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 上午十时，在朝鲜板门店，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下午一时，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晚十时，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二十七日晚十时起，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工作。
7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周恩来参加。
7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陈伯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说：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258)。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在讲到改造问题时说：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时指出：第一，有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在讲到对私营企业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政策时说：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讲到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必须兼顾其他时指出：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对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合作化。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在讲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会议决定：（一）中央各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署、行的高级干部，应在最近期内，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一次研究与讨论；（二）各大区来京参加全国财经会议的干部，亦应利用时间讨论一次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三）中央政治局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由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一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7月30日 审阅黄克诚七月二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空军在朝鲜停战联合观察小组未到达新义州口岸前，是否继续担任原活动区(259)巡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不要过鸭绿江。”
同日 复信黄炎培：“临行一信，近日一信，均已收读。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7月31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260)：“衷心感谢苏联各族人民和你们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所表示的祝贺。朝鲜停战的实现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将与伟大的苏联人民、英雄的朝鲜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同日 复信李济深：“七月二十八日惠书(261)，并转来李玉麟、陈文运、丁锦、李炳之、张联棻五位先生的长信(262)一封，业已收读，甚为感谢，便时尚祈转达五位先生为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地质部党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和讨论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情况。地质部党组负责人汇报时，毛泽东说：地质队伍更像军队，地质职工不畏艰险，向解放军那样转战南北。地质部要建立政治机关，加强党的工作。要重视群众找矿，要逐步加强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工作的战略新任务。
7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七月十四日报送的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稿和中央转发这个指示的批语稿。在全国总工会的指示稿中“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一句后，加写一段话：“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分）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在中央批语稿的“指示稿中所指出的‘四马分肥’的比例，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但是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比例，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资方所得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例，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方能实行。”
8月2日 阅齐燕铭七月二十日关于龙云(263)在土地改革中的退押赔偿问题的处理意见。齐燕铭的意见是：对龙云在其公馆“震庄”内所存古玩珍藏汽车等浮财，云南省委统战部意见拟在其自愿原则之下，劝其献给政府。我们以为不动为好，他如愿自己出卖时听之。毛泽东批示：“不但不要劝他献出，他自己愿献，也不要接收，免处被动。”
同日 下午，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顾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柯托夫中将，黄克诚、萧向荣在座。
8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建筑工程部工作和农业税问题，决定今后三年不再增加农业税，农业税大致稳定在三百二十三亿斤小米的基础上。
8月5日 再次审阅并批示同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给各大军区等的党委和政治部的批语。此前，毛泽东对批语稿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兹将中南军区党委会七月九日关于在该军区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报告摘要转发你们，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中南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各处均可参照执行。”中南军区党委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是：（一）造成连队工作忙乱，有领导机关作风的问题，即加重连队负担的所谓“五多”。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二）老战士是连队的骨干，但现在对待老战士的态度很不好。对老战士须有一个适宜而积极的政策，使其成为新兵中传统作风的传播者。（三）在干部中与领导机关里，不信任和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情况没有完全解决。对此已指示各部检查纠正。（四）许多领导机关，对待自杀事件只从自杀者方面而不从领导方面找原因，所以得不出真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得出以下几点：对落后分子，要采取循循诱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不可操之过急；要爱护病人，给以关心体贴与勤勤恳恳的照料；对待机关人员中一些不合婚姻法规定的男女间的恋爱关系，不可强行拆散或开会斗争；要使连队干部学会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去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方式和效果。（五）必须在部队经常进行依靠人民爱护人民的教育，经常征询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意见，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农忙季节要帮助农民劳作。
