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六十七岁
1月1日 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开会地点问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江渭清二位同志不赞成在南京开会，他们考虑到有几种不甚妥善的因素，主张在上海开。富春同志有信给我，赞成柯等意见，要我向中央建议改变地点。江华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又口头向我转达了此意。请你们召集常委谈一次，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改变地点，并用电话向柯等询问南京所以不宜开会的详细理由，是否有安全原因和房屋原因。再则是否也可以考虑另一地点，即广州，那里有温暖的好处，但时间要推迟三天到五天，因为一律要坐火车去，不能坐飞机。以上请酌处。”后来，这次会议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在上海举行。
同日 下午，到杭州谢家花园看望陈云。
1月2日 下午五时二十分至晚九时余，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
教科书说：“一九五六年，国营谷物农场的谷物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七十以上。国营农场供应国家大量农产品。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在国家收购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肉类约百分之二十一，奶类约百分之二十一，羊毛约百分之二十七。”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可惜这里没有写上苏联从国营农场中得到的谷物，占全部收购谷物的比重是多少。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时，毛泽东说：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肯定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的说法。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五三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为加强物质刺激而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时，毛泽东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
教科书说：“为了集体农庄和庄员更加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成果，各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采购价格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税率降低了。”毛泽东批注：“有此必要。”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哪些部分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在读到教科书说“小型集体农庄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而且它们不能全面地发展公共经济”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道理，讲得好。”
1月3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并开始读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级差地租时，毛泽东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教科书说：“公共监督对于改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企业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毛泽东批注：“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1月4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所以就创造了价值”。毛泽东批注：“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在读完第三十二章后，毛泽东说：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同日 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行。
1月5日 晨，在停靠上海的专列上同柯庆施、李富春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专列上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
在读完第三十三章后，毛泽东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同日 晚上，在上海住处同杨尚昆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问题。
1月6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日程安排，决定从七日起开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仲良出席会议。
同日 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编印的《情报简讯》第四十五号上批示：“此件请刘、周、朱、林、邓、彭轮阅，以便讨论国际问题。看此三篇。”这三篇是：一、《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1)，毛泽东批注：“值得看。”二、《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毛泽东批注：“可看。”在文章讲到美国力图贬低蒋介石集团的国际地位，蒋介石集团则极力抵制的地方，毛泽东批注：“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文章说，美国从经济上加紧削弱蒋介石集团，蒋介石集团的对策是：1．力图减少对美援的依赖。2．限制美资渗透，坚决反对出卖公营企业。3．极力排斥和打击地方资本，收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毛泽东批注：“这三条值得注意，我们也要准备。”三、《资料：美国最近发表的有关对华政策的五个材料内容》。
1月7日—17日 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李富春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会议确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分别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十一；三年设想是，在一九六二年提前五年实现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科学规划纲要；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分配制度上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因素。会议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国际问题，传达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内容。
1月7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十天，主要是谈计划问题，重点是一年、三年计划，也谈谈八年的设想。此外还有教育、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军事、国际形势、经济理论、整风等问题。题目太多，除了计划问题外，其他只是谈一谈，不一定都有决议。经济理论问题可以说是开一个头。军事问题大家接触一下，过去大家不接触。学会过日子是一个大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安排。各有各的按比例，斯大林有斯大林的按比例，赫鲁晓夫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我们有我们的按比例，按照客观可能的高速度。人们主观上有时把客观可能看成不可能。是不是公开讲八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可以考虑，内部要讲。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这个东西，我看是备而不用，要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个吓人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它没有措施。追逐个人名利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样多年的仗，没有一个上将，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工资在四百元以上的干部，永远不再增加工资。党委制打败了一长制。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改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处强调物质刺激，为什么？一定是没有别的法宝了。
1月8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开会。
1月9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他说：总的说来生产力是解放了，但是还要不断地解放它。例如，工厂里头生产率低的，那一定是党委不搞群众运动，跟农村中的三类社、队一样，生产力还要解放。前年刮“共产风”，猪刮掉得相当多，结果城里人没有肉吃，今年就来调整一下这个比例，很可能翻一番。养猪搞肥料是多快好省的。一年要开几次畜牧会议，各级畜牧书记要抓紧，不然今年三亿头也成问题。一定要搞起一点储备粮。买了过头粮要赶快退回去。水是一大问题。木材浪费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在谈到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时，毛泽东说：高速度发展你不信？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十三年的历史（到一九七二年）不能超过他们呢？现在我们没有东西，有些人不相信是有理由的。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农业不要轻易提过关。人均达到一千三百斤粮食也不提，达到一千五百斤是不是提，还要巩固几年再看，十分有把握了再说。我们不能光讲公社党委书记刮三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今后“共产风”可能少，后二风容易刮，可能还会刮的。我们在北戴河提出三千万吨钢，没有料到这是不能实现的。要搞四个计划：一九六〇年的，三年的，八年的，十三年的。现在距离国庆二十周年，还有十年，搞到一亿吨钢，争取超过，有无可能？要保持长期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腿。这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投资也是如此。
同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一月五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六〇年第一期上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主要看第三、第四两篇。”第三篇是《波兰教授明兹说我国大跃进是经济学中的新现象》，第四篇是《日本杂志载文探讨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所载的文章为山下龙三写的《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月十三日，阅康生送阅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材料《关于波兰经济学家明兹的一些情况》和日本学者山下龙三的文章《人民公社的若干理论问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经济所整理的材料说：明兹在去年四月底来中国访问一个半月，参观了十四个人民公社，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具有世界意义，有远大的发展前途。他说，人民公社的建立会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重大的贡献，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定要写公社问题。他还认为，大跃进有一种规律性，即某年出现了大跃进，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得以后若干年内国民经济能以持续高速度发展。山下龙三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广义的共产主义建设理论，提出了许多崭新而且极为重要的问题。
1月10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同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薛暮桥(2)谈话。后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开会。
1月11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九日报送的陈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党的文化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批示：“印发各同志阅读和研究。”周恩来附信说：“陈毅同志提议把这个报告提纲印给大家看看，我读了一遍，觉得可以。”报告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胜利；二、帝国主义有两手；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四、争取中间地带；五、德日军国主义的复活；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月12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中共中央批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提法问题的请示。批复说：“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在为外国刊物写文章的时候，也可用这个提法。但在国内普通场合（包括演讲题目，文章和消息的标题等在内）可以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是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个批复还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月13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出席。
同日 指示伍修权于当晚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将以下一段话转告赫鲁晓夫：“谢谢你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八日的来信中关于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一百二十万人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的步骤。我们也同意你来信中的这种估计，即帝国主义阵营还远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狂妄阴谋，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高度警惕性来教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合作。”这段话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
同日 阅王鹤寿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一月八日关于钢铁“小洋群”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参考。”报告说：钢铁“小洋群”企业，共计一千三百多个，已经担负了一九五九年全国生铁产量一半的生产任务。冶金工业中最可宝贵的最突出的先进经验，是从“小洋群”企业中创造出来的。我们选择了四百多个条件较好的“小洋群”企业，拟逐步培植成小型钢铁厂。其中将来有望发展成年产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吨规模钢铁厂的，约有一百个左右。
1月13日或14日 阅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反映德国工会高等学校校长、德国斯巴达克团（德共前身）创始人之一赫·董克尔教授称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丰富马列主义学说作出的贡献。他说中共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十分明确地区别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并对第二阶段的基本发展原则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毛泽东批注：“东德一位八十岁老教授（校长）说我国人民公社决议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和远景，他感到十分高兴。”这个电报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4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鹤寿开会。
同日 阅中国驻叙利亚大马士革总领事馆一月四日关于纳赛尔(3)同叙利亚社会党全面破裂的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印发各同志。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电报说：纳赛尔最近一举免除叙利亚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等五人的副总统和部长职务，表明纳赛尔同社会党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公开全面破裂的阶段。
同日 阅李先念一月十三日关于安排农村人民生活问题和继续开展爱国售棉运动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报告说：全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单位，粮食分配已经搞好，对人民生活已经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单位，作了初步安排，但还没有完全落实；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粮食分配基本上没有安排，存在的问题很多。据部分省区反映，实际缺粮的基本核算单位，大约占百分之十、十五到二十。
1月15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彭真、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赵尔陆、余秋里、何长工、彭涛、张霖之、吕正操(4)开会。会后同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同日 写信给刘松林：“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5)。我好，只是念你。”
1月17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就是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大家要努力。今年这个会是年初开的，有整个一年的工作时间，大家努力实现今年计划上面所规定的全部工作任务。其他的问题，是作为交换意见性质的，不是正式的决定。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我看是要读他们这个经济学，读他们那个哲学。今年哲学为副，经济学为主，如果行有余力，可以读点哲学，但不是重点。明年就要读他们的哲学，就是那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包括对一些错误我们作了纠正在内。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包括了富裕中农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最基本的就是国内的形势，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在讲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全世界我们所要团结的人，我们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人民，即工人、农民、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加上一些民族压迫问题没有解决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分子。所谓国际形势好，就是讲人民觉悟比较过去提高，还有就是苏联强大起来。赫鲁晓夫去访美，我想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友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中苏关系一定要搞好，中苏两国要团结，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活动。（邓小平：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同日 中午，应宋庆龄邀请共进午餐。
