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世立和东星航空的故事远非上图所说

2009 年 3 月 27 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上空，祥鹏航空的航班平稳掠过停机坪。下方，曾经属于东星航空的 9 架空客飞机静静停放，机身蒙尘 —— 这家运营仅两年多的民营航空公司已停航 13 天。八个月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正式宣告其破产，东星航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破产的民营航空公司。这场从辉煌到覆灭的商业悲剧，不仅镌刻着中国民营航空发展初期的阵痛，更交织着创始人兰世立与多方势力的复杂纠葛。

一、从公务员到湖北首富：兰世立的商业头脑

1960 年出生的兰世立，成长于武汉一个有革命背景的家庭，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幼便显露出不甘平庸的特质。凭借努力考入武汉大学后，他先后在湖北和海南两地的政府部门任职，这段公务员经历让他熟悉了政策运作逻辑，也为日后经商埋下伏笔。1991 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兰世立毅然辞去 “铁饭碗”，怀揣仅有的几千元积蓄投身商海，开启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生涯。

初入商界的兰世立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嗅觉。他从电子器材贸易起家，凭借灵活的经营策略迅速积累第一桶金。1992 年，他瞄准武汉旅游业的空白，创办东星旅行社，创新性地将机票、酒店与旅游线路捆绑销售，短短几年便将其打造成华中地区最大的民营旅行社。随后，他跨界涉足房地产、高速公路等领域，构建起涵盖旅游、地产、交通的东星集团商业版图。到 2005 年，兰世立已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成为公认的 “湖北首富”。

兰世立的商业风格极具个人色彩：大胆激进且桀骜不驯。他喜欢冒险，敢于在陌生领域押注；同时行事高调，曾因在法国出差入住 18 万元一晚的巴黎四季酒店而引发热议。这种特质在成就其商业帝国的同时，也为日后东星航空的命运埋下隐患。在 2007 年的一次企业家聚会上，当被要求写下墓志铭时，兰世立毫不犹豫地写下：“庆幸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后悔的事”，彼时的他或许未曾料到，这句豪言将在两年后迎来残酷的考验。

二、民航破冰者：东星航空的诞生

2005 年，中国民航业迎来市场化改革的关键节点。国家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奥凯、鹰联等民营航空公司相继成立，打破了国有航司的垄断格局。手握旅游与地产资源的兰世立敏锐地发现商机：若能将旅行社的客源与航空运输结合，必将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一年 5 月，东星航空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东星集团旗下三家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后增至 3.06 亿元，成为华中及中南地区首家民营航空公司，也是全国第四家获准筹建的民营航司。

为彰显实力，兰世立一出手便震惊业界。他宣布向东星航空投入巨资：以租赁方式从美国通用电气商业航空服务公司（GECAS）引进 9 架空客 A320 飞机，这笔交易涉及资金高达 120 亿元；以 4620 万元的 “转会费” 从其他航司挖来资深飞行员，组建核心飞行团队；在武汉、广州、郑州三地建立航空运营基地，构建覆盖全国的航线网络。彼时的东星航空，被业内视为最具潜力的 “航企之星”，兰世立也凭借这番操作成为中国航空界的风云人物。

2006 年 5 月 19 日，东星航空首航武汉至上海航线成功，标志着其正式投入运营。依托东星旅行社的客源支撑，东星航空迅速打开市场，陆续开通至深圳、广州、海口等 20 多条国内航线，并于 2007 年获得地区及国际航线资质，与中华航空开展代码共享合作，开通经香港转飞台湾的航线。运营仅半年，东星航空便实现盈利 630 万元，创造了民营航司的盈利奇迹。在国有航司占据主导的市场中，东星航空以灵活的定价策略和旅游联运服务，迅速抢占份额，成为民营航空阵营的标杆企业。

三、暗流涌动：扩张背后的危机

东星航空的快速崛起看似风光，实则根基不稳。兰世立采用的 “高举高打” 策略，背后是高负债支撑的脆弱资金链。民营航司在发展初期面临诸多先天不足：无法像国有航司那样获得低成本融资，难以享受机场起降、航油供应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同时还要承担高昂的飞机租赁、人员薪酬等成本。东星航空的扩张速度远超自身资金承载能力，9 架飞机的月租金就高达数千万元，加上航油费、机场起降费等刚性支出，每月运营成本堪称 “天文数字”。

更致命的是，兰世立的多元化布局此时已出现隐患。东星集团旗下公司众多，内部管理无序，存在严重的相互抵押担保问题。为支撑航空业务的资金需求，兰世立不断将地产、旅游板块的资金抽调至航司，同时通过关联交易挪用东星航空资金，导致集团整体资金链高度紧张。据事后调查，东星集团内部涉及的法律纠纷多达 100 多起，财务状况堪称 “糊涂账”，早已失去自我造血能力。