同日 审阅修改张子意(264)六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的报告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通报稿。在通报稿的末尾加写一段话：“报告中‘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五份文件。
8月6日 晚上，就王任重来信谈到的资本家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所得占百分之十至十五太低应通盘研究一事，约陈云、陈丕显、黄火青、王任重、陈伯达、赖若愚、许涤新商谈。毛泽东说：资本家在企业利润中所得定为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试试看。商业有一百八十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五百万户、一千万人口，不能统统挤掉，要想办法把其中一部分变为国家的零售店（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买私人工厂不妥，如果要买，则不应使其资金逃走或浪费。不要机械地规定百分之五的购买力增长速度，应按市场供求需要。今后增长的购买力主要由国营、地方国营去发展的问题，应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去着眼。国家资本主义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怕资本主义不如说是怕小生产。
8月8日 上午，会见程潜、邵力子。
8月10日 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同日 审阅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的复信稿，在复信稿的“我们认为帮助德国人民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一句后，加写：“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并批示：“照办。加了一句，请考虑是否可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稿。
8月11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的发言提要（草稿）。毛泽东将标题《发言提要（草稿）》改为《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做的总结》（定稿时“总结”改为“结论”——编者注），并在封面上批写：“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的”。稿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在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对稿子的主要修改还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财政上所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二）“应该指出，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在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的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均将“带路线性”四字删去。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结论的批语稿，批示杨尚昆：“（一）此件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同日 晚上，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结论报告。
8月12日 下午六时十分，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方面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以为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给了很大的打击，但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刚刚过去只有半年，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政工作中有，而且在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的同志中都有。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时期（十年到十五年）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我同意少奇、小平两同志的意见及恩来同志的结论所说的，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一）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二）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265)，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人民币，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我也有急躁冒进。（四）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这个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五）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六）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最后，毛泽东说：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的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讲话前，毛泽东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其中关于对这次会议的估计写道：“检查中央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了问题，七大以来的首次，是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
8月 写一手稿(266)：“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一）批判分散主义，实行集体领导。（二）将各财经、文教、政法部门一个一个列入议程，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每次都要有简(267)的文件，每年每一部讨论两次。（三）主要干部亲到现场检查工作。”
8月13日 下午二时，同谭震林谈话。三时半，同张闻天谈话。
8月14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给罗贵波、邓一凡(268)的电报稿，将电报稿第三条“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一句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批示：“退王稼祥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同日 下午，同中南区的李雪峰、李先念、陶铸谈话。
同日 晚上，同华东区的饶漱石、谭震林、向明、陈丕显谈话。
8月15日 下午，同西南区的宋任穷、李井泉、曹荻秋、廖志高、苏振华、于一川(269)谈话。
同日 晚上，同西北区的习仲勋、马明方、王恩茂谈话。
8月16日 晨五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70)，指出：“从敌人在战俘问题上近来一系列的行动，如经常大规模施放毒气、限制并阻挠红会我方人员活动、打伤我红会人员，在扣俘问题上讹诈等等看来，显然对方借此挑衅试探我方态度。因此我们应尽力搜集整理上述各个问题上的材料，待对于我方红会人员被打伤事的共同调查报告提出后，考虑下一步应采取的一个强硬步骤。”“凡敌任何限制阻挠或迫害行动均要斗争，切不可沮丧气馁，对敌示弱。”
同日 在刘景范七月二十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来信上批示：“高岗同志阅，退刘景范同志。对此人(271)要慎重。这类一贯不满我们的人各地都有，如此人没有秘密活动，只是公开表示他的反动意见，还宜先从教育入手，批判他，孤立他。此外，周总理的意见(272)是值得注意的。”
同日 复信叶恭绰(273)：“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同日 晚上，同高岗、张明远谈话。
8月17日 阅萧劲光(274)八月七日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的来电。来电说：华东海军五舰队全力担负运粮任务十万吨。其中：重庆至宜昌段运粮任务为五万吨，因船只损坏严重，尚有一万余吨运粮任务未完成，华东海军要求减免。如情况许可，能减免甚好。毛泽东复电：“八月七日电悉。健康情况好转并已开始工作，甚慰。关于五舰队运粮任务减免问题，经海司、粮食部、交通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已本兼顾救灾和海军建设的原则予以解决，即海军在长江中下游运粮的舰艇，再运输一次即解除运粮任务；现在上游尚能担任运粮任务的舰艇，须继续运粮至八月底始可解除运粮任务。”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轻工业部工作。会议决定：（一）邓小平兼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二）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部长职务，仍留任中财委副主任。（三）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由邓小平、薄一波领导。