1月18日 晚上，从上海到达杭州，住刘庄。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行。
1月19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丁家山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谈话。
1月20日 上午，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谈话，告诉他们在杭州这几天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到广州再继续读。
1月23日 下午，在杭州刘庄同从北京来请示工作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了昨天晚上刘少奇在北京钓鱼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缅问题及一些其他问题的情况。次日，周恩来回北京，到机场迎接来中国访问的缅甸总理奈温。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一月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一九六〇年第十七号。对简报刊登的《七个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对今年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的情况》，批示：“各同志(6)阅，直退毛。准备谈一下此问题。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这个材料说：据国家经委对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四川、陕西七个省市的了解和重庆钢铁公司等十四个重点企业特派员的汇报，各地和各企业对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安排，不论是产值或产量，除个别市和少数产品外，一般都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生产水平。为保证一季度生产开门红，各地各企业都在抓紧做好各项工作。有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原材料供应还有缺口；二、设备缺少维修材料或备件；三、大型设备添置不足；四、协作关系尚未落实。对简报刊登的《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摘要），批示：“总理：此件请你看一下。我意可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所有中等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摘要说：太原市一九六〇年初步计划工业产值较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有的厂矿将增长一至五倍，不少单位要求大量增加劳动力。太原市委认为单靠增加工人来增加生产的右倾保守思想必须坚决克服，决定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五十，力争原有生产单位增产不增人，并节省出四万至五万个劳动力，支援新建单位。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太原市委决议的摘要。
1月24日 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进一步申述有关中印边界的事实和重申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给印度政府的照会，批示：“总理：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政府给印政府的那个照会，建议用中央宣传部名义发一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农村中似可不讨论，因他们多数人不能阅读。工厂中则可以讨论。请商常委酌定。”这个照会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照会指出：整个中印边界，无论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是没有划定过的。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而印度地图所标出的边界线，除了中段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东西两段的边界线，特别可以不容置疑地看出，是英国近代史上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照会提出，中印边界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在边界正式划定以前，双方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境的安宁。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杭州，去广州。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行。
1月25日 晨，到达南昌向塘。下午二时，在专列上同方志纯、王卓超(7)谈话。
1月26日 晨，到达衡阳。在专列上同张平化(8)谈话。下午，在专列上同衡阳地委书记宁生、市委书记杨兴洲和四四五仓库党委书记等谈话。宁生汇报衡阳县英陂公社发展家庭养猪，有七户农民搞“一家班”养猪，其中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全家养了二百零七头猪。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好，发展快，养得多，应当推广。
1月27日 晨，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下午，同林彪谈话。后同李先念谈话。
1月31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 阅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发的《国家经济统计报告》第一六六号刊登的一份材料《养猪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大意义》，批示：“科学性总结文章。各同志即阅，准备谈一下。直接退毛。”这份材料用统计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年中，养猪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重要意义。一九四九年全国猪的总头数下降到五千七百七十五万头，而一九五九年底猪的存栏总头数预计可达一亿八千万头。在我国历年畜牧业的产值中，猪的产值都占到一半或一半以上。从历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的肉类来看，猪肉一般都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猪肉、猪鬃、猪肠衣等，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每年为国家换回大量的钢材和机器。
同月 阅一种反映台湾情况的内部材料，批示：“各同志阅，退毛。”对其中的《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元旦前后美又连续提出各种推行“两个中国”建议》、《美特拉拢陈诚失败》三篇，批示：“很可看。”《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这一篇说：“蒋经国系的台北《大华晚报》说：‘东西对立愈尖锐，情势愈紧张，对我们愈为有利；相反的，在和风荡漾、谈判频频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便不免局促。……在一连串的国际谈判中，我们的地位和权益可能被涉及’，这将‘对我们构成心理上的困扰’。”毛泽东批注：“这几句话，值得注意。”这一篇还说：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非洲大陆可能出现三十个左右的独立国家，非洲在联合国的席位可能超过拉丁美洲，而目前非洲国家中同蒋集团维持外交关系的只有三个，同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却占多数。蒋集团对非洲的外交，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毛泽东批注：“极值注意。”
同月 阅外交部新闻司一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六号刊登的美国康伦公司报告摘要《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中国部分），批示：“各同志阅，直退毛。”报告的这一部分讲了四个问题：一、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看法；二、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三、对台湾的看法；四、美国对华政策。
2月1日 复信赫鲁晓夫。信中说：“您一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把召开华沙条约(9)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的决定通知我们。我们决定派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晓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伍修权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会议。”
2月4日 自今日起，在广州鸡颈坑广州军区招待所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的增加了陶铸、胡乔木。下午，读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教科书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毛泽东批注：“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毛泽东批注：“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读完第三十四章后，毛泽东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2月5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开始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教科书讲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毛泽东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这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毛泽东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0)，《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11)那里去。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2月6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今天读完这一章。
教科书说：“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设想，很好。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很好。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2月8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今天读完这一章，并开始读《结束语》。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批注：“赞成。”
在读到教科书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时，毛泽东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教科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九五〇年苏联按优惠条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时，毛泽东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2月9日 下午，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在广州鸡颈坑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
在读《结束语》时，毛泽东还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读完《结束语》后，毛泽东对教科书从总的方面作了以下一些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至本日结束。
2月10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听取康生汇报他和刘晓、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二月四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12)的情况。十一日上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开会议，由康生汇报上述情况，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贺龙、聂荣臻、谭政、罗瑞卿、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下午，在广州鸡颈坑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康生汇报中提出的问题。
2月12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听取林彪等汇报军委扩大会议情况，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谭政、罗瑞卿参加。
2月13日 下午，同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谈话。
2月15日 晨五时，批示机要秘书罗光禄：“请在今天到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1959年11月—12月综合号(13)，下午交我为盼。”
2月20日 阅李富春二月十四日邀集在广州参加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六位部长和国家计委两位副主任(14)座谈有关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批示：“林彪同志：一个有关工业的非正式的文件，送上请你一阅，有些意思。各位元帅都可以一阅，请你阅后转给他们。因是密件，请在阅后退回给我为盼。”纪要说：当前经济战线上的形势很好。出现了一些困难，如运输赶不上，有些原料、材料供应不足，但是只要抓紧，就可以解决。不能叫喊困难，有人叫困难，要顶住。今年计划超额完成是肯定的，力争再用十年的时间搞到一亿吨钢，准备紧张努力十三年，在钢产量方面接近和赶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是不能只从基本建设来打主意，要从技术革命方面多想办法，要有决心创造新的技术。事物不断发展，思想要不断解放。一九六〇年钢产量有可能搞到二千一百万吨。现在是两头“夹”工业，农业和尖端技术分别推动着工业在量和质两方面迅速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现在也是抓两头的问题，一头抓农业，一头抓尖端技术。
2月21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召开会议，讨论中印关系问题，周恩来、林彪、康生、陶铸、胡乔木出席。
2月25日 晚上，同康生、胡乔木谈周恩来给尼赫鲁复信问题。二十六日下午，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周恩来、康生、罗瑞卿、胡乔木开会，研究周恩来给尼赫鲁的复信(15)。
同日 晚上，同陶铸谈话。
同日 阅中共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二月十三日关于一月份和二月上旬工业、交通生产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的提纲(16)，批示：“周总理：这个总结很好，这是一个新方法，应当继续做。一年总结六次，每两个月总结一次，经中央批准通报出去，一定大有推动作用。请你阅后，给你们读书会(17)各同志一阅，然后送薄一波同志一阅。给少奇、小平、彭真一阅。”在提纲说到“在全国四十个供电地区中，目前还有京津唐、安徽、重庆、湘中、郑州等十六个地区缺电，共缺电约三十万千瓦”处，毛泽东批注：“要大办小洋发电。”在提纲说到一九六〇年要“为全年争取完成二千万吨钢或者更多一点的目标而奋斗，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处，毛泽东批注：“争取二千二百万吨钢。”
2月27日 下午五时至晚八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电班禅额尔德尼，祝贺藏历新年。电报说：当此藏历铁鼠年来临，西藏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自己的彻底翻身和解放的时候，特向你和西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西藏人民在中共西藏工委和以你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彻底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的残余、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方面，都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2月28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2月29日 阅中共农业部党组二月二日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央农村工作部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康、乔、田阅后，由乔电告谭震林，为中央起草一文件，将此报告发给各有关学术机关及各级党委，直至公社，照此执行。”报告总结了一九五九年全国农业科研方面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同时，对一九六〇年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1．研究工作方面。继续总结各类作物丰产的经验，进一步探求农业八字宪法的应用规律，培育高产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积极进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研究和机械化、电气化试点工作，并加强遥控拖拉机及农业生产自动化的研究；以养猪为纲全面开展畜牧兽医的研究，培育畜禽新品种。2．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开办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学校和训练班，以满足农业科学发展的急需。3．农科院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建成遗传育种、栽培生理、农业化学、农业微生物等研究所，补上空白学科，并组织科研人员赴边远地区进行综合性技术考察，提出在当地发展农业科学的规划。4．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合科学实践解决生产和科学上的重要问题，创造性地发展我国农业科学。三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1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目前农村中存在着值得全党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部分地区在分配问题上没有按照分配计划全部分到社员手上，少数地区积累多了，因而社员增收较少；第四，一些公社大搞非生产性的建筑和购置，不讲究经济效果，财政开支无制度；第五，有些干部在作风上头脑发热、谎报成绩、隐瞒缺点、不听群众意见的作风又开始萌芽。针对这五个问题，广东省委提出：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向社有制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今年一个不再增加。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采用“割肉补疮”的办法；在发展公社经济上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要坚决堵死。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和适当增加积累的前提下，使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显著的增加；公社一级党委必须树立经济核算观念，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讲究经济效果。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本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信中说：请你们将我的这个建议提到中央会议讨论一次，如果大家同意，请即以中央名义发一个批准并转发广东文件的指示。二日晨三时，毛泽东在广东文件上批示机要秘书高智：“请将此件印九份，发给总理、富春、康生、乔木及中南五省在从化学习的五位第一书记(18)阅看，准备在三月三号下午讨论一下，在各省推广。”晨六时，毛泽东将他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改写为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指示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指示，并批示：“印九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讨论。”三日，毛泽东对这个指示又作了修改。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八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2日 阅中共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省现有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生产也搞得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毛泽东阅后批示：“印九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谈一下。”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3日 为转发中共吉林省委二月二十六日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转发你们研究和参考。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委、市委及县委。”并批示：“印发今日下午到会各同志，准备谈一下。”吉林省委的报告说：近三个月来，我省的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连续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有在原来的技术设备基础上从一般的改革进入全面技术改造的趋势，而且开始向尖端技术进军。报告总结了五条经验。
