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 六十二岁
1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元旦团拜和戏剧晚会。
1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准备情况和会议开法等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列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一同去中南海紫光阁出席庆祝沈钧儒八十寿辰宴会。
1月3日 晨，乘专列离京去外地，杨尚昆同行。
同日 经过保定时，毛泽东要杨尚昆同邓小平通电话，请邓通知安徽曾希圣、黄岩(1)于四日上午到徐州。下午，到达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2)汇报。吴、杨主要汇报农村工作，说现在农业生产问题省委各同志已较前摸底，增产有把握，目前因三统(3)、合作社、征兵三个任务同时在搞，农村中有紧张情况。元旦社论中提到的农村阶级路线很明确，对我们帮助甚大，过去的认识是很不明白的，现在提高了一步。毛泽东表示河南省委同志对工作已较有信心，对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去年他由广东北返时省委的汇报要好些了，并鼓励他们多抓农业生产。
1月4日 晨，在专列上同吴芝圃、杨蔚屏继续谈话。吴、杨汇报说：牛大为减少，原因是：（一）因受灾饲料少；（二）价格不合理，牛皮价高于牛价；（三）农业合作社只要大牲口，小的不要。商业上对零售商改造有冒进，小市镇私商只剩百分之二十。农民对粮食问题意见不多，意见多的是油料和棉花留少了。下午三时，到达徐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曾希圣、黄岩和安徽省委秘书长吴文瑞汇报。主要汇报农业生产问题。他们说：去年安徽水灾很严重，由于省委注意了农业生产，采取了“三改”办法，如按灾情计算要减产七十八亿斤，但实际上只减产十九亿斤，成绩是很大的。由于注意了防疫工作，灾后死人很少。关于地方工业问题，曾希圣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业限制太多，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主张在财政上不牵动中央预算、不影响全国平衡和地方确有需要的原则下，让地方多搞些工业。对中央机关办事手续多、见不到主要负责人有意见。曾希圣还汇报了对治淮的意见：（一）不应修的水渠修了（如在河南境内）；（二）对内涝注意不够，经费上也未着重投资于内涝；（三）技术上有些问题未解决。六百亿至八百亿流量之争，水利专家不注意去群众中调查而只凭主观。晚七时半，专列由徐州北上，当晚到达济南。
1月5日 在专列上同舒同(4)、谭启龙谈话。他们主要汇报以下问题：（一）向明问题(5)和若干干部问题；（二）如何改变山东党的工作作风问题；（三）农业生产和农村中紧张状态问题；（四）工商业问题。下午，离开济南北上。晚上，到达天津。
1月6日 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黄火青、吴德、李耕涛(6)谈话。他们主要汇报：（一）天津地方工业与私营工业的生产问题；（二）商业上对批发、零售商的改造问题；（三）农村的货物供应问题。晚八时二十分，回到北京。
同日 晚十时，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会谈情况，刘少奇、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月8日 下午五时，同彭德怀谈话。晚七时，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十一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1月9日 晚上，同周扬谈话。
1月10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加写第七条：“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在指示稿谈到“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之后，加写一段文字：“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有四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对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
1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陆定一、周扬、张际春出席。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1月12日 阅彭真一月三日关于建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7)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借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个一致意见。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同意这样处理。”
同日 审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本日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8)的部分内容的请示和附送的说明，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
同日 下午，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出席。
1月13日 阅中共财政部党组一月十一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习仲勋、杨尚昆阅，指出：“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
1月14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周恩来在附信中说：“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9)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同日 中午，同周扬谈胡风问题。
1月15日 阅周扬本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周扬的报告附送了胡风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合实际之处，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周扬在报告中提出，准备回绝胡风发表这样笼统声明的要求。毛泽东批示：“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10)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接着，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递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看，并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粒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1月17日 阅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一月十四日关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拟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初步意见给各省市党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毅、习仲勋、杨尚昆阅，指出：“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饶漱石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出席，邓小平、谭震林列席。
1月20日 晚八时，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谈陈毅春节回上海一次问题，并讨论一江山岛攻下(11)后准备攻大陈岛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会议，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列席会议。
1月21日 上午，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谈话，陈家康参加。
1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指示稿。中央指示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中宣部的报告列举了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并开始使用了“胡风小集团”的提法。
1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稿，批示：“可用。”通知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声明于当晚发表，其中指出：“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最近胜利地解放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通过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人干涉。”“中国人民必须解放台湾，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1月25日 审阅由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批示：“陈云同志：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打问号的地方还待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是否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三月二十一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月27日 阅陆定一一月十九日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阅，退陆定一同志。陆提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后来，梁漱溟的这篇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赞颂共产党、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发表在二月三日的《人民日报》和二月五日的香港《文汇报》。
同日 晚上，同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胡绳、邓拓谈话。
1月28日 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在同大使的谈话中，提到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并提到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交谈中，当大使谈到今天世界形势仍然危险，中国亦受到威胁时，毛泽东说：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1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致信杨树达(12)：“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1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彭德怀、邓小平列席。会议研究关于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
同日 复信章士钊：“前后三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有关方面乞代致意。”
1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出席。
1月下旬 阅章士钊一月二十四日转送的金韫颖(13)写的《自述》和章士钊请求对她“优予提振”的来信，批示：“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在金韫颖《自述》上批注：“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2月1日 阅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月二十日报送的湖南省人民法院关于绥宁县错判事件的检查总结。检查总结说：绥宁县人民法院盲目受理了大量附会一种迷信传说的案件，在审理中又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逼供、诱供等审讯方法乱捕乱押，造成大量错判。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件可以批发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及政府党组，并登党刊，借此引起法院——工作人员注意，改善审判作风。至于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点放在改善作风。”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2日 阅海军司令部二月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电报说：在目前对大陈岛蒋军的作战中，蒋军撤退时将在判明有无美舰的情况下有限制地使用海岸炮火。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同日 晚上，同刘晓谈话。