8月18日 晚九时四十分，同即将返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和刘英(275)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8月19日 晚上，同华北区的彭真、刘澜涛、王从吾(276)、刘秀峰、乌兰夫谈话。
8月21日 审阅修改青年团中央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草稿。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草稿。规定草稿说：“‘生产长一寸’这句话，毛主席是说过的，而‘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则是别人加上去的，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编成口号，把它当作全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严肃的表现。”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8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和一九五四年财政预算问题。
同日 复信陈叔通：“八月十七日大示敬悉。尊见甚好，谨致谢意。”
8月25日 晚上，同刘少奇谈话。
8月26日 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277)的训词。训词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同日 上午，同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纺织工业部工作。
8月27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精神给马文瑞并西北局的请示报告，批送刘少奇考虑此件可否转发各地参考。三十日，审阅刘少奇起草的中央为转发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加写一段话：“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紧急指示中曾规定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时间要短，三天至五天就够，至于详细讨论及检讨本地财经工作，应在春节前后去做。所谓春节前后，时间是很宽裕的，各地可以自行规定适当时间，以不妨碍今年工作为原则。”
同日 复信邹普勋(278)：“前后数信，均已收到。托件办妥，甚慰。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致李漱清、毛禹居(279)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毛泽东复李漱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信如下：“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同日 晚上，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谈他犯错误后要求到地方工作的想法。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是努力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中央还需要你工作。薄一波谈到现在有点抬不起头，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毛泽东说：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谈话于次日晨三时结束。
8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在指示稿末尾加写一段话：“中央各部委党组与各级党委，收到本指示后，望在十天内传达到各有关系统一切适当单位的负责同志，使他们一体知晓坚决执行，并望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半月将执行情况扼要上报中央一次，今年共须有七次报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一九五四年财政收支预算数字和收购棉花的地区差价问题。
8月3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彭德怀(280)并俘管处，指出：目前拘留中的细菌战俘经审问属实者共二十五名。为在俘虏问题上取得主动起见，经再三研究，已决定将他们全部在九月五日遣返。但因美帝进行细菌战事属众所周知，我们并曾发表美俘供词加以证明，目前对此事应有一个交代。因此，我们准备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崔宗学名义公布一项赦免命令，由俘管处请一当地朝鲜负责同志，如内务署长对上述二十五人个别宣布，并于九月五日在俘虏已交对方之后即予广播。如您同意命令内容，请即电碧潼俘管处及开城立即加以宣布，并随即将各俘送去开城。三日，崔庸健复电毛泽东，同意关于释放细菌战俘的电文内容并在进行布置。
9月2日 和周恩来致电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报说：“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同日 上午，同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高岗、邓小平开会。
9月3日 下午，同陈正人谈话。
9月4日 审阅修改陈云准备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在报告要点稿关于财政预算方面的错误、缺点的一段文字上方，批写：“预算的收支基本仍是正确的。”在关于修正税制办法中的错误一项的上方，批写：“政策与任务必须一致，此点继续执行不变。”在“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一句后，加写：“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反，是应当照顾的。”在“这并不是否认目前存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句后，加写：“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在报告要点稿的末尾加写：“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二十多个文件。
9月5日 上午，会见易礼容(281)。
9月6日 审阅周恩来转报的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关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拟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观礼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拟派议员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对平冢(282)复函宜说：（一）欢迎他们来访；（二）我们政协亦拟派代表团在适当时机访日；（三）如他们同意上项建议，则他们的代表团即可于九月下旬来华。而不说‘不予同意’的话(283)。”又批示：“周再阅，即退稼祥速办。”九月三十日，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持日本外务省首次签发的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通商考察”的护照到达北京。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谈话。
9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部分人士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章伯钧、程潜、章乃器(284)、盛丕华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参加。毛泽东系统说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所写谈话要点全文如下：“（一）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二）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三）《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285)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四）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五）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六）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七）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八）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有一个表：所得税百分之三十四点五，福利税百分之十五，公积金百分之三十，资方红利百分之二十点五，总计百分之百。（九）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十一）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十二）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十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十四）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十五）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