同日 晚上，在广州鸡颈坑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指示的指示稿，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和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康生、胡乔木、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芝圃、韦国清(19)、赵尔陆、张霖之、王鹤寿、彭涛、宋任穷、余秋里、吕正操、刘澜波、陈正人、孔原(20)、薛暮桥、王光伟、顾卓新、许涤新(21)、胡绳、田家英。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李富春、康生、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中印边境争端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稿。通知稿说：“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22)，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和认真的讨论。”“中共中央现在通知苏共中央：对于中印边境争端的起因和经过，对于在争端中中国、印度、苏联三方面所采取的立场及其评价，中共中央仍然保持原来的观点。”“苏共中央在这次口头通知中对于中共中央这些观点的批评和指责，以及对于有关事实的叙述和解释，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同意。”“我们建议，让我们两个兄弟党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冷静等候客观事实的发展来证明真相和判断是非吧。”三月十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宣读这个口头通知。
3月4日 为转发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〇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一九六一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23)
同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此三件(24)，请你们审阅，并请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如有不同意见，请加修改。在三月十日以前，送到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远地用飞机送。恩来、富春、康生、中央在广州学经济学的各部长、中南五省在此学经济学的五位第一书记，共二十四人(25)，昨天开了一次会，大家都同意这三个文件发出去。”中共广东、吉林、贵州省委的文件和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和批语，在三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指示，全文如下：“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中央建议这些同志想一想、分析一分析这样实际存在的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地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商业流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今年春季，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会期十天至十四天，如果是六级，则省、地、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到人，第五第六两级在一个公社内只到穷队富队的代表各一人，如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但是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如有余裕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些别的重大问题。春季会议，最好在三月三十日以前开完，因为三月除两广外还不是农业大忙的时候，四月就大忙了。这种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今年共开两次。广东省委已经发出通知，在三月上旬召开这种会议，讨论上述五个问题。此件及附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3月5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二月二十七日关于当前抗旱浇麦情况的简报（第一号）。简报说：我省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小麦普遍出现旱象，而且正在继续向严重方面发展。省委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动员和布置，各级都建立抗旱浇麦指挥部，采取了五项紧急措施：全省人民大动员；千方百计挖掘一切水源；抓好群众生活安排，保证群众旺盛的战斗情绪；在财力物力上支持抗旱；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协助抗旱。毛泽东批示：“很好，各同志阅。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
同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6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三月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〇三号刊登的《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江苏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的一段）。这个材料说，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地认识不足。第二，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在农业的经营管理上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第三，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不同程度地忽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毛泽东阅后，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材料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江苏省委写的关于整风中三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当提起你们大家一齐注意，并采取具体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三个大问题。”
同日 下午，在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参加。
3月7日 晚上，在广州鸡颈坑会见到任不久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见面了，我们很好地合作嘛。在契尔沃年科谈到苏联正想办法用四年、最多五年的时间完成七年计划，同时对人民加强思想教育，培养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时，毛泽东说：对，思想意识工作很重要。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思想、理论，按照列宁所讲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要率领经济前进。我非常赞成你们那个方针。七年计划如果能够在四年、五年完成，那对于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得赶一赶。现在我们有了些成绩，但是成绩还很小，我们还很穷，人口多。人民要求摆脱这种处境，所以要鼓足干劲。鼓足干劲，人民是赞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不赞成，党内也有一小部分人不赞成。所以要经常反对右倾。当然，“左”倾也要反对。过去十年我们经过一个曲折的道路。那些不赞成的人，他们也要证明。他们不相信总路线，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人民公社，也难怪，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明。在国内需要证明，在国际也需要证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多少年，许多人是怀疑的，资产阶级是反对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打胜了德国，资产阶级没有话说了，党内那些反对的派别也没有话说了。我们今天的处境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处境。人家不相信，怀疑，反对，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理由，他们要看一看。当契尔沃年科说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组织形式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农村，问题已经定了。我们还有个城市搞人民公社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这个问题还没有定，现在在各地试验。比如，黑龙江的哈尔滨、河南的郑州、四川的重庆，这些地方在试验，看来是有成绩的。对于一些闲散的人，主要是家庭妇女这个劳动力，统统使她们走上生产的道路，看来是有效的。毛泽东还说：去年这一年，以美国为首，搞了一个反华反共运动。美国跟我们搞紧张，它一步也不放松。
3月8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三月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指示稿的“中央目前还不能规定城市人民公社的统一办法。待一二年以后，在全国各城市普遍进行了试验以后，那时，中央将总结全国各地的经验，规定一些办法”这段话之后，毛泽东加写“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并将指示稿中的“一二年”改为“一个时期”。在指示稿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这段话之后，毛泽东加写“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在指示稿谈到对城市人民公社的领导问题处，毛泽东加写：“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毛泽东审改后批示：“送少奇同志再阅，即发。本件及两附件(26)，可登党刊。”这个指示于三月九日发出。
同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河南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十分好，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现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中央希望你们都应当随时做出自己工作的科学总结，一年至少做四次，每季做一次。专题性的总结也要做。一面报告我们，同时即下达所属一体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批示：“即送尚昆带交中央审阅，转发。”河南省委的报告说：省委为了迅速地在河南党内贯彻中央一月上海会议精神，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以及在今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粮食过关问题。讨论确定了一九六〇年的计划，决定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九。粮食争取三年过关是可以做到的。
同日 晚上，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一批文稿。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及其他参加《毛选》第四卷编辑工作的许立群(27)、姚溱、熊复、逄先知(28)参加。
3月9日 上午十一时，乘专列离开广州。
3月10日 晚九时到达株洲，十时五十分到达长沙。其间，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李瑞山(29)、周惠谈话。
3月上中旬 应张平化的请求，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名。
3月11日 下午，在停靠长沙的专列上同张平化、周惠、胡继宗、于明涛(30)及湖南十个地市委（长沙、湘潭、岳阳、衡阳、常德、邵阳、郴州、益阳、湘西、株洲）的第一书记谈话。晚上，在张平化、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第一书记的陪同下，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的生产自动线和技术革新成果。视察后，参观湖南烈士陵园，并观看湘剧。
3月12日 下午，离开长沙。次日晨，到达南昌向塘。上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31)谈话。后离开向塘，杨尚奎同行。晚上，到达金华。
3月14日 下午，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和人民解放军驻浙某部的高炮三连。晚十时半，到达杭州。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三月九日关于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部署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中央同意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万人大会可以开，也可以少于一万人。现将江苏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江苏省委的报告说，他们确定在三月十八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约一万人，会期十天左右，主要解决中央指出的五个方面的问题(32)。
3月15日 为转发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三份材料，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33)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的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毛泽东在这三个文件中为中央加写的指示性的断语主要是，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材料说到农村公共食堂认真执行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处，加写：“中央指出，一部分不能到堂吃饭的，如老人，病人，孕妇，婴儿，则将他们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手中。另一部分不愿参加食堂吃饭的人，例如少数富裕中农及其他阶层的人，也照这样办。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情况的综合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业全貌。”报告说：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底，全省整修新建各种水利工程八十八万处，其中新建水库三万座；到目前为止，全省积肥二百来亿担，平均每亩达三百担左右；去冬今春，全省改良了八百多万亩亩产四百斤以下的低产田，开垦五百万亩荒地；全省可耕地面积是五千六百万亩，由于大搞粮林间作，大力利用空坪隙地，今年播种面积将在一亿亩以上，争取全省粮食产量达到平均每人一千斤。全省今年计划革新和推广各种新工具近二千万件；全省已有近十三万县以上干部下到基层，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国家干部；今年春季作物普遍长势良好；全省今年计划养猪四千万头；生活安排方面，粮食情况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上半年是可以很好过去了，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渔业方面，出水鲜鱼等于去年第一季度收购量的总和；去冬今春，全省共造林二千五百四十九万亩。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东省委二月二十七日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山东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调查，有分析，有研究，有办法。抓住二十个重点落后县，派二百多个得力干部，有强的领导者率领，每个重点落后县有二十多个干部下去帮助，办法很好。一定要把缺粮问题在短时间内彻底地认真地给予解决。中央建议：落后县、社、队领导干部实在不行的，当机立断，实行撤掉，换上好的。不要婆婆妈妈，优容养奸，贻误大事。”山东省委的报告说：我省和全国一样，在连续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活安排的条件也是良好的。但是，还有部分县、社、队，在生活安排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有一小部分（占核算单位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问题还相当严重，生活安排没有落实，人口外流和水肿病的情况已经出现。主要原因是，在分配上包产小队和基本核算单位之间存在矛盾，去年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自然灾害，一部分干部报喜不报忧等。省委决定抓住问题较大的二十四个县市突出加以解决：增拨口粮、饲料和救济款；对十二个重点县，派出二百六十余名干部坐镇包干，负责到底；省委生活福利办公室直接控制重点县的情况，加强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同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湖南文件一件，山东文件一件，我替中央各写了一个批语。另外有江苏文件一件，是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开万人大会的，我也替中央写了几句批语。共三件，今送上，请提向中央会议通过，在七天至十天内发出，并送达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手中。你们如感有不妥处，请加修改。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谈，今日开始，三四日可毕。我想请李井泉同志于明十六日到此参加一谈。”这三个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的批语，在三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发出。
