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 晨二时，阅中南军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和谭政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三时关于将军队整编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的电报后，对中南军区党委的指示写批注并复信谭政。对指示第五项中的“在贪污可能较少，铺张浪费可能较大的部门，则以反铺张浪费为主”这句话，批注：“这一条不妥。一般机关人员从司令部、政治部到连部，也有贪污人员，他们可以这一条为借口，只反浪费，不反贪污。必须使一切机关、部队、学校既反浪费，又反贪污，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对指示第九项中的“这一运动的发动时间，可依整编转业任务而定，就是整编转业工作繁忙的单位，为了不致妨碍整编转业，应在整编转业工作布置大致就绪后发动，并与整编结合进行”这句话，批注：“这样规定不妥。各级军区和被整编部队均可以这一条为借口，注重整编不注重三反。”毛泽东给谭政的复信说：“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盼望你们的捷报。”晨三时，致信林彪：“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1)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毛泽东随即派机要秘书持此信乘飞机到汉口面交谭政，要谭政亲收，并写收条。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指出：敌人是急于取得妥协，但他们仍然坚持限制机场，干涉内政，这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妥协的。我们不要性急，还应拖他几天。这两天仍要着重痛斥其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狂妄要求，表示我方绝对不能接受。
同日 下午，和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3)、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等二十九人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怀仁堂举办的元旦团拜会。毛泽东致祝词，祝贺各条工作战线在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胜利，并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接着，出席团拜宴会和音乐舞蹈晚会。宴会后，由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礼、献旗。
1月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志愿军已有两个军（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军）及一个兵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斗争和做了节约计划，国内则除六十六军外，还没有收到报告。原因何在，速即查报。”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和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示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批准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只要团以上各级负责同志下定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第一次报告推迟至一月底是可以的。”华东军区党委的指示说：华东部队中贪污浪费的倾向是严重的，其原因主要是各级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布置整编工作时忽视了“三反”。因此，必须加强“三反”工作，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并进行检查，揭露和处理最严重的贪污浪费腐化案件；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三反”斗争上。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发出修改后的我方对案(4)。对案提出：双方保证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双方各指定同样数目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议的事件；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在得其同意后，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
1月3日 晨一时至三时四十分，听取薄一波汇报中央直属党、政、军、团、群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中央直属总党委扩大会议部署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情况。
1月4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批示：“很好，可即发表。”在社论稿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段中的“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之后，加写：“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将“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段中的“变质的分子”，改为“叛徒和毒虫”。社论于本日发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如下：“中央财政部党组这个报告(5)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6)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四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江西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认真地和有力地解决了问题，和有些地方党委所作空泛无力的报告大不相同，请在党刊上予以发表。”江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的主要措施：（一）省级机关拟召开代表会议，进一步动员群众，组织公审，处决几个突出的贪污犯，以打开局面；（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三）监委、纪委、检查署和法院联合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重大案件和接受群众控告、检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日关于大贪污犯的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回复山东分局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批示：“请薄一波同志拟复，同时告知各区。”六日，审阅修改薄一波起草的中央给华东局的复电稿。在复电稿的“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一句后，加写：“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复电稿同意华东局在电报中的意见，即：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逮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重要者应报华东局或中央批准；对贪污犯的判处徒刑和死刑，应该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办理。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二日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计划给毛泽东并朱德、周恩来、林彪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报告提出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一万人，另以十九个师十九万人组成屯垦部队等计划。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三日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整编中，应从政治上考虑，保留这个部队和它的原番号，并留在地方部队中。毛泽东批示：“刘格平(7)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一）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8)，指出：今日会议可仍本既定方针，着重驳斥敌人现在叫嚣着的几个荒谬论点，必须揭穿敌人正在增加兵力，企图造成威胁，如此何能达成公正平等的协议，而我方所主张禁止增加兵力、反对干涉内政，是利于稳定停战局势而达到和平解决目的。
1月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起草批语：“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一月一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彭真同志阅。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浙江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对浪费处理和对贪污处分的意见。
1月7日 晚上，听取薄一波汇报。
1月8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情况。
1月9日 就军事系统的“三反”运动报告的处理问题，批示萧华：“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一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的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省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大小干部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
同日 晚上，同粟裕谈他的工作分工问题。粟裕曾于一月四日致信毛泽东，说他已出院开始工作，请求以半个月时间了解各方面情况，再行具体分工。十日，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粟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管理作战、训练及海军、空军和各特种兵的工作。
1月10日 晨，听取薄一波、安子文、杨尚昆汇报工作。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一月八日关于公安部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及公安部门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作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公安部的报告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运动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四日至八日逐日的“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像空军直属部门这样的大单位，除复杂案件外，大约有两星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这是具体生动的报告，可供各单位参考，请在党刊上发表。空军党委在三反紧张期间每天反映情况的方法，也是很好的。”空军党委的报告详细汇报了每天运动开展的情况，说他们开展运动层层实行首长负责，带头检讨，从而发动了群众，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已转到广泛号召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人自动坦白，同时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
同日 为转发彭真一月九日关于天津市“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述天津市委在干部超支问题上所作的三类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请各级党委即照这种分析在党内外传达，以利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把干部超支分为三类：不可避免的超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和腐化性的挥霍。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了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阅后送粟裕同志：山东军区关于部队生产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觉得是好的。军事系统的生产问题，暂时还只能这样办。这就是以大军区或二级军区为单位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即经批准才能开支）’的方针。”山东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他们将三级军区的企业全部由二级军区原封不动地接管，严格控制生产盈利的开支，必须在先造预算经审查批准后才能开支。
同日 为转发西康省军区党委一月六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紧急指示，起草批语：“此件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西康省军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要在一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
1月11日 晚上，接见回国汇报工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员洪学智，了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志愿军的作战和后勤保障情况。在谈到朝鲜战局时，毛泽东说：对朝鲜战争要作持久的打算。在得知有的部队不少战士由于营养缺乏得了夜盲症时说：应该给战士增加营养，给他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还是做得到的。要想想办法解决运输中鸡蛋容易打碎的问题。又说：你回去以后对彭总讲，你们要经常向金日成同志请示汇报。如果彭总工作太忙走不开，就由邓华和你去汇报。
1月12日 晚九时，听取薄一波汇报各大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
同日 晚九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刘景范(9)出席。
1月13日 为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指出：“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四日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批示：“请陈、薄、李(10)三同志商复，请薄主稿。这不是中南一处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如一时不能拟妥，迟几个星期也可，可先用电话通知邓子恢同志。”中南局的报告指出：中南地区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估计有两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其中很大部分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同日 指示同意薄一波一月十二日的来信及转报的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科学院下一步“三反”运动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对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要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同日 阅习仲勋一月十日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来电。来电提出：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有了以上措施，才可大大地安定牧区人民和发展牧区经济。毛泽东批示：“请李维汉、刘格平二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值得注意。”
1月14日 为转发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关于“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指出：“陈、薄、李一月十一日关于市场物价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过去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已开始见效，国家的支出已开始表现正常，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开始受到打击。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报告说：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的指数下落百分之二点三，一反过去每月上涨百分之一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这是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所收到的初步成效。
