确实办不到的事，那就硬要说办不到，敢于说办不到，敢于把它削下来，使我们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完全可行的基础上。在讲到文字改革问题时，毛泽东说：关于文字改革，采用罗马字母(8)，我很赞成。因为它字母很少，只有几十个，向一边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大上。现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用这个罗马字母。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罗马字母是以学到为好，恐怕要采用。在讲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毛泽东说：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工业化？现在这个情况看来是有的。当然了，世界上可能出现疯子，乱搞一气，这种可能必须估计到。我们的工作要放在他可能提早突然袭击这么一点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加紧一点，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只要是行得通的，有根据的，不是冒险的，不是盲目的，尽可能提早一些时间，那就越好、越有利，我们取得主动。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我们没有主动，工业方面我们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仪器我们自己不能制造，在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这几天会议上，有那么一些同志说了那么一些很不聪明的话，说是“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编者注）也行”，“老子革了一辈子的命，不要你也行”。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这是一种很没有知识的话。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将来我们还要作一个全面的规划，把这件事抓起来。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中旬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期间，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八年提前为一九五七年，其余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一九五九年提前为一九五八年。
1月2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中国科学院四位科学家的报告。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吴有训讲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化学方面的问题；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竺可桢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讲技术科学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四位科学家共讲四个半小时。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
同日 分别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新年的来电。对达赖喇嘛的复电说：“我衷心祝你身心健康，并盼你在新的一年内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对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说：“过去一年内，日喀则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内，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同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十二号，批送陈云：“此件请你注意研究一下。”简报反映许多小学教师来信说薪金低、入团入党困难、工作忙累、找爱人难等问题。
1月22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张闻天等在座。参加会见的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代表铁托向毛泽东赠送了电影放映机和影片。毛泽东对客人说：你们要看我们的落后，看落后如何向前进行，怎样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向工业国前进。我们现在不好，但将来会好的，我们是有希望的。你们这个国家是打出来的，奋斗出来的。我们过去没有很多东西，只是小米加步枪，我们的敌人是飞机加大炮，但还是小米、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基本原则：弱小而进步的战胜强大而落后的。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各国经验可以互相交换，哪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验。美国也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历史如此短，发展如此快。但现在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因为它手伸得太长了，手伸到哪里，哪里都不高兴它。我们主动，因为我们没有压迫别人。在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对资本家采取教育的政策，几个月就搞成了公私合营。中国资本家在一定条件下，给他们一定的利益，可以和平地改造他们的所有制。中国的这个特点，我们是严肃地进行研究的。资本家现在高兴的是三件事：和平转变，全行业合营，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毛泽东说：过渡时期这一套政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上我们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不过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上、细节上，有些新的东西，有些经验。这些经验，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有一些帮助。法国、日本将来要改变制度时，也可以参考，不搞那么凶，慢慢变。毛泽东还应代表团的要求，就国际局势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没有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来了，我们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吃了亏，社会主义沾了面子。因此，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一定要扩大，他们要大吃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们不打，他们也研究历史，不打的可能性很大，大家都不赞成打。第三条，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在敌人营垒内也做工作，使他们孤立，这没有秘密。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南斯拉夫和我们都要做工作，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我们认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同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研究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国务院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定息估产的两个指示（草案）和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议程。会议根据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各方面的科学家共一千七百三十五人两天来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的意见，逐条加以研究，凡可采纳的就吸收进去。当天会后，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作了修改。把条文中关于粮食亩产指标在十二年内达到四、五、八后面的“各地区并且应当在上述基数上争取各提高一百斤，分别达到五百斤、六百斤和九百斤”一句删去；把棉花亩产指标在十二年内分别达到七十、八十、九十斤后面的“各地区并且应当在上述基数上争取各提高十斤，分别达到八十、九十和一百斤”一句删去。
1月24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等在座。
同日 晚上，审阅修改廖鲁言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稿。说明稿提出，农业发展纲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齐动员起来，通力合作，才能实现的。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之后加上“和各界爱国人士”，并在这一句后加写：“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在说明稿讲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地方，加写一句：“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次日晨零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三百五十份，于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三百二十人左右）。”
1月25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廖鲁言作关于纲要草案的说明。会议进行讨论后，毛泽东讲话。他说：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上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在会上见到钱学森(9)时，同他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
1月26日 阅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这篇社论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同日 致信宋庆龄：“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养身体。”
同日 复信许志行：“十月八日惠书早已收到，甚为感激，迟复为歉。现在是寒假，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北京一叙（到中南海找叶子龙）。暑假可去韶山。”
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民主党派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徐冰、胡乔木出席。
1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召开中央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请示报告提出三个主要问题：一、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报告认为，民主党派现在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因此，应当肯定它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了。二、关于学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报告认为，可以要求它们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必强调自愿原则。三、关于组织发展问题。报告认为，民主党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它们的组织。