2月3日 审阅彭德怀转报的邓华、刘亚楼(14)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撤退和将该地区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的情况汇报，对彭德怀所提出的“控制设备折款不超过八亿卢布”的意见，批示：“请周酌定是否这样办，我意似可照彭意见处理。”四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提出接受装备以不超过八亿卢布为妥，水鱼雷轰炸机可只接受一个团，汽车、拖拉机、运油车需付现款。六日，毛泽东批示：“我意似可照周意见处理。”
同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报送的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并转安理会主席贝朗德的电报稿，电报于本日发出。此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首先讨论新西兰代表提出的《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提案，然后讨论苏联代表提出的《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并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的新西兰建议。只有在为了讨论苏联提案并在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才能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同日 审阅陆定一一月七日给邓小平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出版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稿酬支票，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类此问题均将稿酬转送各该国兄弟党。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回为好。”
同日 复信陈嘉庚：“一月十八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同日 在周敦祥希望毛泽东能给她介绍一个工作的来信上批示：“将此信转寄湖南省委统战部，看是否能在省参事室及文史馆给以位置。”同时，复信周敦祥(15)：“来信收到。尊况甚表同情。已请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酌量设法为助，未知能如愿否，你可就近接洽。如有急切困难，尚望见告。”
2月6日 阅粟裕二月一日关于发布《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的部队》的新闻给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报告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该条新闻，是在华东军区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并粟裕：“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出席。
2月7日 阅缅甸总理吴努二月三日关于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致周恩来的电报，批示：“苏联的建议已经发出，我方并与印度谈过，可以复吴努简电了。”此前，周恩来于六日会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美国对在联合国范围以外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不感兴趣。现在问题的关键在美国。我们主张在国际会议上谈。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蒋介石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十二日，周恩来将中方意见电告吴努。
2月8日 阅罗荣桓、谭政、傅钟(16)、萧华、甘泗淇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报告。报告说：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我军绝大多数干部在政治上是纯洁可靠的，但也有少部分干部的情况是复杂的，而有些领导机关有麻痹疏忽、提拔干部重才轻德的现象。毛泽东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指出：“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小平同志督促进行。”
同日 晚上，先后同彭真、陈伯达谈话。
2月9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前往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本日去世的张澜的入殓仪式。
2月10日 复信毛森品(17)：“惠书收到。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以为尊恙医疗之助。为了实行你的节约主张，希望你不要来京。”
同日 晚七时，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谈话。九时，同张闻天谈话。
2月11日 复信张之江(18)：“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2月12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由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19)、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贺电指出：“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贺电认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正在到处推进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目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中苏友好同盟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必将日益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14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在致词中说：我庆祝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在我们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要被粉碎的。
2月15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2月20日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我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同志。请你们即于日内分别找伯达谈一次，将你们看过后的意见告诉他，或将你们修改的本子交给他，连同其他同志的意见，由他汇集起来，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时我们可以看第三遍，可于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看完再集谈一下。”
2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在第五部分加写一段话：“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同时在报告稿上批示：“刘、陈、彭真、小平阅后，交恩来同志：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刮掉了两段(20)，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刮掉后似乎要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指出：“光荣的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无敌的威力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保卫了欧洲和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正当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2月23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习仲勋等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康省(21)理塘县理塘大喇嘛寺活佛。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拜贺藏历木羊年新年，并同他们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及气候也好，只是过去由一些坏人在这里领导，政治上不好，因而各方面比一般的先进的国家落后一百多年。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末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我们在中央办事也经常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
2月24日 下午五时，同陈伯达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宴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先后致词，称颂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毛泽东致祝酒词说：“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2月26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对胡风如何展开批判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邓拓等出席。
3月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3月2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3月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稿，批示：“即退尚昆照办。”指示指出：“根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从整个说来，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产生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某些措施不尽合理，农村供应工作有缺点等。”“但应该说，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指示根据减轻征购任务的原则，规定本年度（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的粮食征购指标为九百亿斤，并强调指出：“同时再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这对于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生产情绪，有重大的意义。”
3月5日 阅卫士李银桥带回的河北安平县细雨村副村长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细雨村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毛泽东批示林铁：“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同日 就台湾地区的局势和解放台湾问题复电赫鲁晓夫，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美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3月6日 复信周敦祜(22)：“二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胡乔木出席。
3月7日 晚上，同陈毅谈话。
3月上旬 同邓子恢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一九五七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粮食征购已经到了界限，征购任务是九百亿斤，多一斤都不行。合作化也要放慢，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3月8日 晚七时，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晚八时二十分，同张经武、汪锋谈话。九时，和张、汪去看望达赖喇嘛，并同他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
同日 晚十时半，同彭德怀谈话。
3月9日 晚上，和张经武、汪锋、范明去看望班禅额尔德尼，并同他谈话。毛泽东说：你们的政策搞对了，你们能主动地拥护他们，主动地让步，能让达赖喇嘛当主任，你当副主任，计晋美能主动提议让阿沛当秘书长，(23)这是很好的，比我们共产党来提出要好得多。这样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西藏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又有很多资源，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以你们受到祖国各方面的欢迎。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还不多，修通了两条公路，办了两个小学，给藏民打了一些防疫针。这些帮助只能说是才开始，不过今后会逐年扩大起来的。西藏地方蕴藏有很多矿产，就从经济上来说，也不单是汉人帮助西藏的，是互相帮助的。