9月8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南分局召开华南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和议程的批语稿，在批语稿的“关于各地召开会议以传达中央财经会议的时间安排，中央曾有指示”一句后，加写：“惟目前开会在不妨碍今年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不限于三五天，一星期至两星期是可以的。”
同日 复信文涧泉(286)：“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
同日 复信张四维(287)：“八月十七日的信收到。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你来京事，今年仍不要来，将来再说吧。”
9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务部工作。
9月12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钱也不十分多，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同日 晚上，同罗瑞卿、习仲勋、胡乔木、汪东兴(288)谈话。
9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约见梁漱溟。(289)
9月14日 中午，约见李烛尘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作的《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李富春作的《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通过毛泽东给马林科夫的致谢电。致谢电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这种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日 晚上，约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郭棣活、包达三(290)五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三年来，政府对私营工商企业做了许多工作，但财委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在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这次会议上所谈的，工商界会不会有什么波动？（五人都说不会有波动）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即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实上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关于大、中、小企业，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每个企业要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就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选举。明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的各种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我过去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命运。”他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他们。
9月16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彭真作的《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郭沫若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发言，复述他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发言的内容。
9月17日 下午三时，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章伯钧、周恩来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主要内容有：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人民政府能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采纳的。
9月18日 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的说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作答辩发言。在梁漱溟发言和其他与会人员发言时，毛泽东不断插话。在梁漱溟发言时，插话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在许广平(291)等人发言时，插话说：他（指梁漱溟——编者注）已经说了，如果不给他充分说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如果让他充分地讲，他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是要移交到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去辩论的，去处理的。在陈铭枢(292)发言时，插话说：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至于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
9月19日 晚上，同彭德怀谈话。
9月20日 为炮兵部队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9月21日 下午，同张鼎丞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议程和胡乔木、周扬、茅盾、江丰、吕骥(293)等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及负责人名单。批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委托胡乔木加以修改，提交政协常委会讨论后，送中央审阅。会议认为，安子文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各部负责人的名单，并在两个中央委员中征求意见(294)，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可能影响中央同志之间的团结，决定给安子文当面警告处分，委托刘少奇、饶漱石面告安子文。
9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张鼎丞、黄克诚、张爱萍、叶飞开会。
9月23日 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口号共六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文是：“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而奋斗，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9月24日 晚上，先后同朱德、陈伯达、彭德怀谈话。