与武汉市政府的关系变化成为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东星航空成立初期，曾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被视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但兰世立的高调与强硬逐渐引发不满：在机场资源分配、航线审批等问题上，他多次与主管部门产生分歧；在企业纳税问题上，东星集团长期存在拖欠行为，埋下法律隐患。更关键的是，东星航空的快速发展触动了本地国有资本的利益，在航空运输这个关乎经济命脉的领域，民营资本与地方政府及国有航司的矛盾逐渐显现。

行业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挤压东星航空的生存空间。国有航司凭借资金优势发起价格战，在东星航空的核心航线大幅降价，抢占客源；其他民营航司也纷纷扩军，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东星航空的旅游联运优势逐渐弱化，客源增长放缓，而成本却持续攀升，盈利空间不断被压缩。到 2007 年底，尽管表面仍维持繁荣，但东星航空已出现隐性亏损，资金链开始绷紧。

四、风暴来袭：金融危机与重组失败

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成为压垮东星航空的最后一根稻草。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航空燃油成本飙升；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出行需求锐减，航司载客率普遍下滑。在这场行业寒冬中，本就资金脆弱的东星航空首当其冲，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09 年 3 月，东星航空亏损已达 5 亿元左右，拖欠的飞机租赁费、机场起降费、航油费等数额巨大，仅欠武汉天河机场的停机费就高达 6000 万元。

资金链断裂的恶果迅速显现。从 2008 年 12 月起，东星航空 100 多名飞行员、乘务员的小时费停发；2009 年 1 月起，三个基地的 1000 多名地面员工失去工资收入。员工流失加剧运营困境，安全隐患凸显。与此同时，债权人的催讨接踵而至。GECAS 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多次向东星航空催要拖欠的飞机租金，在催讨无果后，联合其他 5 家债权人向武汉市政府施压，并正式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为挽救企业，兰世立不得不寻求重组机会。2008 年年中，他先后与海南航空、深圳航空接触，但均因债务问题和控制权争议无果。2009 年初，在湖北省、武汉市两级政府的斡旋下，东星航空与中国航空集团（下称 “中航集团”）开启重组谈判。这被外界视为东星航空的最后生机 —— 中航集团承诺承担 4.5 亿元债务，并支付 2000 万元用于员工安置，重组方案基本达成共识。3 月 10 日，湖北省政府与中航集团签订重组意向书；3 月 13 日，中航集团提前支付 5000 万元，重组进入最后阶段。

然而，就在重组即将落地的关键时刻，事态突然反转。兰世立单方面向媒体发布声明，宣布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随后突然离开武汉，使重组陷入僵局。关于拒绝重组的原因，各方说法不一。兰世立后来称，是因为政府未满足其土地开发等附加条件；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则披露，兰世立要求将 300 亩划拨给中航集团的土地及龟山脚下 50 亩地交由东星开发，且需在签约前办妥手续，这一要求超出政府权限，导致谈判破裂。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邹建军则指出，股东分歧和对风险预测不足，是导致重组失败的重要内因。

五、停飞与破产：民营航企的落幕

兰世立的突然反水，彻底耗尽了各方的耐心。2009 年 3 月 14 日，武汉市政府依据《民航法》及《航空安全法》相关规定，向中国民航局提出请求，以 “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内部管理薄弱、影响飞行安全” 为由，要求暂停东星航空的航线经营许可。次日零时，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作出暂停决定，东星航空所有航班停飞，这家运营仅两年十个月的航司彻底停摆。

停飞之后，破产程序加速推进。2009 年 3 月 30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GECAS 等六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冻结东星航空 16 个银行账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全权接管事务。4 月 7 日，破产管理人解除与 GECAS 的飞机租赁合同，将 9 架飞机全部退还，东星航空彻底失去运营基础。尽管东星集团试图挽回，于 6 月底至 7 月中旬在北京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施压要求进行破产重整，但未能改变局势。

破产重整的尝试最终沦为徒劳。2009 年 8 月，东星集团联合北京信中利投资公司提交重整计划方案，声称首期注入 2 亿至 3 亿元资金，但未能提供资金来源证明、债权人同意函及政府支持文件。8 月 26 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最终裁定：驳回破产重整申请，东星航空正式宣告破产。法院认定，东星航空资产总额 3.99 亿元，负债总额 10.76 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且无可行的重整方案，不具备重整价值。

东星航空的破产清算工作持续多年。破产管理人依法处置了包括东星国际大酒店、航材在内的全部资产，优先用于员工安置和债务清偿。86 名飞行员和 1200 余名其他职工得到合理分流，大部分被其他航司吸纳。2024 年 1 月，随着《东星航空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高票通过并执行完毕，武汉中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这场持续 15 年的破产案终于尘埃落定。

对于东星航空的结局，业界普遍认为，经营不善是根本原因。邹建军指出，东星航空 “钱不到位，股东分歧较大，对风险预测不够，导致最终资本金缺乏，在运营中拖欠大量资金，直至最后无法运营”。而国有航司与民营航司的差异化待遇也不容忽视 —— 同期陷入困境的东航、南航获得了国资委的注资救助，而东星航空作为民营企业，未能得到同等支持。