3月10日 下午，接见达赖喇嘛，张经武、汪锋参加。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修改问题。
3月11日 就苏联同东欧七国缔结华沙条约问题复电赫鲁晓夫，表示完全赞成苏方提出的由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八国订立一项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建议和条约草案的基本内容。此前，毛泽东于三月五日收到由尤金大使转来的赫鲁晓夫来电及有关附件材料。
同日 晚上，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张经武、汪锋、范明参加。
3月12日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离京返藏(24)。在北京期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和国务院讨论西藏工作的全体会议，参与商讨成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的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问题。
同日 审阅修改拟由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3月13日 审阅中共华南分局发来的卫立煌(25)回国声明《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后，批示：“刘、朱、邓（请小平办）：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须要修改。”
3月14日 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三月七日寄来的给全国人大代表七个月的工作费三百五十元，在付费通知单上批示杨尚昆：“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同日 阅华东军区关于打击马祖等岛屿蒋军的措施给福建省军区、华东海军司令部并报总参谋部的电报。电报就加强对马祖、金门蒋军的侦察工作以及发现蒋军撤逃并在无美机、美舰顾虑的情况下相机歼敌的部署作出了具体指示。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三月十一日惠书收读。民建开代表大会，很好，谨致祝贺。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黄炎培在来信中报告民建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还谈到最近家乡来人反映农民生活苦，而一些农村干部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改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3月15日 晚上，先后同柯庆施、周小舟(26)谈话。
3月16日 晚上，同舒同、谭启龙、林铁、吴芝圃谈话。
3月17日 阅卫立煌三月十六日自广州发来的电报。电报说：“立煌昨日返回祖国，平安抵穗，谨电致敬，并问候刘委员长、周总理、朱副主席及中央各位先生。”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同日，复电卫立煌：“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同日 阅罗瑞卿三月十六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发言稿，批示：“可用。略有增减。”
同日 对杨树达来信作批示：“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同时，复信杨树达：“二月十四日惠书(27)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
同日 下午，同陶铸、王任重、曾希圣谈话。毛泽东谈到统购统销问题，问向农民少购一点，反应如何？又说合作社搞慢一点。
3月18日 下午六时半，听取杨尚昆汇报本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会议讨论了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关于党代表会议准备情况的报告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召开五中全会。
同日 晚八时五十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
3月18日前后 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三月十三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原定代表中央在会上作报告的周恩来因做阑尾炎手术，改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报告。
3月中旬 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28)等汇报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方针，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经讨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3月19日 将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送交打印。二十日，同陈伯达、胡乔木对开幕词进行修改后，批示杨尚昆“印若干份，在明天下午开会时，在会场上临时分发各代表，每人一份”。
同日 阅彭德怀三月十八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发言稿，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有三：（一）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饶问题；（三）关于成立监察委员会问题。关于五年计划，毛泽东说：这是经过几年功夫准备的，比较接近于实际，从一九五一年就开始搞，中央自己搞了三遍，还有苏联同志的帮助，现在算起草出来了，真是“五年计划四年成”！准备在党代表会议之后，经过修改，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高饶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指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编者注）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会议一致通过：一、同意三项议程，对三项议程的决议和监察委员会名单，委托政治局向代表会议提出。二、同意饶漱石不出席代表会议；同意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三、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20日 阅刘少奇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的提纲，批示：“即退刘少奇同志：题目可不要‘提纲’二字。”
同日 晚上，同朱德谈话。
3月21日—3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致开幕词并为会议作结论。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21日 上午，对《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再作修改后，批示杨尚昆重印。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文字：“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同日 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3月22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晚上，在天桥剧场观看群众业余音乐舞蹈演出。
3月23日 阅陈毅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陈毅在附信中说：所呈发言稿对“高、饶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的”。毛泽东批示：“退陈毅同志：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二十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陈毅发言稿第二十一页上说：“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从某一点上看，或者可以说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晚上，同陈毅、谭震林谈话。
3月24日、25日、26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3月27日 中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全国党代表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组王从吾、李楚离(29)，中南组陶铸、王任重，华北组乌兰夫、林铁，东北组欧阳钦、黄欧东(30)，西南组李井泉、谢富治(31)，西北组张德生、王恩茂(32)，华东组柯庆施、舒同出席。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
3月28日、29日 每天下午三时，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3月30日 下午一时二十分，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同日 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张闻天、康生、邓小平、林枫、谭震林、陈毅出席。
3月31日 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共讲五个问题。在讲到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时，毛泽东说：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在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在讲到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时，毛泽东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讲到目前形势时，毛泽东说：要戒“左”戒右。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在讲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同日 《长江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洪水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3月 为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开幕的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4月1日 阅王明(33)本日来信。信中说：这次会议，因准假治病，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感到莫大的损失，但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此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于三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并会议主席团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4月2日 下午六时半，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谈话。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出席。
4月3日 下午，同陈毅、谭启龙、江华(34)谈话。晚上，同罗瑞卿谈话，后又请刘少奇参加。
4月4日 晨，同邓小平、谭震林谈话。
同日 中午十二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出席，邓小平列席。下午三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会批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适当修改，然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 晨，致信杨尚昆：“五年计划，陈、邓两个报告，我的开幕词，少奇发言等五件正译成俄文，准备十号送交尤金转苏共中央，请其提意见。请你即于今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致苏共中央的信，于下午交我看。”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参加亚非会议的准备情况，讨论通过《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三个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