同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关于团中央准备在全国农村推广青年生产队问题给邓小平的报告。报告说：经过征询有关同志的意见和初步的研究，觉得青年生产队的形式，在试建过程中确有一些积极作用。但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提出青年生产队的队员要身强力壮、思想进步，这样就会使得强劳动力和积极分子过于集中，影响到社内整个劳动组织的合理调配和其他队的生产。目前普遍建立青年生产队，条件和经验都不成熟。邓小平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刘少奇、谭震林核示时，提出如下意见：“拟同意中四办的意见，我觉得他们的考虑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批示：“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
1月29日 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稿，听取中央十人小组召开的各省市小组负责人会议情况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稿。当天前后，审阅修改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稿。将报告稿中的“我们要求和平，但是我们并不惧怕战争”一句改为：“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将报告稿中的一段话“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项共同的爱国的责任，就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改写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报告稿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毛泽东在“不管任何人”之后，加写“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
1月30日 下午三时，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政协礼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上，全国工人、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界代表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喜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报喜。
同日 阅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一月十二日同彭德怀谈话纪要，批示：“此件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专家的关系。刘、周、陈、小平、彭真阅，尚昆存。”总顾问在谈话中说，一些苏联军事顾问反映，中国同志目前已经不需要他们，也不交给他们工作做。他自己也有很多话无处谈。
1月31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九时半，同王震谈话。
2月1日、3日、5日、6日 每天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全国政协分批招待参加二届二次会议的委员的宴会。
2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徐冰开会，谈国际共运的有关问题。
2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开会，继续谈国际共运的有关问题。
2月5日 审阅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参加和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的实施方案》，批示：“照发，抄中书(10)各同志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报告，批示：“照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开会，研究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等问题。代表团团长为朱德，团员是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
2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全体人员，彭真、陈毅、张闻天、蔡树藩(11)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欢迎所有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有很多东西比我们强。我们也派足球队到南斯拉夫去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当教员，把中国教强了。又说：我们还有困难，可能你们也有困难，我们共同克服困难。我们缺点很多，经济不行，文化也落后，体育也不发达。过去制度不好，封建制度，半殖民地国家，还受帝国主义侵略。现在来重新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体育，请你们教我们。我们是兄弟国家，不要客气，把中国人当作你们自己人看待。我们对你们当作自己人看待。亚洲国家有几十亿人口，大家在一起就不孤立。应该把和平地区扩大到欧美去。美国人民也不愿意打仗的，只有少数美国人好战。统治阶级里也不是个个不能打交道。希望和平能延长下去，这不是不可能的。最后，毛泽东请客人回去后，向铁托总统及其他领导人问好。
2月7日 下午，同周恩来商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问题。
2月8日 下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北京体育馆同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合影，并观看游泳和体操表演。
2月9日 下午六时半，同张经武、陈赓谈话。九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王首道开会。
2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周恩来、彭真、陈毅、陈叔通、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外国朋友，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看，我们都是欢迎的。亚洲国家都是很亲近的，泰国、缅甸和越南更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很高兴。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们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一个人去或几个人去都可以。访问团团长说：我们在中国所闻所见，同我们在泰国所听到的传说完全相反。我们所看到的事实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这里没有什么隐蔽的，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各方面对我们都是公开的。毛泽东说：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我们可以等待，我们的愿望是要使两国关系友好。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12)，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亚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以后，我们有了邦交，你们要建设工业，中国可以帮助你们，比如轻工业的工厂，玻璃厂、纱布厂、纸厂，这样你们就可以少向外国买进这些东西。会见后，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周恩来、彭真、陈毅、罗瑞卿谈话。
2月12日 农历春节和藏历火猴年元旦。和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陈叔通、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在京藏族全国政协委员拉敏·益喜楚臣、欧协·土登桑却，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副团长安庆·定结活佛、仁青顿珠和部分团员，西藏青年参观团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副团长才旺多登·悦希凭卓，达赖驻京办事处处长顿旺·坚赞扎巴，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孙格巴顿，四川省木里地区初基江错活佛。毛泽东说：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宗教信仰自由。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达赖为好。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同日 接见在京藏族人士和西藏参观团后，向陈毅等交代此次赴藏应注意的事项。毛泽东说：并非只有中国重视西藏，西藏问题会引起世界的注视。西藏只有改革才有前途，但可以有别于内地的做法，采用赎买的办法。此次赴藏应该把中央坚持改革、民族团结的政策带去，处处说通道理，做好事，不强加于人。在谈到达赖明年出访印度时说：达赖是西藏一位宗教领袖，也是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他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让他明年去印度。在谈到印度驻中国大使想取道西藏回国时说：印度大使离任返国或返任来京，需要经过西藏，可予批准。
2月13日 阅汪东兴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汪东兴的考察报告。此件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一阅。”同时批示杨尚昆：“此件请你印一百份，发各政治局同志、农村工作部及中央警卫队约八十人，每人一份。”汪东兴的报告说：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全省初级社入社农户已达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八。春耕前，群众结合搞生产规划，已在酝酿办高级社。有的地区已经铺开，计划今冬明春基本实现高级化。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抗水灾、旱灾能力差，农用机器短缺，劳动力不足，牲畜、种子少，购买困难等。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酒会。
2月14日 自本日开始，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13)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至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参加听汇报的有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参加。在听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和评论，在此基础上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同日 下午，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开始时，毛泽东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就要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斯洛伐克样本也好，我们就先学他们的。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新产品试制，应该多鼓励、少批评。试制一件新东西，开始时总要差一点，限期改正就是了嘛！要搞一个奖励办法。关于生产资料的利润问题，毛泽东说：生产资料利润低一些，不收周转税，这是两件大事情，影响整个人民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
