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电，同意二十一日来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第三野战军鉴于上海守敌大部已被吸引在上海外围，一部已被歼，同时获悉汤恩伯逃到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的市区仅有五个交通警察总队，乃提前于二十三日晚上发起总攻，二十五日拂晓占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和浦东市区。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以第四野战军指挥机关兼中原军区指挥机关，并决定将中原军区改称华中军区。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为林彪，政治委员为罗荣桓，第一参谋长为萧克，第二参谋长为赵尔陆，政治部主任为谭政。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并告华中局[116]、华东局、一野、二野电：同意邓子恢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以利工作。
5月23日 关于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并告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贺龙电：（一）“粟、张养午电[117]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请你们通知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各游击区必须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组织与本地党组织会师问题的经验，起草中央给华中局、西北局的批语：“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领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据平、津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工厂出品及企业已交政府的仓库存货）不要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本来是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否则企业失掉这批资本之后继续开工十分困难，势必又要政府投资给企业才能开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
5月25日 关于对张轸[118]部的改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电：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张轸和我们接洽已久，此种部队集中归我改编是对我有利的，故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部合编为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并问张轸他与程潜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同日 关于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119]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总前委电：“请刘、张、李迅即电知陈赓兵团暂时不渡赣江，在丰城、临江、新淦、峡江之线收集船只，完成渡江准备，待桂军七师深入宜春一带后突然向敌后方挺进，断敌退路，与四野部队配合歼敌或抓住敌人。”“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待命入川。”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120]并林彪、萧克电：“（一）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电，通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五月十四日要求国民党军停止退却准备抵抗的命令。指出，敌近日业已按此命令在某些地区执行。“此种情况对于我军聚歼敌军有生力量之要求，甚为有利。望各野战军注意集中兵力，妥为部署，力求聚歼当面匪军，而后追击前进，是为至要。”
5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指出：“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121]。目前胡、马[122]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123]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电，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指出：“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5月27日 上海解放。自五月十二日发起的上海战役，经过十六昼夜战斗胜利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五万三千余人。三十日，中共中央电贺上海解放。
5月28日 关于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电，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同日 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124]五月二十三日向中央及中财部请求拨三百亿元人民票[125]应急的电报，批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请他们商酌两大问题：“（一）不但华东方面急需大量人民票，这是应当迅速支付的；华中方面要求增加人民票的电报估计不久也会来，这是应当预作准备的；而且必须准备今年九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人民票，也需立即开始筹办。（二）九月份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干部以三万名计算，也须马上作出计划，通知各区遵办。”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罗荣桓、黄克诚电：华中局已同意中央意见，你们应当休养数月。
5月29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加写一段话：“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末，他们就应当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香港分局，二野前委，上海、南京两市委电，提出解决今年将要占领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宁夏、青海等七省所需干部的具体办法。
同日 关于进军西南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总前委电：（一）“行动方针须依辰俭[126]电待两个月后，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目前你们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现领任务之执行上面，以免分散注意，使现领任务执行不好。”（二）“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黔、川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三）“出动兵力须视情况决定，如无外国干涉，自可全军出动。”
5月31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并为转发这个电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批语：“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127]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6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复电在上海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128]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同日 审定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稿，加写一段话，指出：文中“‘努力发展生产’一句应改为‘尽可能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因目前的农村生产还谈不到发展”。
6月2日 关于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电，指出：“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邓小平须准备去四川。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攻青岛之一个军及一部炮兵可于六月十日左右出动。
同日 美军被迫从青岛撤离，青岛解放。
6月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稿，加写的内容中指出：“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6月4日 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华东局、南京市委、华中局并告华北局：上海、汉口、南京、九江的对外贸易，应力求有准备地迅速地恢复，应即设立对外贸易机构管理其事。
6月7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陈嘉庚，就中外局势等问题进行交谈。
6月8日 会见傅作义，商谈和平解放绥远问题。
6月9日 关于击退胡宗南部和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反扑的作战部署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齐电[129]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十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泾渭间作战、待六月底或七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130]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此时，马步芳、马鸿逵联合胡宗南部，向第一野战军进攻。十三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为诱敌深入，争取时间集结四个野战兵团组织反攻，已于十一日晚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张、赵电，指出：“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当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间突破，在十四日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五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此时，敌军由于进攻受挫，又发觉人民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安、咸阳等地，遂分头撤返原防，胡、马反扑被击退。第一野战军随即转入休整。
同日 派人探望正在养病的任弼时，并致函慰问：“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6月10日 将东北局关于纪念七一的报告批交胡乔木，并指示：“七一至七七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周。七一着重党的宣传，规模不要太大。七七举行军民示威游行，开大会，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南昌、九江等城举行盛大的军队检阅及大示威，纪念抗日，反对美国扶日，要求早日成立日本和约，消灭国民党残余。请拟一内部指示，一单口号（可考虑分为两单，一是七一，一是七七）。”
6月13日 将傅连[131]五月二十七日来信批交周恩来处理，并告：“保安、延安时期，曾接济他家属一笔钱，后来因路断停止。请周考虑，俟福建解放后，由北平或请张鼎丞[132]接济他家一些钱。”
6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133]电，通报说：驻福州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侯镜如部参谋处长来港接洽。据称，十七集团军辖有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百零六军，已疏通到可无问题之地步。但因势单力薄，难于主动起义，希望和我们前线取得联系配合。电报指出：此事请你们通知叶飞、谭震林及福建省委引起极大注意，不要放弃一切可能性争取侯镜如各军反正。除由香港方面努力策动外，请你们即速研究与侯镜如取得联系的办法。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同意十兵团入闽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6月15日 因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也陆续迁入北平市内。
6月15日—19日 出席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十五日，在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134]。”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二十一人组成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6月16日 和朱德复电国民党原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原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及全体官兵：“五月二十三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抗抵，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同日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毛泽东为该报题写祝词：“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6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指出：“十二日电[135]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按情酌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同意六月十五日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南京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6月19日 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同日 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来信上批示：“北大医学院与军委有房屋争执，请聂[136]令朱早观[137]查明处理，以结果告我。如无大碍，宜让与北大。”
6月20日 关于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作战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138]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