4月6日 致信苏共中央，通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情况，并征求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信中说：“现特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求你们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此外，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还有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和我的开幕词，一并送给你们，作为参考，你们如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如有意见，也请向我们提出。这些都是不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并且是机密的。”
同日 复信赫鲁晓夫：“三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对于您的热情的邀请(35)，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很愿意能到苏联和同志们聚谈和往各地参观。但因我近日身体有些不舒服，周恩来同志本月内又要出席亚非会议，因此不能成行，待以后再约时间吧。”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出席。会后，乘专列离京去杭州。
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布《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命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全德人民以及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促进对德和约的缔结、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为了中国人民和全德人民的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第九次会议的决议，宣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4月9日 到达杭州，住刘庄。
4月13日 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为代表；批准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副总理陈云代行，外交部部长职务由副部长张闻天代行。
4月15日 下午，派汪东兴到朱琏(36)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晚上，在刘庄同朱琏谈中医问题，毛泽东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谈到生活习惯和身体锻炼，毛泽东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十分钟，第二天散步十五分钟，第三天散步二十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二十五分钟。我突破了医生规定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情况，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4月19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杭州回北京。
4月23日 晨，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谭震林、邓子恢开会。此前，邓子恢于四月十九日向刘少奇汇报农村工作会议准备情况，谈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大大超过原定发展计划。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邓子恢、廖鲁言参加，由杜润生汇报农村情况，主要讲浙江问题。
4月25日 下午，邀请卫立煌、张治中、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章士钊、龙云到中南海菊香书屋观赏海棠花，看电影，并共进晚餐。
4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绳开会，听取陆定一、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汇报。
4月27日 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阿哈默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37)。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4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由于许多地区没有结合定产、定购、定销做好粮食统销工作，致使本年度三、四月份的粮食销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合理指标，这是极端反常和危险的。解决这一紧急重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说明国家销售指标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增加。毛泽东在末尾加写一段话：“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将本指示的要点，结合当地情况，作出自己的指示和安排，一直传达到乡，并开始见之实行。”并批示：“刘阅后发。”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一起参观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并联名为展览会题词。题词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在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我国人民对正在开始的工业化事业的信心，并且预示中捷两国贸易发展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日见广阔的前景。”
4月29日 会见并宴请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波立特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图尔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
同日 复信黄炎培：“四月二十五、六日惠书收读，甚谢！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会是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黄炎培来信中反映农村粮食问题，说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其间，毛泽东同谭震林谈到农村的情况，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我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是，给合作社说好话的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合作化有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晚八时后，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上午，去天安门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华沙召开的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并指示即将出访苏联等国和列席华沙会议的彭德怀，就共同反侵略斗争问题同苏联交换意见。
同日 复信陈嘉庚：“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陈嘉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全国食用较粗糙的米以节约粮食，并建议福建省晋江青阳机场改建在青阳公路以南。
同日 复信周世钊(38)：“三月惠书收读，甚谢！学校部署很好。规程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情形如去年那样，游水颇有好处。”
同日 复信蒋竹如：“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同日 复信谭世瑛(39)：“去年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书收读。情况困难，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三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续告。年老出门，颇多不便，似以无动为宜。如体健兴高，亦可出门看看。”
同日 复信文炳璋：“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此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40)、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同日 复信张沛民(41)：“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寄上二百元，聊助涓滴，不要还的。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同日 复信张四维(42)：“三月二日的信收到。你说的事，我不能答复。生活困难，付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5月3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5月4日 晚上，听取李先念汇报粮食问题。
5月5日 晚上，听取邓子恢汇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邓子恢准备在次日的会议上作总结。毛泽东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次日作总结时，未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
5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参加亚非会议的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邓小平出席，陈毅、王稼祥(43)、杨尚昆列席。
5月9日 复信赫鲁晓夫，告知已于五月二日收到尤金转来的信和所附的《关于建立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参加国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议定书（草案）》及有关公报（草案），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将上述两个草案提交华沙八国会议作为会议的相当决议的基础予以讨论，并且已经指示彭德怀同志在华沙会议上对上述条约和议定书表示完全支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44)谈粮食与农业合作化问题，周恩来参加。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两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毛泽东问：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说：三分之一也可以。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同志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生产消极吗？
5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邀请党外人士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罗隆基、李德全、马寅初(45)，商谈粮食、外交、台湾、大赦等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参加。
同日 阅粟裕本日关于美军飞机侵入我领空及我应采取之对策的报告。报告说：今日上午十时二十七分，美机F—86型歼击机一批八架，侵入至安东(46)以南地区领空，与我机遭遇，发生空战。判断敌机仍有来犯之可能，我之对策是：当查明美机北上时，我机即进入待机空域巡逻监视其行动，如入侵至我领空及我保卫目标上空时，则组织所有防空兵力火器坚决打击之，要求安东、旅大地区空军密切协同动作，以确保我军机场及保卫目标的安全。毛泽东批示：“照办。”
5月11日 审阅周扬报送的《文艺报》为发表胡风(47)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揭发材料起草的编者按，批示：“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毛泽东重新写的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48)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五月十三日，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舒芜的揭发材料连同《人民日报》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谈话，后陆定一参加。
5月1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肃反工作的方针：“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陈毅、李维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马叙伦、张奚若、许德珩、罗隆基、李德全、马寅初、何香凝、章乃器。
5月13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
