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下午，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会谈，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基辛格一行。周恩来便与基辛格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门厅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书房里沿墙摆满了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基辛格感觉毛泽东看上去比他过去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毛泽东同基辛格等人一一握手，他还与陪同基辛格的布鲁斯、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要大，我已经80岁了。待客人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说：
“扩张主义。”
毛泽东佯装不知，笑指着基辛格，故意问道：
“谁在扩张，是他吗？”
周恩来也顺着说：
“是他开始的。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你们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美国的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而中国的战略，则是以比较直接的对抗做基础的。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我们任何灵活的想法，对于苏联的扩张，必须针锋相对，玩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
基辛格说：
“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
毛泽东说：
“我相信这一点。因为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向基辛格介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1969 年在北京机场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尔后说：
“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一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在座得人都被毛泽东逗笑了。毛泽东又说：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规定的期限是越来越短了。”
在一片笑声中，毛泽东接着说：
“第3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声）”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风趣语言极感兴趣，始终认真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目前它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它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总而言之，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基辛格说：
“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
“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
“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
“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
“可能是这样。”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
“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
“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100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毛泽东有意告诫基辛格：“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100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基辛格说：
“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
“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
“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哎”了一声说：
“一样。台湾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近3个小时。临了，他再一次警告基辛格说：
“苏联欺软怕硬。”
毛泽东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基辛格等人送到外间接待室，一同照了相。他还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这正是：毛公妙语逗博士，客人闻道偷着乐。鼎立上策在伐谋，岂是联姻能苟活。
11月12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2次会谈。基辛格突然提出，中美两国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热线的建议。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此时，毛泽东已经睡下了。
11月13日，基辛格在中美第3次会谈中，又提出了建立中美信息热线的问题。周恩来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他将话头一转，又说：
“如果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设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说：
“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说：
“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周恩来送走基辛格，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工作。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睡觉，只好又回去了，便让工作人员把关于基辛格的访华公报稿送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审阅。
11月13日晚，基辛格博士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他在祝酒时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朋友家里请他们吃饭，这是极其合适的。我们中国朋友具有很大的艺术，能够使他们的美国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基辛格说，我曾经请我的同事中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用的中国谚语，他们告诉我的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可以说，我们第一桌确实在实践这句谚语。
基辛格说，当我们结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即将离去的时候，我们像前5次的访问一样，对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我们建立的关系感到亲热。当尼克松总统在将近两年前到这里来并由此产生《上海公报》的时候，他是一位开拓者。尼克松总统所开始的旅程，现在已被所有美国人认为是必要的了。不论将来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持续因素。这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必要性和原则性的基础上的，是因为我们信守这一原则，并且懂得这一必要性。
基辛格博士说，在我们离开以后，我们要发表一项公报，但是，这次访问和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决不可能包含在一个文件的字句中，它们将包含在已经建立的关系和我们所规划的未来中。
基辛格说，我有幸同毛主席进行有远见的、广泛的交谈，并且同总理进行长时间、建设性的会谈。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基辛格在结束讲话时，代表尼克松总统、代表他的所有同事提议为毛主席的健康，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持久的友谊，干杯。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一行即将结束对我国的访问，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在过去这3天里，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博士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我们两国官员还具体讨论了从各方面进一步开展中美之间的交流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同他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应当说，通过博士第6次来访，我们双方对彼此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极其有益的。
姬鹏飞外长说，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未来的岁月里必将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必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向着正常化的目标不断前进。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一天午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说：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她们还说，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怕了。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右的错误。
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所有参加中美会谈人员开会，他批评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关于对美关系，毛泽东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他对外交部的人员说：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11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对美关系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请读者认真回顾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和这一次与基辛格的谈话以及有关中美关系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可以说，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很高明的，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这些政策和策略在施行中“差之毫厘”，其结果便会“谬之千里”。因此，毛泽东告诫党内：“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这个话和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7月4日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一样，都属于党内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切不可信口开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在此时的党内依然是无人可及的。
另：据某官方媒体披露：王洪文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月薪仍是68元。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每月1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自己也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他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中央每天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届人大后）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67元2角的工资。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一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这则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尽管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内身居高位，却仍然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个样，是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特殊待遇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