6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同日 和朱德致电国民党原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等：“接读诸先生五月十四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本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关于吴奇伟等发表起义宣言的新闻稿。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139]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140]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
6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电，指出：“（一）同意你们巳巧电[141]为惩办布雷谣言制造者的各项处置。（二）帝国主义者正在采用利诱和威迫的两种手法，正在采取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只有坚决而又适宜的斗争，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巩固自己和战胜敌人。（三）上海和武汉等地息息相关，你们在上海等地采取的各项措施，应随时通知林、邓[142]，林、邓方面在武汉等地所取措施亦应随时通知上海。（四）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十一日电[143]并告华东局，二野及西北局的电报：“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部署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的执行。”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六月十二日关于广东东江、韩江两边区战绩情况的报告，为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香港工委电：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请你们争取时间迅速地巩固这些胜利，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间占领广州。“你们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同时应令香港训练干部，亦可招收一批广州学生来东江训练。总之，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加强广州地下市委工作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准备里应外合的条件。”“对桂林、昆明两城的地下党组织，亦应令当地加强注意力。”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的军、师、团委，地方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电报说：“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144]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提出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指出：“根据近日情报，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长[145]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146]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全力及许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 关于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王治岐[147]的作战计划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148]、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第一野战军根据此电及当面敌情，决心采取钳马打胡的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两马，集中主力歼灭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王治岐部。
6月2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149]电，请他们找两广纵队领导人雷经天、曾生[150]等一谈，指出广“东现有大量的人民游击部队和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如果曾生的两个有战斗力的小师整训得有成效，将来开入广东配合游击队工作可起大作用，加上你们的一个至两个军就可以解决广东问题”。
同日 复信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
6月30日 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文章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迷梦。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文章最后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在先农坛运动场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给将于七月二日在北平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贺电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
7月3日 致电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理、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七月二日病逝表示哀悼。
7月4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并讲话，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151]、萧劲光电：（一）王、萧六月三十日电及程潜《备忘录》[152]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以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同日 致电在长沙的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编整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153]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7月6日 晚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向代表们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
7月7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二十二个党派团体代表共同签署发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毛泽东对宣言稿作了两次修改。宣言指出：“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同日 晚上，冒雨出席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的大会。到达会场时，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带领大家高呼：“中国人民万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在各界代表讲话后，又带领全场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南分局，方方、魏金水、朱曼平[154]并告第四、第三野战军电：“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立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湖南省工委电，指出：“以歼灭白崇禧、宋希濂两敌之目的，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155]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编整，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出席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集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建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帝国主义借款筑哪一条铁路，都是同其侵略目的相配合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并发展铁路。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两万六七千公里铁路，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他强调指出：不管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重视群众。不仅要依靠工人和干部，还要依靠工程师等，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7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同日 致信周恩来：根据朱德建议，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率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刘亚楼等关于筹建空军情况的汇报。
7月11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及全体官兵，对他们于五月二十九日在陕西榆林接受和平改编表示欢迎。
7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文午电[156]悉。打胡战役已开始，甚慰。我军以尽量向西迂回，包围多数敌人然后歼击为有利。”本日，据彭德怀等十三日电相继报告，战役发起后已歼胡宗南部四个军，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有向胡宗南增援的消息，以及第一野战军准备歼击援敌的部署，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张、赵电，指出：（一）“歼胡四个军甚慰。”（二）“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三）“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至十四日，第一野战军相继占领凤翔、宝鸡等城镇，马步芳、马鸿逵部退至永寿、彬县等地，见胡宗南在关中的主力迅速被歼，在第十九兵团的监视下，未敢增援，旋即后撤平凉地区。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国民党军四个军四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地区，进一步隔离了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为尔后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胡、马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6日 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157]，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二）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158]、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
同日 和薄一波、聂荣臻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决定进一步解决绥远问题，允傅作义编两个军，绥远两个省政府合并。
7月1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毅、饶漱石、粟裕电，对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提出补充意见：“（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往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159]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东去广州。（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华东工作及渡江与接收宁、沪、杭情况。
7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询问程潜各部集中长沙是否属实，指出：“如果属实，则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请将同程潜谈判情况电告。本日，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十七日关于派人同程潜谈判情况的电报，下午四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邓、萧、赵电，指出：“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根据上述指示，二十二日林彪等派出谈判代表团赴平江同程潜的代表举行谈判。
7月1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160]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161]（但可不占褒城），迫使南山[162]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华南分局电：“（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日电[163]（二十一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与邓华[164]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165]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邓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166]向你们面达。“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随后作出疏散工作和机关部队精简工作的具体部署和规定。