同日 为转发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军分区一月九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批语，指出：“我们愿意看见各级军区和各军有像集宁分区这样的检讨，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关和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进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贵州遵义军分区一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同日 就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第四小组会上的对策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同意来电所提意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新华社十三日讯，敌机一批十六架，于十三日十二时二十七分侵入沈阳、本溪、抚顺及辽东清原、新宾上空侦察。同日十二时七分，敌机四批，分别侵入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11)、宽甸一带上空侦察，其中一批飞机四架，余三批各为十六架。敌机这种行动，目的在迫我就范，故你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
1月15日 晨二时，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你们方针很好，望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李克农十四日晚十一时来电说，第三小组会上，我方将仍坚持既定方针，集中打击对方的挑衅行为，但不回避修建机场问题；第四小组会上，则继续历数其提案在战俘问题上的荒谬之点，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说理的态度，不给对方以抵赖的借口。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的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第三周情况的简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西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报告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报告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十三日关于划分贪污和浪费界限的四类标准的电报，起草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华东局一月十三日电所述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第一条略有修改），这和天津市委的三类标准是基本上一致的，望各地注意这种划分，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华东局将浪费基本上分为四种类型，即经验不足造成的浪费、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浪费、经过组织批准的个人超支或为提高机关集体生活而造成的浪费、腐化性的挥霍，前三种不能和贪污相提并论。
同日 为转发贵州省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起草批语，指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制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请你们以贵州的报告作标准去检查所属的报告，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同日 审阅聂荣臻一月十五日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在全军第二步整编时，将原冀中回民支队由六十八军调出来，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的民族部队。毛泽东批示：“同意所拟办法。送刘格平、李维汉同志阅，退聂办。”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萧华、杨立三出席。
1月17日 阅张经武一月十六日关于拟请毛泽东等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给聂荣臻的报告，批示：“聂：中央诸同志不要题词，张经武亦不要题词。”
1月18日 阅陈毅一月十六日关于华东部队“三反”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
同日 晚八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市“三反”斗争等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刘澜涛、黄敬出席。
1月2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在各地的企业、学校、办事处的“三反”斗争由各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加写第二条：“（二）凡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政府及军区和军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采买处，均由所在城市的党委领导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有阻碍三反及不服从领导者照上条(12)办理。”
同日 审阅吴法宪一月十六日关于空军参战各师是否算志愿军的请示报告，批示：“应算作志愿军。”
1月2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薄一波的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犯有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刑事处分、行政处分或免予处分；对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政策，基本上是坚定地团结他们，又使他们在这个运动中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等。毛泽东对报告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一）加写：“贪污一百万元左右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对这些人，一般均须从轻处理。”（二）在报告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一句后，加写：“如果认为对这个基本政策已有改变，那是错误的。”（三）在报告的“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一句后，加写：“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四）在报告的“在对于贪污不满一千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语后，改写一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其情节较重者应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其情节较轻，又能真诚坦白，酌情退赃，在群众面前公开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者，一般可免予刑事处分，而分别给以行政处分，如撤职、调职、降级、记过等。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免予处分。还有些迹近贪污，但按实际情形不能叫作贪污者。所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应责成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工作，争取为人民立功。这样规定，就可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免予刑事处分，以期更快地教育改造他们。”中央批语指出：“（一）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和党组（地方至县委为止，军队至师委为止），一律遵照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3)，指出：二十日第三小组会上，你们的态度近于消极应付。“应正面说明‘为了保证停战协议的稳定，我方已经就第三项议程的条文，作了一切合理的建议，再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现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承认了这一点，而你方还要蛮横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限制机场的无理要求，这完全是为了拖延和破坏谈判，没有其他任何理由’。”
1月22日 致电中南军区谭政和华东军区陈毅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指出：“你们两个大军区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军区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三反必须做彻底，做完再整编。”“请你们注意打大老虎。”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提出下一阶段集中力量捉“大老虎”的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所提出的问题（官僚主义）应在此三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报告中央。”
同日 阅钟赤兵一月二十一日的检讨报告，批示：“检讨很好，只要尽情揭露和适当处理民航机构一切贪污浪费事件，并加以整顿，建立新制度，就算完成了此次三反斗争任务。对个人生活则加以约束，遵守制度，也就好了。”
1月23日 阅纺织工业部一月二十一日关于部属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问题的检讨报告，批示：“周、朱、陈、富春阅。此事值得注意。如此盲目施工，危险极大。”
同日 为转发空军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空军直属机关“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提出“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批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二十日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山西省委这个报告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要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安子文、杨尚昆、萧华出席。
1月24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4)，指出：关于增加空军能力一点，可在驳斥对方荒谬要求时说明：我方所提双方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力量，包括作战飞机的条文，即是双方不得在停战期间增加空军力量的保证。至于朝鲜境内任何设备的修建，则完全属于内政范围，你方绝对无权过问。
同日 晚上，同本月初赴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视察刚回北京的刘少奇谈话，周恩来、朱德参加。
1月25日 同粟裕谈话，指出：华东军区最近的“三反”措施是好的。这次“三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但对资产阶级中奉公守法的还是要团结。打“老虎”要彻底，“老虎”不打光，就不整编。打“老虎”先要把领导人从楼上接下来，并解放中小贪污分子，孤立大贪污分子。北京已宣布贪污五百万元以下又能自动彻底坦白者免除刑事处分，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按情况从轻处分，因而争取了多数，组成了“打虎”的部队。但各地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要宣布得太早，要在本单位中小贪污分子大体上搞完时宣布；第二，对贪污五百万元以下的，如果是贪污党费、慰劳捐款及使公家遭受巨大损失的，仍要视情况给以行政处分。
同日 阅第一航空学校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三反”斗争一周情况的报告，批示：“少奇同志阅后，送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须要开一次这样的会，范围可在科级以上，认真检讨全厅工作，制止浪费，并定出追查大中小贪污的计划，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
同日 阅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党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起草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批语，指出：“从你们的指导文件看来，也是着重在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当然，运动开始可以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以此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但第二阶段必须使各级领导者和群众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同日 致信钟壮湘(15)：“一月七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甚念。暌违日久，不悉吾兄经历，未知所宜何事。惟据来信说，曾以教育为业，如愿从事教职，似可与当地主持教育的同志试为谋之。”
1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一月二十六日关于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等问题的紧急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华北局这一文件应成为各地的共同方针。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
1月27日 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要求“全军一切落后单位至迟均须于二月十日或十五日进入打虎阶段”。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同日 阅朱德一月二十六日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同意这样作，请安子文同志根据此项意见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朱德的报告说：为了克服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等缺点，提出以下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李维汉、安子文、杨尚昆、刘澜涛、萧华出席。
1月28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介绍了北京市“打虎”的情况和办法，说“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考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
1月31日 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电报指出：处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照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者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我们可以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同日 致电斯大林(16)：“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当然我们从来就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出发，我们随时都警惕着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的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可能。在这方面，不论军事上、政治上，我们都准备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
2月1日 审阅修改薄一波准备在北京市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晨三时批示：“有所修改，请周酌定，于上午十时以前退薄一波同志收。”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两段文字：（一）“王丕业和夏茂如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二）“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同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指出：“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同日 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指出：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二月全月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同日 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关于志愿军空军第三师八十六天战况的综合报告，写批语：“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综合报告说，第三师飞行员在与敌二十三次作战中，取得击落敌机五十四架、击伤九架的战果。
