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那张封条又看了一眼，然后从人群中悄悄的退了出来，后面的一节课，我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中，但表面上又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在刚才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高年级学生涌进了老师办公室，把老师们的办公桌和柜子一一贴上了封条。

我是听到人声喧哗赶去看热闹的，到了现场却不知不觉融入其中，无动于衷？除非你不是人。但我又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于是悄悄的拿了一张封条，贴在了教导主任班主任老师楼zhufeng的办公桌左边下方的柜门上，那里是唯一还没有被贴的地方。

如果是一个调皮捣蛋成绩又不好的坏学生，大家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事竟然是我干的，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有点匪夷所思。

事情还得从上个学期，1966年上半年，四年级下开始说起，那时我被班主任楼老师任命为少先队中队委员。一个班级是一个中队，中队委员有五人，正副中队长各一人，还有学习委员和劳动委员，我是墙报委员，负责少先队墙报。中队下面有四个小队，有正副小队长各一人。整个学校设一个大队，和中队一样也是五个委员。

......

还是再往前挪挪，不然说不清楚。

1965年寒假，我离开了平津桥2号，搬到了离吴山不远的通江桥附近，离原来的家大概1.5公里。去办转学手续时，柳翠井巷小学的班主任陈老师极力挽留我，她不想失去一个受到过全校表彰的好学生。但我作为一个完全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学生（好像今天还是不懂），对于转学去新学校异常的兴奋，铁了心的要转学，而大人们也怕路远不方便不放心，于是老师只好放行。小孩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了好奇，之前一次生病住院，办住院手续时我都兴奋的手舞足蹈。

到了抚宁巷小学，报到的地方是在新教学楼后面操场边的一个大屋顶房子里，看上去以前是个庙，被学校改成了大礼堂。当年很多学校都是利用了以前的庙宇建筑，柳翠井巷小学也是一个庙。

只有一个老师在里面，她翻看了我的材料后说，你在原来学校是三（1）班的，按理应该还是转入这里的三（1）班，但我想把你转到我的班里来。于是我就成了三（2）班的学生，班主任就是楼zhufeng，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校长王乐学，就她说了算。

楼老师一头短发，看上去就是精明能干的女强人，语速很快声音洪亮，估计当时也就30多岁吧。

不久我就发现，楼老师哪都好，就一个问题，重女轻男，而且是极度的重女轻男，极度到了有点变态的程度。她对男生的缺点一丁一点都无法容忍，哪个男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做小动作或者被别的老师投诉，一定会在课堂上被她声嘶力竭骂的狗血喷头。

更要命的是，她经常会在下午放学时板着脸走进教室，冷冷的扫视一遍全班同学，然后一字一顿的说：“全体女生可以放学了”，等女生们全部离开后，稍停片刻，又说：“张晋浙和陈向明可以走了”。等我们俩从教室后门溜出去刚关上门，里面就火力全开吼声震天地动山摇了。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次墙角。

到此为止，我和楼老师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在所有老师眼中始终是一个循规蹈矩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但是么，人总是有虚荣心的，小学生也是人。虽然楼老师给了我女生同等的待遇，虽然她经常表扬我，但有一件事却始终是口惠而实不至，就是......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就是三个学期都快过去了，却始终没有给我个一官半职。如果还留在老学校，我早已是一条杠了，两条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搞不好都混成三条杠了，而在这里我啥也不是，我当时都有点后悔转学了。

五个中队委员全是女生，八个小队长只有两个男生，谁说妇女只能顶半边天的？在柳翠井巷小学，要不是因为年龄偏小不够入队条件，拖到三年级上才入队，我肯定已经有个一官半职了。

十年媳妇熬成婆，转机终于来了。四年级下半学期快结束时，因为六年级要毕业了，毕业后大队委员就出现了空缺，我们班的中队长韩jin’e被增选为大队委员，于是我就直接跳过小队这一级成了中队委员。本来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我做梦都梦见自己袖子上挂着两条杠，街上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眼神。

可是，俗话怎么说来着？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平地一声惊雷，炸碎了我的梦想。1965年6月1日，（还挑了个六一儿童节，就不能等到八一建军节吗？），中央军委宣布取消军衔制。军衔制突出了等级观念，是封资修的东西，破环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少先队立马跟上，宣布取消少先队干部的袖标。到嘴的鸭子飞了，你说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遗憾，委屈，想哭......说不出的感觉......

其实作为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和不满，只是略微有一点点失望。

直到那个喧嚣的下午，直到高年级学生冲进老师办公室的那一刻，，，身处那样的环境中，我内心深处，之前连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那么一丁点的失望，抑或是不满，被迅速放大放大再放大，几乎是要演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整个人就变得冲动起来，于是奋不顾身的拿起了封条，即使明知这样的后果是老师会很生气很生气。虽然我没有留下署名，虽然我自认为是悄悄的贴上去的。但楼老师竟然还是知道了，有人打了小报告。革命队伍中内奸无处不在，我被人出卖了。（后来在高中时，在工作单位里，我经常被人打小报告。）

（反思那一段历史，主流思维还停留在所谓的善恶之间，简单的把一类人归为“恶人”，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人”，就不会发生那么多邪恶的事情，恨不得倒回去一千年诛恶人九族。）

1967年2月5日，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又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到来了。

1967年11月，北京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成立红小兵，上海斜土路小学率先响应，12月22日中央同意全国范围取消少先队成立红小兵。

