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介绍到西方以后，禅在世界各地大为流行。在全球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禅的流行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以禅宗冥想为核心的正念减压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文化。但是，有关禅的一些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一、禅是不是齐泽克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替代？二、由于禅具有可供科学研究的内在性质，什么是禅的实用理性和准科学逻辑？三、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禅悟的本源是什么？四、古代禅修起着心理治疗的作用，其与西方的认知疗法有哪些共通之处？五、风靡西方主流文化的正念减压法与禅修是否具有共同的原理？六、禅修的普适性价值来自什么根源？通过探讨禅的形而上学、实用理性、准科学逻辑以及普适性价值，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全新的回答，并得出结论：禅不是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独特的、超越国别、地域、民族、文化和信仰的普适性个人宗教。

世界进入现代和后现代以后，人类社会的精神问题愈来愈严重。在所谓的后人类时代，全球各地的精神反常者成倍地增长，中国也不例外。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在分析强迫性神经症与宗教的异同后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强迫性神经症是形成宗教的心理基础。他也得出一个同样有争议的结论：由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症表现，“神经症是个体的宗教性”，而“宗教则是普适性的强迫神经症”。换言之，神经症是个人的宗教，而宗教则是群体的神经症。他后来在系统研究宗教和文明之关系的论文《一种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宗教可以说是人类的普适性强迫神经症。”在同一篇论文中，他还得出了与马克思对宗教所持的相同看法，即“宗教慰藉的作用可以与麻醉品相提并论”。虽然弗洛伊德的论断引起了不少批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许把握住了现当代社会人类精神为何频频出现问题的关键。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宗教的式微，人类赖以获得心灵慰藉的宗教逐渐失去其精神疗救效用。在面对各种压力时，当代已经世俗化了的大众再也无法在各种宗教中找到个人的精神避难所。但有一个教派例外，这就是源自中国，集宗教、哲学、生活三位一体的禅。

一、禅是新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吗？

自20世纪初禅宗介绍到西方以后，禅在全球各地受到追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禅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以禅宗“正念”（Mindfulness）为核心的认知修炼方式“正念减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已进入欧美主流社会文化。根据美国一家经营“正念”认知修行公司的网站信息，参加该公司修行项目的顾客竟然达到七千万人之多。但是，禅的普适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禅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既有其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思想流通和世俗化的深入发展。此外，禅在宗教、世俗生活、学术界的流行也得益于神经科学对禅研究的进展。在这个以情感痛苦和精神焦虑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技术、媒体和通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了社会生活的步伐，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在东方思想和宗教中寻求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安宁，禅因而成为最受青睐的精神修行方式之一。然而，这只是禅成功的一个外在原因，并没有触及其巨大吸引力的内在原因。

另一个外在原因是禅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进展。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佛教的流行，尤其是禅宗的流行，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当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科学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的最终发言权，人们相信科学能够为冥想在心理健康和治疗方面的有效性提供无可争议的证据。安东尼·鲁茨（Antoine Lutz）等脑科学家证明了冥想与大脑之间的相关性，包括神经可塑性的变化、身心的相互作用，以及神经的对应物（neural counterparts）与主观体验的可能性。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佛教研究学者伯纳德·福尔（Bernard Faure）教授总结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从一小群冥想者身上收集的数据表明，冥想与大脑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皮层厚度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关系。研究发现，前额叶大脑活动更频繁的冥想者对流感疫苗的抗体反应明显更强。据说，这些实验还揭示了在各种类型的冥想（坐禅、专注瑜伽、正念减压等）中阿尔法和塞塔脑电波活动的增加。

但是福尔又指出：

然而，这些不同冥想技巧的神经电学特征尚未得到牢固的确立。长期的佛教修行者在非所指冥想（nonreferential meditation）中表现出高振幅的伽马波段振荡和相位同步。一些初步数据表明，这些伽马振荡与自我报告中的冥想清晰度有关。不幸的是，由于缺乏作为控制变量的人群，很难解释大脑模式是否反映了特定的冥想性质或由指令诱导的认知过程。