2月2日 就乔埃致信南日提出双方指定小组代表团以讨论第五项议程的建议一事，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7)，指出：即由你们起草南日同志的复函，说明我方同意在讨论第三、第四两项议程的同时，讨论第五项议程。现拟定原则草案如下：“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兹建议由敌对双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为一方，联合国有关各国政府为一方，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各指派代表五人举行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并陈毅、粟裕电：“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同日 为转发李富春在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一月三十日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起草发至省军级的批语，指出：“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许多同志忽视算账，专去逼供，这是不对的。”“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都应算作大老虎(18)。”“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天津工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罗瑞卿、安子文、萧华、黄敬出席。
2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这段话后，加写：“（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
2月4日 为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意见，分别致电贝鲁特、哥特瓦尔德(19)：“中立国监察机构，美方提议双方各请三个没有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每个国家指派一个将级军官为代表，共六人，组成这个机构。我们已同意这个办法，并拟请苏联、波兰、捷克三国派出代表，以便与美国拟请的瑞士、瑞典、挪威三国的代表平权议事，并好行使否决权。”
同日 为转发三个关于“打虎”的文件，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现在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省市一级和地委一级则还不能说都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地委一级经验尚少，所以还有许多报告说不出内行话，而是属于‘空话连篇’一型的。对于这类报告，必须立即予以批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加写一条：“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同日 致电胡志明，感谢他对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祝贺，指出：“我确信：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坚决不懈的持久斗争，在您的领导下，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下，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2月5日 致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华东军区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电：“中央决定派彭真同志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派罗瑞卿同志去中南帮助上述同样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州。”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对三名贪污犯的处理决定的复电稿，加写一句话：“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同日 下午，同罗瑞卿谈话。
2月6日 阅中共劳动部党组二月六日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陈、薄、富春阅，退李立三办。应通令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照所拟办法揭露和处理各种错误和犯法行为。应公开在报纸上予以揭露和批判。”报告提出的办法主要是：对接受资本家贿赂，处理劳资争议中袒护资本家、出卖工人利益的人，要比普通贪污分子加重处罚；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应选择上述典型，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做一次组织上的清理工作等。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饶漱石、杨尚昆出席。
2月7日 阅薄一波二月六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份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借以推进打虎斗争。”
同日 批示彭真：“北京市公审资本家，提议推至下星期举行，以便在下星期一以前我们再研究一下。”
2月8日 阅杨耕田(20)二月五日关于判处大贪污犯死刑的请示报告，批示：“周：我已要彭真将北京公审资本家事延期举行。张家口目前不要公审为宜。”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连队中开展“三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有些连干军阀主义严重者，团营领导上须作充分准备，使连干在战士面前作好检讨，否则群众不平之气突然爆发，连干将无所措手足。连干中之错误严重不撤不足以平公愤者应予以撤换。”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指示如下：“（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指示如下：“鉴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同日 阅高岗二月六日关于东北“打虎”计划的报告，复电高岗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指出：“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 阅刘澜涛二月九日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同日 阅张宗逊、潘自力(21)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军委的指示，复电张、潘并告习仲勋及各中共中央局等的负责人，指出：“你们二月六日指示各部研究整编中的干部配备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这只会分散各级领导者的注意力，是对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打击。请你们立即重发指示全力进行三反。禁止下面谈整编，首先要禁止你们自己谈整编。”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中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济南市委的报告说：在“五反”的坦白限期内和限期过后进行检查时，都要以厂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会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要争取多数直至全部职员投入“五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王鹤寿、吕东、安志文(22)二月四日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报告说：从已经查出的大贪污犯来分析，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已经暴露有过贪污腐化行为，而又经手过大批资财者，深究下去，往往就是大贪污犯。
同日 阅王首道转报的湖南常德专署专员对荆江分洪工程勘察后的报告，批示：“此事请周总理商水利机关查明情况，速予处理。”报告提议，在进洪闸未建成前暂不分洪，以免使长江改道，湘西北受灾。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水利部召开会议，研究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二十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负责人和湖南、湖北两省有关人员开会，研究紧迫的荆江分洪工程问题。会议提出《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周恩来的来信及决定草案，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并请周将他的信抄寄邓子恢。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作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其中指出：“一九五二年不拟分洪。如万一长江发生异常洪水威胁荆江大堤的最后安全，在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完成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分洪，但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
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并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关于在县、区、乡三级进行三反斗争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和不违农时，中央已有指示。在中南、西南、西北这些土改和复查今年还是严重任务的地区，中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如将乡一级算入，三反运动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这是因为既须不违农时，又须先完成土改和复查，方能进行认真的三反斗争。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区只须注意（一）不违农时，（二）待省、地、县三级三反基本完成腾出手来，（三）准备好下乡的三反工作队，就可以进行区乡三反，并争取在秋收前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同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致电斯大林，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电报说：“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同日 下午，先后同王稼祥、彭真谈话。
2月12日 为转发第六十六军党委二月七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许多部门的领导者不愿意担负多打老虎的责任，打虎预算甚低。上级分派任务，勉强承认，信心不高。有些人知道虎多，办法很少，打不出来。都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情况，照六十六军同志们的话来说，都是官僚主义作怪。六十六军一个军的打虎预算是二百多只，是他们自己主动规定的，不是上级分派的（上级分派的任务太小）。他们完成任务很快，是因为他们真正钻研了问题，想出了办法。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但随即纠正了。我希望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有六十六军同志那样的主动性，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九日关于华东局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请各同志将此件连同本日通报的六十六军的经验一起印成小册，发给所属打虎小组阅看。华东局直属机关的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同日 致信邓拓：“请将王芸生(23)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王芸生文章原载二月九日上海《大公报》，题为《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删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日报》于二月十三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刘澜涛、安子文、萧华出席。
2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指示如下：“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除大行政区在得中央批准后可以用公审方法审判一批内部的大贪污犯以外，工商界的大盗窃犯目前不忙于审处。各省市则内部的大贪污犯亦不忙于审处。至批准手续，华北局二月十日电所述应经中央和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认为为慎重计，在头几批审判，是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二月十一日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必须注意完成各项经济计划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东北局此电所说在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对付反革命活动两点，在全国都适用，请各中央局同样加以注意为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邓华、陈赓、甘泗淇并告高岗、贺晋年：“二月九日、十二日两电收到，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人很有可能乘我三反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2月14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4)，指出：可告对方，我方的三个中立国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并声明双方应对彼此所提的三个中立国家同时表示同意。
同日 视察空军领导机关，对刘亚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还有待恢复，我们还要买苏联的飞机，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人人都应注意节约。建设空军是很费钱的，我们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三反”运动可以推迟以后进行。二月十五日晚十时，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本日下午六时报送的关于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作战计划提出：正在参战的空六师、空十九师要加紧寻找战机，求得锻炼；准备参战的空十二师、空十七师、空十八师陆续进入安东地区作战，从而使空军已组成的驱逐机部队到三月底前大部分能得到实战锻炼机会。毛泽东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同日 视察海军领导机关，同萧劲光、刘道生、罗舜初(25)等海军负责人商量：因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希望海军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先给空军，买抗美援朝战争急需的飞机，解决空军的问题。你们利用国内资金买材料，自己造，先造小舰。这样花钱不多，来得快，还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同日 同彭真、薄一波谈话。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
同日 复电习仲勋：“二月十三日电(26)收到。（一）中央一级不准备对中小贪污犯举行审判；（二）西北大行政区准备在二月审判一批贪污犯是好的，应选择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一亿元以下的。并请先以量刑要点电告。”
同日 复信毛岳乔(27)：“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
2月16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五日来信。信中说：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薄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信中还说，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给黄敬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迟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批示：“周总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打虎”新计划，起草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肯定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认为这个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批语指出：“就大城市大工矿区，铁道运输系统，国营贸易系统，税收系统来说，则必须在运动正式发动后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内基本做完，否则于经济不利。并且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电：“转来三十九军二月十六日电收到。该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他第一线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如此处置。”第三十九军党委的电报说：今日五时半起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四十余辆，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全区“打虎”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各级军区的“打虎”工作，一定要受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利，你们已经注意这点，很好。“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你们规定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概归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批准，这是适当的。但撤职逮捕只宜一般规定须超两级批准，在“打老虎”的紧张期间有些须迅速处理者，在证据确实的条件下，应给可靠的主持人及其组织以当场处理之权，然后再上报追认。