同日 致信周恩来：“据张表方[167]本日称，龙云[168]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169]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同日 将中共湖南省委[170]致中央组织部的一份电报批送周恩来，并告：“据李六如[171]本日称，李达愿任教育厅长，但尚无人正式通知他。请周考虑即决定李达任湖南教育厅长，并通知他早日去湘接管学校。”二十六日，收到李达来信后，又批送周恩来，告知：“已和李达谈过，他愿意去湖南工作。”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告知：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矛盾。请你们在确定的一般原则下在运用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7月23日 复电彭德怀：“午哿电[172]悉。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173]，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174]，不必等到明春。”“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175]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二十四日，第一野战军向平凉方向出动。马步芳、马鸿逵部为保存实力，各自后撤。第一野战军趁势向陇东追击。至八月十一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先后攻占和解放了通渭、天水、泾川、平凉等十余座县城，胜利结束陇东追击战，造成进军兰州和银川、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态势。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给浙江省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的批语：“我们认为华东局指出的各点[176]是一切地方都应当注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请转发下级唤起注意。”
7月2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方方电：“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177]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
7月25日 晨七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粟裕、唐亮、周骏鸣，华南分局电，指出：“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178]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四野主力应争取于九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九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九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二路经三南[179]、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限。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180]、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九月五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181]会合商筹全局。”第四野战军和第四兵团从八月一日起休整四十天，分别集结于长沙、常德、南昌、固安地区，根据南方地形、气候特点，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第十五兵团以留置江西的第四十八军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起赣西南战役，由南昌一带分两路沿赣江两侧向赣南追击。八月十四日解放赣州。
同日 复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182]，指出：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负担为适宜。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
7月26日 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二十三日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慰问：“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
7月27日 为转发方方、魏金水二十一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起草中央军委给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陈赓、邓华的批语：“请你们考虑邓华出三南之先遣师即由三南出梅县，配合当地我军歼灭胡琏部[183]。该敌只有一万二千人，战斗力弱，我有一个师配合当地我军，可以解决该敌，然后直下潮、汕”。
7月31日 审阅修改新华社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二周年的社论稿，加写四段话，并将标题《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改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其中，关于南昌起义加写：“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加写：“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如何克服困难，加写：“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区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7月下旬 审阅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加写一段话：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8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电：（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能移至长沙。（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
8月2日 就陈明仁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同意三十日电意见，“张爱萍[184]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8月4日 关于进取新疆的时间问题，复电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我曾以甘新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德怀。接彭八月三日复电说，“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同日 复电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185]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根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口头协议及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中苏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由苏方选派二百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苏联帮助在东北办一所空军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并由刘亚楼、张学思[186]在苏联具体商谈；帮助创办一所大学。七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国大学[187]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十四日，刘少奇乘火车回国，王稼祥继续留在莫斯科。二十九日刘少奇到达北平。
8月5日 和朱德复电程潜。复电说：“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萧劲光、王首道电：“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指出：（一）“我军接管长沙后，除成立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明灏应参加为委员）外，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军区两机构不要马上成立，即用长沙军管会名义统一指挥已占各县”。（二）“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
同日 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188]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电，指出：林彪、邓子恢五日十二时电悉，处置甚好。“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
同日 关于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西北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向三路解决退敌。”“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189]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190]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191]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192]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方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193]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陶峙岳[194]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195]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8月7日 收到华东局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三日至五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指出：“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
8月8日 关于方方赴赣州参加华南分局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方方并告华中局及陈赓电：叶剑英八月九日由北平动身，经汉口转江西，九月五日前到达赣州。方方务须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
8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电：“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况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能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同日 复信杨开智[196]：“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197]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8月11日 复电周世钊[198]：“虞[199]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本日，还复电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希望他们努“力进修，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
同日 出席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并即席讲话。他说：第六次劳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了。劳动大会规定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据李立三同志说，我们工作中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我们有将近二千万的大军，但我们组织得太少。老解放区发展太少，新解放区刚才开始。除了破坏分子外，一切职工，即使是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是国民党的工会工作人员，但有改造可能的均包括在内（资本家不能加入）。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我们便会成为少数，便会孤立。工会工作同志应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方面搞好关系。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你们要做宣传工作，要向市委书记、市长做宣传工作，也要向我做宣传工作。要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主动地团结各个方面，团结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
8月12日 新华社发表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次日，毛泽东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
8月13日 和朱德复电陈明仁：“未文电[200]敬悉。湖南举义，遐迩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政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借维秩序，并利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商酌，然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同日 下午，出席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作简短讲演，庆祝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依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讲演号召北平市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会上，毛泽东取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未署名的市民来信（向他反映物价高涨、捐税多和失业多等问题），当即交代表会议处理。
8月14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社论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社论号召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要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请对发行公债问题[201]加以说明：“（一）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十五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202]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经中共中央讨论研究，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通过决定，从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起发行人民建设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一万万分（每分之值按当时物价计算约等于一万二千元旧人民币），计一万二千亿旧人民币。