3月15日—17日 和柯庆施、曾希圣、舒同、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叶飞及谭震林、胡继宗沿杭州至宁波的铁路线进行考察，在专列上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在十五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四个问题同大家讨论。第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这是今年突出的普遍的新现象。上海会议时还没有料到。第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希望今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争取超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上半年搞三分之一，下半年搞三分之二，今年普遍化。首先是区搞，市委、市人委仍然不变。只有少数资本家不愿参加，让他去，其余均参加。第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各省开五级、六级干部会议，不搞清楚不散会。第五，农业问题。坚持以粮为纲。第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钢。至少一个县搞一个小洋群。凡有煤、铁资源的人民公社均应搞小洋群。第七，铁路问题。不谈大洋群，只谈小土群、小洋群。第八，工业、财贸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要把市、区、厂同农村、公社的挂钩固定下来。第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抓业余教育，搞扫盲，办中学（农业中学），办大学。第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提前完成问题。第十一，除四害问题。麻雀可以赦免，用臭虫代替，四害是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第十二，“三反”问题。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心是反贪污。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实在不行的要撤换。第十三，回避问题。不在本地做官，县、社、队要有区别，回避三分之一就好了。第十四，外宾参观，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不能只看好的，使他有比较，就是讲老实话。
3月16日 晚上，在停靠绍兴的专列上继续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从今日起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各省总结经验，要自己有主张，能扎住阵脚。自己有章程，能早能迟，不怕人家讲；自己有步骤，不要慌乱，急急忙忙。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各省各县永远不会平衡，在一定时期内争取平衡。要经过一二十年，使地方发展，有一定的独立性，同国家统一性不矛盾。统死不能发展，当然分裂也不好。在中央统一之下，要使地方有一定的独立自主。农业全归地方，工业大部、教育大部归地方。要多快好省，中央、省、地、县，要有几级所有制，要恰当分配，好好调整。这是方针问题。县要有大学，而且不只有一个。省要使地、县发展起来，有自己的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等。地质钻探机太少了，要办地质大学。长江应有几十座大桥。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指示要求，省、市、地、县、社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指示还说：“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这个指示于三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为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第十期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材料，起草中共中央的批语。批语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全总的报告说：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全民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预示着我国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随着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不少企业正在向大搞自动化、半自动化，大搞原材料的综合利用，向高大精尖方向发展。《经济消息》刊载的材料说：在全国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大推动了当前生产，大量节省劳动力，为原料、材料大量节约开辟了途径，职工精神面貌也在起变化。
同日 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替中央拟了两个批语，一个是关于技术革命问题的，一个是关于食堂问题的，现送上。请邀集有关同志谈一下，如同意，请迅速发出去。如有意见，请径作修改。另为中央草拟一个电报，是关于卫生工作的，一并送上审核，并请迅速办理为盼！”
同日 致信胡乔木：“富春报告(34)修改进度如何？务请你于三月十八日改完，以便十九、二十两日由你帮助修改先念的报告(35)。先念报告现由吴冷西在改，是否请伯达先去帮他改一下，使你在最后两天审改时费力少一些。”
3月中旬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三月五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写批语：“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账，明明白白，账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黑龙江的汇报说：省委二月下旬在克东县开了现场会，部署如何进一步搞好公共食堂及群众生活福利。各级领导对食堂抓得比较紧，大多数食堂办得较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养了鸡，饭菜花样也多，卫生情况也好。各地食堂都坚持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按月结账、清单上墙等制度。目前，常年的劳动力食堂是我省农村食堂的主要形式，全民食堂是部分的，但发展趋势是向全民食堂过渡。
3月17日 晨，和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及谭震林、李井泉、胡继宗乘专列到达宁波。下午，一同参观宁波市容后离开宁波。晚上，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十时半结束，到达杭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搞五个运动，就是技术革命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援农村运动，卫生运动。农村人民公社要根据文件，结合各省情况去搞。农业布局问题，主要是粮食，还有其他经济作物，即粮、棉、油、麻、茶、丝、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农、林、牧、副、渔，也是布局问题。其中各有重点，要适合各县各公社特点来布局。工业，主要是煤、铁、钢，三年内还是要发展小土群、小洋群。凡有煤、铁资源的地、县都要搞。大、中、小是战略方针，也是布局问题。书记处和有关部门要切实研究一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布局问题。工业、财贸支援农业如何使之普遍化的问题，也要好好地具体研究一下。不是重轻农，而是农轻重。农轻重，主要是具体化的问题。教育问题回去搞，着重搞地方的。苏联有七百万知识分子（包括中等技术人员），我们六亿多人口，应有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你们回去查一下，究竟有多少公社和县达到了四、五、八指标，一九六二年能否达到，并要提出措施，如何提前达到？达到的如何提高？“三反”问题，各省先搞一二个县，摸摸情况，究竟怎样？上半年先搞试点，根据试点报告再由中央发指示，中央上半年不发指示，秋收以后再搞。下次整风整社以“三反”为中心。干部回避问题，先去试验，比例各地自定。得到经验，写了报告，中央才发指示。外宾参观，不要只让看好的，把缺点藏起来。要好的、坏的都给看，才有比较。任何民族、国家，都有缺点和正确的方面。城市，每个街道都应办工业。国际国内关系，我们只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其他我们一万年后也不要。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煤、铁、钢特别重要。今年钢达到二千二百万吨，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四千万吨，那就形势大变了。煤、铁、钢，现在就要注意布局。目前各项工作的布局极为重要。现在就要地、县、社搞出计划来。毛泽东最后说：再增加一个题目，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煤、电、水、盐、木等），共十五个问题。
3月18日 晨，在杭州同周恩来、陈毅谈尼泊尔问题。
同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等，江华、霍士廉、罗贵波(36)、潘自力等在座。毛泽东说：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注意搞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很好，我们很高兴。你们八百多万人口，十年、二十年可以搞成强盛之国家。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你们尼泊尔的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关于中尼边界问题，毛泽东说：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柯伊拉腊说：需要正式划界。毛泽东说：需要划一下界，划定了之后双方可以有一段地区不巡逻，这段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在条约上订这一条。行政管理可以由双方在各自地区的民政人员管，是否可以搞一点警察、民兵，由当地人民组成，就是不要正式军队，双方正式军队隔开一段，双方都安心。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像我们同缅甸一样，订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但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侵略你们。如果订了条约而我们破坏了条约，我们就输了理，我们就是犯了错误。通过谈判解决中尼边界问题，中国是乐观的。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同日 晚上，在杭州饭店观看浙江婺剧团演出的《牡丹对课》和越剧。毛泽东称赞《牡丹对课》这出戏改得好，反映了老不如少、神仙不如凡人、人定胜天的主题。
3月19日 晨，从杭州到达上海。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联华带钢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孙令熙、上海工具厂革新能手朱富林、全国先进生产者上联电工器材厂工程师杨新富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举杯说：这一次，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技术革命搞得很好，我请大家吃顿便饭，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在大搞技术革命的时候，尤其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会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饭后，毛泽东同他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观看京剧。
3月中旬 审阅李富春三月十六日报送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第三次修改稿）》。在报告中的“在国家机关中，我们也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下放锻炼的制度，同时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这一段话后，毛泽东加写：“这样一来，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
同旬 审阅刘少奇三月十六日送阅的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第四次草稿）》。批示：“有些意见，待与先念一商。”并批注：“十五个问题(37)中的一些问题应加进去。”
3月21日 下午，到达南京浦口，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刘顺元作简短谈话。晚上，到达徐州，停车休息。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等问题给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谢甫生的电报稿，批示：“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如朝、越愿意签订同样条约和具有军事援助条款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想也是可以的。此意见是否适当，请提向中央会议讨论决定。”电报稿说：请答复蒙外长，我国政府热烈赞同蒙古政府提出的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如果蒙古政府同意，周总理很愿意到乌兰巴托签订此项条约，和同泽登巴尔主席等会晤，访蒙具体日期待以后另行商定。随电附发《中蒙友好合作条约（草案）》一份，如有意见请电告。
3月22日 下午，从徐州到达济南。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裴孟飞(38)、白如冰、刘季平(39)，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委梁必业汇报。舒同说：山东对人民公社过渡问题作了适当控制，在三十三个公社进行过渡试点。毛泽东说：你们控制得对。要告诉下面，现在准备好条件，将来就过渡得好，过渡得快。过渡不要人为，要顺乎自然。舒同说：下面在发展社有经济和大搞水利建设时有“一平二调”的做法。毛泽东说：调猪人家不喜欢，影响积极性嘛！水利工程太多了，控制一下，分几年搞。造林的时间更要长一些，先搞三年看看。舒同说：下面财政部门收款，有的将公社几年的欠款都一齐扣下了。毛泽东说：这是变相的“一平二调”。问题还是去年三月的那一些，贫队富队矛盾、社队矛盾，还是不等价交换，所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问题不是一两年能教育过来的。舒同说：还有全民和集体的矛盾，如国家机关、工厂企业等向公社调东西过多，占用公社土地。毛泽东说：今年两次会，将国社矛盾、社队矛盾、贫队富队矛盾问题反复讲清，说明这样（指“一平二调”——编者注）过渡反而慢，并会脱离群众。是不是要搞“三反”，我们在杭州决定今年上半年先作典型试验，下半年普遍搞。现在就可以讲，使有这种作风的人早收手。当舒同谈到干部贪污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贪污的钱多已经花掉了，可以叫他用劳动补偿，也是等价交换，只给他留下穿衣吃饭的部分，其余拿过来补偿，什么时候偿完就算。去年整风没讲“三反”这个问题，所以公社的礼堂还是盖，贪污还是贪。社会主义也有两个方面，现在主要是积极方面的，如积极搞生产、搞文化建设等，这是九个指头，但总有一个指头的问题，年年都有。毛泽东对杨得志说：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尖端让他们搞，你们抓常备兵和民兵。不仅要注意常规军，还要注意民兵。“四化”(40)，只相信少数人，不相信多数人，就搞不起来。我们这些人原来不都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毛泽东说：今年出了一些新事情，一月会议时没有反映到我们脑子中来，那时搞国际问题了。现在发现有些新事情，如“四化”问题、城市公社化问题、食堂问题。这些问题，一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没能解决，现在分区开会，五月中央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做决定。当刘季平谈到业余教育也是个新事时，毛泽东说：地方要有自己的学校，地方没有大学、中学，教育不会发展。又说：你们这个省还是个手工业省，只有百分之三十机械化，要大搞机械化。凡有煤、铁矿的县要搞钢铁厂，第一步县搞，再就公社搞，这样钢铁就多了。你们可以在这次会上议一议。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我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考察，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个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赞成不？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沿黄河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一点地质。
同日 为转发中共鞍山市委三月十一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主要内容如下：“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41)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鞍山市委的报告说：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运动进展很快。至二月底，提出的革新建议达六十二万余件。二是广大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不少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两个多月来，取得的初步经验是：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度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
同日 阅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月十四日关于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情况的报告和记者写的中国参加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情况的通讯(42)，写长篇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批语说：“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中共中央指示，连同两个附件一起发到公社一级党委。
同日 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三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批示：“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个人，这种办法似较好。”这个材料说：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反映的问题有以下一些：枣庄市反映，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安丘县一个公社调走一个大队七十头母猪，不给钱，严重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沾化县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水肿病死亡五百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会议还反映，贪污浪费比较严重，不讲真话。有的公社原来准备盖戏院、大礼堂等，现在决定停建。
同日 致信田家英：“此书(43)内除已收者外，打圈的均拟收入，请印清样送我。此书以前及以后类似此书各文的评论及几个重大战役的贺电，请与乔木商量是否还有可收者，搜集一下，告我为盼！”
同日 晚上，离开济南。次日晨，到达天津。