5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合影。毛泽东讲话，谈到党的历史、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粮食统购统销、调查研究等问题。他说：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共产主义，具体讲就是平时说的为人民服务。三国时的孙权、刘备破曹操，万事俱备，就缺东风。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了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枪。我们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基本上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他说：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做好这个工作，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你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但不要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要摆架子。要尊重乡村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礼节要周到。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摆架子，群众是不满意的，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在这次讲话前后，毛泽东为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写了一个《出差守则》：“（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开会，听取周扬关于胡风问题的汇报。
5月15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陆定一、周扬、杨奇清开会。晚十一时，同谭震林、李先念、陆定一、周小舟谈话。
5月16日 审阅邓小平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通知稿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毛泽东批示：“尚昆用电话问周、陈、彭真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全国政协委员彭一湖四月二十四日向国务院反映农村情况的信。彭一湖在信中谈到他家乡湖南东部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去年办统购时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影响了生产。二是一九五二年定产时产量定得过高，去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统购时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三是一些区、乡干部不深入了解实际情况，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引起群众的反感。毛泽东批示：“即送杨尚昆同志：请将彭一湖的信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49)的各同志。”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东地区五位省市委书记陈丕显、刘顺元(50)、江华、曾希圣、谭启龙谈话，谭震林、陈伯达参加。
同日 晚八时五十分，同邓拓谈胡风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中南地区七位省市委书记陶铸、陈漫远(51)、周小舟、杨蔚屏、杨尚奎(52)、王任重、宋侃夫(53)谈话，邓小平、邓子恢参加。毛泽东主要谈粮食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人大代表下去考察问题。
5月17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问题，周恩来、陈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华东、中南、华北三个地区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毛泽东讲话。他说：下乡考察，是民主人士提出来的，我们把它普遍化，集体组织下去考察。各省市要招呼县、区、乡，对考察要表示欢迎，采取老实态度和积极态度。借民主人士下去这一压，对工作也有好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说，乱子不少，但一般还好。合作化问题，乱子也是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的地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比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粮食统购统销是五利：对缺粮户即贫农有利，对“六民”(54)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小不利（对余粮户）。除“六民”和灾民外，剩下的缺粮户究竟有多少，要切实摸一下。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上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可以减到八百七十亿斤。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定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是：河南七万、湖北四万五、湖南四万五、广东四万五、广西三万五、江西三万五、江苏六万五。
同日 致信中共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同日 复信杨树达：“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
5月中旬 审阅邓拓五月十五日报送的题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的一组文章的清样，将标题改为《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批示：“按语不用，另换一个。”五月十八日，按语和这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陆定一、周扬、王稼祥、罗瑞卿、杨奇清开会，讨论胡风问题和对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提出的方案的对策。
5月19日 审阅粟裕五月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福建地区新建机场将竣工。为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周恩来曾在报告上批写意见：“各项均妥，只第四项执行时应注意时机和有利条件。”“摧毁敌人雷达后，敌人仍可再设，因之必须在我较有把握条件下方可进行空炮联合作战，否则易遭过多损失。”粟裕报告的第四项，是关于马祖敌设雷达的处置方法。毛泽东批示：“退贺(55)、粟照办。请注意研究周总理所提意见。”
5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周恩来、陈毅在座。此前，周恩来曾多次同梅农谈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阐明中国的主张。
5月21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同印度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关于台湾问题谈话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准备交给苏联政府的。毛泽东批示：“退周总理。此件可用。最近和梅农所谈，亦应通知苏方。”报告说：我们在各次会谈中都说明，台湾问题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统一国家的内政问题和美国侵占台湾地区造成紧张局势的中美间国际问题。中美两国应该谈判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任何有关的国际会议不能允许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中国认为，只有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只有美国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才能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有权使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但只有在美国放弃侵略和干涉、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后，和平解放台湾以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才有可能。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草稿。指示草稿指出：“胡风集团，现已大体判明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各党委（和党组）必须提高警惕，领导全党，为肃清胡风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毛泽东作个别字句修改后，批示：“即送周、朱、彭真、瑞卿阅后，照发。”
5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周扬开会，讨论胡风问题。
5月下旬 审阅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的清样，将标题中的“证据”改为“第二批材料”，并在编者按语中加写两段话：“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这批材料五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
5月24日 晚八时四十分，同陈伯达谈话，十时邓子恢参加，次日晨一时二十分结束。
5月25日 晚七时半，同周扬谈话，八时四十五分陆定一、胡乔木参加。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5月26日 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五月二十五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二十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同日 阅中共山西省委给所属并报中央的一个通知。通知说：至今有不少单位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不仅浪费了国家财产，而且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省委决定不许这样做。毛泽东批示：“刘、邓：山西此项决定很好，可转发全党。请为中央写一指示，放在前面。”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二十五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二七号刊登的安徽省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经验的材料，批示：“少奇、小平同志：可用中央名义写一简短指示，转发安徽这个经验，叫各地普遍仿办；并催督各地务必全党动员，在一切乡中普遍做好定销工作，压低总供应量，充分供应少数真缺粮户。”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鉴于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此，请各省市委对这个问题作一次专门的讨论，同时以政协为主体举行一次座谈会，然后将党内党外对这个问题（即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的意见，于六月二十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确定是否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大赦的议案。”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写：“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56)
同日 复信黄炎培：“五月二十五日惠书(57)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58)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同时批示：“此件，各同志阅后请彭真同志印发人代常委、政协常委各人作参考。”
同日 派身边一警卫人员回家乡广西作农村调查，主要了解：生产问题，粮食“三定”(59)问题，农业合作社问题，农民生活问题，群众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同日 晚上，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在座。在谈话中，毛泽东说：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
5月27日 晚上，应谭震林要求同他谈话。谭震林于二十八日去上海、杭州。