学者们就禅对大众吸引力的内在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思考，但大多集中在其作为哲学、宗教和生活的包容性上。目前，对其普适性吸引力根源的研究既涉及外在因素，也涉及内在因素。但是，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都无法充分回答核心问题：为什么禅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并被他们所践行，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国籍、阶级、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即使我们忽略所有其他因素，宗教因素还是不可忽视的，因为禅毕竟还是一种宗教，尽管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和特征的宗教。人们可能会从它的世俗性和宗教在现代人们生活中作用的淡化中找到答案。但鉴于大多数宗教彼此互不兼容，我们如何解释禅修者中包括了各种宗教思想派别如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神道教、道教、儒教，甚至是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信徒？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声称重视和支持自己的宗教派别和精神信仰，那么，是什么让人们无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从事禅修呢？

人们可以在禅的思想和实践的融合性和世俗性中找到答案，然而，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禅何以吸引和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为了充分回答这个问题，仅仅考察表面的社会原因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深入到表层之下去探究人类思想的无意识层面。在此方面，齐泽克（Slavoj Žižek）进行了有趣的思想探险。尽管齐泽克不是亚洲思想和宗教专家，对禅宗、佛教或道教也没有深入的了解，但他从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视角，对西方在后现代、后人类和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道教和佛教的狂热追捧进行分析，为禅的流行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佛教：道教伦理与全球资本主义精神》中，齐泽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后现代佛教已经成为新资本主义的流行意识形态。他认为，正如西方技术和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层面上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一样，亚洲思想正在挑战西方社会本土“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的犹太教—基督教思想：

新时期的“亚细亚”思想，从“西方佛教”到各式“道教”，正在确立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霸权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是当今全球文明中最高的思辨性对立身份：尽管“西方佛教”表现为对抗资本主义动力带来的紧张压力的补救措施，使我们能够与其分离并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泰然自若，但它实际上是其意识形态的一种完美补充。

他指出，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人们越来越难以应对所谓的“未来冲击”，他们感到很难更新自己的“认知图谱”，于是在亚洲思想中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的简单途径：“求助于道教或佛教，它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途径，这肯定比绝望地躲进旧传统更为有效。”齐泽克不满足于观察后现代和后人类时代对道教和佛教的普适迷恋，接着分析了其深层原因。与笔者研究相关的是他对西方佛教冥想的敏锐见解：“‘西方佛教’的冥想姿态可以说是我们既能充分参与资本主义的活动，又能以最有效方式保持精神健康。”齐泽克设想，如果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今天还活着，他会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补写一卷，题为《道家伦理与全球资本主义精神》。齐泽克想象中的这一卷的标题正是他自己文章的副标题。他的文章在两个方面与笔者对禅的本质、原理及禅悟的研究产生了共鸣。一方面，与笔者对禅宗的重新认识不谋而合，即禅宗是一个表面上是佛教，但本质上是道教的流派。另一方面，他的方法与笔者对禅的理论基础的精神分析研究相吻合。

虽然笔者和齐泽克对精神分析的方法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我们对佛教和道教在全球背景下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齐泽克认为佛教冥想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迷恋，是一种反向的症状：“因此，‘西方佛教’完全符合我们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拜物教思想模式，而不是其传统的症状模式。在传统模式中，构成我们对现实感知的意识形态谎言受到‘被压抑之物回归’症状的威胁，即意识形态谎言结构中的裂缝。” 社会批判并不是笔者研究禅的普适吸引力的目的。冥想立场，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不仅仅是一种隐藏压抑欲望或恐惧的迷恋。换言之，禅的普适吸引力不在于它阻止被压抑之物回归的功能，而在于它能够带来两种相关但不同的回归：（在禅悟的情况下）短暂回归于出生前的精神状态，以及在幻觉中回归出生后的精神状态。这两种回归在某种程度上都基于禅的实用主义理性和准科学逻辑。

