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卷上
(三)门人薛侃录:原文+译文
传习录·门人薛侃录
薛侃(?——1545年),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扬人。王陽明的学生,力倡陽明心学。进士,后困上疏获罪下狱。见《明儒学案》卷三十。
原文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 工夫方有著落。 若只死死守著, 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操守志向犹如心痛一般,一心只在痛上,哪里有时间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开始学时,如此下功夫也行,但须明白'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本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守志向,在工夫上大概又会发生问题。”
原文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 “人须是知学。 讲求只是涵养, 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译文】
薛侃问:“只重视德行的涵养而不关心学问上的讲论,把人欲认作天理,该怎么办?”
先生说:“人应当知学。求学讲论无非是涵养德行。不求学讲论,只是因为涵养的志向不够真切。”
又问:“何谓知学?”
先生说:“姑且先说说为什么而学?学习什么?”
薛侃说:“曾听您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天理,体认天理,只要求己心没有私意。”
先生说:“如此只要克去私意就够了。何愁天理和人欲不能明辨?” 薛侃说:“正是担心这些私意不能认清。”
先生说:“仍是志向不真切的问题。志向真切,耳听目见的全在此处,哪有认不清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向外界寻求,求学讲论也只是体会自己心中所见,不必再去心外另找他见。”
原文
先生问在坐之友:“此来工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译文】
先生问在坐的朋友:“近来功夫如何?”
有位朋友用虚明来形容。先生说:“这是讲表面情况。”
一位朋友讲述了今昔的异同。先生说:“这是说效果。”
两位朋友茫然不解,向先生请教正确答案。
先生说:“我们今天用功,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就会向往,有过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工夫。如此一来,人欲就日益减少,天理就日益光明。如果只在那里寻求表面情况,说效果,这样反倒助长了外求的弊端,再不是真切功夫了。”
原文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常常批评、议论朱熹。先生说:“如此吹毛求疵,是不对的。我的主张和朱熹时有不同,主要是学问的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辨明。然而,我的心和朱熹的未尝不同。比如,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原文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锻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欲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蔡希渊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相比, 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 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 原因何在?”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为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到纯是天理才为圣人,金到足色才为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有如金的分量有轻重。尧、舜如同万金之镒,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镒,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镒,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镒。才力各异,纯为天理相同,都可称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称为精金。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成色一致。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同样一致。之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之所以为圣人,在于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大小。因此,平常之人只要肯学,使己心纯为天理,同样可成为圣人。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远,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作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其时,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这个比喻,足以击破世儒支离的困惑,对学生大有裨益。”
先生接着说:“我们做功,但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去一分人欲,便又多得一分天理,如此,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捷便易啊!”
原文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译文】
杨士德问:“格物之说,诚如先生所教诲的,简单明了,人人皆懂。
朱熹聪明盖世,而对格物的阐释反而不准确,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朱熹的精神气魄宏伟,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和著述上苦下功夫。如果先切己自修,自然无瑕顾此。等到德行高时,果然忧虑大道不行于世。拿孔子来说,修著六经,删繁从简,开导启发后生,大概也无需多少考索。朱熹早年之时就写了不少书,到晚年时才后悔,认为功夫给做颠倒了。”
原文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误’,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旧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译文】
杨士德说:“朱熹晚年无尽后悔,他说'向来定本之误’,又说'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此与守旧籍,泥言语,全无交涉’,这些话,表明他此时才发现从前的功夫不对头,方去切己自修。”
先生说:“是的。这正是人们不及朱熹之处。他力量大,一后悔就改正,令人惋惜的是,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平时诸多错误都来不及改正。”
原文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至善。”
【译文】
薛侃在清除花中草时,顺便问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先生说:“既未培养,也未铲除。”过了片刻,先生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形体上着眼,自然有错。”
薛侃不理解话中之意。
先生说:“天地化生,如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即以花为善,以草为恶。若要利用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从形体上着眼看善恶是错误的。”
薛侃问:“岂不是无善无恶了?”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因气动而产生的。不为气所动,就是无善无恶,可称至善了。”
原文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即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译文】
薛侃问:“佛教也主张无善无恶,其间有何区别?”
先生说:“佛教执著于无善无恶,其余的一概不管,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有意为善,不要有意为恶,不为气所动。如此遵循先王之道,到达极致,便自然能依循天理,便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草既然不为恶,那么,它也就不能拔除了。”
先生说:“如此又成为佛、老的主张。如果草有所妨碍,干吗不拔除呢?”
薛侃说:“这样就又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
先生说:“不着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着意’,只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别无他意。如此,就与不曾好恶是一样的了。”
原文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如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译文】
薛侃问:“除草时,如何全凭天理而别无他意呢?”
先生说:“草有所妨碍,应该拔除,就要拔除。有时虽没有拔除干净,也不放在心上。如果在意的话,便会成为心体上的累赘,便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如此说来,善恶全然与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薛侃说:“物的本身毕竟没有善恶。”
先生说:“在心如此,在物亦如此。世上儒者只是不懂这一点,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学认错了。成天向外寻求,只做得一个'义袭而取’,终身仅是行而不明,习而不察。”
原文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嚏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译文】
薛侃问:“对于'好好色,恶恶臭’,又该作何种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自始至终遵循天理,天理本当如此,天理本无私意为善为恶。”
薛侃说:“好好色,恶恶臭又怎么不为意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而非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然遵循天理,也不能再添加一分故意。因此,有一丝忿恨与欢乐,心就不能中正。大公无私,方是心之本体。明白这些,就能明白未发之中。”
原文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
伯生(人名)说:“先生讲'草有所妨碍,理应拔除’,但为什么又说是从形体上着眼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在自己心中加以体会。你若要除草,是安的什么样的心?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他安的又是什么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