5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给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的通知。通知要求它们于接电报后一个月内将下列各项调查清楚报告中央：“（一）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二）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三）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四）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五）销售补课工作，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六）各省市销粮肯定应当减少，下一粮食年度究竟可减销若干。以上六项问题，如因时间来不及，请根据若干可靠的典型材料加以估算，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先行报来。精确调查，留待下半年做。”起草后批示：“刘、周、邓阅发。发后抄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毛、刘、周、朱、陈、邓。”
5月29日 晨，同陆定一、周扬、邓拓谈话。
同日 晚上，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图为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
5月下旬 阅姜黄族英(60)来信，批示：“似可酌予帮助，请统战部徐冰同志处理。罗迈(61)知姜济寰为人。”
6月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已发现若干可疑线索等情况，表示将继续调查，待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再根据中央指示分别处理。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同志：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62)，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济深、何香凝等参加。宴会后举行了歌舞和京剧晚会。
6月2日 阅曾山五月三十日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南昌市了解市场情况时，看到南昌市鸿泰私营百货专业代销店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如何使私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很有启发。该店解放后因经营不善、人员过多，营业额下降，亏累日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向市百货公司申请代销，在严格的合同督促下，改善了经营管理，扩大了营业额。通过这种形式，将来过渡到国营商店，是易如反掌的。建议各地作典型试验，经过研究总结后，再逐步有计划地推进。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很有用，请你们看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各省市委及中商部、合作总社党组，叫他们通知各地试办。”中共中央于次日向各地党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党组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晚七时半，同陈伯达谈话。九时半，同周扬、袁水拍谈话。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开会。
6月3日 晨，同陆定一、周扬谈话。晚上，收到陆定一晚七时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于八时十分约陆定一、陈伯达、罗瑞卿、胡乔木、邓拓谈话。毛泽东对指示稿作了几处修改。指示稿第一条中讲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绝大多数是好人。在“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写“（百分之九十几）”。第一条中讲这些机关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在“绝对少数”后面加写“（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在第五条中讲到成立五人小组进行工作处，加写“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在指示稿末尾，加写第六条：“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修改后批示：“刘、周、邓小平、彭真阅后即发。”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罗瑞卿、周扬、邓拓谈话。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邓子恢、李先念、陈伯达、王稼祥、陈国栋、廖鲁言出席。
6月4日 下午，同朱德、彭德怀谈话。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6月5日 复信陈云(63)：“来信并附你父陈昌(64)烈士略传，均收到了。去年一信也收到了。略传已转付党史资料机关作参考。”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参观各国军服式样展览。随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式样问题，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贺龙、粟裕、黄克诚、张爱萍出席。十一时二十分，去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6月6日 审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清样，对注文作了一些修改。改后致信陆定一、周扬：“社论(65)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管理、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廖鲁言、陈国栋出席。
6月6日—8日 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连续作三次修改，为胡风等人的来往信件分别写了十七篇按语，主要内容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
6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稿。决定稿说：目前，我国正紧张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为了使省市委既能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策和工作问题，又能及时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中央决定各省市委成立书记处。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此事似应由政治局通过，然后方好发出，请酌定。”这个决定，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出。
6月8日 晨零时至二时半，在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同日 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毛泽东对社论稿修改了两次，作了较大删改，将原标题《必须引为教训》改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在文尾加写三段文字：“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人民日报》社论于六月十日发表。
同日 复信谭世瑛：“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同日 中午十二时，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谈话。下午一时半，同陆定一、周扬、邓拓谈话。下午二时，乘专列离京去杭州。本日上午陆定一曾召开关于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问题的座谈会。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人民日报》社论稿。
6月9日 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6月10日 上午，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将你所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简要材料给我为盼。”
6月12日 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66)写序言和按语后，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序言说：“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之一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有些糊涂的人们，“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
6月16日 审阅经修改重印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清样后，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后来《序言》发表在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6月1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指示稿指出：解放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公开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但是，对于大批的采取两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相反的，他们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了。因此，必须利用胡风事件在党内外进行深入的教育，开展各条战线上的揭露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毛泽东批示：“定一同志：此件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67)。”
同日 晚上，离开杭州回北京。
6月23日 晨三时，致信刘少奇：“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68)、刘景范三同志到会，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毛泽东在信上注明：“如少奇同志已睡，则于上午送交尚昆同志。”
同日 晚七时半，回到北京。九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胡风问题、粮食问题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先念、陆定一、陈国栋出席。
6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几个文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王稼祥出席。
6月25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北京西郊机场，迎接来访的由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晚八时在颐年堂，两次会见胡志明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参加。
6月27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听取邓小平、王稼祥汇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出席。晚九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前往北京新六所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
6月28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出席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为胡志明率团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致祝酒词。
6月29日 下午三时，同胡乔木谈预算报告。四时十五分，约黄炎培谈话。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开会。十时，去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至次日晨一时。
6月30日 下午六时半，接受南斯拉夫首任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件好事情。我们同你们迟延建交是有其理由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现在这个僵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际局势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彼此关系的改善。这是为了国际和平事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至于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但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这是有好处的。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以外交部副部长钱达为团长的印度文化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黄炎培、陈云、邓小平、陈毅、李维汉在座。随后，同胡志明一起在怀仁堂观看印度文化代表团艺术家的演出。