8月16日 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暨全体起义将士：“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
8月1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并萧劲光、王首道、金明、高文华、袁任远、周礼[203]电，提出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等四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和人员配备原则，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磋商，湖南省四机构先后成立和改组。十九日，长沙市军管会成立，萧劲光为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为副主任。二十九日，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扩大改组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程潜为主任，黄克诚为副主任。三十日，湖南军区成立，萧劲光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陈明仁、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金明、唐天际为副政治委员。九月一日，湖南临时政府成立，陈明仁为主席，袁任远为副主席。
8月18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说：“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二十七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合买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力立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罗志等五名代表，前往北平出席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遇难烈士表示哀悼。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8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一）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二）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三）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四）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五）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六）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七）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同日 复信江庸[204]：“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205]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206]，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
8月2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该命令中说：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207]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告知上海产业界提出国内可生产的工业品，请东北尽量在国内采购，勿再由苏联输入，并反映有大量苏联花布在平、津倾销。电报指出：请你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并将东北过去及现在与友方交换物品的品名、数量电告。
8月22日 复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十九兵团何时向宁夏进军，待占领兰州后看情况决定。如果王震四个军确有把握占领青海，则十九兵团可在兰州休息十天或半月后即向宁夏，否则可略为推迟。入新疆部队至少休整一个月，必要时酌量增加休整时间，好作充分准备。入川部队待与贺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十八兵团入川是适宜的。
同日 关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傅作义、邓宝珊定于二十三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邓去甘肃的问题，已约定待贺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时，与邓见面谈好后，随贺一道去西北，张治中也须那时才能去西北。”
8月23日 为祝贺美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致电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和政治局委员丹尼斯，指出：“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分子，在美国反动势力高压之下，为着国际和平，为着美国工人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着中美人民的真诚友谊，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和援助。美国的未来，不属于外强中干的美国反动势力，而属于你们和美国人民。”
同日 关于歼灭马步芳和攻占兰州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指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励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8月24日 阅本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208]后，批示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当天，写信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信中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二十六日，收到黄炎培的复信后，再致信黄炎培：“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并指出：“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二十七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林枫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同日 收到王首道关于三个师已地方化的报告[209]后，复电王首道并告林彪、邓子恢：“八月二十一日电收到。我们欢迎此类简单明了的报告，而不欢迎冗长的沉闷的报告。”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电，指出：“（一）八月二十日电悉。望将各城各界人民代表会经验扼要电告。（二）务须催促各城开会每月至少一次。（三）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此事华东，华中，西北，南方各新区均可做。各老解放区更不待说。”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文中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8月26日 晨一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二十四日电[210]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持兰州前线的需要。”
同日 复电彭德怀：“（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电的部署[211]。（二）六十二军暂留临夏，必要时亦宜令其移兰州参战。（三）务请注意筹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弹药，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同时，应彭德怀来电要求，毛泽东起草聂荣臻、薄一波致傅作义电：“我军正攻兰州，马鸿逵有向兰州增援模样。毛主席意见，如有可能，请兄电劝马鸿逵勿去增援，准备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如去增援，则马部和平解决机会将更少了。”本日，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守敌分别向永登、西宁逃跑。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华中局，西北局电：“兹将彭真同志关于今年五月至七月的北平工作情况的报告[212]转发给你们作为研究材料，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本日，写信给彭真：“八月十四日的报告收到阅悉，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213]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
8月27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毛泽东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
8月2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四评白皮书》。社论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这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社论针对艾奇逊骂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指出：“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同日 下午四时，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晚上，设宴招待宋庆龄。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214]
8月29日 复信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来信[215]已悉。当付郭、茅、马[216]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邵西[217]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同日 函告胡乔木，请找清末中国和美国订立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为写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社论时参考。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电，询问第四野战军的病员情况及解决问题的办法：“野司转来四十三军病员情况的电报已阅悉，甚为怀念。未知其他各军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形。你们是否已采取统一的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即是说是否需要推迟进军的时间，以便使部队多得休息，及是否需要普遍增加伙食费，使战士恢复体力，请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8月30日 致电程潜：“八月十九日电示今日收到，敬悉。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当接陈子良[218]兄未皓[219]电时，我即复电（经中共湖南省委转）请他仍照前议兼领省主席，与尊意吻合。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220]、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并告各野战军电，指出：“（一）兹将华北局未俭电[221]转给你们。请你们仿照此电，将你们区域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列举出来，指明哪些已开过各界代表会议，哪些还未开，会议开得好还是不好，你们处置如何等项报告我们。（二）老解放区村、区、县、省等级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情况如何，新解放区县的各界代表会是否可以举行，均望电复。”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五评白皮书》。社论列举一八四〇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友谊”，还是侵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马步芳和马鸿逵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9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指出：“（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222]、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223]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9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同意你们未世亥[224]电作战方针，占领青海、宁夏及永登休整一时期再分兵西进。”并询问是否可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占领青海、宁夏。三日，彭、张复电说：十五日占西宁有可能，九月底能占宁夏省会。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向青、宁进军以适合情况解决问题，不使军队太疲劳为原则，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宁夏人少地狭，马部军政党可能有二十万人，加上十九兵团十万人，粮食问题必甚严重，请预为筹备。”据此，第一野战军在解放兰州后，以第一、第二兵团进军青海，进行河西地区追击作战，求歼马步芳残部。以第十九兵团发起宁夏战役，攻歼退守宁夏的马鸿逵部。
9月3日 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致电饶漱石：“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225]，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9月3日—11日 修改、审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并写了若干条批语。三日，毛泽东看过纲领草案后，给胡乔木写的批语中说：“题应是《共同纲领》。”后来，又在审稿时改写了三段话：（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如有愿意停止战争，承认错误，要求和平解决者，可以按照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大意，用和平方法解决之。”（二）“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关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二十九日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十二条中，采用了毛泽东改写的第三段话。