1966年9月五年级第一学期，恰逢停课闹革命，大学关门不招生，中学也不招生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六年级毕业生没有地方去，只好留在小学里，人们称之为七年级戴帽生。当时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反正不上课闲的没事干，大家经常上街瞎逛。以前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是从大字报里知道的。从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打倒江李曹、、、一直打到每个单位的大大小小领导，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小小年纪就认识了众多名人名家。

我才五年级，对学习以外的事自然是一窍不通，但那些七年级的学生们显然就比我们成熟了不止一点点，他们在酝酿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还想去全国大串联。而我因为和院子里一个七年级的同学关系比较好，成为第一个被拉进去的五年级学生。

从最初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清华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战斗队、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黑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到省里市里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满大街都是绿军装红袖章，走在大街上不穿件绿军装戴个红袖章，就像如今没有LV包包没有手机一样，没脸出门了。

杭州也和北京一样，有一个黑一司和红三司（杭州市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红一司之所以后来被称为黑一司，是因为他们都是保皇派，失势了，而且巧的是，他们的红袖章上面的字是黑色的，其他所有组织都是黄色的字。

没多久，七年级的学生们搞出一个“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选举了司令、常委，记得有许shuijin、康yunchi两个司令，其他都忘了，当时就一直没熟过。组织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夺权，，，结果么，呵呵，连老师办公室都没拿下，只占领了校广播室和几间教室。我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在一起，从家里搬来被褥，第一次在学校过起了集体生活，不过吃饭还是要各回各家的。后来，我这个以往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好学生，竟然和一个革命战友发生了一场斗殴，一气之下我卷起铺盖回家当逍遥派去了。革命斗争果然能锻炼人，刚进初中那会，我又和同学打过几次架，和同班打赢两次（比较文明，未造成伤害），打平一次，和外班打输一次（小输，无伤大雅）。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出手的理由。

在学校闹革命其实挺无聊的，成天无所事事。第一次在广播室遇到扩音机和电唱机，知道了扩音机要先开低压再开高压，关机时要先关高压再关低压。没事放几张唱片，都是语录歌。一次一个同学误放了国歌，体育老师赵某火速赶来制止，“田汉作词的也敢放？”放乐曲可以，有歌词是不能的。

期间也发生过一件令人紧张的事。两位司令不知道从哪得来的情报，说有人要攻打我们学校，于是和平安里小学的“怒海轻骑战斗队”成立联盟，有事互相支援。一天，许司令找到我，让我立刻和另一个同学去平安里小学求援，说是“敌人”马上要来了。等我们两人一路小跑气喘吁吁赶到平安里小学，发现怒海轻骑战斗队没什么人在，说是已经接到消息过去了。等我们回到学校，发现他们来了几十个人，年纪大一点的头戴藤帽（当年的安全帽是柳条藤编织的），手握铁棍，从西边楼梯上去，东边楼梯下来，绕行一圈，边走边用铁棍往地上砸，敲的大楼咚咚咚响。敌人始终没有现身，八成是被吓跑了。

无事生非，这话一点不错。一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单位，借我们学校教室开会，门口停了一排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就好比如今的奔驰宝马。有个高年级同学经常乘别人自行车忘记锁了，偷偷骑上去过一把瘾。就像你刚学会开车，手特别痒。这次又故技重施，但每辆车都上了锁。他不死心，找来半块砖头，对着一辆车锁的搬手敲了三下，锁开了。经验丰富的惯犯。然后他带上我，沿江城路骑到城站兜了一圈。不料就这么点功夫，人家会议已经结束了。等我们回来时，一群人在校门口吵吵，被抓了个现行。好在当年人们的法治意识淡薄，更没有什么维权索赔的概念，数落了几句就万事大吉了。

戴帽子的七年级八年级，这些超龄小学生里还是有一些社交能力超群的人物，许司令算一个。在他的操作下，带一帮人搞串联去了一趟上海。当时各地都有接待站，只要是串联的红卫兵来了，白吃白喝白住不要钱，火车汽车也不要钱。我因为大人不放行，很遗憾没能去成。第二年，正当许司令雄心勃勃想去北京时，中央命令停止大串联。

许司令还联合其他小学积极活动，想参和大人们的事，加入红三司，最后搞到一个番号，“杭州市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少年部）”。不过这个所谓少年部当年并没有什么战果，大人们只不过是为了不打击孩子们的革命积极性，糊弄一下而已，毕竟人性再恶，还没有恶到利用一帮天真无知的孩童的地步。

（两块造反总部的红袖章还在，也许有一天可以成为文物吧。）

大家又在学校里折腾了一阵，最后还是作鸟兽散。接下来要复课闹革命了。

最后一次见到楼老师，记不得是哪一年了。那天我刚翻过通江桥，向鼓楼方向走去，就见远处过来一个老太婆，腰弯的非常厉害，因为背着一个年纪很大的男孩，看上去有九岁或十岁或者更大点，反正觉得这个男孩挺沉的，所以老太婆腰弯的特别厉害，很吃力的样子。因为觉得这么大的孩子还要背，挺怪异的，所以我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他们身上。但因为老太婆低着头，我看不清脸，只是看到她头发有点点花白。当我和她擦肩而过时，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年纪并不大，皱纹也不多，，，。继续走了两三步后，我猛然转回身望去，心头感到无比的震撼，这，刚才过去的不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楼老师么？当年英姿飒爽的她，怎么也和今天的形象对不上号，我想喊一声楼老师，张了张口，终于还是闭上。

我想起当年在课堂上，她激昂的说，我改名字了，珠啊凤啊的太俗气了，我要学秋瑾，改名叫楼瑾。

来源：老张讲故事，作者：张晋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