3月23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毛泽东问：你们在开大会(44)，是不是？作了报告没有？林铁说：今天上午作了报告，解决主席批的那五个问题。毛泽东说：是有问题吧？林铁说：是有问题，有那个苗头了，这个时候开会真是适时。毛泽东说：跃跃欲试，要过渡，变相的“一平二调”。根本不要上面批准，变成没有纪律了。现在你们怎么办呀，要退回去呀？林铁说：现在我们向公社过渡的还不多，调的数量还不大。分配问题我们还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没有搞好，这个问题要下点功夫，做点工作。毛泽东说：还有个作风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几个省相当严重，比如湖北、广东、山东。他们赞成搞“三反”，你们有这个感觉没有？听说相当普遍。现在不搞就要烂掉一批，已经烂掉一批了。另外，贪污的数目也很大，比如二千元。救济粮、救济款他都贪污。还有作风问题，请你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谈一下。官僚主义者，就是不同群众商量，还有打人骂人，强迫命令。贪污、浪费问题，请你们也摸一摸。有些事情得年年讲，提出警告，要他把手缩回来。几十元的小贪污，只要承认错误，吐出来就行了，也可以不戴帽子。有一部分大的贪污分子那就要法办，比如一千元、二千元，那是“老虎”了，极为恶劣的，单是撤职不行的。治病救人这个口号还是适用。但是怎么治病呢？就是把他撤掉，怎么救人呢？就是把他劳动改造，法办。这样才能治他的病，才能救出来。毛泽东说：下面的事情，十分里头信七分就好了，十分都信就吃亏，就上当。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说：我从前劝天津不要搞城市人民公社。去年三月郑州会议，只主张农村搞人民公社，城市不要搞，怕刮“共产风”。但是河南人不听这个话，他全部都搞了。黑龙江不听，他们没有出事。听说重庆也搞了。所以，我那个话你们不要听了。林铁说：石家庄也搞了。万晓塘说：天津市原来有六个公社，现在又搞了十五个，可能今年“五一”以前全市搞起来。毛泽东说：我计划是一年。城市人民公社对于发展工业，发展集体福利，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文化程度，改造资本家，改造坏人大有作用。至于说天津、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大城市的人民公社要不要挂牌子，我想了这个问题，恐怕还是挂为好。林铁请示天津会议如何开法，毛泽东说：明天、后天、大后天开三天，上午看文件，下午在这里（指专列——编者注）谈一谈。我们在浙江谈了十五个问题，中央还不知道，我明天第一次会议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其中有几个问题可以深谈一下，有一个问题要比较多地研究一下，多交换一下意见，就是关于现在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这次会议要加上西北的张仲良，中南的王任重、吴芝圃。
同日 为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起草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批语。全文如下：“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山东的简报反映：现在有的公社对劳力、牲畜随便调，土地随便占，树也随便刨。有的公社将生产队的一部分羊群收归公社所有，也不给代价。有的公社把生产大队的马车都集中起来，致使大队运肥运煤都得交脚力，大队支不起运费，现在谁也不想买马车了。有的公社向生产队要劳力，竟占队里劳力的百分之二十。有的公社划了生产队一百亩地建木厂，地里有三十亩小麦公社也要收，生产队不满，夜间放水把麦子冲毁了。肥城县调大队的东西，有劳动力、工具、树苗、砖瓦等十几种。莒县的一个公社，凡是生产队经营的生产，费用小、收益大的即收归公社。关于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有虚报浮夸现象；有些县社盖大礼堂等非生产性建设很普遍；一些社队吃喝浪费严重，个别干部作风恶劣；财贸部门存在一些贪污现象等。
3月24日 中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东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河南两省和西北甘肃省的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胡绳、吴冷西、乌兰夫、林铁、陶鲁笳、刘仁、万晓塘、欧阳钦、黄火青、吴德(45)、王任重、吴芝圃、张仲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提出的那五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我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我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月上海会议时还没有进入我们脑筋里的。那个时候重心是国际形势，这些问题也没有展开，还没有材料。接着，毛泽东讲十七个问题。（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中央已经发了指示。（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也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这是今年一个大问题。（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河南全都搞了，黑龙江全都搞了，没有出问题。河北提出挂牌、登报问题，现在我变成左派了，我倾向于登报，倾向于挂牌，你们议一下。（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当然不必今年全部搞，几千万人上阵，又搞得天下大乱。（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十一）除四害问题。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拿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虱子、跳蚤的代表。除四害，要大搞。（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山东提出了，震动很大。（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此外还有一些政治制度，经常要改。
同日 下午，在当天的会议结束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谈到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等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定要使我们的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这就不正确了。邓小平说：这就不利。始终在国际上拿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这样作战才有利，否则庸俗化了。周恩来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说：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说：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恰当。毛泽东说：写给中央的报告写成主席并中央就不像样子了。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会议上讲话。关于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3月25日 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主持天津会议，由邓小平汇报上午讨论十七个问题的情况。当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五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在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〇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所以，地方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邓小平汇报说：与企业下放相关联的，就有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对《关于反华问题》文章，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邓小平汇报说：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毛泽东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主要矛盾是什么，次要矛盾是什么，现在不作为结论，酝酿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同日 阅聂荣臻三月十六日报送的《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参观调查的简要报告）》和他写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批示：“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聂荣臻在调查报告和信中说，他通过对广州、重庆两市的初步了解，觉得这次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自动化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速，目前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几个好经验：（一）大搞群众运动。（二）土洋结合。（三）自力更生。（四）内外三结合(46)。（五）将解决当前的关键环节和长远、全面技术改造相结合。还说：运动还要继续大发展。通过群众运动来革新技术、进行技术革命是新生事物，前途不可限量。
同日 阅李先念本日报送的新华社三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三〇一一期刊载的《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批示：“印发各同志(47)。这个材料很好。各省、市、区可派人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学成回来，仿照办理。”材料中说：东北农学院实验农场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加工室、母仔猪食堂、肥猪舍三个部分组成，由电力带动作业。香坊人民公社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粉碎、蒸煮、送食三个部分组成。李先念在附信中说：这是一大发明。有了这种自动线，一个人可养猪两千多头。自动线的设备，大部用木料制成，只需小部钢铁。如能逐步推广，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并加速畜牧业的发展。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李先念的附信。
3月26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谈话。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3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准备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段云(48)出席。
3月29日 为中共中央文件《全国畜牧书记会议纪要》印字太小问题，批示彭真、杨尚昆：“中央有些文件，字印得太小了，使人看起来很不方便，也可能使读者感觉得文件不大重要。其实如经委会党组对一月一日至二月十日四十天工作总结，卫生部党组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总结以及本件，都是很重要文件，应将字印得大一些，如中央多数文件那样。请酌处。”
同日 阅杨尚昆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刘英(49)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刘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最近外交部党委关于我的错误的材料和决议草案也拟把我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真使我难受。我认为不能给我作出这样严重的结论，我对这个决议草案还有意见。我认为对我的错误和对张闻天的错误是应该加以区别对待的，不能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张闻天有什么错误，我一定会有什么错误。毛泽东阅后批示：“刘英的信。请恩来、陈毅、安子文、帅孟奇(50)各同志一阅，然后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阅，然后交尚昆存。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分别，请你们加以研究，适当处理。”三十日，陈毅在毛泽东的批示旁批注：一、以不划右派为宜。二、但要向外交部党委和干部作一次解释，我当负责处理此事。同日，周恩来批注：我同意陈毅同志意见，并应与闻天问题有所分别。
同日 下午六时，在养蜂夹道同吴晗(51)谈话，并共进晚餐。
3月30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徐冰开会，谈本日即将开幕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有关问题。
同日 下午三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李富春的报告指出：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以便更加适当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各部门之间及各部门内部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使国民经济跃进得更好。大会休息时，毛泽东在一一八厅同张治中(52)、黄炎培谈话。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在这个文件(53)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54)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55)，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毛泽东起草指示后，批示：“此件送刘、周、朱、彭、尚昆、仲勋、震林、澜涛、富春、一波、先念、定一各同志阅。如有意见，请加修改。争取在四月五日能发出（用电报），请尚昆办。”这个指示在当天（三月三十日）发出。
3月31日 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宁夏自治区党委纠正中宁县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并撤换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尚昆办。并可登党刊。”批语说：中宁县谎报成绩，隐瞒缺点，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是一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凡有这类坏人坏事的单位，都应当接受中宁县的教训，及时地严肃地予以处理，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4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开会，讨论周恩来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问题。
4月7日 阅中共吉林省委四月二日《关于部署“三反”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省六级干部会议自四月一日转入讨论作风问题，从初步揭露的情况来看，人民公社的干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目前全省春耕已经开始，如在春耕期间铺开，县、社领导对生产与整风恐难周全兼顾，省委讨论，拟待春耕过后或挂锄期间再召开县的四级干部会，深入地开展农村的“三反”整风，一贯到底。毛泽东批示：“此件即送小平、彭真同志阅处。”邓小平当天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吉林省委报告的批语稿。批语稿说：中央同意吉林省委的意见，首先集中力量抓春耕生产，而将农村人民公社的“三反”运动，推迟到春耕之后或挂锄期间去进行。中央认为，今年在全国各省区争取一个很好的丰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其他各项工作都应注意到不要妨碍农业生产。如果目前春耕太忙，可以把运动推迟到农忙之后去进行，而在近几个月则只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毛泽东审阅时在批语稿的“积累经验”之后加写：“如果有些地方已在进行三反，而又注意到并不妨碍生产或反而有利于生产的促进者，亦可以由你们决定，照样进行。”
同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三月三十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江苏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现将他们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批示：“即送刘、邓、彭真阅，请尚昆用电报发去。”江苏省委的报告说：我省六级干部大会讨论了当前形势、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问题和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大家认为，在现阶段要坚持以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积极地领导和帮助大队发展生产，积极地逐步地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创造条件。用“一平二调”的办法发展社有经济是行不通的，“共产风”是刮不得的，发展社有经济，必须建立在发展队有经济的基础之上。
同日 阅陆定一四月四日报送的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教学必须改革》，批示：“已阅，很好。退陆定一同志。”发言稿说：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在各地进行了改革学制、改革中小学课程和改革教学方法的试验，证明教学改革是实际可行的。现在，各省市正在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具体安排，进行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试验。教育和教学，必须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校师生参加劳动，主要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变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教育与实际脱节的状况，改变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决实行。
4月8日 阅新华社四月七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五二〇期，批示：“送少奇、恩来、林彪、小平四同志阅，阅后退毛。第47页到55页，有五篇文章值得一看，希望同志们认真看一遍。英法将走向合作，对抗美德，是一件大事。”这五篇文章是：路透社四月六日的电讯《美报打击英国，分化英法》；新华社四月五日电讯《美〈明星晚报〉谈西方矛盾，说英国反对西欧一体化并特别担心西德强大》；《参考资料》三月十七日发自纽约的特讯《美国农业工人生活异常困难》；法新社四月六日电讯《戴高乐在伦敦继续参观访问》；新华社四月五日电讯《〈泰晤士报〉发表社论集中攻击西德制造不安》。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周恩来出国访问的几个文件（中印总理会谈方案等）和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的新闻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杨尚昆出席。杨尚昆顺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彭德怀的近况。
4月9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
4月10日 下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会议通过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提高百分之三十八；煤四亿二千五百万吨，提高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提高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提高百分之十左右。会议还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同日 关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时题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编者注），致信胡乔木：“第五部分需要修改。太长，宜缩一半，至少三分之一。问题太多，很不集中。费话太多，不现实，不如前几部分谨严。台湾部分写得很不好。结尾无力。第四部分也有缺点，但较易改，可暂置，请你今日用全力将第五部分重新写过。”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四月六日关于山西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山西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揭露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给予解决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对人民公社现存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适当处理的带系统性的文件，可供各地参考，并望结合自己的情况酌量予以采纳。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批示：“刘、邓、彭、谭(56)阅后，尚昆即办。”山西省委的报告说：六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一、存在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等情况。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认识到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当前全省实现过渡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摸索过渡的经验，全省有计划有控制地组织一些试点是必要的。二、各公社制定的一九六〇年发展社营经济的计划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公社有“一平二调”的打算。会议指出判别“一平二调”的界限有三：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等价；不自愿。社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大、公、新”。三、积累偏高、社员分到手的现金很少。决定除重灾区外，必须保证社员收入水平比上一年有所增长，可以将积累比例适当压低。四、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贪污现象也有所增长，有些干部作风恶劣。会议认为必须重申几条禁令，并制定了公社财务管理制度草案。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目前不巩固的三类食堂占百分之十。大家对书记挂帅办好食堂，粮食管理实行指标到户、统一保管等极感兴趣。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
