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汉末以降的乱世与儒学价值体系总崩溃的局面，知识分子的内心普遍陷入虚无，人生目标的不确定使思想世界被孤独痛苦充斥，在找寻意义的过程中，对政治采取何种态度成为他们必然要考虑的问题。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出发，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或许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政治知识分子、隐逸知识分子和“风流”知识分子（实在找不到好词，故暂取“魏晋风流”里的后二字）。政治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与政治合作的，后两者则不合作；前者靠实现社会价值（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空洞）确立目标与自身主体性，后两者则对此心存蔑视，保持距离。

政治知识分子直接参与政治，在回答“人生苦短”的问题时，他们把建功立业作为主要答案，而及时行乐是增加生命厚度的弥补手段，曹操及以他为中心的作者群所开创的“建安风骨”最具代表性。但也要看到，建功立业、及时行乐还远不足以消解人生的悲剧意味。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则在《大墙上蒿行》中说：“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以分裂与战乱为主调的世道中，生命的过快消逝，让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把握不住人生价值的具体感觉，因而，再伟大的政治理想在反复对生死议题的探讨中，显得愈发遥远且空旷，呈现出悲凉的底色。

隐逸知识分子以陶渊明为代表。从陶的经历与其主要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一派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群体的普遍关怀，向内转入对个人生活本身的关怀。纵观田园诗、山水诗、招隐与反招隐诗以及游仙诗，都显示出用朴素的生活情趣拒绝与政治合作的特征。但这一派知识分子构筑的精神园地与道家又不尽相同，他们没有走向完全的消极，仍然肯定人的主观激情与反抗精神。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对精卫、刑天以及《咏荆轲》中对荆轲的歌颂，到《桃花源记》里为理想社会描摹蓝图，都能体现隐逸者们处在社会与个人、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他们的一往情深往往被现实辜负。正因参与政治的无意义，才让郭璞萌生“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的念头，但逃避会转化为另一种痛苦：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仙境存在。

“风流”知识分子是三者中形象最清高狷介的一类，若曹操在朝，陶潜在野，那么阮籍、嵇康等人则处于夹缝之中，环境最为压抑，这才有所谓“穷途之哭”。他们拒绝与政治合作的方式更为激进，是以标榜独特人格、正面对抗世俗中对虚伪黑暗来进行的。他们最需要确保自身的尊严不被侵犯，因此也最容易在激烈斗争中落得悲惨下场，只需要一句“非汤武而薄周孔”，权力就能使异见者身首异处。我很赞同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解释：他们并非礼教的破坏者，而是信礼教固执到极致的。醉酒、谈玄只是怕清醒时、严肃时说错话，他们毫无力量真正抵抗权力，而以积极之表行消极之事。魏晋风流华美的皮囊，附着在脆弱的骨架之上，内容物是嵇、阮“师心”“使气”（刘勰语）的文字，以及一系列看似潇洒的行为艺术。组织他们文学与生命的悲剧性基调，正如顾恺之所言：“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政治运作着整个社会，也分配着人的生命，处理与政治的关系，最终目的是给出个人对生命的看法并付诸实践。于是可以看到，对于生命，政治者重功名；隐逸者主顺应；风流者求本性。无论是献身于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还是遁入陵薮归去来兮，抑或在高压下以药酒玄学麻痹自我，处于动荡大时代的魏晋知识分子们殊途同归，总在追问着何以为人，追寻着活的意义。

来源：铜吼玉，作者简介：东篱小斋，不常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