二、禅的实用主义理性和准科学逻辑

在笔者看来，禅的普适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禅的工具理性和准科学逻辑，这促成了人们对它的高度评价。正念运动和正念减压项目的流行说明了人们对佛教、道教和禅的工具性使用。然而，正念和正念减压只触及了佛教和禅宗的表面价值。齐泽克正确地指出，面对资本主义力量造成的持续痛苦、焦虑，及迷茫，佛教和道教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扮演着“构建我们对现实感知的意识形态谎言”的替代品角色，并成为一种迷恋，用来抵御个人可能的精神崩溃。然而，他的意识形态批判没有充足的佛教或道教学术的支持，并没有超越意识形态批判来探究为什么西方人求助于道教或佛教以寻求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困境的途径，也没有探究为何这一道路比希腊思想-犹太教-基督教更为有效。齐泽克偏爱道教，而笔者认为道教是禅宗的核心，笔者将探讨为什么道教作为禅宗的精髓比佛教或犹太教-基督教思想的精神遗产更具普适吸引力。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与道教、禅宗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优先考虑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佛陀或上帝）那里获得精神解脱，而后者则被赋予了一种强调通过自我修炼来实现自我救赎的工具理性。在历史上和当今社会中，前者仍然津津乐道于奇迹发生和实际利益，但在科技主导的当今时代，其工具性几乎完全消失了。相比之下，在道教中，工具理性和准科学逻辑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今天。道教分为哲学性思想（又称道家）和宗教性思想（又称道教）两大流派。尽管这种分类受到了一些西方道教学者的质疑，但他们的质疑并没有改变人们对这种划分的普遍接受。事实上，这两个学派都有着相同的根源，都强调工具理性和实践应用，但它们的最终目标和修行方式有所不同。在实践上，道家通过形而上学的推理和内在的智慧专注于精神修养，而道教则突出外丹和内丹的身体修行。前者的目标是避免伤害和获得利益以保护个人，而后者的目标是实现长寿或永生。冯友兰恰当地概括了道家哲学的目的：“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命避害。”相比之下，道教的目的是获得神仙的修为达到不朽的状态：“正是神格化的‘道’将道教与其他学派区分开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将道教定性为宗教而非哲学的特征之一。”从道教的准科学逻辑可以看出，这两个派别都强调健康和治疗的功能，虽然哲学性道教提倡内在和精神的治疗，而宗教性道教则强调通过内丹和外丹来治疗疾病。宗教性道教中永生的终极目标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可能的，道教大师和修行者借助炼丹术中常见的准科学逻辑来证明其可实现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在现实和科学面前名誉扫地。然而，道家哲学的终极目标已被证明具有实用价值，这一点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这就是道教的广泛吸引力以及正念运动和各种正念减压项目、课程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工具性原因。

禅的准科学逻辑源于道教的信仰，即通过内修外炼等多种技术，从事道教修行的个人可以达到长寿甚至永生的最终目的。汤一介指出，佛教和道教在生死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道教以为，人们超生死、得解脱的道路不是圆应寂灭，而是肉体成仙。”为了达到永生，道教发明了一个复杂的修行体系。道教修行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础，包括内丹和外丹。根据《道教手册》（Daoism Handbook）和《道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内丹涉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传统医学理论以及道教冥想、导引术、性卫生等身体、心理和精神锻炼等一系列深奥的教义，这些都是道教修行者为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而使用的，旨在创造一个可以在死后不朽的躯体。外丹是中国一种早期的炼金术，将草药、矿物质和其他天然物质在坩埚中混合制成药丸（即“外丹”），以延长寿命并实现永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几位皇帝被所谓的长生不老药毒死之后，就不再有人相信外丹了。但是，它的准科学逻辑可以从它的实验主义和对中国传统科学、医学和科学实验的贡献中看出。道教的炼丹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现代科学的先驱。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道教对中国科学、准科学、医学和实验的深刻影响是整本书强调的主题。李约瑟认为，如果要发现中国古代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萌芽，道教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的道教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认为：“对人类来说，研究自然比管理人类社会更重要。” 由于这一信念，他们也对科学实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古代道教的核心有一种手工艺的元素，因为那些巫师、哲学家、占卜师和宇宙学家都相信，用手可以取得重要而有用的结果。”道教的原始科学实验是在炼丹术中进行的。李约瑟对“化学”和“炼金术”这两个词的词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化学”“化学物质”等现代科学概念来源于阿拉伯单词Al-kmya，而后者又源自道教的炼丹术。欧洲著名道教学者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证实了道教的准科学性质：“中国的炼丹术与‘守一’的方法与其基本思想毫不相悖；相反，炼丹术通过在实验室的实验中重现时间的作用（the work of time）和生命的秘密，使同样的思想在物理学领域得以延续。”他还指出道教炼丹术是如何在世界历史上做出非凡科学贡献的：“炼丹实验产生了许多发现，比如火药的发明，以及对中国药物研究的巨大贡献。道教经典保存了许多与炼丹有关的文本，这些文本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以研究炼金术和化学史而闻名的美国科学史学家艾伦·乔治·德布斯（Allen George Debus）指出了中国炼金术的基本目的之一：“中国的炼金术不仅早于西方，而且寻求保持健康的长生不老药是其追求的基本部分。”