4月12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出国访问的有关问题及粮食、棉花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出席。
4月13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正人、张霖之、彭涛、赵尔陆、王鹤寿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农村劳动力安排，今后一律要学河北省冬春一百天三三制的办法，三分之一搞水利，三分之一搞多种经营，三分之一搞田间管理。全国搞水利八千万人，多了。河南水利搞得太多了。水利要搞八年十年计划，不要说“三个冬春完成”。十年以后还要搞，水利不要急，要长期打算。三三制中的多种经营包括“小洋群”的工业在内。今后三年，劳动力安排要考虑这个问题。浙江只有四个钢铁厂，“小洋群”不够。各省都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凡是有煤、铁资源的都要搞钢铁。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多种经营、托拉斯要发展。技术革命，过去叫了十年，没有掀起群众运动，到第十一年才掀起群众运动。洛阳拖拉机厂、北京电子管厂、长春汽车厂等搞了技术革命，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要继续大搞下去。今年的计划要超额完成。一靠技术革命，二靠综合利用，三靠“小洋群”，四靠大协作，五靠不断改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第二季度生产要抓好，防止松劲现象。这些最现代化的工厂搞了革命，过去他们被“马钢宪法”束缚住了，现在打破了。我们不搞一长制，一长制同党的领导、群众路线都是对立的。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一套要坚持。对人家的长处要学。现在有些同志只注意创造，不注意学人家或学不到底。对人家好东西没有学完的、没有学好的，要继续学。要很好地学苏联。我们学习苏联，开始由于不懂，采取搬过来的办法，也很正常。现在进入第二阶段了，不是照搬，而是有批判地学了，并且自己能创造了。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应该学的东西丢掉不学。他们正确的技术要学习，在学会的基础上再行创造、修改，不要马上改。鞍钢还是学了一些东西。写字先学正楷再学草体。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最后一定比先生高明，这是辩证法。后来居上，这是规律。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憋口气有好处。十年搞一亿吨钢，卫星上天。人家能做到的你也应该做到，人能也，我亦能也。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新事物总有人反对，搞成了就不反对，人家反对就是你还没有搞好。革命胜利，人家是相信的，建设方面人家不相信。你这么一点钢，年产才一千三百多万吨，看不起你是应该的。等我们年产一亿吨钢，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实这一肚子气早已有了，一百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养猪，绝不能放松，有了化学肥料，也还要大养其猪。粮食很重要，是宝中之宝，要突出出来，不要被棉花、大豆等东西压掉。没有粮食吃会死人，粮食不但决定吃饭，还决定畜牧业发展。
4月14日 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同黄炎培、陈叔通、程潜、张治中、唐生智、傅作义(57)、章士钊、王季范、李烛尘、蔡廷锴(58)座谈，并共进午餐，徐冰参加。这次座谈，谈到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同日 阅周恩来四月四日报送的谭政、习仲勋三月二十一日关于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筹备情况和安排意见的报告，批示：“会前，请谭政同志与小平同志商量一次。我意注重实际解决问题，对外不要大吹。”谭政、习仲勋的报告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准备在四月十八日开幕，二十七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五千五百人。建议开幕时请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会，并请接见一次到会代表，照相留念。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朱德、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代表，并合影。
4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主席贾尔卡赛汗为团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林伯渠等在座。毛泽东说：学习也是互相学习，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无论这个民族大小。小的民族有它的长处，人多的国家也有它的缺点。中国还是一个手工业国家，所以很需要机械化，可以说机械化才刚刚开始。我们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是很不足的。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不会搞建设，建设才搞了十年，很多东西没有学会。我们现在并没有摆脱落后，至少要十五年到二十年，才能够说得上相当地摆脱落后。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是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中国这么多人，又这么穷，这成一个什么样子！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同时也有一个好处，一张白纸就好写字嘛！毛泽东还说：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都要研究，工业中的大、中、小型的企业也都应该研究。还有一个洋法生产、土法生产的问题，洋法要研究，土法也要研究。洋法是近代的方法，是从外国学来的，土法是中国自己的。不要只搞洋的，轻视土的，不要只搞大的，轻视小的。小的搞起来费事小，生效快，而且小的可以变大的，这同我们人类一样，我们大人都是小孩子变的。现在我们有些小型钢铁厂，过几年以后，它就可以变成中型钢铁厂，再过若干年以后，它就可以变成大型钢铁厂。所以，不要轻视小的，不要轻视土法，要大小结合、洋土结合。
4月中旬 连续审阅陈伯达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报送的他为《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陈伯达在十六日的附信中说：“已经把您的意见告诉小平等同志，经过商量后，作了修改。原来一共有十五页提到您的名字，现在只存下四处（见2，15，17，36页），其中除了纸老虎问题的一处外，都是谈的国内问题。在23页、40页上，加了赫鲁晓夫的名字。”毛泽东审阅时，在文稿上加写一句话：“宣言中这一段话(59)，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并写了一些批注：“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平、战争，要有两手。”“将各段要点，在首尾两处总提一下。”在第十七页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应用唯物史观考察现代帝国主义问题所作的一些论断，一直在世界上传播得很广泛：‘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个真理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四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〇年第八期发表，四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4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两个报告(60)的指示稿《关于对坏人坏事要彻底检查认真处理》，批示：“退尚昆即办。”中央的指示说：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少数党员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强迫命令以及有些县、社、企业党的组织极不纯洁等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各地和中央一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注意了解和研究这一方面的情况，彻底检查坏人坏事，认真加以处理。
4月18日 为转发中南协作区四月七日、八日常委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报告所提出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值得你们加以研究和参考。”并批示：“刘、邓、彭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中南协作区的报告说：常委会议认为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生产三千八百万吨至四千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中南地区力争达到六百一十万吨至六百四十万吨。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搞小洋群和小土群，继续下放一些企业；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主要解决粮食、绿化、除四害、扫盲四个问题。
同日 阅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印的《计划工作简报》第十五期刊载的《各行各业办机械是高速度发展机械工业的好办法》一文，批示：“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这是一个好文件，发给你们遵照执行。可登党刊。”“送小平、彭真、富春阅后，尚昆发出。”
4月19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李富春、薄一波、王首道、宋任穷、吕正操开会。
4月20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谈胡乔木为《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于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山西省委关于万荣县开展注音扫盲运动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阅后，尚昆用电报发去。”指示稿说：万荣县的经验，“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现象，一个是保证了认识一千五百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阅读注音书报”。“现在山西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这一经验，并且争取在一九六〇年实现无盲省。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即是说，除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和若干方言地区以外）也都可以而且应当普遍推广这一经验。只要各省市区党委下定决心，抓紧时机，在今年秋前试点和训练师资，在秋后就可以大规模地推广。”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经过一九六一年一年的努力，争取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是有可能的。”
4月21日 阅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四月十八日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批示：“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四同志阅。很好文件，值得一看，阅后退还。”报告说：“小洋群”已逐渐成为钢铁战线上的一支雄厚的力量，目前正向“小洋群”的高级形式，即既有炼铁又有炼钢、轧钢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我们准备使每一个有条件举办的县、社，都有一个或几个钢铁“小洋群”或“小土群”，并分批发展为联合企业。
4月22日 阅邓小平四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廖承志、刘宁一四月十七日关于亚非大会情况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的意见是：“这个报告太能说明问题了，似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一阅。送主席阅并请批示，交尚昆办。”毛泽东批示：“请尚昆照小平意见办理。”廖、刘的报告说：在几内亚召开的科纳克里亚非大会，整个过程和代表发言始终充满了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摆脱各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压迫与控制，对美帝予以谴责的内容和气氛，反动半反动、修正半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在会议中全军覆没。我们在大会、小会上理直气壮，顺乎人情，合乎真理，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日 晚上，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同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伍修权谈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等问题，并听取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安排的汇报。
4月24日 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四月二十三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批示林克：“第二篇(61)请阅，其中谈到五大城市书记在人大会上就人民公社问题的发言(62)，请你于本日找来给我一阅。另有钱学森关于农业工厂化一项提案(63)，亦请找来。”
同日 阅薄一波四月十八日报送的他在工业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报告，批示：“此件送各省委、各大中城市党委、各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小平、彭真阅，尚昆办。”薄一波的报告说：从前三个半月看全年，今年工业生产肯定是继续大跃进的形势。只要继续努力，第一本账肯定可以大大超过，第二本账也能够超额完成。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已经成为席卷全国城乡的伟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道路。但是，目前这个运动的发展，还是参差不齐的。当前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保证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第二本账，这是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必须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大力进行原料、材料、燃料的增产节约和综合利用，这是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主攻方向。第三，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是工业部门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的一项重大任务。第四，不断地改进管理工作，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
同日 下午，到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举办的新机器展览。
4月25日 致信杨开英(64)：“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
4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问题，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4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出席。
4月28日 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天津。杨尚昆同行。
4月29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会见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和夫人，邓小平、杨尚昆、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古巴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有世界意义的革命。你们在美国身边钉了一个钉子，援助了世界的革命，援助了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古巴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在这点上你们破除了迷信。我看了你们党的纲领草案，认真地看了一遍，使我了解了你们古巴的全貌。看了这个文件我很高兴。这个纲领不但对古巴有影响，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影响。我很赞同你们的文件，是革命的文件。当罗加提出想听听中国同志对于党纲草案的意见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个别性质的，只供你们参考。在你们的纲领上还要强调一下民族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各国。在纲领的第四部分工业化问题，是否可以加入“劳资两利”一类的话。纲领第五部分中，关于工人工资问题，是否可以加一句：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过高的工资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只有提高生产才能改善生活。提高工资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再一个意见是关于免费医疗的问题，我们吃过亏，提得太早，讲话容易，实现难，最好是半免费。如果全免费，没有病的人就会有病。同工同酬的原则好。社会保险也有点问题，过去我们提得太多，这些东西不要规定得过细，讲出来了就难以收回。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部分要有适当比例，积累太少就有害于国民经济。若现在许了许多诺言，以后会感到困难。无产阶级当政时，工人要改善生活，不可不改善，但要逐步改善，要提高，但不能太高。关于纲领第六部分中的统一阵线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用这个办法，即建立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爱国人民阵线，这可以包括左、中、右，但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城市中可以搞这样的统一阵线组织。关于对待私人资本问题，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分两方面说，一方面限制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让他剥削，但不能剥削太多；让他有利可图，但不能太多，是合理的利润。关于合作社问题，是否要分几个步骤来进行，一下搞，太快一些。你们要注意苏联的经验，他们在一个长时期内农业减产。一些国家，被苏联的经验搞怕了，到现在还不搞合作社。土地是要给农民，但不能等到两三年以后再搞合作社，要趁热打铁。农民的习惯是不愿意组织合作社，一些国家搞合作社搞迟了，现在搞不起来。只要不减产就要趁热打铁。毛泽东最后再次强调，我们的一点意见仅供参考，你们斟酌实际情况去处理。不要照顾我们，要照顾你们的客观实际情况，只要你们本国能实现就可以。