同日 复信刘松林：“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14)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2月15日 上午和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从前军队也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反对政委制，说政委不搞军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经过多次斗争才纠正过来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训练，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看样子短期内还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业务，那怎么发得出正确的指令呢？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工厂的领导应当是这么几条：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沈钧儒、陈叔通在座。交谈中，毛泽东赞扬柬埔寨政府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国际影响，希望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西哈努克说，深感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政府坚持执行和平政策的真诚，重申柬埔寨坚决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2月16日 下午，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其间，针对昨天的汇报提出：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一长制有很大的官僚主义。当然一长制与分散主义不同。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总之，一个原则，不妨碍厂长的指挥，工厂生产一定要有纪律，保证质量、数量、时间，为了这个，有集体领导比没有好。当然，一长制不是绝对的，苏联就是一长制打了胜仗。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苏联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党不能管，我们宪法不学它，现在他们也搞委员会。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总是比较好些。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的。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同日 电唁杨树达去世：“请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杨树达先生家属：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2月17日 下午，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称赞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毛泽东说：工人提拔成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很大的一个出路，说一个重型机械厂厂长要有十五年工龄才能当，这条就不能信咧。我们要十二年接近世界水平，这里头看出希望。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思想是可以变物质的，设计变成房子，它从物质中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泽东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基本的主要的可以。脑子太热不行。又说：尽强调数量，不强调质量不行。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在讲到派往苏联学习人员的名额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搞平均主义，重点在重工业各部，次序总该是地质各部、冶炼各部、燃料各部、机械各部，其他交通、水利。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知识分子问题也是这期间提出来的，干部也是知识分子问题，高级知识分子要搞一百万嘛。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毛泽东最后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会议(15)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2月18日 晚七时，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赠予的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七时十五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七时半，设宴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授勋、签字仪式和出席宴会的有刘少奇、彭真、张闻天、彭德怀等。
2月19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苏联学者在华参观时，“讲了一些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的话”，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请指示。毛泽东批示：“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16)，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廖鲁言：“此件可以转发各地。”次日，将中央转发江苏省委报告的批语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阅，杨尚昆办。中央批语稿肯定了江苏省委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很好，他们的经验应当在各地推广。江苏省委的报告说：这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断克服了各种保守思想，注意纠正了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在此基础上，交流和总结了丰产经验，规定了各地不同的粮棉丰产指标。
同日 晚上，听取国家建设委员会汇报。毛泽东提出：建筑人数还可能减少，搞机械化嘛。关于从农村中招收工人，这一点现在还不能作结论说中国一定和苏联不同。他还提出，可以搞标准设计，没有弊病。学会成套设计要五年到七年，那太长，能不能缩短到三年五年。协作要变成计划，变成制度，不是求人，不是可办可不办。建筑材料不就地取材，是要增加铁路运输的压力的。
2月20日 晚上，听取建筑工程部汇报。在听汇报前，从万里(17)是山东人没有看过《水浒传》和《金瓶梅》谈起，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当刘秀峰汇报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措施时，毛泽东说：你们的书面汇报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引人入胜，使人想看下去。这样的文章不限字数，一万字也好，三万字也好。每个部写一报告，三月份交我。将来每一个局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再发展到每一个厂都要写一个报告。然后来抽查，然后下去参观，叫厂长、书记来谈话，就可以摸点边了，才能看出一些东西来，主要看基层单位的。老看骨头，脑子里没有印象。工厂企业是生产力，也是基层生产关系嘛。写一个工厂要有历史，要有发展过程，有它的艰苦创业。要提倡到基层找材料，就可以研究些问题出来。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一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同日 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三次致电中共中央，主要内容是：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和发言，都强调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米高扬讲得较多，公开批评斯大林。米高扬和其他个别发言批评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并提出重新编写联共党史。所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代表的发言都特别强调列宁主义，引用列宁的话，没有一个人引证斯大林的话。从这几天苏共二十大会议中，我们感觉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关于通过争取议会的多数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二是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估价问题。代表团觉得米高扬的发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整个领导时期的估价是有问题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利用议会的途径，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争取人民大多数到自己方面来，争取议会中的稳固多数，变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为真正人民意志的工具，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新的国际情况下，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殖民地国家中是可能的。
2月21日 下午，听取城市建设总局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汇报。毛泽东提出，城市要全面规划。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起来。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谈苏共二十大等问题。
2月22日 晚上，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汇报，肯定二机部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功劳。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月24日 就发表郭沫若访日诗，批示：“送彭真同志：内件(18)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以免弄错。”
同日 阅梁思成(19)二月六日托周恩来转送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批示：“刘、彭真阅。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梁思成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入党。
同日 阅杨尚昆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说，河北省准备在北京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共一千五百人），他们提出希望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能与全体会议同志一起照相等要求。毛泽东批示：“照办，请尚昆组织这件事。”二十九日，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接见会议代表，并合影。
2月25日 莫斯科时间二十四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会后，苏共将报告的主要内容通报中共代表团，并派米高扬到中国向中共中央送报告文本。
同日 下午，听取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讲到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不要这个一长制名义，应该认真搞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比较好。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劳动工资委员会，还有省委、市委、工厂党委，都是集体领导的。我们真正实行工农联盟，真正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联系，真正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还有整风嘛。讲到“第一”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永远不要这个什么“中国第一”。你人口这么多，按人口比例一算，荷兰、挪威都比我们多，总不要吹中国第一。我们看苏联一切世界第一不舒服，也如同看我们自己第一不舒服是一样的。上海《大公报》不是有个“中国世界第一”，我们禁止了嘛！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时，毛泽东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批示：“照发。在最后一页上改了几个字，请给刘、周、陈伯达一阅。”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正式教材。对上述书籍的编写工作，必须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可以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2月26日 下午，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石油部原来合并在燃料工业部而该部又无力照顾时，毛泽东说：几年来石油力量发展不够，这也是个原因，看起来分部是个重要的东西。要调一些干部给石油部，各部门要平衡嘛！他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比上次进了一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王首道、贾拓夫等出席。