9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电，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报告，要求各地研究他们的经验，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
同日 函告周恩来、聂荣臻：“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七日晚十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一百余人到车站迎接。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和宴请程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会见和宴会。
9月5日 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十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
9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战军电：“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
9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电，祝贺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全文如下：“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的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民同胞一样，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并告林彪、邓子恢电，指出：“（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226]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227]、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叶剑英、聂荣臻任职问题的新闻稿，全文如下：“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9月9日 关于攻歼白崇禧部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电：“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十三日起，在林彪、邓子恢指挥下，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十月六日至十六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七军、第六十八军等部四万七千余人，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为尔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0日 关于同新疆当局接洽和平谈判事，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在新疆伊犁的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如（伊犁当局将迪化当局所提问题向我方征求意见时，你可以表示：（一）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均可以提出，但最后须取决于北平中共中央；（二）谈判地点在兰州，中共中央的负责代表为彭德怀将军；（三）如迪化当局愿派去代表去兰州谈判，我们表示欢迎。”并要求彭德怀、张宗逊电台于十二日开始同伊犁邓力群电台联系通报。本日晨八时，又为中央起草复邓力群电：为了快点同迪化当局接上头，你可以于日内进驻迪化，并迅即架设电台通报。邓力群随即从伊犁秘密前往迪化，同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商谈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同日 约见张治中。谈话时毛泽东说：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还说，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答道：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同他们取得联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犁负责的邓力群。十一日，张治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希望他们为革命大义，为新疆和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阵营。
同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陶峙岳、赵锡光[228]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我们认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
9月11日 托去湖南长沙探亲的朱仲丽[229]看望杨开慧的母亲及杨开智夫妇，并带去书信。信中说：“托朱小姐来看你们。皮衣料一套，送给老太太。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9月1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叶剑英、陈赓电：“八日电[230]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电：“（一）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二）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231]、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发去张治中十一日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给陶峙岳的电报，让他设法转交，并告如陶有复电速转来为要。
9月13日 致电王首道：“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先生来函称，拟于交通全复时北上观光等语。此人是我过去认识的，教了几十年书，请派人调查其政治背景告我。并向他说明我的意见：交通全复时可以来北平游历一次，仍然回湘在湖大任教，不作在北平久居的打算。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是欢迎他来平看一看的。”同时，复电谭戒甫：“惠函诵悉，极慰平生，交通全复时，倘愿北来游览一次仍返湖大任教，甚表欢迎。”
同日 修改聂荣臻、薄一波给傅作义的复电，修改后的电文中说：“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232]，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
9月14日 关于原绥远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出席政协会议的人员问题，起草薄一波致周北峰信：“毛主席说，绥远军政委员会贵方名单，除傅、邓、董、孙[233]四人外，还有些什么人，请电傅将军速即电告，以便在董其武通电发表后迅即发表”。本日，起草薄一波、聂荣臻致周北峰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十九日，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经新政协筹备会协商通过，董其武、孙兰峰和周北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5日 致电祝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总编辑马赛·加香八十寿辰。
9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社论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的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社论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9月17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批准周恩来代表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作的筹备工作报告；原则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同意将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移交给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的提议；通过常委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会议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9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电：“新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准备考虑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统辖军政财经各方面工作。除中共方面的人以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彭德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方面及新疆各民族方面为主体，酌加张治中、陶峙岳方面的人。以上请你向包尔汉及迪化友人透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张宗逊电，告知：顷接傅作义九月十七日电称，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惇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如何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八十一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同时，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复傅作义电：“毛主席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234]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本日，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子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在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进逼下，接受和平条件，率部在宁夏中卫县起义。
9月20日 和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及其领导下的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欢迎董其武等在绥远通电起义，指出：“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同日 函告薄一波，请他和聂荣臻在派往绥远促成起义的傅作义、邓宝珊到达北平时前往车站迎接。二十二日，傅作义、邓宝珊及孙兰峰到达北平。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指出：“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9月21日 晚七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开幕会，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同日 致信张治中：“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235]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包[236]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237]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9月22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政协筹备工作经过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的报告。董必武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中说：“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238]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239]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为欢迎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意大利参议员斯巴诺举行的宴会。
9月23日 复电彭德怀：“宁夏与绥远无关，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同日 阅包尔汉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的来电，复电包尔汉：“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同日 下午，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
同日 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等二十六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陈毅、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邢肇棠、周保中、赵寿山、张学思、杨拯民。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同日 应沈雁冰的要求，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并复信说：“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9月24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会上，毛泽东接受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献给的新疆维吾尔族服装，并走到主席台前穿上，同新疆代表们一一握手。随后又接受西北回族代表的献旗，旗上用回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人民的舵师”。
9月25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各党派、团体代表发言。会上，毛泽东接受北平市妇女和儿童代表献花。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在讨论中，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次座谈会上，除国徽一项决定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均获一致意见。