同日 晚十一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开会。
6月下旬 阅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刊载的三篇材料，其中一篇材料《中共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三圣乡处理自发社情况的通报》说：这两个乡所以有很多自发社，是在乡村干部和党团员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合作化的情绪指导下造成的。同时，也受到老社增产的影响，这两个乡的老社皆增产，对周围农民影响很大。而在处理自发社时，采取了简单地强迫命令和轻率的态度，勒令改组，挫折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和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其后果是极坏的。毛泽东批注：“此篇可阅。”
7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罗迈进。罗迈进交来苏共中央关于同南斯拉夫谈判的通知和同尼赫鲁谈判的通知这两个文件。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康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陪同胡志明、长征(69)参加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四周年和欢迎越南政府代表团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游园晚会。
7月2日 阅中共山东省委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抗旱夏种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出：要求在一切旱灾地区，全力突击抗旱播种。地、县委负责同志要深入灾区，大力发动群众，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旱信心。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发河南、陕西两省委作参考。”
7月3日 下午四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晚八时，在颐年堂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开会。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王稼祥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会谈。
7月4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你们那里如有相同的偏向，望注意纠正。”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邓小平、陈毅、乌兰夫、李维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马叙伦、章伯钧、陈嘉庚、许德珩、李烛尘、章乃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继续开会。
7月5日—30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7月5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议。
7月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韦国清汇报工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出席。
7月7日 审阅彭德怀本日关于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六千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五千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三千元。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中央军委据此提高奖励标准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关于对台湾空军起义人员奖励标准的规定。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罗瑞卿、周扬、谭政、邓拓谈话，中间刘少奇、陈云、彭真、邓小平、胡乔木参加。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款待胡志明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彭真、彭德怀等参加。宴会后，出席中越联合公报的签字仪式。公报呼吁贯彻日内瓦协议以使越南通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并表明中越两国在民族解放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相互支持、平等合作的一致决心。晚八时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同胡志明、长征等交谈。
7月8日 阅《人民日报》总编室七月六日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其中第五页《读者反映山西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严重》材料说：据六月中旬收到的和顺、昔阳等地读者来信反映，由于缺粮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找事或行乞。农民怨言很多，各种谣言不断出现。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第五页所载山西两个县缺粮情况是否属实，请转山西省委派人前往调查，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为盼。”
7月9日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接到刘少奇电话。刘少奇说：邓子恢同志对农业合作社问题有些意见，同他谈了一次。我准备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邓子恢同志参加。
7月10日 为转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参酌办理。各省市情况，望仿此方式择要上报。”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在京各中委和军委各部门。”
同日 晚七时，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彭真、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出席。
7月11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谭震林、邓子恢、廖鲁言、陈正人、刘建勋(70)、陈伯达、杜润生谈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首先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谈话于下午五时四十分结束。
7月12日 晚七时二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毅开会。
7月13日 阅中央五人小组(71)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简报说：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分别对所属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运动较以前有较大进展，但仍有少数单位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动得很差。有些单位领导上还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不敢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不少单位对在小组中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简报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北京方面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经验，前已将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两件发给你们。现又有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简报一件，特再发给你们。此件内容虽然和前两件有一些重复，但仍有参考的价值。盼望你们的报告。”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在京各中委，军委委员，军委系统各部门首长，中央各部委，中央政府各党组及若干重要干部各一份。”
同日 审阅彭德怀七月十二日报送的关于军队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适应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经军委研究，拟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报告提出军委监察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谭政、宋任穷为副书记。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请提中央会议通过。”
同日 致信陈叔通、黄炎培：“送上浙江农村材料一件，暇时可一阅，阅后掷还为荷！”浙江农村材料，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端正互利政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后同陆定一、罗瑞卿谈话。
7月14日 阅彭德怀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七月八日召开的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会议的纪要。纪要说：我们在研究沿海作战时，必须把军事、政治、外交等因素同时加以考虑，不能单纯从军事出发，而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必须紧紧掌握战必胜的原则，必须慎重，不能急躁。会议决定目前沿海的作战方针，应是坚持军委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三日对沿海作战的方针，即：要充分准备，逐岛攻击，先选敌最小最弱的一个岛子攻占之，求得战必胜，攻占后即巩固之，然后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7月15日 审阅萧华报送的他七月十四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报告认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军队的破坏是严重的，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右倾麻痹。报告提出全军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广大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毛泽东批示：“周、朱、陈、邓阅。退萧华：此件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同日 阅周恩来七月十一日送阅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六月中旬给周恩来的来信。来信感谢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的谅解和合作的精神。毛泽东批示：“似可回一封信，以资联络。”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林铁、吴芝圃、王任重、周礼(72)、柯庆施、舒同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一）在这几年以内，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贫农，还是依靠中农？什么人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态如何？（王任重：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富裕中农听到说合作化要放慢一点，感到很兴奋，说“如同朝拜木兰山”。）要以贫农为基础，包括新中农（新中农里的富裕中农除外）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合计在南方约为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北方约为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些人拥护合作社、统购统销，有了这些人做基础就好办事了。（二）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停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说合作社办得不好，不巩固，刚办起来当然会有许多问题，像新修的坝一样不坚固，要加工修筑。河北省派了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搞了两个月，只有百分之六的社解散了，百分之七的户退出了，其余百分之九十四的社、百分之九十三的户都巩固下来了。各省也要这样做，每发展一批就要巩固一批，要派大批干部下乡，在统购以前好好整顿一番。