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晚，毛泽东就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复电给刘少奇，他写道：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的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3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份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3月15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即饶漱石、陈毅、康生、邓子恢——笔者注）似可在3月20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3月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等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邯郸局，粟刘，中工委：
一、我彭张赵军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
二、敌1师、30师、36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渔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
三、你们率3、4、8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
四、第二步准备向陕东前进，配合彭张赵歼灭胡军。
五、望邯郸局速筹10万人，两个月粮食，供给3、4、8纵。
军委 7日2时
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评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4个旅，即整编27师之31旅、47旅，整编90师之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28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刘戡本人和90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3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此役共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30000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28个旅中，有8个旅属于3个主力师，即整编第1师、整编36师和整编90师，其中整编第1师之第1旅，前年9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167旅主力，去年5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36师之123旅、165旅，于去年8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90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1师的78旅和整编36师的28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28个旅，现在只剩下23个旅，这23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1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9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1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12个旅。其中3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2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2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2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9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34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其中2个旅困守延安，3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3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2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5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地、灵活地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的有秩序的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90%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3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晋绥分局的指示《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全文如下：
近两月来，晋绥分局许多指示及2月10日在《晋绥日报》上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对土改和整党工作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故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你们如果认为中央指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是原则问题上）在实行时还须加以解释，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以为他们所做的凡不完全合这一指示的，都需推翻重做，那你们可作一个决议接受这一指示，而将应该注意之点写在上边同时发表。
中央指示第4项有“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的规定，对你区多数土地已经分配的地方，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因动中农面过宽，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划错成份的在内）实行减抽或退回一部外，完全适用。
3月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的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
鱼巳电悉。
一、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11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11纵速向11师佯攻以钳制之。
二、宜川胜利后，西安一带大震，30师已到合阳防我南下，1师、36师亦有向渔关集中讯，究竟是否开动，请令9纵查明。
三、我11个旅五六两日由宜川向西南攻进，估计一星期内外可能占领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诸点，威胁西安。
四、向前所部本日起攻临汾。
军委 7日24时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但一般地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4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笔者注）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连队中俘虏兵成份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或弱、党的支部健全或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3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议了东渡黄河的事情，召见叶子龙、汪东兴。毛泽东说：
“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找你们两个，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法？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
“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我的意见是不是3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
“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和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
“争取用10天时间完成准备工作，我提议由东兴同志具体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
“渡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治安工作，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毛泽东说：
“我同意子龙的意见，由汪东兴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派给他一个连的兵力，除担任渡河的警卫外，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给他一部电台，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随时将准备工作向前委报告。渡河的准备工作对外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我们马上发电报给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同志，请他派得力的干部协助你。同时，我们给贺龙同志发报，请他通知晋绥边区政府在东岸接应。从明天开始，10天内准备就绪。”
周恩来说：
“东兴同志，主席的指示很明确，考虑也很周到，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争取11日出发去进行准备工作。东渡黄河是一项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你了。”
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3月10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将“亚洲部”渡过黄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在任弼时、陆定一驻地扶风寨窑洞后面的空场上，召集“亚洲部”所有人员开会，首先宣布了宜川大捷的消息，他说：
“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带打了胜仗，敌29军军长刘戡也被打死了。”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都熟悉这个人，他在陕北整整追了我们一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本来想活捉他，向他算算账，没想到他自杀了，算是便宜了他。”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平息下来，又说：
“我中原、华北各野战军从去年夏季起，渡河南进，调动了蒋介石中线的军队，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一连解放了很多大城市；晋察冀、山东、苏北和各路野战军，也都在去年大量歼灭敌人之后，完成冬季整训，又开始了春季攻势。目前在各个战场上，都打得蒋介石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静片刻，立即欢腾起来，鼓掌，欢呼。周恩来等大家稍稍平息下来，又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一是目前党中央过黄河是否适时？二是陕北籍同志的去留问题，谁愿意到华北工作，谁愿意留在陕北工作，可以自己提出要求，由组织决定。毛主席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全体同志，让大家充分讨论，自觉地来处理这个问题。陕北籍的同志，愿意跟机关走的，我们欢迎；愿意留在陕北的，我们支持。因为陕北也同样需要干部。”
会后，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说，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应该到华北去。至于个人去留，大多数人摩拳擦掌要跟着毛泽东走，只有张瑞岐有些犹豫。他一是陕北人，二是年岁大了，有意留在陕北，可又舍不得离开毛泽东。正讨论间，毛泽东推门进来了，大家忙站起来。毛泽东摆摆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问道：
“讨论的怎么样？谁想走，谁想留呀？”
马汉荣抢着说：
“我可不留，我正想跟着主席去见见大世面呢！”
毛泽东平时就很喜欢马汉荣，他年轻活泼，好说好唱，从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有一次大家问他火车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火车，火车，一定有火。”一句话把毛泽东逗得大笑起来。毛泽东想起马汉荣那句话，就笑着说：
“好，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瑞岐，问：
“老张，你这老陕北，打算怎么办？”
张瑞岐参军多年，很少回家，30多岁了，家里也给他定了亲，平时闲扯时，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总是吧哒着小烟袋，不慌不忙地说：“打败了胡宗南再说吧。”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好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听说你想留下，留下也好。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突然要离开，心里还不好过呢。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张瑞岐说：
“我想把主席送到华北，再回陕北来工作。”
毛泽东也舍不得张瑞岐这样的老实人，就说：
“那就这样吧，先到华北看看，再回陕北工作。走远些，开开眼界，将来回来工作，也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跟老乡们说说了。”
3月12日，毛泽东在谭政文关于山西崞县土地改革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谭政文，1910出生于湖南资兴，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保卫工作，又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七大代表，曾被中央晋绥分局派往山西崞县领导开展土改工作，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中共崞县县委书记，写出了《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份，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3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 1948年3月12日
3月14日晚，华东野战军一部及陈谢兵团第一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全歼国民党守军青年军第206师和国防部直属炮兵、汽车分队等近20000人，俘其师长邱行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