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悲痛异常，含泪写下了《忆友》诗一首，前有小序云：“余妻萧菊英不幸失足落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诗中有句云：“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有道是祸不单行。陈毅在丧妻之后，还真的被李韶九给抓起来了。后来还是被毛泽东给救了下来。薄一波曾经谈起过此事：“毛泽东也同我谈起过，他说：‘打AB团打得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陈毅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也说过：“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方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李韶九是在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时年31岁。

本章前面说到的李文林，则是在1932年5月30日被政治保卫局以“重要AB团团犯”罪名而处决了。

回头再说在1930年12月中旬，毛泽东从古柏、李韶九的报告中得知“富田事变”的经过，立即指示吉安县委书记毛泽覃到东固调查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覃在吉安县委妇女部长贺怡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彭德怀鉴于“富田事变”的教训，有感而发，向毛泽东叙述了他所处理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的经过。这就牵扯到了本传及本章所提到的井冈山时期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命运。

这事还得从1929年2月下旬说起。本传前面已经交代过，袁文才在东固期间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关于处理“土匪武装”的文件。他越想越怕，就带着担任红4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亲信，乘夜开了小差，返回宁冈找王佐。

他和王佐会合后，一起找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与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宛希先与袁文才是至交，得知他擅自脱离了红4军，也未深究，只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尔后安排他到宁冈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龙超清、王怀等对宛希先这种处理十分不满。不久，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被捕牺牲，县委一班人竟借故将宛希先残忍杀害了。宛希先死后，袁文才感到身单力薄，缺人少枪，很不安全，就联合王佐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活捉了来。原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为了壮大实力，袁文才对罗克绍故作亲热，亲自给他松绑，酒肉款待，还陪他打麻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杀罗克绍，并将此事报告了龙超清和边界特委。

1929年底，中央派巡视员彭清泉（原名潘心源，本传前面多次提到过）到边界巡视工作。1930年1月18日，彭清泉在遂川县于田主持召开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5军军委联席会议，对边界军事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根据“六大”文件和龙超清等人的汇报，认定袁文才和王佐已和地主豪绅同流合污，便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错误决定。

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朱昌楷、王怀、龙超清等人，以毛泽东的名义要各县负责人带县赤卫队到永新城参加特委会议。袁文才、王佐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就带一部分队伍去参加了。彭清泉在会上无端指责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王佐一气之下和彭清泉吵翻了，二人都把手枪拍到桌子上。

是日晚，彭清泉让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和王怀等人前往红5军驻地安福向彭德怀求援。朱昌楷一行人于深夜时分来到了红5军军部，对彭德怀、滕代远和邓萍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将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还说王佐在讲话时把驳壳枪“啪”的一声摆在了桌子上。最后，他们还说：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袁文才、王佐有将参加边界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干部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5军立即出动，挽救危机。彭德怀说：

“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5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于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

朱昌楷说：

“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4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袁文才在红4军政治部看到了‘六大’决议的原文。他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不识字的王佐听，并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彭德怀说：

“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个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佐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5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佐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也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嘛？’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这个事情来看，王佐多疑是肯定的。”

事发突然，时间紧迫，红5军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和特委共同决定：派4纵队党代表张纯清和刘宗义带4纵队一部分从30里外赶往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袁文才、王佐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

第二天拂晓时分，4纵队一部分人手臂上扎着白带子作为记号，进城包围了袁、王驻地，在城东门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朱昌楷闯进卧室用手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冲出房门，越过东关城墙逃跑，在涉水渡河时中弹负伤，溺死于水中。

就这样，正当革命用人之际，毛泽东千辛万苦费尽心机教育出来的两位英雄好汉、共产党员，便如此草率地被彭德怀、龙超清、彭清泉、朱昌楷等人给报销了，岂不可惜！

这才叫：莽将军不管他三七二十几，想杀便杀；

忠烈士遇克星罪在莫须有，说完便完。

在这次事件中，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主要骨干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了。龙超清说这些人不能放，否则他们会为袁文才、王佐报仇的。于是这些干部全都被处死了。

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等20余人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300多人在城内未动。特委将他们改编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叙述，这才知道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先后被错杀，痛惜之至，连呼“杀错了！杀错了！”但去日不可追，死者长已矣，为了团结彭德怀等人，也只有扼腕叹息的份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让他们参加。”

彭德怀说：

“在4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文才、王佐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4军跑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回以前，王佐随5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5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5军到南雄，是王佐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佐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回到井冈山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从此，井冈山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数次想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一直没有成功。萧克曾经率红17师攻到黄洋界山脚下，也只能远眺井冈山，望而兴叹。直到解放后，人民军队才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前边已经说过，龙超清是在1930年11月在赣西党内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县被错杀，距离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还不到2年。

潘心源则是在1931年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13军政委。1931年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

且说在1930年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军情紧急，在黄陂的中排村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第1次反“围剿”的计划问题。

在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收到了中共中央10月间正式下发的《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和周恩来10月27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军1、3军团前委的指示信，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在9月下旬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职务，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中央在指示信中提出，在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书记。在项英未到之前，可先成立，暂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任命朱德为红1、红3军团总司令。指示信还强调说，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在中央局。

《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和指示信在扩大会议上传达后，大家的思想更加统一了。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根据国际国内、敌我双方的形势，详细分析了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围剿”、夺取胜利的8个条件：