虽然以长生不老为目标的外丹（实验炼丹术）最终消失了，但内丹（内修）作为一种身体、心理和精神的修炼方式一直流传到今天。法国研究道教的汉学家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正确地指出了内丹术得以幸存的原因：“内丹术并不寻求产生特定的物质，它首先是一种开悟的技术，包括一种控制世界和自我的方法，以及一种替代造化的手段，从而达到使存在和智力相结合的理解。”因此，内丹术作为一种身体和精神的修炼形式，不再与长生不老有关，而是与开悟和修身有关。贺碧来指出，道教的内丹学融合了佛教的思维，并引领了新儒家思想，同时保持了道教的实用主义：“它忠于道教的基本精神，在智力训练的同时，成功地保留了道教传统所寻求的生理和心理训练。”笔者同意贺碧来的观点，但想指出的是，这种影响也应该从互惠的角度来看待。道教从佛教的思辨中受益，反过来又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禅宗的影响。道教内丹术中的生理实用主义改变了道教和禅宗的冥想，这些冥想已经被证明产生了现代医学无法达到的治疗效果，比如用于治疗抑郁症、恐慌症以及情绪和心理障碍的“百忧解”（Prozac）或氟西汀（Fluoxetine）等药物就无法达到冥想的效果。以道家的内在逻辑为核心，禅被赋予了三种实践价值：一种静修方式、一种治疗技术，以及作为一种通往开悟的精神修炼方式。最后一个价值超出了大多数修行者的能力，但只要下定决心修行，前两个价值并不难实现。这就是禅广泛吸引各行各业人士的主要原因，无论他们的社会、思想、宗教和文化背景如何。禅悟虽然很难实现，但它的工具性价值深深植根于前两种价值之中。

现有科学研究证实了禅修的准科学逻辑的有效性，正念运动及正念减压计划的成功也证明了佛教冥想，尤其是禅修的治疗效果。然而，该领域的现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加以弥补。迄今，有关禅的神经科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冥想上——佛教的、道教的、禅宗的冥想。但正如伯纳德·福尔所说，与西方普遍持有的观点相反，冥想并不是佛教、道教和禅宗实践的核心：“许多佛教徒从不，或很少冥想。《高僧传》在中国影响广泛，只是顺便提到了冥想，将冥想视为佛教实践的十几个准则之一。”正念运动及正念减压计划的成功仅限于身体、心理和精神放松修习。福尔认为，这些修习只是“一种初级练习，是更高级修行的初级练习”。笔者认为，这些不足的原因在于科学研究和大众实践都没有充分关注禅修的最终目的，即禅悟。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坚持严格修禅法的人不多，只有少数人能通过艰苦的修行获得禅悟，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冥想的所有治疗效果都源于胎儿出生前的精神状态，笔者已经不遗余力地证明过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用科学仪器对禅悟进行更系统、更科学的研究，以监测开悟的进展，从而设计更有效的冥想治疗技术，发明更有效的修习方法。

三、禅普适吸引力的内在根源

禅与其他知性思想和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任何神都没有密切的联系，而是与它的世俗本质和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婴儿一旦出生就踏上了通往生命尽头的不归路。旅途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包括身体上的、情感上的和精神上的。佛祖的四圣谛包含了人类在旅途中的苦难。更糟糕的是，旅程越长，人类心灵上积累的痛苦就越多。一个人多么渴望回到原来的家和失落的伊甸园啊！陶渊明把人的一生比作不归路上的暂时居所。他在《自祭文》中写道：“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此处，本宅可被解释为子宫或大自然母亲。弗洛伊德将母亲的子宫视为“人类仍然渴望的第一个居所，在那里他感到安全和自在”。作为一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道家精神中的自然诗人，陶渊明写了许多诗歌，承认人是自然母亲的产物，并表达了与自然的融合感，但他没有推测人类出生时的感受，更没有探究出生前的精神状态。庄子是道家的两位创始人之一，禅从他那里汲取了大量的智力和精神资源。庄子推测了一个人出生时的精神状态。他有两句名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两句话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知性思维的诠释对象，有两种基本的解读：（1）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该为可能损害自然之道的个人欲望而奋斗；（2）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就不应该区分自我和非我，也不应有二元性。这两种解读都符合禅的思想，但并不能解释逻辑上的矛盾：（1）一个人怎么能与天地同时出生，就像大自然自宇宙大爆炸以来一直存在并早于任何人类一样？（2）既然万物与人无关，人又怎能与万物融为一体呢？

