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由周恩来陪同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特鲁多将访华前特意定制的古铜色白求恩纪念章作为“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的礼物，分别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特鲁多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外交部长助理、翻译王海容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特鲁多访华期间，正值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不久。在会谈中，特鲁多主动向毛泽东请教关于世界上是否会有持久和平这一问题的看法，毛泽东与他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毛泽东还主动询问起加拿大的地理与农业生产情况，关注中加贸易的发展。
这一天，在两国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加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开启了大门。
除了访问北京之外，特鲁多此行还到访了中国的历史名城洛阳，由周恩来亲自陪同他乘车前往，凸显出中国对发展与加拿大关系的高度重视。
10月20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会议“基本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1日夜，中共中央委员、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公安部部长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案件。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的气氛很紧张。
10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处理李震案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后来在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十届中央委员祝家耀、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杨贵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破案工作。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1973年11月2日下午，天气特别寒冷。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政府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问题交换意见，一位中国外交人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看罢，马上对惠特拉姆说：
“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惠特拉姆闻言随即起身，没想到他那高大的身躯上未曾拉上拉链的夹克衫，挂住了会议桌上绿色台布的穗子，整个台布被他一拉，像剥香蕉皮一样，一下子掀翻了桌面上所有的便笺、铅笔、茶杯等用品。待服务人员收拾好桌子，年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蒂芬·菲茨杰拉尔德在便笺上写下几个字：“可能是见毛泽东”，然后他把便笺推向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
下午4点半，两辆黑色的小轿车由长安大街一扇红色大门驶进了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下车碰着头。
毛泽东在书房里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会见了惠特拉姆等客人。他不用别人搀扶，自己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向前，对澳大利亚客人说，我的腿不方便，听觉似乎也不太好。
在会谈中，毛泽东品着杯中的茶水，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则滔滔不绝。周恩来和毛泽东讲的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毛泽东把双手稳稳地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说道：
“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漫不经意地问道：“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这位工党领袖，对毛泽东的提问，竟然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极力回避惠特拉姆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说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当惠特拉姆称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毛泽东却说，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还说：
“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惠特拉姆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作了订正。他还慢吞吞地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他说，他们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就像在父子之间一样，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他不屑于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对于中国的核试验，他只是说：
“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后来他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没有，并且巴黎还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毛泽东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了。他说：
“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他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他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
“当然，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在谈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时，周恩来插话说：
“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67%，其余之33%，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评价邓小平说：
“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告诉毛泽东，邓小平曾经给他说过，邓小平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他问道：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上缺席了呢？毛泽东说：
“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惠特拉姆又谈到了王洪文，说王洪文在“十大”后已经“世界闻名”。他还以玩笑的口吻说：
“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毛泽东说：
“不知道。”
惠特拉姆说：
“当年你们长征时，他还没有出世呢。”
王洪文插话说：
“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
惠特拉姆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毛泽东说：“我已疾病缠身。”
周恩来笑着插话说：
“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说，只好缄口不语了。他看了一下手表，示意会谈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就指了指王海容，打趣地说：
“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今译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1月10日，在9月22日就任美国第56届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来华访问抵达北京。
是日晚，外交部长姬鹏飞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
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副主任詹金斯和霍尔德里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这是第6次前来我国访问，同时也是他就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次来访，同我们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他向基辛格国务卿以及随他来访的各位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并借此机会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致意。
姬鹏飞说，自从博士1973年2月访华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有力地证明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我们认为，这种动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人民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这种动乱，人民进一步得到了锻炼，看清了方向，加强了团结，日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姬鹏飞外长说，无疑，我们双方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但过去两年多的经验表明，双方本着坦率精神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自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两国之间互设了联络处，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各种交流有了可喜的开展。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增进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们相信，只要沿着《上海公报》所确定的方向前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基辛格博士在祝酒时说，这是我第6次荣幸地访问中国。今天的旅程重复了我1971年7月份秘密访华的路线。参加过那次旅行的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初次进入中国境内时的兴奋心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来访问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土，一直到总理向我指出，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不是由于她的神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任务，就是决心向着关系正常化，向着确立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前进。
基辛格博士说，正如外交部长先生以前所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在彼此的首都互设了联络处，我们两国之间的交往增加了，但是我们决心要做的比这更多得多，并且决心尽可能快地完成我们在两年前开始的过程。
基辛格说，我们在《上海公报》中确立了一些共同的重要目标：我们将反对霸权，我们将不代表第三国讲话，我们将信守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决心履行《上海公报》。因此当我第6次来访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中国已不再是神秘的国土了。我们已经懂得了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彼此所作的每一项诺言都得到遵守。我们也懂得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全世界。
基辛格说，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抱着开诚相见的态度来到这里，以便加速我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促进《上海公报》的目标，并就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像历次来访一样，将会取得良好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