9月26日 晨三时，函告周恩来：“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同日 关于解决新疆问题，复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
9月27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大会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讨论和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8日 和朱德复电陶峙岳、包尔汉，欢迎他们率领新疆军政人员于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先后通电起义，指出：“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9月2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由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人民政协所选举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否认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等议案。
同日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9月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会议选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大会还通过《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下午六时，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毛泽东和出席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为纪念碑奠基，表示对先烈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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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崔载之，当时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
[2]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声称，要在保存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谈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3] 林彪、聂荣臻1949年1月8日15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张东荪、周北峰昨晚抵此。据张谈，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
[4] 指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5] 周，指周北峰，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张，指张东荪。
[6] 刘厚同，当时是傅作义部少将参谋、高级军事顾问，曾是傅作义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书时的老师。
[7]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全权代表。
[8] 傅作义1949年1月9日通过北平《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转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关部队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
[9] 指1949年1月1日天津市参议会派出的4名代表同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刘亚楼的谈判。刘亚楼在谈判时提出4点：（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盼和平解决，借免遭受战争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使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
[10] 子删，即1月15日。
[11] 寅世，即3月31日。
[12] 指蒋介石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5个条件：“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13] 指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又称致傅通牒），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
[14] 邓、周，指邓宝珊、周北峰。
[15] 斯大林1949年1月14日致电毛泽东：“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来”。
[16] 林彪、罗荣桓1949年1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军委转去的第4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的报告说：我与北平出来谈判之代表见面，他们之中以何思源为首，谈话中表示要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双方代表谈判应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并要求见叶参谋长。我已将总部指示向北平出来之10个代表提出，当时大家认为满意，干脆、很宽大，特别是傅部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及保障其本人、军官家属财产安全。谈话后已将代表全部送回北平。
[17] 叶，指叶剑英。
[18] 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
[19] 黄绍竑，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委员、立法委员。
[20] 李，指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任国民党政府代理总统。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4月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22] 苏静，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是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人员。
[23] 傅、邓，指傅作义、邓宝珊。
[24] 第13军、第94军，为驻北平的国民党军中央系部队。
[25]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26] 郭宗汾，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是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曾任以阎锡山为主任的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在北平有电台同阎锡山联系。
[27] 吴克坚，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负责党的隐蔽战线的情报联络工作。
[28] 刘仲容，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参议。在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后，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刘仲容秘密到解放区同中共方面联系。这时刘到达上海，同中共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29] 徐冰，当时任北平市副市长。
[30] 甘介侯，当时为李宗仁私人顾问。
[31] 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当时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949年2月6日至11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方面商谈国是。在北平期间，叶剑英等曾两次同他们接谈。
[32] 左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钟天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水利部部长。
[33]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34]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9年2月9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总前委2月8日会议讨论的渡江作战计划。
[35]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希圣，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部长、中原军区副参谋长。
[36] 张际春，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7] 这里指辽沈战役。
[38]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39] 林彪、聂荣臻1949年2月8日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关于北平出城部队的改编问题，我们意见拟尽量争取将傅全部军队一概大合编。如傅要求保留他的军队之一部，则亦可保留他1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或1个军，中央军则一概编散。我们觉得保留敌方建制部队愈少愈好，对全国影响来看，似亦不宜树立保存敌兵力的范例。平津战役总前委1949年2月14日15时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今天与邓宝珊谈，复向其说明必须使这些军队真正变为人民军队，企图保持私人势力的任何打算都是对人民不利的，我决坚持不变。关于编组区分，决定将92军及16军全部和13军之89师拨华北两兵团及7纵改编，余统由东北野战军负责改编。
[40] 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
[41] 李、白、张、邵，指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
[42] 甘泗淇、阎揆要，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43] 指即将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44] 邓兆祥、陆荣一，当时分别任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副舰长。1949年2月25日，邓兆祥率领该舰全体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45] 华大，指华北大学。
[46] 指以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
[47] 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所属部队，司令部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
[48] 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兼第1室主任。
[49]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必读的12本马列主义著作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50] 东西黄水，地名，指东黄水、西黄水。
[51] 丑有，即2月25日。
[52] 张震，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53] 指浦口、浦镇。
[54] 陈毅、谭震林1949年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4月16日为宜。
[55] 萧劲光、陈伯钧、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
[56] 李达，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57] 皓辰，即19日辰时。
[58]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1949年3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军委预定发起渡江战斗的4月13日，正值农历3月16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荫蔽，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战斗，甚为有利。
[59]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的，1949年4月1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纲要指出：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东线第8、第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三野的西线第7、第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路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持全局。
[60]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3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关于攻占太原的作战方案：准备第一步打敌外围据点，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具体部署是：以第20兵团附第7军一部歼灭北郊之敌，尔后由大、小北门攻城；以第19兵团附晋中军区3个旅歼灭汾河西岸之敌，尔后由大南门攻城；以第18兵团附第7军主力先佯动配合，再歼东郊之敌，尔后由大东门攻城。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
[61] 仓子埠，今湖北新洲县仓埠镇。
[62] 支，即4日。
[63] 彭德怀在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于1949年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
[64]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习仲勋，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65] 廖昂，原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整编第29军整编第76师师长。1947年10月11日在清涧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66] 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监察院院长、总统府国史馆馆长、立法院院长。