9月2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收购粮食问题的宣传指示稿。改写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今年部分地区灾情比较严重，这些地区的粮食收成受到很大影响。今年秋冬和明年一个整年，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困难的，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的大多数年份，这个任务也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努力发展粮食生产，节约粮食消费的基础上，由国家掌握大部分的商品粮食，才能稳定市场，保证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计划。”另在指示稿的“在价格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将继续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粮食和供给工业品，以保障农民的利益”一句话后，加写：“以后也还将根据这个原则办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26日 审阅修改朱德将在十月一日国庆庆祝大会上宣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稿，加写一段话：“我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亦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亦正在一天一天地发展着。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上我们不是孤立的。”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9月27日 审阅刘少文(295)九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个电报稿，批示彭德怀并告萧向荣，指出：“军委及所属各部门各系统文电，至今仍只写月日，不写年份，仅见刘少文写的这个电报写了‘一九五三’，也缺一个‘年’字。请你们通知所属，嗣后一切文电均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不可只写月日，不写年份。”
同日 就沈钧儒(296)九月十六日来信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一事，写复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同日 致信易礼容：“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297)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298)能间常去去看视两位老人(299)则更好。”
同日 晚七时，同张鼎丞谈话。九时，同贺敏学(300)谈话。十二时，同刘少奇谈话。
9月28日 审阅高岗、李富春、贾拓夫(301)九月六日关于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的厂址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退李富春办：“同意改在郑州地区(302)。军事方面在洛阳建设营房，亦应注意维护古物。”报告说：委托苏联设计的拖拉机厂及矿山机械厂，过去中央曾决定其厂址在洛阳，但据第一机械部派人至当地调查后报称，洛阳为古墓葬群之地，内战时军阀、土匪又在当地挖过许多地道、地洞和地下仓库。因此，对厂房基础极为不利，不宜建厂。钱俊瑞(303)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也认为该地是极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应予保护。因此建议在郑州附近另选厂址。
9月29日 晨，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高岗、邓小平、罗瑞卿开会。
同日 晚上，同贺龙(304)谈话，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参加。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305)、李济深、张澜、高岗、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听取陈云关于粮食征购与配售办法的汇报，表示赞同。嘱陈云为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次日晨，修改陈云起草的通知稿。
10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陈云介绍国家粮食收购少销售多，不少地方粮食市场已出现混乱等严重情况，提出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逐步采取粮食配售、严格管制私商、逐步消灭粮食贩子等应对办法。他还汇报了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需要做的几项准备工作。陈云报告后，毛泽东作结论。他说：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十一月中旬或十一月底作准备，从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以上四条都是不好的方面，以下两条是好的方面。（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缺粮户和灾民也拥护政府。我们在农村的基础就是这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六）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中也有部分是假的。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也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关于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但有关机关可以讨论，并注意布置。
10月4日 复信毛月秋(306)：“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307)（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308)（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10月5日 在印度尼西亚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批示：“外交部：各方贺电，应复电致谢。”
同日 在李大梁(309)的来信上批示：“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310)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酌量处理。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心理学教员。”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出席，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维汉列席。
10月10日 阅李维汉转来的梁漱溟十月四日给陈叔通、李维汉的信。信中说：“日来漱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特写出如另纸，奉求明教！因我的问题既已交到全国委员会，所以将此稿送会；然实盼主席一阅，俾知我近情盖如此。”毛泽东将此信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习仲勋、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饶漱石、彭德怀阅。
同日 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10月12日 阅邓子恢十月十日关于在中南传达中央粮食方针的情况简报，在简报上写了许多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关于粮食统一管理问题，写道：“（1）由中央公布控制数目，各大区保证完成，负责管理，组织供应；（2）各区需粮交大区，区省间分配掌握，东北各掌一部；（3）除上外，粮均归中央，包括出口、供给、储备、备大荒、机动等项；（4）地方发生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中央予以援助；（5）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调出粮食，经慎重考虑决定后，地方应照调，地方小困难应服从全国性的大困难；（6）粮价由中央统一规定，中心点及以下的定价原则；（7）供应标准，全国应大体一致，各地可提意见。”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正在召开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有关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出席。
10月13日 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毛主席昨天晚上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叫做“统购、统销。”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农村一部分人已经卖了粮食，所以毛主席提出就是在农村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中进行计划收购。这百分之五十里又有重点，百分之二十五是粮食更多一点的，就应该多收购一点。偏僻的地方，死角粮的地方，粮食运不出来，就不必再计划收购了。此外，毛主席特别提出来要我们注意的是落后乡。关于工作安排，毛主席要求在农历年前全国基本上办完征粮、购粮工作。今年冬天以什么工作为中心呢？毛主席说，仍然以生产为中心，因为生产总是重要的。陈云作报告后，邓小平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毛主席昨天晚上交代的要搞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