2月27日 下午，听取地质部汇报。毛泽东说：地质部主要搞普查，但其他如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等也应搞些详查细测，门门要学整套的，否则学不会本事。各部都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分部是对的。最后说：今天汇报很好，收获甚大。
2月2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并合影。
同日 晚上，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一九五五年我国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你们应该先解决劳动组织不合理的问题，把老厂多余的人搞到新厂里去，努力把劳动生产率达不到指标的第一个原因解决掉。当汇报到我国电力生产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 晚上，听取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他们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至此，重工业部门汇报结束。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2月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二月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刘、周、瑞卿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发后，抄公安部。”毛泽东加写的话是：“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3月1日 下午，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时，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者充分合理利用。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所以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在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毛泽东从汇报材料中看到“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得到启发，说：轻纺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多积累资金，就是多搞重工业。
3月2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周扬、刘白羽、老舍(20)谈话。随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同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的理事和代表合影。
同日 下午五时，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开头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写文件的问题，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关于沿海地区工业，毛泽东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势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又指出：对私营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订出一个规格，如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花色比过去稍好不算改造得好，一定要大好才算改造得好。在汇报到对有些产品采取选购办法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像是要打倒落后，其实主要是为着提高落后。价值法则是基本工具，过去资本主义是靠平均利润来调节，我们运用价值法则，要有各种措施。
3月3日 阅刘少奇转来的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的来信，批示：“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21)同志：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秉志来信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22)，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出席。
同日 晚上，听取轻工业部汇报。在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作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在汇报到对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时，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汇报到上海地区不做大的扩建时，毛泽东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在汇报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办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4日 下午，听取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速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慢了一点，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在汇报到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的时候，毛泽东说：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汇报到手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手工业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时候，毛泽东说：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在汇报到行业安排、产品分类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在汇报到提高工艺美术品和保护民间老艺人时，毛泽东说：这些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给予名艺人学术头衔。杨士惠(23)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在汇报到要求将手工业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时，毛泽东说：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四分之一，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3月5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三月二日给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的电报，批示杨尚昆：“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有无准备？”
同日 下午，听取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国务院第六办公室汇报。
3月6日 下午，听取铁道部汇报。在汇报到铁路运输营业人员的分类人数时，毛泽东说：以后，我出门不要你们部长、副部长跟着一同去，不然将来要检讨的。一九五〇年，我到苏联去就闹了个大官僚主义，铁路沿线两侧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一个人站岗，从北京一直到满洲里。在汇报到铁道系统不少领导干部安于现状，滋长着骄傲自满情绪时，毛泽东说：铁路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当汇报到在铁路基本建设方面，自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之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时，毛泽东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害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3月7日 阅徐运北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问题的来信，批示：“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同日 下午，同蔡畅谈话。
3月8日 下午，听取交通部的汇报。看了交通部的汇报目录，感到一目了然，要求各部都要这样作才好。他说：世界各国海船吨位表很好，我国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明我国太穷。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在谈到运价问题时说：运价高束缚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流不起来，税收减少，结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纽带，中间路太狭，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方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以给他们福利基金。讲到肃反，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汇报远景规划时，毛泽东说：一九六七年造船达到五百七十一万吨，这还像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汇报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对的意见，我都支持，我已说过，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3月9日 下午，听取邮电部、民航局汇报。
3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程潜、章士钊、王季范等，同他们叙旧，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3月1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24)。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邓小平、杨尚昆继续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
同日 阅彭德怀三月七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了逐渐减少我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员，增派越南军队所需要的技术人员，拟将现在越南担任军事总顾问职务的韦国清同志撤回，另派一个驻越武官担任两国的军事联络工作。毛泽东批示：“刘、周、陈、邓阅，退彭，照办。武官人选，要是很好的。”
3月13日 晚八时，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等，对贝鲁特(25)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晚十一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到波兰驻中国大使馆吊唁贝鲁特去世。