学者们采用形而上学和隐喻的方式来探究这些悖论，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遵循庄子的“齐物论”思想，即万事万物不分彼此、大小、高低、对错等等。“我”与“非我”的区别在庄子的思想中只是相对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句引文后面紧接着上述庄子的两句名言。冯友兰对此有如下解释：尽管所有的事物都不同，但它们都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构成了某种东西，并对这种东西有益。它们都同样来自道。因此，从道的观点来看，事物虽然不同，但却是一体的。第二种解释认为，这句话表达了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主体的感知、经验、思想、意识和意志是世界产生和存在的来源与基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源于主观精神，并体现主观精神。西方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在某种程度上，孟子的名言“万物皆备于我矣”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庄子的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如果我存在，世界就存在于我；如果我消失了，世界也就消失了。这种解释可以简化为：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即陆九渊的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第三种解释是第一种解释的延伸，却与第二种解释直接矛盾。它认为，这不是说世界就是我，也不是说我就是世界。而应该认识到，天、地、我是独立的实体，但三者同时产生，属于一个大的实体，这可能就是不可名状的神秘之道。显然，这种解释仍然基于庄子的“齐物论”，因为庄子表达了“道通为一”的思想。庄子说：“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

美国禅宗研究学者戴尔·赖特（Dale Wright）在其《〈传心法要〉的基本方法》（Essential Method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ind）中对黄檗的 “一心”作了解读，这也许可以对庄子思想提供深刻见解：

在黄檗的文本中，“一”的形象不是同一性或整体性，而是“本”的统一：“一心”是万物产生的“源”、“源泉”、“地”、“子宫”。然而，“起源”的统一在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同一性——所有事物都是一体的，因为它们来自并返回到同一“来源”。

赖特的解释接近于笔者对庄子的理解，因为他认为心是“起源”“源泉”和“本源”。尽管以上所有的解释都有合理的哲学含义，但它们没有共同的意义，也无法消除逻辑上的矛盾。用笔者的新禅观，即将禅悟视为类似胎儿精神状态的短暂回归，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得到解决，庄子那两句话中的一切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在母体内生长二十八周后，胎儿大脑中的神经发育使其能够产生感知，这涉及到感官、情绪和认知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尚未成熟，但它们在子宫内构成了对疼痛和感知的基础。在胎儿的感知中，子宫就是它的宇宙，蕴含了无数事物。当胎儿在感知中意识到自己的周围环境时，宇宙和它确实是同时诞生的，围绕它的无数事物确实是一体的。这种出生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在出生后挥之不去。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海洋般浩渺的感觉”（oceanic feeling），“一种‘永恒’的感觉，一种无限的感觉——就像它是‘海洋’一样”。这种感觉与笔者认为禅悟是胎儿出生前精神状态的概念很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两者的共同点是一体感，它曾经与母亲成为一体。不同之处在于，弗洛伊德只对新生儿出生后的精神状态感兴趣，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新生儿无法将自己与母亲或看护人区分开来。

尽管存在差异，但弗洛伊德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审视禅的普适吸引力的深层根源，并帮助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禅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哲学思想？最早引起弗洛伊德注意“海洋般浩渺感”概念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罗兰将这种感觉视为“宗教情感的真正来源”，“他自己从不缺少这种感觉，并从许多其他人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可能认为这在千百万人身上都存在”。弗洛伊德将这种“不可消解的纽带，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解释为心理学家所说的新生儿因无法区分母亲和自己而产生的主客体分化危机：

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还没有将他的自我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没有将外部世界当作是流入他的感觉的来源。他逐渐学会了这样做，以回应各种各样的信息提示……因此，我们成年人的的自我感觉只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实际上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的缩小残余，这种感觉对应于自我与世界之间更亲密的联系。