同日 晚七时，同陈伯达、杨尚昆谈话。
同日 晚八时，同出席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刘澜涛、张秀山(311)、李井泉、马明方谈话。
10月14日 晚八时半，同饶漱石谈话。
同日 晚十时，听取刘少奇汇报中共中央正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312)情况。
10月15日 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313)毛泽东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大合作社可以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级的，土地入股；有高级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月16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在决议稿第二部分的“这不仅因为农民得到了合理的粮价，得到了物价稳定的好处，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后地解除自己的贫穷”一句之后，加写：“过着一年一年富裕起来的生活，才能使商品粮大量增加，供应城乡人民的需要。”在第六部分的“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句之后，加写：“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为中央起草通知：“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当天晚七时，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征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十月七日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就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等方针的意见，批示：“陈云同志：恐须允许广东及广西只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方用征购办法，大体上即同意用‘重点区试办’（来电末段）的办法(314)去做；而在配售方面，则在广州等大中城市办理。如何，请酌。”
同日 晚上，致信陈云、邓小平：“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有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请你们邀集叶季壮、曾山、姚依林、程子华等同志，专为此事谈一次，定出今年两个月及明年的购销计划。例如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子、茶子、棉子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关于菜农生产的合作化，我已告陈伯达、廖鲁言于本月底互助合作会议上加以讨论）等类，逐步走上国营和合作社营，目前就要有计划，动手做起来。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如外贸及内贸有销路，还可加大。大中城市蔬菜必须管起来，生产合作化和供销合作化（后者加国营控制），应是同时进行，过去这一方面我们全没有管。油脂、油料比普通粮食还有价值些，目前绝大部分还在私营手里，今冬及明年必须由国、合管起来。当然目前几年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但三分之一或一半能由我们管就好。我们对德国(315)应当全力帮助，我想可以答应三亿二千万卢布的生意，只是向他们声明：（一）明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准备用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也要准备来一部分政治积压，甚至欠账）。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此事请你们与外贸同志再加考虑。”“朝鲜是赠送，德国是易货贸易，是不相同的，因为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波、捷、匈等国都是统一的。”
同日 复信李漱清：“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10月17日 嘱机要秘书告彭德怀，同意周恩来和他的意见，让疲劳久病、肺病日趋加重的李克农回国休养。
同日 晚九时半，同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316)谈话。毛泽东说：今年的一件大事，朝鲜停战了。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靠的是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前不久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讲了好几条，头两条最重要。第一是打到了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各军兵种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了不起的经验。《三国志》里有很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去年这个时候，胡志明、长征来北京，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先攻西北、上寮，再逐步南进的战略方针，他们是接受了的。
同日 晚十一时半，听取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本日开会情况。
10月18日 上午八时半，和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西藏国庆观礼团、昌都地区国庆观礼团、四川省藏族自治区(317)国庆观礼代表团、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的西藏代表团、来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团、西藏青年参观团、昌都地区青年参观团的献旗、献礼。随后，接见各代表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林伯渠、邓小平、习仲勋、李维汉、刘格平、张国华参加。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同日 上午十一时半，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九时半，同即将返回朝鲜前线的杨得志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十分，听取刘少奇、胡乔木关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19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本日开会情况和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争论问题，并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一）中组部内部争论问题，应本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二）领导小组会停会两天，以便饶漱石、安子文、刘少奇准备结论性的发言。（三）大会上不再提组织部内部争论问题，而应强调团结。（四）在领导小组会和大会上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三同志的发言，均交书记处先阅。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20日 上午，同陈伯达、李维汉谈话。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出席会议，至十时又有朱德、杨尚昆、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318)参加会议。会上，安子文、李楚离、龚子荣均表示同意中央的团结方针，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并保证今后在饶漱石领导下把工作做好。
10月21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出席。会议传阅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准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草稿，并决定领导小组会于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开会，请朱德、邓小平、李富春、习仲勋到会并作简要发言。