同日 致信高岗：“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8)：根据停战协定草案第二条第三十八款对方自己所提关于中立国的定义的规定，对方绝无理由拒绝接受苏联为中立国。晚八时，又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9)：关于敌人拒绝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一举，必须予以严厉驳斥。应指责敌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我方提名苏联为中立国，苏联是在联合国中不仅一向反对干涉朝鲜战争而且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力的国家。
2月18日 为转发罗瑞卿二月十六日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陈毅、贺龙、张宗逊、刘澜涛、高岗、彭德怀、杨立三的批语，指出：“请对你们那里后勤系统的三反打虎工作，严密掌握，务期彻底。至要至盼！”罗瑞卿报告中说，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不仅中南后勤如此，全国后勤大体如此，应引起严重注意。
同日 阅公安部二月五日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劳动部二月十三日给大行政区及省市的劳动部门的指示，批示：“陈、薄、李及彭真同志：中财委及政法委各部门，都应仿照中央公安部和中央劳动部的作法，根据自己已得经验向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的所属部门下达指令，指示他们进行反贪污和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指令内容要生动有力，不要一般化。”
同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二月十八日关于“打虎”情况的报告，起草发至省市区党委，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及后勤部门等党组的批语，指出“大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的坐探及国民党派来的经济特务和政治特务”。报告说，贸易部已打的“大虎”中，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或拉过去的经济坐探，占了半数以上。估计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和区公司、大城市商业局和市公司，也一定会有坐探。
同日 晨六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0)，指出：对方既不肯解释拒绝苏联为中立国的理由，你们即应按照十七日六时去电精神猛力追逼，放松则易陷被动，对宣传不利。
同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李克农(31)，指出：双方现已同意的中立国定义是：“其战斗部队未曾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家”。因此，我们不必反对无战斗部队参战的挪威和瑞典。如敌方坚持反对苏联，我亦有权反对敌方所提的三国，因双方必须一次同时同意对方全部提名。
同日 下午六时半，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2)，指出：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加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
2月19日 为转发南汉宸、胡景沄(33)二月十四日关于“三反”以来金融市场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一）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报告汇报了“三反”运动以来金融市场的情况：物价继续下落，财政情况日趋好转，国家银行存款继续增加，贸易略有缩小，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入超和外汇不足情况已有转变，工业生产正常进行，私营商业加速改组。报告提出在此情况下，银行拟采取的措施有：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对私利率及时下降百分之二十，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百分之一点二左右；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展；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报告说，估计美军在搞细菌战，如此，防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当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已计划加紧化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与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等。
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反”、“五反”的两个报告，起草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大中城市市委根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取北京市的经验。”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说：“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并进入最高潮后，对贪污犯和违法资本家要严格控制逮捕名单。只捕那些非捕不可的；可捕可不捕的或者可以缓捕的，即不逮捕或暂不逮捕。逮捕人数，工作人员不超过总人数千分之三，工商界不超过总户数千分之十。北京市委的另一报告，提出了对一些拒不交代的大的严重违法工商户进行检查的具体办法，并说准备二月底以前把百分之九十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新的“捉虎”计划的报告，起草给华北局、各中央局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华北局二月十七日新计划收到，很好，发给各同志参考。其中说到追赃款及须有五天至七天的休整等项，是必要的，请同志们注意。”报告说：对于捉住的“老虎”，要查清赃物、赃款的下落，并令其吐出全部、大部或一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抽出一定人员管理其他日常工作，特别是春耕和工矿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地委以上领导机关应随时纠正“捉虎”中逼供和硬凑“老虎”的现象。各地在组织两三个战役之后，应有五天至七天的停顿，以清理案件，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复南京市委“五反”报告的电报，为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2月21日 晨二时，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34)，指出：“敌人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虫病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三百四十万人份的防疫苗，五千磅的杀虫粉剂及其喷射器材到安东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除此，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反对。”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我方应采取的对策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第二项(35)是否马上办，请周酌定告我。”随后，周恩来批示聂荣臻、粟裕：“第二项现暂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已报告主席。”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李富春列席。
2月22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已告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是对有些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向他们当面指出，他们有小错误，这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犯，但因其问题不大，应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哪些是守法户，哪些是半违法半守法户，在实行处理时，除要资本家自报公议，并须由经理和会计分别签字于调查表格外，还一定要本厂本店工人店员讨论通过。”“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他城市，请各地同志酌情决定。”“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
同日 为转发谭政二月二十日关于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示：“请各大军区亦按中南所提部署去做，力争三月底完成全军三反任务，包括营连和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在内。四月一号起实行整编。”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战绩与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华东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再有一两个战役，即可基本解决问题，转入营连及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斗争。因此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中南局的报告分析了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南区经济生活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打虎”不力问题的检讨报告，复电陈毅、谭震林和上海市委，指出：“希望你们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分为三期，每期五天，共十五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三月十一日起阵容整齐地正式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同日 下午，会见从朝鲜战场短期回国治病的陈赓，聂荣臻、萧华、杨立三参加。
2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指示说：“县、区、乡三级的三反，除省委地委为了典型试验之目的，可以个别地进行以外，一律待春耕完成以后再做，以免引起混乱，此点前已通知。”“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中等城市的“违法资本家中何时进行五反及如何进行五反，须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严格审查控制，逐一批准，以免混乱”。
同日 致电习仲勋：“中央宣传部同志们根据他们检查《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的言论，有一个电报给西北局宣传部(36)，提出了批评。我不明了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知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是否适当。请你对西安市的工作加以检查，并以你的意见电告为盼。”二十八日，习仲勋向毛泽东报送了检查西安市“五反”斗争的报告，其中说：中央宣传部对西安市《群众日报》的批评完全正确。《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关于西安市两个会议的报道和言论以及西安市某些负责同志的发言，确有严重错误。在西北局的帮助和指导下，西安市纠正了“五反”初期发生的右的倾向。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7)，指出：巨济岛事件亦已通知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准备社论进行配合。(38)关于目前谈判，在限制机场、自愿遣返及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三个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26日 阅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打虎”工作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发各同志(39)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同日 阅新华社福建分社二月二十五日给总社的电报。电报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40)，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泽东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反方面，未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作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第一，必须确定暂时不在县、区、乡搞五反。第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每五天或七天找市委书记和市长开会一次，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并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从三月一号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五反应多于三反。因为三反时间较久，情况较清楚，策略已熟，经验已多；而五反则时间短些，情况尚不甚清楚，策略尚不甚熟，经验尚不甚多。第三，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体应分为三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凡未向中央作五反报告的，均于电到五日或七日内向中央作第一次报告，以后并要随时作报告。”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六日的电报(41)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42)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43)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44)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同日 阅萧华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对最近毕业的一批女飞行员进行宣传的安排的报告，批示：“请周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萧华办理。”报告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拟在三月八日以三至六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派代表在北京市妇联召集的纪念会上讲话，并作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二十九日，周恩来批示：“同意照此办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5)，指出：巨济岛事件仍应继续提抗议，予以追击，以便配合我方在自愿遣返问题上所施的压力，逼其让步。如对方问奉谁之命提抗议，可答以奉我方司令官之命。关于细菌问题的证据，敌机所投纸弹有已爆炸及未爆炸者，你们可向志司索取照片。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2月29日 复电薄一波：“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收到。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共同决定将上海五反停止下来到三月二十号再行发动的方针及各项处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同日 阅李富春二月二十七日报送的他起草的追赃规定初稿和附信，批示：“周总理：此件须加修改，请你处理，并请与彭真商酌，吸收北京市的经验。此外，关于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宜发一电示，亦请你酌定。”附信介绍了追赃规定初稿有两个重点：一是严肃地贯彻中央政策，凡是确定为贪污犯者（五十万元以下者已决定不算贪污，我还主张一百万元以下者不算贪污），分别情况处理。二是关于赃款归谁接收，公款一律归国库，群众性的款物分别交还原主。
同日 阅陈毅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复电陈毅，指出：“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军队不要举行公审。”“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46)，指出：从敌人的发言稿可以看出敌人的所谓让步只是将中立国小组从访问战俘营改为在交接地点访问全部战俘，将自愿遣返改为不强迫遣返，这在实质上并无不同，你们在驳斥对方的所谓让步时必须强调此点。从原则上讲，我们既不能同意有条件地遣返战俘，亦即不强迫遣返战俘，也不能同意将我方战俘强分为战俘与所谓南朝鲜平民两类，因此，我们不能在条款上承认此项规定。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敌人仍在朝鲜战场撒放昆虫及可能进行战术性原子武器试验的预防措施的报告，批示：“照办。”