3月14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同他们进行交谈。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等。长征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说：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问：《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毛泽东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艾地问：《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26)，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毛泽东说：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艾地问：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毛泽东说：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到北京时也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要不要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要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要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美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它包括武装力量。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艾地说：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说，我曾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但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唯物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会见于晚十一时四十分结束。
同日 晚上近十二时，同陈毅、张经武、汪锋谈话，再次交代中央代表团赴藏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罗瑞卿参加。毛泽东说：藏族和汉族的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除的，我们在精神上应该准备等他十年二十年。这次去西藏主要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而不是去做更多的事。我们主要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了大汉族主义，才能说服各民族放弃地方民族主义。这点不能颠倒过来。这次去的任务不要多，希望不要大，对于土地改革、稳定物价、妇女工作等，要看情形去做，步子不要太快。次日晨零时四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听取罗瑞卿汇报。
3月15日 中午，听取彭德怀汇报自三月六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同意会议当天可以结束，提出会上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
同日 下午，听取农业部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彭真、邓小平商谈工作。
3月16日 下午，听取水利部汇报。
3月18日 晚上，听取林业部和气象局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谈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3月19日 下午二时，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四时半，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20日、21日 晚上，继续听取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汇报。
3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王稼祥发言分析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系统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发言，邓小平发言着重谈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提出，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篇文章可以在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下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一个星期内写出来。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这篇文章初稿于本月二十九日写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3月25日 上午，同陈正人谈话。晚上，同邓小平、陈伯达谈话。
3月26日 下午，听取商业部汇报。之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商谈问题。
3月27日 下午，听取对外贸易部汇报。之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商谈问题。
3月28日 复信拉科西(27)：“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了。我们了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困难，并且愿意尽可能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根据你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可能，我们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内增加供应你们价值三千万卢布的货物。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对外贸易部立即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商谈供应货物的品种和数量。”
3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艾地，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在座。在谈到印度尼西亚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荷兰还是美国的问题时，毛泽东表示同意艾地的意见，说：印尼共产党反对荷兰，但也要反对美国，两者都要揭露。必须反对美国侵入印尼的势力，一步一步地排挤荷兰的势力。前门打虎，后门拒狼。在谈到印尼共产党的工作时，毛泽东说：印尼共产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上层；（二）下层。在上层分子中间，凡是能够争取过来的，都应当争取他们，党和他们的团结越久越好。在下层的工作，就是争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的领导，没有农民就会麻烦，就会被孤立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如果站在帝国主义一边，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党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就是说党必须在农民中间生根。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工作，而且要有军队，要掌握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党必须加强在农民中间的工作。最好艾地同志或其他政治局委员到农村去，和农民接触，调查农村的情况，以便详细地了解农村阶级关系、土地问题和生产情况。每个政治局委员一年利用两个或三个星期去调查农村的情况，这是好的办法。对于工厂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政治局委员才能知道农民问题。如果不知道，工作就困难，就不可发出指示。在讲到争取中间势力时，毛泽东说：地主问题也要加以区别。在他们中间同样也有大、中、小之分。必须把封建剥削的地主和同资本主义有联系的地主区分开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那部分地主必须给他们加上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帽子，必须把他们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不能把他们和封建主同等看待，这样可以缩小打击面。毛泽东一再强调，在这次谈话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见，希望只作为参考的材料来接受，不要认为我们的一切经验对你们都是正确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商谈陈云赴越南问题。
3月3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汇报提纲》稿，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阅后，由杨尚昆发出。汇报提纲稿说：“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为了便于各省、市、区党委准备汇报的意见，现在提出下列问题供作参考。”提纲稿共列出十个题目，要求“向中央汇报时，应当各自根据本省、市、区的经济特点，对本省、市、区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不限，但亦不要太长”。毛泽东将“字数不限，但亦不要太长”改写为：“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指示稿，批示：“刘、周、彭真阅后，退小平照办。国务院春耕指示(28)（此件已退习(29)办）于四月一日见报，此件应隔一二天，可于四月三日或四日见报。”
同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王稼祥列席。
3月31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4月1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2日 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审阅修改后，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30)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加写了一些内容。文章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也会犯很多错误的地方写道：“甚至会在某种情况下也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这点恰恰是人们完全可以设想的。”毛泽东将这句改为：“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在文章讲到斯大林在后一个时期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在文章末尾，毛泽东加写了两段文字。第一段中说：“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第二段是：“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三月六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彭德怀在会议上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包括：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积极防御的方针；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等。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包括：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动员准备工作；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日 下午，听取全国合作总社汇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和访问苏联等七国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4月3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晚十一时，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在中南海颐年堂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3日、4日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又进行多次修改。