[67] 卢郁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
[68] 李宗仁1949年4月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自他主政以来“政府谋和之诚意”，重申“谋和之决心”。
[69] 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
[70] 卯删，即4月15日。
[71] 1949年4月10日，总前委复电中共中央军委：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同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10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以烧草。同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复电中央军委：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加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目前粮食已成困难。
[72]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73] 张、邵、章，指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74] 指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
[75] 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76] 卯哿，即4月20日。
[77]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78]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4（卯）月14（寒）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说：自赵承绶等同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太原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军太原战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如16日与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79] 陈谢，指陈锡联、谢富治，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0] 宋郭，指宋时轮、郭化若，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1] 王谭，指王建安、谭启龙，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2] 杨苏，指杨勇、苏振华，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
[83] 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
[84]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1949年4月24日在致中共中央军委的两次电报中提出：太原解放，太原作战结束，请军委对参战的3个兵团之整训时间、行动任务及指挥关系确定见示；拟公开宣布阎锡山部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人为战犯，并于缉拿后公审正法。
[85] 1949年4月29日，被围困在大同的国民党军一万余人，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大同和平解放。
[86] 西野，即第一野战军。
[87] 粟裕、张震1949年4月29（艳）日晨致电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郎溪、广德山区之敌5个军已大部被歼灭，以及肃清郎溪、广德残敌和占领杭州的部署，并提出要作好接收上海的准备。
[88] 华野，即第三野战军。
[89] 中野，即第二野战军。
[90] 总前委1949年4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根据进占南京的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建议推迟进占杭州、上海的时间。
[91] 谭、王、吉，指谭启龙、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政治委员、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92] 周，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浙江警备司令部司令。
[93] 辰灰，即5月10日。
[94] 辰灰，即5月10日。
[95] 辰删，即5月15日。
[96]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97] 刘金轩，当时任西北军区所辖陕南军区司令员。
[98] 萧克，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
[99] 衡州，今湖南衡阳。
[100] 黄华，当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
[101] 司徒，即司徒雷登。
[102] 傅泾波，当时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103] 何柱国，曾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这时正在杭州治疗眼疾。
[104] 周保中，当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105] 林彪、萧克1949年5月16（铣）日13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43军渡江以后，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九江。
[106] 马寅老，即马寅初，经济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当时是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107] 李达，哲学家，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
[108] 辰有，即5月25日。
[109] 邓、饶、陈，指邓小平、饶漱石、陈毅。
[110] 辰世，即5月31日。
[111] 巳东，即6月1日。
[112] 采取这种战法的结果，让汤恩伯率五万余人从海上逃走，对于尽量避免上海在战火中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13] 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114] 指黄波拉，黄绍竑的侄女。1949年初，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达北平后食宿等发生困难。为此柳亚子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她以帮助，毛泽东即派秘书对她一家作了安排。
[115] 孙先生衣冠冢，指北平西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衣冠冢。
[116] 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
[117] 粟裕、张震1949年5月22（养）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关于第三野战军入闽部队可否提早出动。
[118] 张轸，原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1949年5月15日率部二万余人在武汉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19] 聂鹤亭，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
[120] 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121] 第一野战军1949年5月15日发起陕中战役后，于20日解放西安，又以一部攻占了凤翔、宝鸡等地。为使主力集结，准备西进攻打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张宗逊、赵寿山曾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部队拟暂时进行休整。
[122] 胡，指胡宗南。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副长官。
[123] 西府，指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古称凤翔府。
[124]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125]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126] 辰俭，即5月28日。
[127] 指刘少奇1949年5（辰）月31（世）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刘少奇在电报中列举了他在天津视察期间发现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查并纠正。”
[128] 指罗隆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29] 彭德怀在1949年6月8（齐）日电中报告，陕中战役后，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胡宗南部约二十余万人正向泾渭间集中，准备向第一野战军实施反攻，阻止我军前进，并提出拟适当诱敌深入、包围歼灭的作战部署。
[130] 宁马，指宁夏的马鸿逵部。
[131] 傅连，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总卫生部副部长。
[132]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时准备率华东南下服务团去福建。
[133] 周骏鸣，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134] 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将“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135] 林彪等1949年6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鄂南、赣北粮食问题严重困难，6月初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本月底或7月初再出动作战。
[136]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1949年7月任第二书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137] 朱早观，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138] 指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和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
[139] 指许光达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
[140]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
[141] 中共上海市委1949年6（巳）月18（巧）日致电中央，说：上海英美报纸和新闻单位散布国民党退出上海时在长江口布设了水雷的谣言，恐吓群众，上海市军管会将责令英商《字林西报》等英美报纸公开承认错误，并给以严重警告。
[142]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
[143] 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6月11日关于新区城乡工作进行步骤问题致电中央，电报中说：我们考虑按照华中各省具体情况及最近时期经验，似应将工作重点先计划放在乡村，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生产，但各时期皆采取城乡兼顾。拟这样来规定华中工作方针：贯彻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中心的正确的总方针，根据华中有别于东北、华北（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乡村的反封建斗争，而大城市人口及工业又均较大）的实际情况，应经过3个步骤。这3个步骤的总精神是，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直接发展城市。第一步，接管城市，特别要接收好城市，这一步所需时间是比较短促的。第二步，在党的全部工作中是以最大力量进行乡村改革，从反匪、反霸直至完成土改，这一步的任务须用两三年的时间。第三步，是直接以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也兼顾乡村。
[144] 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活动，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火灾和被毁事件，要求提高警惕，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145] 彬、长，指陕西彬县、长武。
[146] 宝、凤，指陕西宝鸡、凤翔。
[147] 王治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119军军长。
[148] 泾、凉，指甘肃泾川、平凉。
[149] 陶铸，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50] 雷经天、曾生，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两广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
[151]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府主席。
[152] 指1949年6月程潜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的备忘录，表示愿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和谈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
[153] 李明灏，当时任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大革命时期，程潜在广州任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李任该校教育长。北伐时，程潜任第6军军长，李任该军第17师师长等职。李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早同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1948年11月初，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经香港秘密进入华北解放区。
[154] 魏金水、朱曼平当时分别任闽粤赣边纵队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
[155] 程颂云，即程潜，字颂云。
[156]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1949年7月12（文）日午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第一野战军为消灭渭河两侧之胡宗南、王治岐部，已于11日发起扶（风）眉（县）战役。