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差，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黄陂中排村会议结束以后，总前委将毛泽东的讲话归纳为“8个大胜利的条件”，又制定了《三十条作战注意》，一齐印发给根据地军民。

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及红军总部一同从黄陂的中排、上排转移到小布，分别住在赤坎村新屋下和龚家祠。

12月24日，毛泽东得到消息，谭道源师正在源头进行拉练，准备向小布前进。小布地区便于设伏。毛泽东决定红军在小布设伏，首先消灭谭道源师。

12月25日上午，总前委在宁都小布麻糍石下河滩上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议由袁国平主持。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边的台柱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在誓师大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他说：

“今天开的是动员大会，明天早上就要打仗啦！敌人对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部队有湖南的18师，江西的52师。江西的归鲁涤平指挥，湖南的归唐生智、何键指挥。现在苏区的群众封锁消息，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却知道敌人就在山那边。”

毛泽东把大手朝前一推，说：

“我们要消灭张辉瓒的18师，它是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把这支部队打垮，最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高声问道：

“消灭18师，大家赞成不赞成？”

台下全场的人振臂高呼：“赞成！”

毛泽东又问：

“打不打胜仗？”

大家回答：“打胜仗！”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局势是严重的，敌人大兵压境。可是，我们有足够胜利的条件。是那些条件呢？”

他稍作停顿，然后举起左手，用右手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按下左手伸开的手指，一共讲了6个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他说：

“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条，我们已经选择了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已经设下陷阱，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挑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它就由强变弱了，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人之隙，加以打击。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的退却，敌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敌情、地形、人民条件都已经变了。6个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最后，毛泽东亲自领着大家呼口号：

“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

“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

会场上军民们的激情达到了顶点。朱德跳上主席台，高声问道：

“同志们，怕不怕死？”

台下齐声回答：

“不怕死！歼灭18师过新年！”

歼敌誓师大会后，一份份紧急情报送到了设在赤坎村龚家祠的红军总部：毛炳文部已经窜到广昌；许克祥师经宁都、东韶进至洛口；公秉藩师在东固附近与张辉瓒师发生误会，混战一场后，正集结在永丰、富田，策应各方；张辉瓒抢在公秉藩师的前面，进到了永丰的南龙；谭道源师已经赶到距小布30华里的源头，并派出1个团，前进到了距小布十几里的树陂。

军情急，战事迫。红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看首先反击哪一路敌人了。总前委和总司令部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有人提出先打兵力较弱的国民党左路毛炳文、许克祥两个师，然后由西向东横扫。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意见，反复考虑着敌我双方的情况：1、国民党军队不到10万人，且均非蒋介石的嫡系，总的形势并不十分严重。2、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3、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3个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岗、源头一带。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岗，谭道源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4、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5、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3个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6、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围剿”的主力军，谭道源师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14000人，张辉瓒师又分置两处，一次打1个师是绝对优势。7、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主力所在的龙岗、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隐蔽接近。8、龙岗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9、我在龙岗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岗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10、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他待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后，便分析说：

“先打毛、许二师，固然好打，但打了毛、许后，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3个师就会收缩到一起，再打就难了。这样，毛、许二师虽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却不一定能打破。相反，正面敌人之右路3个师，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主力，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如果打掉了张、谭，就把敌人的800里连营切断，使之成为远距离之两群，敌人的围剿就打破了。而且，我军在兵力上也大大超过张、谭二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先打张辉瓒的第18师或谭道源的第50师。

12月26日凌晨1时，毛泽东、朱德发出《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命令红1方面军各部于拂晓时分轻装前往小布埋伏；并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不许骑马，以求高度隐蔽；待敌脱离源头阵地，进入红军预设阵地时出其不意歼灭该敌于运动中。

但是，红军各部连续埋伏了两天，敌人都没有出现。原来，谭道源师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小布前进，一个反革命分子向谭道源部报告了红军设伏的情况，使谭道源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正是：布下天罗网，要捕大鳖鱼。

内奸最可恨，投敌破天机。

欲知毛泽东如何改变战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富田事变”以及对红20军的错误处理，完全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中央、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们一手造成的恶果。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本章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读者诸君不可不认真一读。可现在的互联网上却到处充斥着颠倒历史的史料和文章，那些作者用时空倒错和张冠李戴的惯用伎俩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有的说是毛泽东重用李韶九导致了“富田事变”，有的说杀害红20军指战员的是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或者说是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史学工作者还直呼其名，说是毛泽东屠杀了红20军指战员，取消了红20军番号。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便是糊涂虫，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任意篡改、肆意颠倒呢？你即便和毛泽东有天大的仇恨，也不至于良心泯灭以致如斯吧？你们也不想一想，历史是你们能够篡改得了的吗？真真是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

另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之死，着实冤枉。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方针，如果在革命阵营中没有一些人的相互倾轧，如果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一直跟着毛泽东干下去，其结果不是壮烈牺牲便是新中国的将军，这是肯定无疑的。毛泽东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终于使他们的队伍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况且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王佐也已经被毛泽东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说杀就杀了？在他们死前，既没有审问，也没有宣判，就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到阎王那儿去报到了。亏得阎王只是一个传说，否则的话，袁文才、王佐能不喊冤打官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