文章中讲到，鉴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一段话：“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文章讲到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本身也还将有矛盾的地方，毛泽东加写：“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毛泽东还将文章中“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而避免个人的专断”一句中的“个人的专断”，改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毛泽东为文章加了题下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4月4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吴冷西、田家英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会上，毛泽东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谈关于从朝鲜调回四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部队装备及补充问题。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将南京军区分为南京、福州两个军区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南京军区的同志建议，由于现在南京军区直辖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个省军区，范围太大，领导不便，要求划为两个军区，即将江苏、浙江、安徽划为南京军区，另将福建、江西划为福州军区。经军委会议讨论，同意这个建议，由福建军区的领导担任福州军区的领导。但福建军区司令叶飞兼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兼职过多，请中央考虑叶飞不兼福建省委书记。(31)毛泽东批示：“刘、周、朱、小平阅后，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商定告彭。”
4月5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下午，听取粮食部汇报。
4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陈云汇报赴越南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邓小平、王稼祥等出席。会后，同刘少奇、朱德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米高扬。次日晨一时，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通报会见米高扬的情况，商定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的基本方案。
4月7日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共二十四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会谈。随后，李富春、米高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五十五项新的工业企业的协定和关于修建从中国兰州到苏联阿克斗卡（今属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铁路及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出席签字仪式。
4月8日 下午，听取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4月9日 下午，听取财政部汇报。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康生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情况的汇报。
4月10日 接受丹麦首任驻中国大使格瑞杰生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地方大，力量并不强。中国是不会向别人翘尾巴的，如果中国翘尾巴，你们可以批评。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毛泽东说：你们老呆在北京，知识也受到限制。我想，驻北京的使节每年“五一”和“十一”以后，就是春耕、秋收以后，可以组织两次旅行，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大使说：我对中国的情况很关心，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我至少看了十遍。丹麦也有合作社。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学一学你们是怎样办合作社的。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发展得很快，原因是：（一）农民很穷。（二）地少人多。（三）历史发展的原因，即从互助组、初级社逐步发展，适合农民的习惯，不感到突然，觉得有利无害或利多害少，愿意加入合作社。（四）由于政府和党的领导。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怎么进行的。资本家现在在半国有化的企业里还是担任着工作，有的还当经理、当厂长，将来也还是如此。政府采取了完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都有职业，而且有选举权。他们也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对此很乐意。当大使说到中国对资本家的收入不征税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没有所得税，因为大家的收入还不多。所得税的制度还是进步的，我们将来要采用的。不仅对资本家要收所得税，对工人、农民、机关人员都要收所得税。目前我们的薪水收入不算多，不过因为物价低，市场稳定，还可以过得去。你们在北京买东西大概也会感到这一点的。
同日 下午，继续听取财政部汇报。之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4月11日 阅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七十八号，其中反映目前小学教师中存在“三低”即待遇低、地位低、教学质量低的情况。批示：“刘、周、陈、邓、彭真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并应予以解决。”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批示：“送董纯才(32)同志阅，望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解决办法。”
同日 下午二时，同罗瑞卿谈有关在押战争罪犯的问题。
同日 下午四时半，继续听取中国人民银行汇报。至此，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门的汇报全部听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蒋、日、伪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批示：“彭真同志：略有修改，主要是发到县级，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毛泽东在通知稿末尾加写一段话：“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中央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党组。通知说：对于目前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这个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四月十二日通过后下发。
4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瀛台参观机械工业展览。从本日起连续六天下午参观这个展览。
4月14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兄弟党的一些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王稼祥、罗瑞卿出席。
4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昆曲《十五贯》。
4月1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当汇报到新产品问题时，毛泽东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又说：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收入应有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秋后个人不能增加收入或增加很少。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还要看看这两年农业实际的增产情况。总之，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同日 阅康生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三月三日的谈话纪要，批示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哈格尔在谈话中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这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是有约束力的。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33)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孟德尔(34)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是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当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4月1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工业。他说：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他指出，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谈到农业增产问题时说：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骤要慎重，不能破坏了精耕细作。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应该把积累、个人收入、发展副业、纠正命令主义都纳入规划之中。为此，四月底要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4月2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说法“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才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抵抗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国际不革命，第三国际有一时期革命太过火了。他说：重工业是重点是无可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低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除了轻工与重工，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毛泽东针对在经济建设中可能出现盲目性指出：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就无办法处理。工业也可能有此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同日 致电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前，毛泽东题词：“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同日 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二十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毛泽东为这个报告加了题目《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和题下注“（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值得大家一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注）”。徐运北的报告说：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