10月22日 致信杨尚昆：“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319)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及胡乔木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10月23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饶漱石、安子文十月二十二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后，于晨三时批示杨尚昆：“请将刘、饶、安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星期六可以不开会。”在刘少奇的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在饶漱石讲话稿末尾加写一段话：“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
同日 就张恕(320)来信要求安排工作事，批示：“请王首道同志酌量处理。”张恕后来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10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意见，同意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会议决定城市计划供应工作由陈云负责管理。会议听取李维汉汇报正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情况。会议提出，要大力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要讲清道理，把握好分寸，目的是：（一）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三）加强企业，发展生产力；（四）积累资金，培养干部；（五）购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李富春、罗瑞卿、习仲勋、陈伯达、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出席会议。
10月25日 复信文九明(321)：“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同日 会见从湖南来北京的亲戚毛月秋、文东仙，了解家乡情况。
10月26日 审阅修改饶漱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稿。将总结报告稿中的“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不能全部予以消灭”一句，改写为：“对农村中的富农剥削，暂时也还应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有限制地允许其存在。”
10月29日 阅朱启钤(322)、章士钊、叶恭绰十月二十七日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议的来信，批示彭真：“此件请付委员会(323)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来信就纪念碑的浮雕题材、碑身造型、纹样设计等提出意见。
10月30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水利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财政部关于一九五四年发行公债的报告。
10月3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324)。主要修改了四段文字（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二）“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不是这样，所谓工农联盟，就不能发展和巩固，而且有使已经建立的工农联盟归于破裂的危险。”（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这里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四）“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办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办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同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农村宣传要点中，‘合作社社员所有制’，‘社员’下应加‘集体’二字。”
同日 致电金日成并告李克农和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325)：“克农同志因过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我们已决定令他于下月初旬动身回北京，并同意来电所作各点安排。他在开城的工作由杜平同志总的代理，对外谈判业务由乔冠华同志负责，一切工作经朝中双方代表团协商进行。以后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均应由李相朝、杜平、乔冠华三同志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
11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
11月4日 就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再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毛泽东说：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农业生产合作社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湖北和中南党内的这种思想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请你们务必对党员首先是干部抓紧进行教育和批判，并将情况和结果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关于捐款救助印度水灾灾民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两月印度北部一些地方发生大水灾，灾民四百六十万。印度红十字会曾通过日内瓦红十字协会向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救济，我国驻印度大使亦来电建议给予捐助，经指委会讨论，拟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捐助人民币十亿五千万元。毛泽东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二十亿人民币。”
11月5日 审阅修改李维汉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李维汉同志：（一）同意于十日发表；（二）我只在第七页、第十页、第十三页、第十四页上增改了几个字；（三）请送一份给高岗同志阅；如周总理在十日前回京，应送他看一遍。”“再：会议应通过决议，拥护你的报告及陈叔通的开幕词。”
同日 阅萧华十一月二日关于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的错误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批示：“刘、朱、彭、罗瑞卿、周阅，尚昆处理。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萧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11月8日 为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批语：“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今年只有一个多月了，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来，务望你们抓紧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产节约工作，并迅即动手布置明年第一个季度的各项工作，争取今年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工作和可做的基建工作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报告说：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步深入，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甚高，九月份的生产情况已有好转。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财政上的困难情况正在得到克服。为了把运动推进一步，各级领导的重点是：应用大力帮助目前运动开展得不好或尚未开展的单位，使他们迅速把全体职工发动起来，使增产节约计划与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同时，注意把目前生产同明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及明年第一季度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两个年度之间生产工作上的中断或脱节现象。
同日 审阅胡乔木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批示胡乔木：“已阅，可用。”这篇社论于十一月九日发表。