把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改为三分之一左右是我的意见，实际上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已经有些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并没有什么问题。（三）对中农半妥协的问题。对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中农入社作价很低，一百年还清等于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不要揩中农的油，照顾到中农的利益，就是半妥协，全妥协就是不搞社会主义。合作社增产了，中农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农满意了，这就可以。牲口折价低了要调整，归公多了不好可以改正，有的社牲口没有瘦，没有死，有的社十五头增为十九头，小牛换大牛就很好，不一定一律改为私有私喂。（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社会经济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关系处理得好，生产力就会发展，牲口增加，猪增加，肥料增加。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破坏生产力。合作社是改变生产关系的，农民的私有观念很强，先改为部分公有，即半社会主义，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河北有一个合作社把十几个牲口集中起来喂养，乱打架，四十八根缰绳都搞断了，这样就不如私有私喂，租用雇用。生产关系处理得不好，违反了经济规律，农民会骂人，要砍树，对生产不利。统购任务过大，农民就顶牛。上层建筑不能违反经济发展规律，违反了就会使生产力起埂子。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力的停滞、下降或发展。我们的各项政策一定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策过头不对头，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很灵的。（五）今年农村工作要搞好。还有半年时间，要搞好生产，搞好政策，搞好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定产要定到户，产量定得低一点，“四留”要留得多一点，就不顶牛了，好办了，农民的积极性就大了。农业生产计划你们要搞得比中央大一点，要努力超过，多想办法。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河北合作社社员里贫农（包括新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老中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你们各省也摸一摸，到底情形如何，告诉我，我现在很注意农村阶级情况。有困难，要抓紧，抓而不紧不行。如互助组不纯，不要全组转社，要经过个别吸收办法，妥善处理。富裕中农不入社不强制，而且不吸收，让他找上门来，还要他等一等。
7月1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下午五时，同张经武、胡乔木谈话。
7月17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十一个省五人小组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罗瑞卿、张际春、宋任穷出席。
7月18日 致信杜润生：“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四、五月间）(73)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同日 下午五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去中南海瀛台参观重工业展览。
7月19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在省直、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作的结论。这两个文件提出开展这一斗争的重点和方针政策、原则要求、具体部署，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个斗争的领导。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两个文件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的批语，指出：“河北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和张承先同志在省直与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所作的结论，都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刘、邓、陆定一阅，尚昆办。此件值得过细看一下。我们谈过的一些问题，这里都解决得很好。”
同日 阅中央警卫团三名河南籍战士受毛泽东所派回乡探亲后写的调查材料。关于河南兰考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毛泽东在材料上写批语：“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卖出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材料，毛泽东均批送吴芝圃阅后退回。
7月2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十九日报送的陆定一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删去发言稿中“凡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得到成功的人，不管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积极赞助或者不要反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一段，批注：“要求资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又删去“我们也应该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妇女群众中、学生中、工人中，积极宣传无神论，这就是通俗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段，批注：“这一点可在另外的地方讲，暂时不要在这个会上讲。”毛泽东批示：“送交陆定一同志：除小平修改的以外，我又修改了一些（打红画的），请你加以酌定。”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七月十八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上海市委的通报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你们的好经验，望择要报来”。并批示：“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各单位。”
同日 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审干办公室七月十四日《关于北京军区、公安军、各特种兵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情况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希望你们和当地军事机关联系和配合进行，并给他们以帮助。你们的五人小组开会时应邀军事机关的适当代表参加。”并批示：“刘、周、邓、彭德怀、谭政阅，尚昆用电报发去。”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七月十七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并批示：“刘、周、邓、彭真、陈云、陆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另印发北京各单位。此件很好。内有关于历史的估计。”广东省委的报告说：广东的组织内部不纯情况是十分严重的。解放以来干部队伍构成复杂，而纯洁内部工作又做得差。要较彻底地解决内部不纯、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没有一个大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同日 下午四时半至晚八时半，听取中央警卫团几名警卫战士汇报农村情况，并一起吃晚饭。他们受毛泽东所派，回乡探亲时作了调查。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明日开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出席。
同日 晚十时二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同胡志明、长征等话别，至次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七月二十一日，胡志明一行离开北京回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西郊机场送行。
7月21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2日 审阅廖鲁言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发言稿主要谈四个问题：（一）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粮食、棉花、油料以及牲畜、水产等各项增产指标是比较可靠的，是可以完成并可以超过的。（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投资比例是适当的，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的。（三）对几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应有恰当的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毛泽东批示：“即送陈云同志：请你即看一下，有无与你所讲相矛盾的地方。阅后即退廖鲁言同志。我觉得此件很好。”
同日 晨六时半至上午十时，听取中央警卫团七名广东、广西、湖南籍警卫战士回乡探亲所了解的农村情况的汇报，阅看他们写的调查材料。对其中三人的材料写了批语。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被评为全县二等模范社。农民都踊跃卖余粮，但也有极少数农民不愿意卖余粮，有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在材料上写道：“扣留了两户不愿卖余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材料说：该村对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苦。报告还谈到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在材料上写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关于湖南宁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写道：“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3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二十日关于当前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从最近反映的批捕人犯工作情况看，不少拟捕对象的罪证是失实的。根据这种情况，各地党委必须注意：一、严格掌握中央公安会议所规定的应捕和不应捕的政策界线；二、各地联合办公机构要特别加强审查批捕人犯名单的工作；三、大捕以前还需做好捕前的一系列组织工作；四、鉴于各地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部分地区逮捕工作的时间应有所推迟。毛泽东批示：“罗瑞卿同志：此件所说问题带一般性，请加注意。此件请你们商量一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党委注意仿办。”
同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4日 上午，同刘少奇、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湖边，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开会。
7月25日 上午，同胡乔木、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7月26日 下午三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约柯庆施、舒同、欧阳钦、黄欧东、林铁、陶鲁笳(74)、王任重、吴芝圃谈话，谭震林、陈伯达参加。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可以和缓下来，观点汇合了。你们回去，每个乡（除坏乡外）都搞一点合作社，搞一个也好，包括明夏在内。要有充分准备，又要做巩固工作。要准备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单是供应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为证，达到说服的目的。个人决定好，还是集体领导好？有不同意见就要辩论，没有取得多数同意就不要发指示。开会、发电报，要有纪律。合作社的巩固工作，一年抓三次，订计划一次，检查生产一次，分配搞一次，就搞好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办合作社要分多批，宣传一批，觉悟一批，发展一批。八年工夫搞半社会主义，还有五年半，赶上来不算落后。富裕农民提高了觉悟的也让他进来。地富在三年到四年内不要，比较稳当，以后准其加入老社。要做发展猪、牛、油料的计划，多搞点油料。过渡时期，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改变所有制必须改善技术，没有机器也还是要搞合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