同日 复信毛宇居：“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35)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同日，致信毛笔珠(36)：“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复信毛泽荣：“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4月21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八大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名单，批示：“如政治局同意，即照此办理，交邓小平处理。”名单共九人：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马明方、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工作的通知。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还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人总是比机械会做工作，广东潮州每亩产量两千二百斤，有的国营农场每亩产量才一百多斤。一拖一拉一百多斤，不拖不拉两千二百多斤。关于战时和平时工业生产的互相转化问题，毛泽东说：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关于地方工业，毛泽东说：应立两条法律，一让地方搞，二不拿走。地方工业，中央部委在技术上、规划上、供产销平衡上还要管。还说：群众的事业由群众自办，也要加以限制，要分期分批来办，不要七年到十二年的事在一二年内解决。最后毛泽东说：汇报得好，下了工夫摸了一下，总结了经验。过去没有这些经验，现在总结了这些经验，可以发到各部各省市去。今后每年都要你们汇报一次。
4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康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胡乔木、李雪峰、谭震林、马明方、安子文、宋任穷、杨尚昆。晚上，在游泳池住处同王任重、李先念、廖鲁言谈话。
4月23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提法时，毛泽东说：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应改为“除个别边疆地区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说“就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加上“基本上”三个字。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一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李井泉、吴芝圃、张德生、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利益问题（草案初稿）》修改问题。
4月24日 下午一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程潜。
同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继续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根据两个多月来听取经济工作部门汇报的情况，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大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利益。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百分之五六十。毛泽东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是复杂的，农村中往往百分之五的干部社会主义积极性太高，而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则更多注意个人利益，这就是矛盾。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中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去年(37)就是一个大教训，多购七十亿斤粮食，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为鼓掌。总之，要小心谨慎，多要些，还可以多想些办法，如薄利广销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来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了解各省市情况，并通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出席会议。
4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有更大的进步。（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要适当调整。要给工厂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九）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现予公布。”决定宣布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并对处理原则和有关事项作出规定。
同日 晚上，在中直俱乐部再次观看浙江昆苏剧团演出的昆曲《十五贯》。
4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陆定一在发言中讲到文艺问题时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问：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定一说：我看过，很好。毛泽东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38)，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同日 在《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倡议书说：“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一百三十六人。
4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关于党内生活问题，他说：七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又逐步纠正，那个纠正，我们认为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现在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他说：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这里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还有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的问题，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这个草案上是设一个副主席。也可以谈一谈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常任代表。设常任代表的好处，就是一年开一次会。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关于民主管理问题，他说：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广了，要有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关于全国平衡问题，他说：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全国的平衡，没有调剂，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毛泽东还讲到今明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关于学习外国应采取的态度，关于这次会议的传达等问题。陈伯达在会议上的发言中，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由来时说：毛主席给文艺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中央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
4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彭真、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在座。毛泽东说：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对他们的坏的一面作斗争，而且还给他们利益，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造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要好几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首先是生产不中断，市场上群众需要的物品不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取消他们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他们，给他们上课、开会，在他们中间开展自我批评，我们也给他们批评，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安排，使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逐步变为国营。资本家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可供中南美洲兄弟党作参考。可考虑在革命前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他们反帝。他们对帝国主义是不高兴的，可以联合他们，争取他们或中立他们。如果你们能把全部农民争取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再加上争取资产阶级，你们的工作就好办了。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被剥削者同不剥削的独立生产者例如中农的联盟。此外，还要有另外的联盟，在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得解放，没有这个联盟也是不行的，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的联盟。用这种办法，可以把敌人变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少数亲帝分子即同帝国主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好。为了这个目的，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大敌当前，我们就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上也一样。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就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力量，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力量。毛泽东问巴西客人：有一些从大陆赶走的中国人在巴西吗？客人答：有一些，他们呆不长了。毛泽东说：对于在外的人，我们的方针是争取，不管他以前犯了多大的罪。我们争取一切愿意回头不帮助美帝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回来，回来看看再走也好，回来找工作也好。蒋介石愿意也可以，但他很顽固，不肯回来。对任何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多反动，只要愿意和我们做生意、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最后，毛泽东说：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参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相结合。中国的经验有好的，有坏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不一定跟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作为参考则可，照抄则不可。照抄经验是要吃亏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失败的教训很值得研究，能使人少走弯路。成功的经验在一国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国如果一模一样，不改变形式，反而会导向失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彭真、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出席，谭震林、安子文列席。