3月1日 关于“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写信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的负责人：“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47)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反”报道的意见和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三反”报道发生错误的检讨报告，批示各中央局：“我希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宣传部都照华东局宣传部（前已通报）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一样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是否在三反、五反斗争中管好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作？”
同日 审阅李富春本日报送的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规定稿的报告，批示：“请周酌处。还要宽一点，富春说的还太严了。”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华东部署很好，各区均可仿行。”报告介绍了华东全区“打虎”汇报会议作出的五项决定：（一）大行政区、省、地三级内部“三反”规定到三月底完成，县一级规定在四、五、六三个月内分批完成，区、乡级争取在秋收以前完成。一面贯彻“三反”、“五反”，一面维持经济，并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拖长时间是必要的。（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请各区照此办理。”）（二）“三反”必须搞彻底，不许有夹生饭。（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抽出三分之一的人来维持生产、维持经济的方针。（四）以后不单独提打“大虎”战役，而是要把大中小贪污犯都清理出来。（五）全区“打虎”任务不再追加，力求有多少打多少，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城市“五反”着重在既能痛惩资产阶级，又能很快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晚上，同彭真、刘澜涛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一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罗瑞卿的批语，指出：“上海自确定暂停五反，专力三反以来，成绩很大。所定各项打虎策略和注意维持经济秩序，都是正确的。各地如有三反、五反不能同时兼顾者，应暂停五反先搞三反，待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再搞五反。”毛泽东对报告中的“对全市十六万三千工商户进行排队工作，把其中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指出来”这句话，批注：“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不要单独举行公审，要由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主持统一举行公审。此种公审有一次即够。公审名单先报周总理批准。中南局三月一日电所说办法(48)，各大区可以仿行。”
同日 下午，同彭真谈关于加重处罚向干部行贿者的问题。
3月3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目前“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发至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亦照华北军区对贪污分子那样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以处理。“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3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指示指出：“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销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同日 为转发谢觉哉三月四日关于“打虎”工作给各大行政区民政部长和各省市、行署民政部门厅局长的指示，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指出：“三反以来，除若干部门注意了给下级以三反和打虎的指导以外，大多数部门只顾自己打虎，忘了指导下级，同时也忘了本身业务。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过来：要一面打虎，一面维持业务，一面用电报电话与所属下一级至下两级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
同日 复电高岗：“二月二十八日电(49)悉。拟俟陈云同志回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长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同日 阅王震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情况的报告，批示：“刘、周阅后，转王震阅：此报告中（二）条(50)（2）（3）两项似太严，还要宽一点。究竟如何才恰当，请周研究后找王震一谈。其他各条办法都好。”报告说：鉴于新疆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起义军队等问题的特殊情况，对军委直属队及第二、第六两军，第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本地民族干部在“三反”斗争中的问题，拟分别不同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
同日 阅粟裕本日转报陈毅当天上午电话内容的报告，批示：“刘、朱、周阅，交粟裕办。同意陈毅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三月九日，起草中共中央复陈毅并华东局、上海市委电：“三月六日电报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同志事繁，刘晓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同日 阅林业部二月二十二日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四千二百七十次，森林被害面积达三千四百五十万亩，损失木材六百七十七万立方米。这些火灾以东北为最严重，主要是松江和黑龙江两省。东北所损失的木材占全国森林火灾损失木材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毛泽东批示：“应给松江(51)、黑龙江两省党政负责人以处分，不知是否已有处分？”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和志愿军的负责人的批语：“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经验很好，各部可以仿行。”报告说：整个军委直属部队的“打虎”运动一般是健康的，但个别已发现“左”的逼供信偏向。军委直属总党委决定：要求各单位一般争取在三月十五日以前圆满完成任务，并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禁止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三月二日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的批语：“此件很好，你们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布同样的指示。”指示说：连队“三反”运动的目的，除了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外，还应明确提出克服军阀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连队“三反”必须掌握稳健慎重、教育为主的方针。
同日 阅沈阳三日讯资料《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批示：“周总理：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资料说：三月二日东北军区卫生部接到公安一师的报告，在抚顺市以南七十华里的北大沟该师驻地发现大批昆虫等，当即派出检验人员到现场采集标本。东北军区卫生部已派出三十人的防疫队，配合当地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进行室内消毒，并将上述抚顺市以南地带加以封锁。
3月5日 晨，听取彭真汇报天津情况。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52)，认为这是正确的。”“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六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三月三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一些批注。报告说将全市资本家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四类，毛泽东批注：“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报告提出“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批注：“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同日 阅西北军区党委三月二日关于对第二十二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的电报，批示：“周：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同意王震在三月一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所重申的“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期上的一篇内部通讯，批示：“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同日 阅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三月三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批示：“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同日 审阅聂荣臻、粟裕三月五日关于美机到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53)，分别向苏联总顾问和卫生部顾问介绍我们拟采取的防疫措施以及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九日，审阅聂荣臻七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的报告，批示：“退聂办。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九日当天，周恩来和聂荣臻、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十四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主任周恩来，副主任郭沫若、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贺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刘澜涛、黄敬出席。
3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稿(54)，批示：“刘、朱、陈、周、彭真阅。此件很好，并须迅即发出。如各同志有意见，请批明交恩来修改。”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将这个规定发至地方县委一级、军队师党委一级，要求一体遵照办理。这个文件对贪污及浪费问题的处理方针、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对浪费问题的处理办法和处理步骤及批准权限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3月7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给毛泽东、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来电的复电稿，在复电稿中加写：“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邓小平的电报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西南第一季度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业已无事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并影响到大量城市贫民的生活，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目前骨干显得非常缺乏，这个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同日 阅叶剑英关于中共广州市委、华南军区直属部队、华南财委等五大系统“打虎”情况的报告，批示叶剑英并告邓子恢：“三月三日报告收到，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办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加写：“（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
3月8日 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刘澜涛、黄敬开会。
3月10日 晨，召集刘少奇、刘澜涛、黄敬、杨尚昆开会，听取刘澜涛关于华北“五反”总结问题的汇报。
3月11日 阅钟赤兵三月十日关于民航局机构问题的报告，批示：“周总理：钟赤兵对民航局的建议值得注意。现在民航事业行政和业务混杂，领导多头，飞机和工厂浪费，他提议予以改变。请召集一会议予以研究，决定适当解决办法。”报告建议：（一）将民航现行机构分立为民航局和民航公司。前者为行政管理机关，尽量紧缩精简，后者为经营业务机构，按经济核算制来执行业务，在业务上财务上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二）将民航局拨归空军建制，以利统一领导。（三）现有人员和干部由空军统一调整，以达到通盘筹划和充分利用之效。
同日 阅中共中央西北局三月六日关于西安等西北各城市的“五反”步骤和策略问题的报告，为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复电：“你们对五反的部署和策略是正确的。惟西安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计只占百分之四十，似不合实际。在北京，这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西安的比例这样少，请再加调查研究。”
同日 致电斯大林(55)：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十二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我们同意派去一个这样的师，并已指示陆军部执行。
同日 复信程潜：“三月六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56)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此复。”
同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六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面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
同日 复信杨开智：“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了。岸英、岸青都到别地工作去了，他们给我来信亦少。我和江青及小孩们都好。老夫人面前请你替我问好。祝你们夫妇健进！”并附语：“江青问候你们。”
3月12日 下午，同陈叔通、李维汉谈话。
3月13日 阅薄一波三月十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十六万三千户工商户，按五类划分，第一类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第二类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九。关于“五反”的部署，为照顾上海特点，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避免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拟在掌握好排队材料和具体对象后，有步骤地有控制地分批地进行，预计一个半月基本解决问题。报告还提出了为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准备抓的几件事情。毛泽东批示：“请周研究。此件一般很好。惟五类中第二类宜增加，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你和一波通话时征询他的意见。”十五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的报告说：“已与一波通了电话。他认为照主席指示，将五反中上海工商户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的可能是有的，具体计算，当在五反执行中解决，大约第一、二类可达到全数百分之六十。”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五台县委三月三日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情况与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贪污分子退赃，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报告说，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了不少贪污分子特别是较大贪污分子不愿意退赃的思想，有的公开抵抗退赃。