六、锒铛入狱：兰世立的人生低谷

东星航空破产后，兰世立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2009 年 9 月，他因涉嫌逃避追缴欠税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经查，东星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在经营期间，采取隐瞒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逃避缴纳税款共计 1 亿余元，已构成刑事犯罪。2010 年 4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兰世立有期徒刑 4 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曾经的湖北首富，沦为阶下囚。

监狱中的兰世立并未沉寂。2011 年 7 月，他在狱中实名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称其存在索贿、包养情人、挪用公款等违法违纪行为，且是导致东星航空破产的 “关键人物”。兰世立声称，袁善腊帮助黑社会向东星集团收取高利贷，干预重组谈判，最终促成东星航空破产。这起举报引发舆论轰动，被称为 “微博复仇”。

对于兰世立的举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展开专项调查，查阅了 1100 余本财务凭证，询问了数十名证人，但最终于 2011 年 12 月宣布，未发现袁善腊存在举报涉及的违纪违法问题。兰世立则表示，举报是 “迫不得已”，当时他在狱中两度病危，心跳低至 30 多次 / 分钟，血压降至 40 多 mmHg，9 个月靠输液维持生命，举报是 “拼死一搏”。事后他承认，举报之后，狱中境况确实有所改善。

2013 年 8 月，兰世立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提前 9 个月出狱。走出监狱的他，从曾经的豪华酒店常客，变成了住在湖北省高院附近无星级小酒店的普通人。酒店的标准间既是住所，也是他处理官司的办公室。面对媒体采访，他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语速和自信，称 “东星航空经营上没问题，不过要小心避开抢劫的”，并坚称自己蒙冤。当被问及是否后悔时，他仍坚持当年的墓志铭：“庆幸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后悔的事”。

七、举报余波与后续

出狱后的兰世立，继续为东星航空破产案 “讨说法”。2014 年 2 月，他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再度举报袁善腊等人，引发舆论关注。面对持续的举报压力，袁善腊于 2014 年辞职，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东星航空破产案中，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失误，但最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很心寒。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坚决辞职”。

这场举报风波在八年后出现反转。2022 年 3 月，卸任 10 年的袁善腊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湖北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尽管官方通报未提及东星航空案，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与兰世立当年的持续举报存在关联。这一结果似乎印证了兰世立多年的指控，也让东星航空破产案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兰世立的商业生涯并未因牢狱之灾终结，但依旧充满波折。2016 年，他因与李氏三兄弟的合作纠纷被警方通缉，偷渡出境后在新加坡被国际刑警逮捕回国，被控涉嫌合同诈骗罪，羁押 902 天。这场官司持续近 7 年，直至 2021 年 12 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最终宣判兰世立无罪，他才重获自由。随后，兰世立获得国家赔偿 59 万元。

重获自由的兰世立不改 “不死鸟” 本色，公开表示要 “超越过去再创辉煌”，并计划撰写一部 1000 万字的书籍，讲述中国商人 30 年的发展经历。当被问及是否会重返民航业时，他表示 “一切皆有可能”，并透露自己已选择 “复兴东星” 的道路。不过截至目前，东星航空并未重现江湖，兰世立的新商业布局也未公开更多细节。

八、时代注脚：民营经济发展的启示

东星航空的破产与兰世立的人生起伏，早已超越了单一企业和个人的命运，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注脚。作为新中国首家破产的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的悲剧暴露了民营航企在发展初期面临的系统性困境：融资渠道狭窄、政策支持不足、行业壁垒高企、抗风险能力薄弱。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民航业，也是众多民营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兰世立的个人特质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商业嗅觉和冒险精神成就了东星航空的快速崛起，但他的高调激进、管理无序和对风险的漠视，最终将企业推向深渊。拒绝与中航集团重组的决策，更是被业内视为 “自断生路”。正如律师张杰所言：“东星航空本已病入膏肓，与国航的重组，是兰扳回危局的最佳机会，但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东星航空案也折射出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复杂关系。在企业成立初期，政府的支持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但在企业陷入困境时，行政力量的介入既可能是 “救命稻草”，也可能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武汉市政府暂停东星航空运营许可的决定，虽有法律依据和安全考量，但也被部分人视为 “过度干预”，这场争议直至今日仍未完全平息。

如今，距离东星航空破产已过去十余年，中国民营航空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春秋、吉祥等民营航企凭借差异化定位站稳脚跟，与国有航企形成良性竞争格局。融资环境的改善、政策支持的加强、市场机制的完善，让民营航企的发展土壤更加肥沃。但东星航空的教训始终警示着后来者：企业发展需兼顾速度与质量，扩张需匹配自身实力，同时要处理好与政府、市场、同行的关系。

兰世立与东星航空的故事，就像一部浓缩的商业启示录。它记录着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的梦想与拼搏，也见证着市场浪潮中的机遇与风险。尽管东星航空早已消失在蓝天之上，但它留下的思考，仍在影响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正如兰世立在出狱后所说：“一切皆有可能”，这句充满韧性的话语，既是他个人的人生宣言，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在挫折中不断前行的写照。

来源：海阔天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