同日 复信贺果(39)：“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
4月3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会前，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席团和港澳工人五一国际劳动节观光团及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团。
同日 晚上，会见李烛尘。后同彭真谈话。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40)晚八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会见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同他们一起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5月2日 下午三时，同周恩来、张治中谈关于张治中给台湾当局有关领导人写信的问题，朱德参加。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一百一十多人。毛泽东发表讲话，又一次系统阐述十大关系问题。在与会者发言之后，毛泽东再次讲话。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说：我们在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41)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末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讲到斯大林问题时，他说：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部分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一种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现在批评斯大林也有些倾向，把工作否定了，这不对，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错误。苏联的批评会产生积极作用，因为那个国家，什么话也不敢讲，除了斯大林的话，造成了一种迷信。关于破除迷信，过去也谈过，我们的人经常有迷信。对斯大林不能迷信，对中国人，外国人，死人，活人，都不能有迷信。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不赞成，对自己也是这样。在讲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说：中央在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恐怕是有缺点的，地方上的缺点更多一些。地方对民主党派不重视，民主党派自己也不重视民主党派。共产党要重视民主党派，还要帮助民主党派自己重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应该说有很大作用，直接做很多工作，并且监督共产党，监督国家工作。我们不但需要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监督，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监督，避免苏联因为没有监督而犯了许多错误，长期不得纠正。讲到侨务工作时，他说：何老太太(42)讲的，这次下去，最好由华侨代表比较集中地视察侨务工作。视察是有效力的，不仅对中央的工作有帮助，对地方也有帮助。因为你们下去能看出问题，提出意见，他才能够改。在讲到犯人问题时，他说：对犯人不给报纸看，他们的生活不好，这个问题请彭真同志注意一下，给公安部谈一谈。犯人有权利争取改善生活，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当然不能与我们一样的生活水平，发那样多的薪水，那也不行，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人，但是应该按照他们应得的那种生活待遇予以改善。犯人既不让参观，又不给报纸看，就失掉了受教育的机会。在讲到工厂里设研究所和拨给经费时，他说：请国务院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大的工厂、中等以上的工厂，要有研究所，要给予经费。关于技术观点太重，可能在批评时过火了一点。反对右倾以后，把发展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建设高潮提起来了，但也有犯“左”的错误的。技术方面也是这个问题，你们去视察，要当做一个问题，了解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关系是不是正常，或者已有所改变，改变得够不够。有发明的人不被信任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对人不大关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帮助人，不关心人的死活，对人冷淡，这个问题应该注意。
同日 晚十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同尤金大使谈话。次日晨一时回到中南海。
5月3日 晨二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开会。六时，乘专机离开北京，上午十时半到达武昌，在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同王任重谈话。下午四时半，乘专机由武昌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5月5日 晚上，同陶铸、罗瑞卿谈工业问题，刘亚楼参加。
5月7日 晚上，同陶铸谈话。
5月8日 为转发中央代表团党组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43)的批语：“西藏方面前往康区(44)的考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乱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如果他们愿意到成都和北京走一趟则更好。”报告说：中央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的同时，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代表团的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经过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政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后，拉萨的局势可进一步安定下来。达赖提出派人组成代表团去四川藏区，协助当地党政进行宣传和安抚工作，我们已表示同意。报告还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造成的。毛泽东对这四条原因批注：“请四川省委和西康党委注意：拉萨方面所说引起叛乱的四条原因，请按实情加以分析，对于即将到来的拉萨考察团予以符合情况的说明——中央注。”
同日 晚九时半，同陈云、陶铸谈话，次日晨一时结束。陈云是在上海、武汉等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行调查之后来到广州的。
5月11日 下午，和彭真、杨尚昆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陶铸汇报广东省工业情况。参加汇报的还有广东省副省长、工业厅厅长、农业厅厅长、省委秘书长、广州市委副书记。
5月12日 下午，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农业情况。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
同日 根据本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任命薄一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王鹤寿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和冶金工业部部长等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5月13日 下午，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陶铸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陈漫远汇报广西省工业情况。参加汇报的还有广西省副省长、工业厅副厅长、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等。
5月1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通知说：“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以上各项，每一个问题写几千字即可，均要分开写，各成篇幅，不要连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同日 下午，和彭真、陶铸等在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听取陈漫远汇报广西省农业情况，广州市委汇报农业发展规划。
5月16日 下午，和彭真、谭震林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造纸和制糖业的情况汇报。
5月17日 下午，和彭真、谭震林、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杨尚奎汇报江西工业情况。
5月18日—20日 连续三天下午和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或越秀山游泳池，和彭真、谭震林、陶铸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工业情况的汇报，张体学(45)关于湖北省财粮贸工作的汇报，王延春(46)关于湖北省农村情况的汇报，宋侃夫关于武汉市产供销和职工生活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张体学的汇报提纲后面写了一段文字：“资本家企业国有化慢一点：（1）抓住他们的尾巴；（2）可得息钱；（3）有时间，我们主动一点。经验：人事与业务的安排要迅速；经济改造要逐步来。”
5月18日 从晚上到深夜，听取身边七个省籍的十名警卫战士回家乡所作农村调查的情况汇报。
5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5月21日—23日 每天下午和晚上，和彭真、谭震林、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湖南省委周小舟等汇报。
5月24日、25日 每天下午和晚上，和彭真、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江西省委杨尚奎等汇报。
5月26日、27日 每天下午和晚上，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陶铸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西省委陈漫远、韦国清等汇报。
5月28日 下午，和谭震林、罗瑞卿、杨尚昆等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在汇报到香港政治局势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朝时，不是好一点，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在汇报香港统战工作提到张国焘可否回来时，毛泽东说：张国焘回来，不让他当委员，给他饭吃，我看比他在外边破坏好。又说：凡是回来观光过的人，回去后不要他们表现左，那样会失掉他们的作用。提到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认为香港《大公报》等最近降低调子很对。他说：能够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去，这就很好了。要他们不骂我们是不可能的，这样它就会起不了这个作用。一条消息又骂又帮是可以的，七分骂我、三分帮我这才对头。在汇报到争取港澳华侨投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就作为存款性质吧，在一定期限内，例如一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但有一条，钱怎么用他们不要去管，由国家来计划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