3月15日 致信刘少奇：“（一）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二）李立三在劳动部将施复亮(57)当作共产党人一样去斗争，迫着施复亮写了几个完全错误的声明文件，你那里如未有，请找来一看。我已于昨日下午向罗迈指出了这个错误，叫他找立三、富春二人一起谈清某些问题，并想出转弯办法。罗迈对民建会及对章乃器、施复亮的政策也是有严重错误的。”四月七日，阅李立三关于对在施复亮问题上的错误进行纠正的各项办法的报告，批示：“已阅，很好。”
同日 同黄炎培谈话，就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作讲了一些意见。毛泽东在询问民主建国会“三反”运动情况后说：有人不承认自己是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民建里面有了坏的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说：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向发展。谈到民建过去政治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时，毛泽东说：民建从前走“中间路线”倒不必讳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两党对立，很自然地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那时民建、民盟、民革都不走“中间路线”，那另外会有人出来走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毛泽东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毛泽东说：“五毒”(58)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是谈马列主义，而是应该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说：是好的。毛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3月16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三月十四日关于一周“打虎”情况及今后“三反”、“五反”部署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电：“三月十四日报告及早几天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均已收到。你们的计划很好。惟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同日 阅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三月十五日报送的防疫工作资料。资料说：志愿军各部防疫组织已普遍成立。各部均开展卫生教育，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组织捕虫等。毛泽东批示：“周总理阅后，送聂、粟：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同日 致信杨尚昆：“请你告知新华总社负责同志，请他们将《内部电讯》中有关五反的最好的经验，随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例如山东分社二月十三日关于济南五反经验的报道，即可通报各地。有关三反的消息不要通报了。”
3月17日 阅刘澜涛三月十五日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报告说：入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经过努力，大部分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完全消灭现有疫病。
3月18日 在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中国大使权五稷递交国书致答词时说：“英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其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战争中，表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高贵的牺牲精神，并取得了显然的胜利。中朝两国人民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正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诚如贵大使所说，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高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这种斗争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巩固团结成为一种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力量，只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两国的侵略计划，并且对保卫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3月20日 就遣返战俘问题，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59)，指出：“我们认为，在提出时，条文方面，仍可定为‘双方规定应被遣返的全部战俘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加以最后校正。’其交换细节则规定为：在我方凡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人民军中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人民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在对方凡联合国军被俘人员及南朝鲜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南朝鲜军中原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此项细节可作口头协定，不写入正式条款之中。”
3月21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60)，指出：“对方是要尽速解决问题。因此，我方应采取主动，在二十一日会议上即提出二十日二十三时半去电所提原则条文：‘双方规定应予遣返的全部战俘的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其名单应由双方参谋官予以最后校正。’但成立此项协议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放弃其毫无根据的五万三千人的要求。如对方同意成立此项协议，则讨论细节时可以举行机密会议，成立口头协定。”
3月22日 为转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兹将志愿军经验一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参考，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报告说：三十八军目前发现了假“老虎”。军、师各派出两个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各团也组织两三个甄别工作组进行甄别“老虎”的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东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综合了五反的全面策略观点和部署计划，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一些经验：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五反”发动的时机是在“打虎”运动基本结束以后；“五反”准备工作包括进行舆论动员、搜集材料、建立坚强的指挥部；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召开“五反”坦白检举大会，体现政策；根据坦白检举的材料适时地、分批地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做出结论，以团结争取多数，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同日 审阅聂荣臻本日关于彭德怀需回国治病(61)，志愿军前方指挥拟由陈赓代理的报告，批示：“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四月二日，毛泽东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彭德怀急电。急电说：“德怀同志并告陈、宋、甘(62)：四月一日电悉。德怀同志病状既经医生诊断，认为愈早施手术愈好，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迟至五月。”四月十二日，彭德怀回到北京治疗。
3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指示指出：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63)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
3月24日 为转发徐子荣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公安部门及政府党组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指导所属公安部门照此实施。司法部门的情况亦很严重，必须同样惩治，请你们同样注意。”报告说：“三反”运动深入以后，若干城市公安局在派出所和人民警察中开展“打虎”运动，揭发出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大量的十分严重恶劣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问题。不仅贪污受贿现象很普遍，而且利用公安工作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卖放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使少数派出所变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必须通过“三反”运动来一次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和彻底的整饬，使人民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同日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同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出席。
3月26日 阅聂荣臻、粟裕三月十八日关于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批示：“同意。退粟裕办。”
3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对条例草案作两处修改：（一）第二条说“一切国家的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及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毛泽东删去其中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九个字，批注：“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强索、受贿均是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似可不要再立‘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一目。”(64)（二）第十四条说“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毛泽东删去其中的“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一句，批注：“事实上不是所有检举都要处理的，故此句不要。”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三月二十七日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指示如下：“北京破获地下电车公司三年来私售车票至一千一百余万张。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均破获私商勾结干部大量偷运物资或走私贩毒。太原、西安破获大批贩毒制毒犯。所有这些均不及衡阳铁路局破获走私案之巨大。衡阳破获的走私案牵涉到一千八百多人，走私物资值七千亿元之巨，其中有很多违禁物品。中南方面已通令各省市严查此类走私巨案。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研究衡阳经验，特别是各大铁路局和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必须注意严查此类巨案。衡阳路局郭维城、刘慎之两同志的报告(65)是有价值的，望加研究。”
3月29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在“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和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的这个决定，“望各中央局、分局指令所属机关派在上海工作的人员注意执行。同时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上海市委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二）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而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三）“三反”中退赃、追赃，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四）凡因“三反”追赃而须将私人资财加以冻结、扣押，或对私人产业加以查封、没收时，一律必须经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由军管会军法处或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3月30日 致信杨尚昆：“请询新华社是否已将五反材料中的精彩部分发给各大中城市参考。例如这一期的前三条(66)消息就都是可以发的。”
3月3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列席。
3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三月二十五日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二）五反中，市委和各区委及其所领导的一切力量，其工作方向，应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应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弄清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工商户即前三类工商户(67)的问题，并作出结论，组成五反统一战线这一方面，而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68)方面；在后期，则反过来，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方面，而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处理前三类工商户的未了问题。决不可颠倒这个秩序，以致拖延时间，既不能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又使经济生活不能早日恢复正常状态。望各地充分注意此点。”
4月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本日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给张经武、西藏工委和西南局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在“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一句后，加写：“（在资本家同意下，可以实际上参加管理，而不要有管理的名义，在名义上仍是监督而不是管理。）”
同日 晚上，同彭真、黄敬谈话。
4月3日 阅上海市劳动局一名干部关于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的建议，写批语：“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建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仅靠国家政权机构和国营经济机构自上而下的监督非常不够，必须同时依靠发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严格建立私营企业中工会及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刻不容缓。只要把工人监督权明确规定在《共同纲领》范围之内，不会发生对资本家限制得太死太大的弊端。
4月4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这十条经验是：（一）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二）“五反”必须结合生产。（三）明确交代政策，破除各种顾虑。（四）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引向“五反”斗争。（五）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五反”胜利的重要关键。（六）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七）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八）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九）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十）巩固胜利，妥善收兵，做到有始有终。