4月30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在天津主持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后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杨尚昆参加。毛泽东问：国内国际的形势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并不是九两以下，实际数字比这个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是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有些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这是穷的结果，因为穷，穷则瞒嘛。河南统销面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哪有那个事呢？我就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所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问：保收多少呢？廖鲁言说：保收六千亿斤。毛泽东说：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说：超过。廖鲁言说：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亩。毛泽东在询问了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后，对刘子厚关于河北水利建设搞三个冬春的说法，指出：要搞十年，不是什么三个冬春，你三个冬春搞得完？我就不信。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你这个省能不能学安徽那个办法，搞河网化？河网虽然费十分之一的地，可是它本身有用处，可以长芦苇，可以放鱼，可以行船，可以用水。一是灌溉，二是排水，三是航行，四是生产。你这个省的缺点就是水运不昌，你是靠天下水，此外靠地下水。将来总要想出办法来，怎么样把海水变成淡水。渤海这个水库就大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谭震林说：这个可能性有。毛泽东说：而且引出去，引到乌兰夫那里，引到甘肃，大量的水是在海里。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一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观点。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这个“三反”指示，能不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做，不然要受处罚。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到天津俱乐部参观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4月下旬 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四月十二日关于“五多”情况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批语：“广东报告十分好，‘五多’问题业已成灾的程度，十分骇人听闻，等于一次大地震，大火山冲天爆发。请你们省、市、区党委从第一书记到地委书记都看一看，议一议，调查一调查，发现惊人的事实，立即想出切实办法，解决问题，是为至要。”四月二十八日，中央在转发广东省委的检查报告时，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写了一个指示，要求各地把那些劳民伤财、却不能解决问题的会议和文件，加以剔除，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恶习，加以扫除。
同旬 审阅修改邓小平四月二十四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聂荣臻关于“四化”运动宣传报道问题的意见的指示稿。指示稿说：“聂荣臻同志在这封信里提出的意见，是值得各地方、各部门研究和注意的。在‘四化’的宣传方面，必须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宣传指标，并且要善于藏一手，做十分，说八九分，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毛泽东将“说八九分”改为“说五分，甚至只说一二分，有些极密部分则一分也不说”，并在“防止”前加“严格”二字。这个指示于四月二十八日发出。
同旬 阅一份内部刊物摘登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四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会议上的报告的主要论点，批示：“此文须批评，意见见二页。请尚昆与小平、陈伯达同志商办。”毛泽东在这份内部刊物第二页上写的意见是：“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据地有说服力地批评库西宁文章中错误观点，先给中央少数同志看看，加以修改，然后考虑是否可以公开发表，或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阅读。”库西宁的主要论点是：一、只是重复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这样一个老的真理是不够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落后的立场。二、新式的战争武器开始使战争成为不可能。三、帝国主义内部出现了头脑清醒的国际活动家，他们也意识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是不理智的。
5月1日 中午，在天津市中心广场出席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下午，到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参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后乘专列离开天津。
5月2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十人谈话。毛泽东首先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说：“四化”，现在的提法时间太短促了，什么今年“五一”要化完，“七一”要化完。水利也是这样，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还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再次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粮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本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是原来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一个地区还搞了反瞒产私分。毛泽东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去吃饭就完了。毛泽东问：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调给一亿斤。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今年、明年、后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去年这一年，他们一粒粮都不要中央供应，而且现在借一亿斤粮食给中央。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斤，少则九十几亿斤，去年是八十亿斤。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
5月3日 下午，在济南西郊机场休息室会见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刘长胜、曹孟君(65)在座。毛泽东说：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们！帝国主义还在压迫我们中国，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帝国主义不承认我们，它说看不见人民中国。它差不多每天都说我们很坏，可见它还是看见我们的，否则它怎么能说我们坏？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苏联不愿打仗，我们也不愿打仗，要争取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们不请我们当参谋长，所以它们的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很难讲。我们有一条，有人民的拥护。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也站在你们一边，这要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枪的人战胜有枪的人。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它们的人很少，做的事很坏。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也不是准备一万年不和他们来往。我们国家解放还只有十几年，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建设，有一些成就，但还不算大。我们仍是很穷的国家，至少还要奋斗十年、二十年才能好一些。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和支持，同时我们也支持你们的斗争，要相互团结、相互支持。
5月4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李先念、舒同谈话。谈话结束后，参观山东全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最新成就展览，观看工人的现场技术表演。
5月5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舒同谈话后离开济南。
5月6日 晨，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谈话。毛泽东问：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面积产量多少？杨蔚屏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问有那么多没有？杨蔚屏答：它那里好。现在天旱得很厉害，河南八千万亩麦子，有二千万亩五个多月不下雨，五千万亩是三个来月不下雨。毛泽东说：去年旱，今年又旱。你们这个水利计划，还是搞长久之计吧，每年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什么大战两个冬春、三个冬春解决问题，这也是河北人提出的，你何不大战三个冬春，再小战七个冬春呢？并且这个大战，也是三三制的大战法，就免得牵动太大，粮食也吃得很多。索性放长一点，搞个十年计划，把各项基本建设搞好，比如水利化，绿化，扫盲，除四害，农业增产，多种经营，机械化，电气化。种植业要跟饲养业并重。有些事情，有时候搞从容一点，反倒搞成了。现在有些地方又讲，今年七月一号或者十月一号机械化就要化完，那怎么能够化完？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这个技术革命，至少搞十年嘛。十年以后还要化，就是这么化下去，化一万年再讲，不说死了。今年化了这个，明年又要化另一个嘛，新的发明创造出来了，又提高嘛。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五多”？河南负责人说：不少，克服了还有。毛泽东说：年年要克服。我看年年整风，每年上半年三月间省开一次六级干部会，县开一次四级干部会，下半年看哪一个月又搞这么一次。这是调查研究，又解决问题，又整风，又是训练班，共同决定政策，合署办公。这个办法不过是开十天或者十几天会嘛。
5月7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交际处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杨尚昆、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66)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5月8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五月四日关于成立北海舰队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新的战略方针，为了统一北海区海军力量的建设，在战时更好地配合陆军、空军实施作战，总参谋部和海军党委建议，以青岛海军基地为基础组建北海舰队。北海舰队执行集团军权限。四月二十六日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总参谋部和海军党委的建议，决定成立北海舰队。毛泽东批示：“照办。退小平同志。”
同日 阅谭政五月六日给林彪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关于延安抗大时所提的有关作风的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是这三句话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一九三八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一九三九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批示，以求统一。毛泽东审阅时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批示：“退谭政同志。以一九三九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
同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交际处会见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哥伦比亚石油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哥斯达黎加工会代表团、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的文化、教育、政法界的著名人士，以及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少校和夫人，杨尚昆、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你们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地位大体是相同的，我们要站在一条战线上。我们中国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经济发展仍然是很差的，但是我们相信可以发展，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它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艾森豪威尔因为没有准备好，又看到我们力量大，不敢打世界大战。但是也很难说，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争取持久和平的可能，要为此而奋斗；另有一个可能是还有大战。阿根廷朋友讲得好，“要保持弹药是干燥的”。有些朋友说，到中国是来学习的。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尤其古巴的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希望朋友们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经验，有哪些是错误。
5月9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交际处会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杨尚昆、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看看。今天有好多人是伊拉克朋友。你们的革命是一九五八年取得胜利的，这个革命曾经使帝国主义吓了一跳。你们七月十四日革命，十五日美国就下命令美军在黎巴嫩登陆。它为什么这么急？是怕跟着你们会有许多国家要解放。英军也占领了约旦。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之下，他们后来不得不走路。美国人讲得好听，说要和平共处，爱好和平，可是最近五月一日美国飞机侵入苏联内地，飞到乌拉尔，侦察苏联军事基地，他们就是这样讲和平的。他们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当然，还有别的人，我国就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经验。
同日 让杨尚昆打电话通知在北京的邓小平、王稼祥、陈伯达、胡绳明日来郑州，要同他们谈话。
5月10日 下午一时半，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再次会见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少校和夫人，并共进午餐，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等参加。加尔维斯说：前天拉丁美洲代表和你会见的时候，只有你提到古巴革命的意义。毛泽东说：古巴革命是有世界意义的，对整个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非常高兴古巴这一次革命，问题是怎么样把你们这个革命巩固下来。你们要彻底革命，要抵抗帝国主义，就要依靠工人和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加尔维斯说：如果美国人要对古巴进行干涉，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支持古巴是很重要的。毛泽东说：不仅可以公开声明支援古巴革命，并且可以供应一些物资和武器。加尔维斯说：我们希望有一位中国的领导人去访问古巴，当然最好是毛主席或周恩来总理，如果不可能，也希望有一位如苏联的米高扬(67)那样身份的领导人访问古巴。毛泽东说：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加尔维斯说：毛主席同志是否可以写一封信给卡斯特罗(68)，向他表示支持，并写信向古巴人民问候。以毛主席在国际上具有的威望，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毛泽东说：可以，就托你带回去转交。过去我们对古巴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我们只向古巴买了八万吨糖，今后五年中，我们每年要买三十万吨，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增加，我们应该如此。告别时，毛泽东同加尔维斯和夫人看了专列附近田地里种的麦子，并说：古巴最好要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畜牧业也很重要，农业和畜牧业要并重。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专列上同邓小平、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绳谈国际问题和赫鲁晓夫最近的讲话，决定写一些文章。
5月11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杨尚昆参加。毛泽东说：地方要搞铁路，搞汽车，通河流的地方要搞轮船，空中要搞运输飞机。谈到河南的旱情时，吴芝圃说：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欠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吃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毛泽东说：对于事物，首先是认识它，然后才能改变它，而认识要有个过程。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选一点要点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连地委也是不甚了了。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毛泽东问：河南现在有多少人？吴芝圃说：五千一百万。毛泽东说：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南水北调问题。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由吴芝圃等陪同到郑州东郊人民公社燕庄看小麦生长情况，接见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直属机关的干部一万人左右，参观河南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会。晚八时左右，离开郑州，南下武汉。