罗曼·罗兰将“海洋般浩渺感”视为真正的宗教情感，弗洛伊德并不认同，因为他认为宗教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源于童年的无助。他对“海洋般浩渺感”的解释是有局限的，因为它只涵盖婴儿期的精神状态，而不是回到出生前的精神状态。“不可消解的纽带、与外界为一体”的海洋感，是庄子齐物论的渊源，应该追溯到胎儿出生前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这与禅悟的精神状态相似。“海洋般浩渺感”不仅存在于艺术家和宗教人士在创作和顿悟时的脑海中，而且肯定也存在于获得开悟的禅修者身上。从这个角度看，禅悟既是一种宗教体验，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在已发表的关于禅悟的描述中有很多案例，其中一些开悟的禅修者都体验到了这种“无限的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人一旦出生，就无法在肉体上回到失落的天堂。然而，在情感和精神上，人可以通过开悟，暂时地重新获得失去的家园。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获得禅悟，但即使没有开悟，禅修者也能获得现代医学所无法提供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宁静和精神自由。这是笔者的一个重要观点，而笔者关于禅及禅悟的论述既借鉴又超越了禅的思想和实践。

归根结底，禅具有普适吸引力的深层根源与禅悟的本质和原理有很大的关系。基于对禅的性质、原理和开悟的新认识，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充分回答禅的普适吸引力：（1）禅作为一种出生前精神状态，吸引着人类在无意识中渴望回到出生前平静与安宁的精神状态；（2）与想要回到失落的伊甸园的无意识愿望相比，禅的修行能够减少情感和精神上的焦虑，并引发一种深沉的宁静、安全和满足感；（3）禅悟能够通过瞬间抹去自出生以来积累的所有愉快和不愉快的感知、记忆、经验和思想来重新启动心灵；（4）禅可能扮演心理治疗的角色，而且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临床心理学和心理咨询。

四、禅与心理治疗：正念（mindfulness）还是无念（mindlessness）

以上讨论了禅宗思想中的准科学逻辑和实用理性，它们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禅在古代和现代的普适吸引力可以归因于它作为一种准心理治疗术的功能。在中国古代，没有所谓临床心理学或心理治疗，但准科学的逻辑和实用理性赋予了禅的思想和实践一种接近西方心理治疗的功能。在二祖慧可的传说中，慧可因心绪烦乱而向达摩寻求情感和精神上的帮助，在禅宗的历史记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显然，禅和心理治疗有着相似之处。因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名噪一时的禅宗学者艾伦·沃茨（Alan Watts）就写了一本名为《东西方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 East and West）的著作，在序言中他写道：“西方心理治疗和东方哲学之间的这种或那种相似之处的讨论越来越多。”他指出，西方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精神障碍者的意识，而佛教和道教的使命是改变正常人的意识。正如慧可的案例所示，这种区别并不完全适用于禅的思想和宗教。但沃茨将佛教和道教的治疗功能描述为“东方的解放之道”是切中要害的。那么，从什么中解放出来？当然，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是指从社会对本能驱动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然而，随着西方世界进入全球化和电信时代，生活在新资本主义下的人们强烈感到迫切需要从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模式所控制的生活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以及情感焦虑和精神危机中解放出来。因此，在齐泽克的批判中，作为佛教和道教综合体的禅宗思想被描述为一种像新资本主义一样的意识形态，而作为禅宗标志的冥想被热切地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技术。利用科学仪器进行的神经科学研究使人们对冥想产生了近乎盲目的信心，媒体报道和商业宣传催生了各种基于冥想的疗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正念冥想及其正念减压研究项目。正念减压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伯纳德·福尔不无讽刺地评论道：

正念无处不在；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无脑的咒语（mindless mantra）。正念似乎满足了一种需求，许多人认为，从临床角度来看，任何有助于对抗抑郁症和类似心理障碍的技术都应该受到欢迎。

通过媒体、流行杂志、心理治疗专业人士和商业公司的宣传，“正念”一词确实已经成为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无脑咒语”。正念的推广者对他们的项目采取了双重方法。一方面，他们依赖佛教和道教等传统，认为他们的项目是基于历史的悠久做法。另一方面，他们寻求现代科学的认证，认为他们的技术已经证明了使用高科技仪器进行的神经科学实验所获得的积极效果。在一个名为“顶部空间”（Headspace）的正念项目的网站上，它被宣传为“最受科学支持的冥想应用程序”：