同日 为转发陆定一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指出：“（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陆定一的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在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的错误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党的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毛泽东在陆定一的报告中加写一句话：“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69)，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4月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罗瑞卿、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的复电：“瑞卿同志四月三日关于广州五反的报告收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上海五反的十条经验已发你们谅已收到，请加研究仿行，特别注意五反中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广州五反必须注意给香港、澳门的中国工商户以好的影响，你们注意了这一点是完全对的。广州五反中我们掌握的真实材料甚少，是很大的缺点，必须在斗争过程中从争取高级职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上海的经验也是很有用的。上海还有一条经验是先搞大户以利经济，此条在你处是否适用请加研究。又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这就需要严格控制和训练工作队，以十天为一期，先作充分准备，限期完成任务。”罗瑞卿的报告说：根据广州工商业的情况，把主要的打击对象即第四、第五两类工商户控制在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左右，是适当的，也是有利的。理由是广州的商人特别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户，许多都是一只脚在港澳，一只脚在广州，有些是人和主要资金都在港澳，而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目前多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如打得太重，他们索性就不回来了。因此对这种人应该有意识地放宽尺度打得轻一点，使他们感到继续下去还有利可图，这样就可能争取一部分回来继续营业。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五反”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薄一波，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批语指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小应予组织起来，在五反中应将其问题迅速弄清，早日组成五反统一战线，以壮声势，孤立“五毒”深重的大投机商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大资产阶级除掉少数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以外，我们必须用大力向他们的企业中进行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五反中照天津和上海的办法按其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此点务请各大中城市加以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五日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对指示稿加写两句话：“干部中有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亦须在此次交代清楚。”“对于在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民主人士及军队中某些起义人员应令其交代者，必须先由各单位党委或党组开出名单，经过讨论决定，并经上级批准，方能令其交代。”
4月6日 关于西藏工作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看来不但是两司伦(70)，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最近拉萨的示威(71)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维汉、刘伯承、粟裕出席。
4月7日 复信黄炎培：“数次惠书并承写赠大作一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这几天稍忙，待数日后当约先生面谈。上海报告一件，可以一阅。”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电：“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同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十二个省属市的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改造问题的情况通报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参考。在通报中写一个批注：“工商联委员的成分，在大城市应以大资本家为主，这和中小城市是不同的。因为中小城市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很多，故大资本家所占委员数目不能太多，但亦应尽可能吸收一批大的参加。——中央注”
同日 为转发薄一波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薄一波同志四月六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仿行，请各城市在五反中都注意这些新策略。”报告说：上海“五反”第二战役从四月一日开始，六天以来，进展极为顺利。第二战役的策略是“检查少数，俘虏多数，严阵以待，不战而胜”。其办法是：首先将资本家情况搞清楚，充分发动群众并争取高级职员，准备好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的一切条件。另外召开老板会议，交代政策，实行分组评议。然后，表扬坦白较好的工商户，免予检查；对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交代的才派检查队进入厂店检查。这样先礼后兵，效果很大。
同日 阅徐子荣四月八日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批示：“富春同志阅后，送徐子荣同志：前次富春同志提议组织处理毒品问题专案机关及其他问题专案机关，请即提出名单，并找徐子荣同志一商。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揭发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严重的贩毒犯罪行为。为此，必须于“三反”运动末期，配合铁路、交通、海关等部门，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惩处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公安人员，不予宽恕。
同日 致信邓拓：“本日《光明日报》登载的《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稿可在《人民日报》转载(72)，并请告新华社予以广播。”
同日 阅湖南宁乡县二区竹山乡全体农民三月十三日来信。就来信检举周震鳞(73)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贪污民财，解放后私藏枪支、抵抗减租退押，要求将其女儿从北京拿回斗争等事，批示：“周总理阅后转李维汉同志阅存。此事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是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
同日 阅周震鳞请救济老同盟会会员何子奇的来信，致信彭真：“周震鳞先生的信及附件付上，请派人一查何子奇情况，如实属困难，又未做坏事，似可酌予救济。”信中说：何子奇年逾七十而又无儿女，生活无着，听说北京市政府对于贫老而有革命历史者有月给生活救济小米三数百斤的规定，希望给予照顾。
同日 对曹彦昆(74)献赠《清明上河图》画卷作批示：“复曹彦昆一信致谢。将曹信(75)交齐燕铭同志一阅。画件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当处理，以免虫蚀和霉坏。”
4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西北局定于四月下旬开西北局委员全体会议。各中央局、分局如果在最近期间未开会议者，最好在四月下旬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因为在五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可能召开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及某些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同日 阅贺诚、傅连暲(76)四月七日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几个请示解决的问题：一、建议北京市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防疫工作再作一次动员。二、为改善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十二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五百亿元，望中央批准拨专款解决。三、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二百个床位的隔离病院。毛泽东批示：“贺、傅二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周总理酌办。我认为拨五百亿元办理本件所讲的卫生工程，并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是否可行，请周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0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本日起在全国发行。
4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本日复你们四月八日请示一电刚发(77)，接到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78)，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步骤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步骤，望即坚决而镇定地付诸实行。”同日，为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又一指示电，指出：“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电所取方针，撤掉两司曹(79)，解散‘人民会议’，追究主谋分子（即你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亦即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80)等人）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经武在噶厦(81)会议上指出‘人民会议’为非法的三条理由（举行叛乱，破坏团结，反对达赖），并指出除主持此次叛乱事件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外，一律不予追究，以安定多数人，都很正确。”“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
4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一日电悉。中央四月六日电所说妥协政策目前不要提，须待目前的政治斗争得到确定胜利后看情形再决定。目前你们只作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根本不要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
同日 听取从朝鲜于本日回到北京即来中南海的彭德怀汇报当前朝鲜前线敌我军事态势、我方备战情况和今后对敌作战的方针。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三日反映的朝鲜境内普遍发生饥荒一事，致电陈赓、宋时轮、甘泗淇：“关于粮食救济问题，金首相已经过朝鲜驻中国大使权五稷向我政府提出请求接济二万吨粮食，我已准备供应。你们在驻军附近，可酌情对断粮居民予以适当救济，但如有大量集中数目的粮食，仍宜送给朝鲜政府转发。”
4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指出：“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告中央代表给达赖的通知收到。这个通知是基本正确的。如已送出，即照那样。如未送出则请你们略加修改，即在叙述两司曹罪恶事实的三条中，第二条说两司曹反对成立军分区、反对改编藏军及说解放军把藏军打得头破血流等语应删去，而改为‘不执行协议规定。他们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军队等都持反对态度，他们完全不了解全部协议条文都是对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和幸福有利的。他们也不是对协议中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根本反对实行协议’。这样写法较能争取多数，也埋伏一笔我们可能在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上接受合理的意见。”“如果他们问什么是‘实行步骤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你们可告以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有利于汉藏团结和妥善执行协议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有这类意见，我们愿意听取，也愿意磋商；但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看样子，拉萨的藏军恐非逐步加以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并且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不要同时一起做。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编藏军的目的。”
同日 下午，同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汇报四月八日中央军委会议商议成立国防生产研究组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出席。
4月15日 晨四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指示电说：“（一）你们还没有将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送交达赖，先由经武向达赖和噶厦作口头通知，详细说明对两司曹撤职查办的理由和我们的意图，是很适当的。（二）达赖既然尚在犹豫，还没有下令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同时噶厦又将为此事召开会议，则我们应当等候噶厦会议的结果，然后再定是否将通知书交给达赖。如果他们决定采取辞职的方式使两司曹下台，则要求撤职的通知书就不要送出，为着撤两司曹的会衔布告也用不着了。（三）充分使噶伦(82)及其他文武官员及三大寺(83)喇嘛明了两司曹的罪大恶极，军事叛乱行为及非法‘人民会议’的不能容许，并经过噶伦去影响达赖，使他造成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如果两司曹不辞职，就应撤掉他们），是很必要的，这就需要有几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因此通知和布告这两个文件暂时都不拿出去。”
同日 审阅薄一波四月十三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的报告。在薄一波报告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一段文字后，批注：“（必须在此次五反后实行工人店员监督大中厂店的生产和经营，此事一定要实行，并不能延缓。望各大中城市党委迅速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中央为要。——中央注）”并批示：“请恩来同志拟电答复，并转发各地参考。”十六日，审阅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复电稿时，加写：“此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极为重要，而各地反映甚少，似未认真研究。望立即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为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上海市委四月十二日的报告很好，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仿行。”报告指出：上海“五反”第一个战役中，七十四个重点户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无心生产。为此，我们于四月三日召集这些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的“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刑事处分。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听到政府宣布这些政策后，这些资本家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适应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四十一个整师、十一个整团共四十六万五千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同日 晚十一时，听取萧劲光关于准备同苏联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设有关问题的汇报。十六日晨一时，在周恩来关于海军去苏联谈判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已找萧劲光谈过，同意这个提纲(84)。”