5月12日 上午，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5月14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会见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的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的访华代表团，杨尚昆、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新的日美“安全条约”(69)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的和平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5月1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周恩来、陈毅关于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五国情况的汇报，还谈到中美关系、中苏团结等问题。
同日 在新华社五月十二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五九〇期上批示：“请总理看一看第四十五页美总统的谈话，很重要。”这一期《参考资料》的第四十五页至第五十二页刊载了艾森豪威尔五月一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关于U-2型飞机事件，艾森豪威尔说，为了防止“突袭”和“不希望再来一次珍珠港事件”，搜集情报是“必不可少的”、“极端必要的”，他将在巴黎最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开放天空”的建议。他表示不改变访苏计划。他说他有权决定是否保卫金门、马祖，作出决定时将考虑金、马对台湾士气的影响。
5月17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杨尚昆谈国际形势问题。(70)
同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会见由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贝勒卡塞姆率领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杨尚昆、姬鹏飞、李强(71)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战争很钦佩，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资上可以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你们的情况同我们过去相似，但你们比我们好，外国的东西还能进去。我们那时没有可能接受外国援助，外国的东西运不进来，敌人包围得很紧。但也有一条比你们好些，我们地方大。你们的独立只能靠打出来。看来单靠谈，不打，是谈不出什么的。这也是两条腿走路，一面谈，一面打。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你们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怕熬时间，你们不怕，已经熬了六年，要熬下去，再熬六年，不就胜利了吗？战争是长期的，要依靠自己的人民。战争持久下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能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使法国孤立，不让自己孤立。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会见后，乘专列离开武昌。
5月18日 晨，到达长沙。晚上，在专列上同张平化、杨尚奎谈话。同日，让杨尚昆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请他同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于二十一日到杭州。
同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祝贺他七十寿辰。电报说：“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5月19日 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张平化、杨尚奎同车到达。专列途经株洲时，让杨尚昆给邓小平去电话，告诉他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会议的立场(72)。北京集会要明天举行。二十日，北京举行了有三百二十万人参加示威和集会的声援活动。
5月20日 下午，在停靠南昌向塘的专列上同张平化、杨尚奎、方志纯、汪东兴、王卓超、白栋材(73)谈话，杨尚昆参加。后离开向塘，前往浙江。
5月21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
同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参加。毛泽东说：你们的事办得好，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很好。我们有这么个兄弟国家很高兴。我们是一致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和我们一致。十七国会议(74)是修正主义的。他们说艾森豪威尔是好人、和平人士；第二是说战争现在可以从人类历史上去掉；第三是和平过渡。我们不赞成。他们把阶级观点放弃了。十七国会议是骂我们的，华沙会议(75)也主要是骂我们的。金日成说：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了我们三四年，现在还在台湾，又在搞朝鲜、越南、老挝和菲律宾，它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装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76)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主义，说我们不灵活。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毛泽东说：现在形势很好。南朝鲜群众起来了，日本、印度的形势也好，印尼、非洲、拉丁美洲的形势都很好。苏联也有了变化。赫鲁晓夫搞和平、搞建设是好的。能取得二十年的和平，那当然很好。问题是在有些问题上，要有两手。搞原子弹，大家都搞，创造条件，才有可能制止战争。大国会议可以开，可以揭露帝国主义，也可以取得某种协议，如禁止原子弹等，但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对各国斗争要支持，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搞建设，我们还是要向苏联学习，它有四十年的经验。你们开大会支持南朝鲜群众斗争，完全是对的，我们也开大会支持苏联，有不同意见是一回事，支持还是要支持，这是原则问题。这样，美国可以规矩点。总之，我们是休戚相关的。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77)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我看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5月22日 下午至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开会。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大三次会议问题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有关问题等。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变的，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这个基本点现在没有变嘛。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会上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破裂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是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要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赫鲁晓夫有两手，对外一手是软，对内一手是搞阴谋，搞颠覆活动。因为这个干涉内政问题，就引起我再看一遍《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从去年十月革命节以后，在南昌，在火车上，就开始看。我们不是挨了一棍子，说我们要开上兵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国家稳固的程度吗？在这以前，有塔斯社的声明(78)，有颐年堂两党代表团起的冲突，我们心里有气。在谈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毛泽东说：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毛泽东问到第四卷注释的情况，康生说：有三个元帅（林彪、贺龙、罗荣桓）、五个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罗瑞卿、一野许光达、二野李达、三野陈士榘、四野刘亚楼(79)）、一个总书记参加。邓小平说：这就反映了四个野战军。康生说，彭德怀也给他送去了。毛泽东说：是呀，彭德怀应该(80)，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次会议决定，六月八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议题有两个，一个是三年计划，一个是国际形势。会议开十天，讨论计划用五天。计划要认真议一下，不能学一月上海会议，计划根本不议，专议时局。（杨尚昆：那次中心问题是反修正主义。）会议还决定六月下旬召开中共八大三次会议。(81)
5月24日 下午五时至晚八时，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姚溱参加。
5月25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姚溱参加。晚上，从杭州到达上海。
5月26日 下午，在专列上同柯庆施、康生、杨尚昆谈话。随后，下车看附近的庄稼生长情况。
5月27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柯庆施参加。双方就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广泛交谈。蒙哥马利问毛泽东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局势。毛泽东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即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说：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蒙哥马利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首先应当采取的步骤是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结束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的势力，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蒙哥马利说：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毛泽东说：好，我赞成。但是你要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你这样做，另一方面就是美国非常自高自大，它是寸土不让的。蒙哥马利问：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军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谈到日本问题时，蒙哥马利问：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毛泽东说：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蒙哥马利说：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主席一下。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说：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蒙哥马利说：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毛泽东说：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关于中英两国关系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你们同美国站在一起，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所以我看来，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蒙哥马利说：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毛泽东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蒙哥马利说：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毛泽东说：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蒙哥马利说：尼赫鲁已经七十了，他去世以后印度怎么办呢？毛泽东说：他没有准备好继承人。我准备好了，我现在不是国家元首了，国家元首现在是刘少奇。我是共产党主席，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
5月28日 下午，在停靠上海的专列上会见丹麦共产党中央主席耶斯佩森和夫人，并共进晚餐，康生、杨尚昆参加。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思想相当混乱。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是唯一的国际宣言。时间不过两年，许多共产党不提《莫斯科宣言》了，或者不强调了。几个月前召开的欧洲十七国共产党会议的呼吁书，有许多部分是正确的，另外一些重要部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了他们自己所同意的《莫斯科宣言》的。《莫斯科宣言》说，关于战争问题，应争取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存在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应该警惕。呼吁书说存在着从人类社会上连根铲除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谁人高兴？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欺骗了人民。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阶级和平的学说。人们反对教条主义，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是灵的，现时代是不灵了。说在现时代不灵了，那阶级消灭了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还是资产阶级在一个晚上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垄断资产阶级都变成无产阶级了？因此可以和平过渡了？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连根铲除了？我是想不通。不知道你们想得通想不通？帝国主义有两手，骗人的一手和镇压的一手。我们学帝国主义的办法也搞两手好不好？第一手，和平过渡；第二手，如果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反动派将武力强加于人民，我们就用武力反抗好不好？我们不是愿意用武力，而是被迫的。为何把第二条瞒着不讲，在人民中散布幻想，使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解除思想武装，说什么和平过渡，战争、军队、武装连根铲除。什么连根铲除？一点也没有铲除，而且他们每天都在加强暴力机关。只有全世界阶级都消灭了，就没有战争。我们不准备创立什么主义，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完全遵从《莫斯科宣言》所写的九条共同真理，遵从《莫斯科宣言》所说应遵照各国不同条件，有所不同，这是指次要的方面，不是根本的。在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时，毛泽东说：搞建设，我们刚开始。美国每人半吨钢，我们要赶上美国，就要三亿多吨钢，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赶上英国，指的是总产量，煤早已赶上英国，棉纱已经超过他们，钢明年可以超过，其他很多东西、很多技术，我们还没有。我们还很少跑外洋的轮船，英国有很大的造船业，欧洲的一些国家如丹麦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技术水平比东方高得多，还不是很短时间能赶上的。因此，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时间，需要朋友。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艺会堂参观上海科学技术成果展览，观看了我国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九日在上海发射成功的第一枚小型探空火箭的模型。得知这枚火箭的射程高度为八公里时，毛泽东说“不算太低，亦不算高”，鼓励科研人员要从八公里到二十公里、二百公里地搞上去。
5月29日 下午，在停靠上海的专列上同柯庆施、陈丕显、赵尔陆、陈正人谈话，主要谈赫鲁晓夫和苏联等问题。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就是和平过渡、打斯大林这两条，二十一大才有“战争可以在社会上铲除”。我看赫鲁晓夫在柏林不应该发表什么东西，他走一趟，报告一点简单消息更好一些，要发表也应该等到艾森豪威尔发表以后再发表。四国首脑会议，他也感觉到三国对一国有点孤立，人家是三国，你是一国，如果他拉上亚洲三国，那就是四国对三国了，那方面再增加意大利，或者增加巴西。
同日 晚上，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观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展览会。
5月30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同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参加。
同日 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信中说：我非常感谢您托加尔维斯少校带来的热情的友好的问候。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你们是在最接近美国的地区进行正义的革命斗争。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您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进步和胜利，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你们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轰炸和破坏，都使我们极其愤怒。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古巴和各国人民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地斗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
5月31日 晚上，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康生、杨尚昆、田家英参加。
5月 在一份五月十五日编印的内部材料《廖文毅(82)谈美、日、廖共同策划“台湾独立”阴谋》上批示：“此件通知蒋先生。”这份材料说：廖文毅自称：统治台湾的人，美选择了廖，美国希望尽早地搞垮蒋介石。最近，富布赖特(83)经常给廖去信，要他准备着随时飞归台湾。去年廖在巴黎与艾森豪威尔会谈时，明确了“台湾独立”的道路是“外攻内应”。日本外相等一些人是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核心，等等。
同月 阅一份五月十六日编印的摘录南斯拉夫方面言论的内部材料。这份材料摘录了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近期的报告和谈话，以及南斯拉夫一些报纸的社论、文章、评论和按语。其主要观点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葬送全世界，唯一的出路是毫无其他打算地接受积极共处的原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全面国际合作的日益广阔的前途正在逐步实现。资本主义作为潜在的侵略力量，表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就能消除制度本身的某些消极后果，给帝国主义的冒险政策留下了越来越小的可能性。毛泽东阅后批示：“‘奇文共相赏，疑义相与析。’(84)可以一看。”
同月 将一份五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材料刊登的《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初步反应》一文，批给康生、杨尚昆、田家英阅。该文说：因美机入侵苏联国境事件，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于五月十七日宣告破裂。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认为“局势恶化”，会议的“失败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人士认为，中国同志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有点道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