从第一天起，研究就一直是“顶部空间”（Headspace）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冥想既是一种植根于古代历史的实践，也是现代科学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致力于研究它的原因，也是我们致力于与世界分享它的原因。

该网站这样描述冥想的诸多好处：

当我们坐着冥想时，我们在以一种起初可能并不明显的方式观照自己。冥想的好处是多种多样的，有科学为证。许多人冥想是为了控制压力，减少焦虑，培养心灵的平静。但有数千项研究记录了其他鲜为人知的益处，这些益处可以对心理、身体和情绪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尽管正念减压很受欢迎，而且行之有效，但它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首先，它忽略了冥想的黑暗面，会产生负面影响。布朗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神经科学研究员和佛教修行者威洛比·布里顿（Willoughby Britton）是最早探索冥想不良影响的人之一。她报告说：“那些长期坚持冥想的人，那些培养了某种智慧或持久改变的人，付出了巨大的痛苦……伴随着对冥想的巨大热情，随之而来的是随意性的泛滥。”冥想的黑暗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佛教史上，禅宗的记载中多有此说。禅宗大师总是告诫他们的弟子和修行者要警惕“走火入魔”。例如，中国僧人智顗 （538—597）在他的《摩诃止观》中就讨论了冥想会给修炼者带来的各种疾病。其次，福尔正确地指出，正念减压冥想“与佛教徒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事情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佛陀了，无论他是谁）”。事实上，当人们审视正念冥想时，可以发现它们不是从佛教冥想或任何形式的东方冥想出发，无论是印度的、中国的、道教的还是瑜伽的，还经常直接违背佛教冥想的原则。关于正念的畅销书会告知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练习正念冥想，甚至可以边走路边冥想。这违背了冥想的一个基本要求：安静的环境和静止的姿势。第三，它已经高度商业化，“正念”本身可能会带来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正念”一词。根据一家正念冥想公司的网站，正念冥想可以“用于任何思想、任何情绪、任何目标”。当人们考察正念冥想是什么时，该网站解释道：

冥想不是要成全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新的人，甚至一个更好的人。这是关于意识的训练和获得健康的知觉。你并没有试图停止你的想法或感受。你正在学习在没有判断的情况下观察它们。最终，你可能也会开始更好地理解它们。

在佛教中，冥想有两种基本形式：有内容的冥想和无内容的冥想。前者要求冥想者专注于佛的形象，或佛经以及某些经文的核心词语；后者建议冥想者清空头脑中的任何东西。禅修采用了第二种冥想方式，它的目标是通过无念达到无心。如果一个人成功地阻止了“意识流”的流动，他将能够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并获得开悟。显然，禅的目的是无念而不是正念。更确切地说，它试图通过最初的正念来实现无念。相比之下，正念理论和实践只强调了初级阶段。

再次，对科学实验的盲目信仰也有问题。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这样的科学仪器确实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大脑的信息，但这些结果对那些希望实现心灵宁静的冥想者没有帮助，更不用说深入了解禅的本质和内在逻辑了。正如福尔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作为数据，这些数据也经常存在问题。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通常是包容广泛的（inclusive）。神经可塑性本身不是——也不应该是最终目的，除非明确目标，否则它仍然毫无意义。”

福尔的批评一针见血。在笔者看来，科学研究的目标，即使没有错，也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因为它与禅和禅悟的基本性质和原理无关。《佛教评论：三轮车》（Buddhist Review: Tricycle）的作者琳达·休曼（Linda Heuman）采访了威洛比·布里顿，并撰写了一篇题为《冥想国度》（Meditation Nation）的报告。该报告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推动正念冥想流行的科学有多少令人信服之处？”在报告中，有一份根据监督研究标准的政府组织——“健康与研究质量协会”（AHRQ）进行的调查：

这项元研究（meta-study）发现，只有适度的证据可以证明正念冥想能够缓解焦虑、抑郁和疼痛，而很少有证据说明冥想可以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注意力或心理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或对药物使用、饮食习惯、睡眠或体重产生重大影响。冥想益处的科学证据似乎并不像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确凿。