[157] 指曾生任司令员的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两广纵队，当时共辖两个师。
[158]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绥靖司令部司令官。
[159] 指暂归陈赓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的第43军。
[160] 彭德怀、张宗逊1949年7月14日致电贺龙、习仲勋并报中共中央军委，为追歼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准备以第1、第2兵团出陇县，截击陇东；估计两马将总撤退，准备以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猛追。
[161] 褒城，今分属陕西勉县、南郑县。
[162] 指秦岭山脉以南的陕西汉中、勉县、南郑地区。
[163] 林彪、邓子恢、赵尔陆1949年7月17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地区的部署是：以5个军入广西，以3个军留湖南，对付宋希濂，维持湘桂和粤汉交通与肃清土匪并担任群众工作，江西留6个师维持交通与肃清土匪，1个军留河南，从该军抽1个师在襄樊地区肃清土匪，陈赓、邓华两兵团目前即向广东出动。
[164] 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
[165] 南始，指广东南雄、始兴。
[166] 陈云1949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7月12日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当时正准备前往上海筹备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的财经领导干部会议。
[167] 张表方，即张澜，字表方。
[168] 龙云，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武力相逼失去在云南的权力，调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12月出走香港。
[169] 卢汉，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率部在昆明起义。
[17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湖南省委，随第四野战军南下。长沙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于8月20日同长期坚持秘密斗争的湖南省工委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委。
[171] 李六如，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东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172] 彭德怀1949年7（午）月20（哿）日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约五万人以上。现青宁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7月26日开始攻击。为顺利完成主席6月27日指示，解放甘、宁、青3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
[173] 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酒泉。
[174] 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
[175] 平凉战役，即陇东追击战。
[176] 中共中央华东局1949年7月19日给浙江省委指示电中提出的几点意见是：（一）省委计划在7、8、9三个月内完成5项任务，应特别注意到不违农时及照顾农村生产的中心任务，其他工作均应与生产任务相结合。（二）在进行农村工作时必须逐步展开，防止强迫命令及大呼隆作风。（三）老区经验不一定都适用于新区，介绍时必须很好地审查和选择。（四）新区地主、富农不准私藏枪支、弹药。
[177] 沈发藻，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编练司令部司令。
[178]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1949年7月23日24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目前正值三伏季节，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天内不作大的行动，各部将进至指定地点休整。但为了扩大占领区及便利尔后之进军，在三伏天内应以抢占地盘，调整部署为主要指导方针，各兵团均须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向东退。
[179] 指江西龙南、定南、全南。
[180] 应为广东仁化。
[181] 叶、张、陈、邓，指叶剑英、张云逸、陈赓、邓华。
[182] 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49年6月21日自北平启程赴苏联访问，26日到达莫斯科。
[183] 胡琏部，指胡琏任军长的国民党军重建的第18军。
[184] 张爱萍，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85] 柯兄，指柯瓦廖夫，原任苏联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4月从东北到达北平，后接替阿洛夫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186] 张学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副校长。
[187] 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188]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副校长胡锡奎1949年7月26日在关于该校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中，介绍的经验是：平津解放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采取大量招收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教育，并让学生参加一定体力劳动的锻炼，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逐步使学生确立革命的人生观。
[189] 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绥远军区政治委员。
[190] 姚喆、王平，当时分别任绥远军区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191] 董其武，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6月同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
[192] 杨植霖，当时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3] 班禅，指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194]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
[195] 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
[196] 杨开智，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的哥哥。
[197] 展儿，指杨展，杨开智的女儿。
[198]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
[199] 虞，即七日。
[200] 陈明仁1949年8（未）月12（文）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建议取消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的临时性质的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人民政府。
[201] 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陈云和华东局就这次会议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控制市场物价，拟在城市和新区的农村市镇发行公债2400亿元（旧人民币）。
[202] 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
[203] 金明、高文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袁任远，当时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副主席。周礼，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1949年8月20日任新组建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204] 江庸，法学家。当时是上海江庸律师事务所律师。
[205] 颜俊人，即颜惠庆，字骏人。
[206] 指江庸向毛泽东推荐法学界的许藻镕一事。
[207]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鄂边绥靖公署主任。
[208] 这个声明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209] 王首道1949年8月21日给毛泽东，林彪、邓子恢的报告如下：“一五八师（原属四十六军）已归长沙分区。一六〇师（原属四十七军）已归常德分区。一六二师（原属四十九军）已归益阳分区，现尚在河南。”
[210] 彭德怀、张宗逊1949年8月24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决定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25日晨开始攻击兰州。
[211] 彭德怀1949年8月25日24时致毛泽东的电报说：攻城部队25日拂晓对兰州守敌发起攻击，与敌恶战一天，敌我伤亡相等。马鸿逵部4个军八万人左右，正倾巢援兰州，似有放弃宁夏模样，如能经过傅作义迟延宁马10日或半月出动，对我有利。根据上述情形，我军拟留62军停临夏，一、二两军东移，参加攻击兰州之敌及便于适时打击增援兰州的宁夏马鸿逵部。
[212] 指彭真1949年8月24日给毛泽东并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中介绍北平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是：通过举办工业展览会，邀请各地代表参观，借以了解彼此供求关系；贸易公司、合作社及银行采取先给农民以工业品，秋后再收回农产品的形式，开展城乡贸易；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原料换成品、委托加工、收购成品、代销成品等方式，取得了大量的农民和市民所需要的工业品；开展城乡和内外的贸易，必须以公营企业和合作社为领导骨干，团结和指导有经验的正派商人，共同和分头担负此项任务；在劳资关系方面，由劳资双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解决劳资纷争，特别是通过宣传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并实际解决原材料、市场问题以及给以其他可能与必要的扶助，安定资本家的情绪。
[213] 黄敬，当时任天津市市长。
[214]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题词的时间，据海军政治部的说明，是在1949年8月28日或者9月。
[215] 指吴玉章1949年8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信。
[216] 郭、茅、马，指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
[217] 范文澜、成仿吾，当时均任华北大学副校长。黎邵西，即黎锦熙，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218] 陈子良，即陈明仁，字子良。
[219] 未皓，即8月19日。
[220] 仇亦山，即仇鳌，字亦山，湖南知名人士。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22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49年8（未）月28（俭）日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
[222] 澧州，今湖南澧县。
[223] 黄杰，当时任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第1兵团司令官。
[224] 未世亥，即8月31日亥时。
[225] 指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所裁减的旧人员。
[226] 指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邓华兵团）。
[227] 宝庆，今湖南邵阳。
[228] 赵锡光，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总部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
[229] 朱仲丽，湖南教育界人士朱剑凡的女儿。朱剑凡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一起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周南女校，毛泽东曾寄宿于该校。
[230] 叶剑英、陈赓1949年9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南分局赣州会议制定的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提出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现属韶关市）、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因第4兵团与第15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预定地区，9月底集结完毕。
[231] 叙府，今四川宜宾。
[232] 指傅作义1949年9月11日致薄一波、聂荣臻电中提出的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三个步骤。四项原则是：（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三个步骤是：（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
[233] 傅、邓、董、孙，指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
[234] 马敦静，马鸿逵的次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宁夏兵团司令官。
[235] 邓飞黄，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8月参加湖南起义。
[236] 包，指包尔汉。
[237] 周、黄，指周嘉彬、黄祖勋，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120军、第91军军长。周为张治中女婿。该两军之残部在人民解放军政治争取下，于1949年9月24日在甘肃酒泉起义。
[238] 张志让，法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
[239] 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法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