4月16日 晨六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一）四月十五日十七时的电报(85)收到。你们处理所谓‘人民会议’的方针、步骤和办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二）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你们已经有了确定的总方针，在采取具体步骤时就须要又坚决、又慎重，才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大的群众。因此，宁可花费一些时间和中央交换意见以后再去动手为有利。”
同日 上午八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五日二十四时的电报，收到。（一）十五日布达拉会议决定取缔‘人民会议’，并由达赖出布告。如果能实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达赖出布告以前，应向‘人民代表’的多数及文武僧俗官员经过噶厦及你们先行揭露两司曹及帝特分子的反动罪恶，使布告一出，能得多数人拥护，而不感到突然。布告由达赖一人出名，经武不要联名。（二）在噶厦官员们到你处为两司曹说情请求不取撤职办法而由两人自动辞职的时候，同意你们的意见‘耐心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服他们一致同意，要达赖下命令撤职’。这是因为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刚才送去，不好马上改口的原故；也是因为撤职较辞职打击为重，对于惩治反动、影响群众更为有力的原故。但是请你们注意达赖及噶厦多数的态度，如果他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以辞职方法使两司曹下台，而觉得撤职办法他们接受不了的话，你们应当准备同意采取辞职的处置。因为他们已在‘人民会议’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我们如果一定要取撤职办法，则可能引起达赖及中间派不满，显得我们整得太过分了。此事请你们和阿沛、计晋美、平措旺杰(86)三人详商，究以何种方法为妥，并告我们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本日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在第一条规定“入朝参观人员仅限于野战军和特种兵的军长、师长（不含地方军区），目前部队工作则由各副职干部及政治干部主持之”一句后，加写：“军长、师长凡无重病者都要去参观，不许不去。”在第五条规定“各大军区参观团名单，务请于四月二十日前电告”一句后，加写：“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启行，五月初到达朝鲜参观实战，不许推迟。”同时加写第六条规定：“入藏十八军不在参观之列。”
同日 审阅修改彭真准备四月十八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批示：“恩来同志阅后，送彭真同志：此件少奇同志修改了一些，我又作了较多的修改，觉得可以用。如你们同意这些修改，请于付印时将清样校正清楚。”十七日，再次对草案说明稿进行修改，批示：“周总理、彭真同志：再作了一些修改，觉得较好些，请再阅。如可用，即可付印分发。”以下是毛泽东对说明稿修改较多的几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工商界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于一部分堕落腐化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劣作风的斗争；是按照《共同纲领》和国家法令进行合法的私人工商业经营道路对于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经营道路的斗争。”（二）“在过去这一时期，就各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小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一般不雇工人店员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和资产阶级的总数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他们是带有很大投机性的或完全投机的资本家；而其投机性最猖狂最恶劣的，约占工商户总数百分之一左右，数目还不算很大。这最后一部分人就是所谓大盗窃分子，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予以法律制裁。上述比例数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占工商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并且有一些大工商业者。”（三）“最严重最恶劣的大贪污分子也是少数。这些大贪污分子也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是盗窃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并予以法律制裁。”（四）“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同日 批示同意萧华关于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部队的“打虎”运动现已基本结束的请示报告。
4月17日 中午十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指示电：“四月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87)收到。说情的人们没有说两司曹辞职的话，说的还是挽留两司曹的话，只说解散‘人民会议’，意在以解散‘人民会议’交换两司曹不辞。因此，你们在几天内还不要松口，仍然坚持一要解散‘人民会议’，二要将两司曹撤职。等到达赖的布告已经发表，‘人民会议’已经解散，然后再看说情的人们是否提出以辞职换撤职。如果他们不提辞职，则你们仍坚持撤职。如果他们提出辞职，则你们就可以看势转弯，同意辞职。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也许他们要将交换条件（即两司曹留任或辞职）讲妥才出布告，你们应主张解散和撤职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望相机处理。”
同日 下午四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伯渠、李富春列席。
4月18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及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的决议。二十一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19日 下午四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
4月21日 阅中共北京市委二十日报送的关于北京高等学校的“三反”简报，批示：“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88)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89)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简报说：为了帮助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同周谈话和给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2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稿。在指示稿指出地方财政发生若干困难的客观原因之后，毛泽东加写：“这是使地方财政机关发生违反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各级财政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完全推之于上面没有完备正确的制度。”在指示稿列举各种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情况应当在此次三反运动结束的时期做一次综合性的检讨，这对于总结经验、整顿财政纪律和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将有很大的帮助。”在指示稿责成各大区、省（区）、市和专署的各级财委，军队的师和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后勤部门进行一次彻底检讨之后，毛泽东加写：“此种检讨应是全面的，真实的，没有隐瞒的。在检讨之后，就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理直气壮地好向下级说话。否则就会留下包袱，总有一天要重新进行检讨，那就将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并要受到指责和处分。”“上述检讨报告，限于五月底以前按级交到中央财委和军委总后勤部，不得违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的复电：“四月二十二日二时电报收到。我们认为你们对三个问题的处理和答复是妥当的。”西藏工委的电报说：藏政官员会议决定将于二十三日向西藏工委提出三个问题。我们拟作如下口头答复：一、中央与地方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为保证彻底执行协议，藏政官员应是爱国主义分子，有能力，有威信，忠实于达赖和西藏人民；人选应与中央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达赖任命。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如果违反协议，保证藏族官民完全有权向中央控告，并有向中央提出有关建设性意见的权利。三、对于藏政官员违反政策纪律或地方政府制度的事情，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辨明是非，合理地处理。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0)，指出：“同意在二十二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关于停止行政会议，将谈判公开，可就对方完全脱离了我方三月二十一日的折中调整方案，并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来进行欺骗和蒙蔽两点理由，准备于二十三日提出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
4月2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1)，指出：提议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时应准备两个发言稿：一个指出对方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一面欺骗和蒙蔽世界舆论；一面推翻关于第四项议程谈判的基础，坚持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自愿遣返。因此，行政会议已失去推进谈判的任何作用，而只能是变成对方拖延谈判并蒙蔽世界人民的工具。为此，我方提议取消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另一个发言稿则须更进一步驳斥对方四个方面的荒谬论点。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给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第三战役部署等问题的复电稿。将复电稿中使用的“第二战役”、“第三战役”的军事术语，均改为“第二期”、“第三期”。在复电稿末尾加写：“以后五反中不用军事术语，如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等，中宣部已发通知(92)”。
4月24日 下午，同彭真就他请示的几个问题进行谈话。
4月26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3)，指出：“一切发表的文稿，望将问题集中在主要方面并要打中敌人要害和弱点，并将文字写得简练些、明确些。”
同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维汉、王稼祥开会，讨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
4月27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4)，指出：将三个问题一起提出讨论的建议(95)，仍可稍缓再提，先看一下对方在今天究竟做出什么文章。我们在会议中对战俘问题可集中于攻击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无条件遣返战俘和不得侮辱虐待和伤害战俘两条原则，并强调我方三月二十七日所提折中原则的公平合理，以利宣传。
4月2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6)，指出：同意你们所拟对案，以中立国问题换对方在机场问题和战俘问题上的让步。提出此方案时，应准备一强硬发言稿，强调我方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合理，驳斥对方坚持机场问题是干涉我方内政，并指出我方在战俘问题上实已作了很大让步，因此对方应有让步的表现。在对方撤销其干涉内政的机场问题并在战俘问题上让步时，我方可同意将每方各提三个中立国改为每方各提两个中立国。此两个中立国，并不忙提出具体国名。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与机场问题对消之后，如果对方对战俘问题并未表示让步，我们尚不忙作折中考虑，而仍要强调对方应在我们三月二十七日调整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准备拖他一些时间，到对方有让步表示时再说。
4月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注意业务，又注意政治。”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7)，指出：关于中立国提名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须在对方询问每方各提两国是否即指对方所提的瑞典、瑞士，我方所提的波兰、捷克，我们才可表示就是这四个国家，并要加重说明我方这一让步是必须以对方放弃机场问题的无理要求和在战俘问题上同意我方的折中方案为前提的，因我方的折中方案已经是很大让步，而对方并未作任何让步。
5月3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8)，指出：三日会上应采取强硬态度，对对方发言予以痛斥，指出其所谓提案是最后的不能更动的说法，完全是有意拖延并企图破裂谈判，完全不是谈判的态度，而是施行威胁。并斥对方所谓让步了的地方，其实只有一点，即机场问题，而这根本不是问题。在俘虏问题上对方根本并未让步，并还向后倒退。我方所让的中立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实质问题，并且我方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折中方案中，已经对俘虏问题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下一步必须由对方走。如果对方有意拖延或破坏谈判，应该明白表示，不容含混。看其反应如何。行政会议可继续两天，如果对方还是采取这个顽固态度，应准备提议公开行政会议，对他拖一些时候。
5月5日 阅施复亮四月二十二日写的《五反后北京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批示：“刘、周阅后，送彭真同志处理。这是施复亮给劳动部的报告，由李立三送来的。其中所述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请彭真同志注意，并请彭告黄敬注意，在五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批示：“退李立三同志。施复亮文件已阅，已告彭真同志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施复亮另有关于他对民建会性质任务的新的提纲一件也收到了，尚未研究，便时请告施。”简报反映了经营管理权、工人监督、工资、房产所有权、补税、劳动纪律、小企业劳资关系、资金、分红与利润、职工福利等十个方面的问题。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出席。
5月8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中南局五月四日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的指示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中南局的指示说：今后在定案追赃工作中必须按以下规定执行：（一）要先定案后追赃。（二）不准直接派人到贪污分子家庭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属那里去逼赃。（三）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99)，指出：敌人目前企图以所谓七万人对一万二千人的战俘交换来欺骗世人，压我让步，并准备在压不下时，拖一些时。我们必须将其诡计予以戳穿，并须做既不受压、又不怕拖的准备。八日发言重点，首先应放在痛击敌人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即所谓“自愿遣返”，指出其利用蒋李特务用血腥犯罪方法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利用日内瓦公约揭发对方违反该公约的各种行为。应坚决反对所谓甄别，指出按照日内瓦公约，根本不许可有任何甄别。
5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所有这些，均请各级军区党委和各级地方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和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各城市应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同日 晚八时，和周恩来会见以宣传与文化部部长柯别茨基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接受柯别茨基代表哥特瓦尔德总统赠送的一辆汽车。随后，和周恩来又先后会见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潘迪特夫人和全体团员，缅甸文化代表团团长、政府宣传部部长宇吞帕和全体团员。
同日 晚九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音乐舞蹈联欢晚会。晚会由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印度舞蹈家、缅甸音乐家和中国的合唱团舞蹈团联合演出。演出休息时，会见匈牙利国家人民文工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