布里顿的开创性研究——“沉思体验的多样性”探究了冥想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明确证实，冥想功效有科学依据的说法被冥想倡导者夸大了。在指出“密集的冥想练习可能会产生困难或具有挑战性的心理（或身体）状态”的同时，她对这些问题持谨慎态度，并表示有必要“对冥想的效力有一个更细致、更明智的看法（同时也对冥想效力更加尊重）”。这就是笔者对禅和禅悟的重新认识可能提供有用见解的地方。

在笔者看来，正念作为一种受欢迎的心理治疗技术，其关键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佛教冥想，尤其是禅宗或道教冥想的本质和原理。我们如何改善正念冥想以达到治疗效果呢？福尔没有试图将佛教移植到科学中，而是推荐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禅，而不是任何其他印度、中国还是西方的佛教流派：

至少对禅宗信徒来说，关键不是特定的有意识的精神状态，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他们也将其定义为无思维（无念、无心）或“非局部的”、“无条件的”精神。我们不必相信他们的话，但他们让我们对佛教修行有了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

在这方面，笔者从道家的“无”“坐忘”和“心斋”等概念出发，借助神经科学研究，重新认识“无念”和“无心”，这与开发更有效、更健康的冥想方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技术直接相关。笔者认为禅是一种寻求回归出生前精神状态的精神实践，禅悟是这种精神状态的瞬间实现，这对科学研究和治疗实践都有价值。

五、从正念（Mindfulness）到无念(Mindlessness)

艾伦·沃茨在对东西方心理治疗的比较研究中，批评了一些西方思想家将东方心理治疗视为“去人格化”的观点，并指出：“弗洛伊德将渴望回到子宫的海洋般浩渺感指认为涅槃原则，他的追随者一直将超越自我的所有想法与‘自我力量’的丧失混为一谈。”沃茨解释弗洛伊德关于涅槃原则的概念并不完全准确。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涅槃原则不是无意识地想要回到子宫，而是死亡本能，想要回到无机形式的无生命状态。换句话说，他的涅槃原则是死亡本能（Thanatos）或死亡原则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海洋般浩渺感概念并不是对回到子宫的渴望，而是出生后自我-客体分化危机所带来的婴儿意识。沃茨将去人格化描述为渴望回到子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弗洛伊德关于海洋般浩渺感的概念也是如此，尽管弗洛伊德的想法还没有追溯到出生前的精神状态，沃茨的想法也没有触及已经有感知能力并获得无意识的胎儿的出生前的精神状态，而这正是得到一些胎儿研究所证明的精神状态。

笔者认为禅修是一种回归出生前精神状态的途径，而悟道是修行的最终结果，这与无意识的回归子宫无关，而是与无思考的行为和无思考的精神状态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念”一词只触及了禅修的表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倡导正念减压视为“无脑咒语”的讽刺性批评有其一定的正确性。就笔者的观点而言，与“无脑”为同一个英文词的“无念”（mindlessness）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这是禅的基本原理的根源。著名禅修学者菲利浦·卡普乐（Philip Kapleau）在介绍“八个当代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开悟经历”时，恰当地指出了正念和无念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里的目标，就像其他类型的坐禅一样，是先修正念，最后修无念。这只是两种不同程度的专注。在正念状态下，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有意识的，因此总是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一个人能意识到他的意识。另一方面，无念，或被称为“无意识”，是一种完全专注的状态，以至于没有自我意识的痕迹。

自然的无意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头脑不断地产生“意识流”。冥想应该旨在实现从正念到无念的根本转变。这就是笔者研究禅的本质、原理及其启示的价值所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将受益于笔者的研究。根据笔者的研究，如果我们想让禅修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技术或在我们这个时代扮演个人意识形态（personal ideology）的角色，我们就应该提倡无念冥想，而不是继续提倡正念冥想。没有多少修行者能够获得开悟，但即使一个人无法实现开悟，无念冥想也会使修行者至少获得次好的结果，如平和、安宁、摆脱焦虑、获得暂时的精神休息。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所有时代，禅修都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个人的内心宁静。根据本文的多重视角的探讨，我们似可得出这一结论：禅不是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替代，而是后现代电讯时代的一种独特的，超越国别、地域、民族、文化和信仰的普适性个人宗教。

来源：复旦学报，顾明栋(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