同日 就准备公布美军十九名细菌战战俘的供词，致电金日成(326)：“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公报、供词、录音及各俘照片均将于十一月九日以飞机送平壤。我们拟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将公报广播，十一日见报。自十一日起连续广播各俘口供并连续在广播后之次日见报。拟请平壤亦照此日程公布上项公报和供词。以上各点均请电告您的意见。”当日晚，金日成复电毛泽东：“关于公布十九名美细菌战俘供词问题，完全同意来电所示意见，特复。”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再致电金日成(327)：“关于细菌战俘的新闻和供词的广播和见报可以一律顺延一天，自十一日上午开始广播，十二日开始见报。关于发公报问题，经再研究后认为无此必要，故公报稿已改为一个新闻由新华社密电发平壤。”
11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政务院关于编制一九五四年预算草案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省市自筹经费问题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发行新人民币问题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本年度粮食计划收购数字必须完成，同时又必须抓紧明年度的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饶漱石、习仲勋、罗瑞卿、杨尚昆出席会议。
11月10日 就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准备问题，致信彭德怀，指出：“军事会议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萧向荣照着你的意思去写。请酌定。”“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是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请你找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甘泗淇四同志一商此问题，可将那封无记名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对此加以注意，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信中还讲到，应有一段时间使到会同志对军委工作广泛提出意见，以弄清问题，统一意志。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11月13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高岗、彭德怀、邓小平列席。
同日 下午五时，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并商定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主要问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高岗、邓小平等参加。
11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同朝鲜签订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李克农、叶季壮出席。
11月20日 阅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十一月十四日关于天津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综合报告，为中央起草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一）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二）请你们注意各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和教育。”综合报告说：国庆口号中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要求保持现在的秩序。
11月21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童的换文等七个文件和招待金日成一行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各件均看过，同意；（二）同意签字、宴会、晚会等各项安排；（三）签字时似应有我国公职民主人士到场，如是，则各件应先给他们一阅，请酌定。”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将于明日签字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出席会议。九时半，与会者同由彭真、李维汉陪同来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代表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章乃器、郭沫若、傅作义、李烛尘、彭泽民一起，继续讨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11月23日 下午五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高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周恩来、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同日 下午六时，设宴招待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同日 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电报说：“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328)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1月24日 晚上，同章士钊谈话，李维汉参加。
11月25日 下午，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
11月26日 致电贺龙：“同意你到上甘岭一带了解工事情况，十二日前(329)回北京参加军委会议。”
1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问题的研究结果的报告》、政务院《关于发行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还讨论了海军建设问题。
11月28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330)的议程安排和主席团组成人员的报告，批示“照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彭德怀准备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报告的草稿和朝中方面将于十一月三十日向美国方面提出的全面建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出席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列席会议。此前，审阅修改彭德怀的报告稿，批示：“可用。略有修改。乔木已作修改。”
12月2日 晚上，同罗荣桓、胡乔木、凯丰谈话。
12月3日 复信袁希洛(331)：“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同时，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12月4日 晨，致信杨尚昆：“今天会议文件(332)，除科学院一件外，我均已看过，请电话督促各同志均于会前看一遍，以便讨论。科学院一件，推至下次。今晚应加上彭德怀同志准备在军事会议上作的报告一件，加以讨论、通过，并拟临时约刘伯承、叶剑英、聂、黄、张(333)五同志列席。请告各同志看文件。开会时间，待我起床再定，也许要推迟一二小时。”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劳动部党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出版总署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的文件，讨论通过彭德怀十二月七日将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讲到海军建设问题时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国家机构经费（军、政两项经费）占全部国家的支出，最后要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李立三、陈伯达、黄克诚、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谭政、张宗逊、萧劲光、陈赓、杨尚昆、胡乔木、刘亚楼、凯丰、毛齐华、刘亚雄、宋平、荣高棠、陈克寒(334)出席会议。
12月5日 就批准《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致信周恩来：“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仍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条例(335)待会后再公布。”
同日 晚上，会见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在毛月秋等在京期间，应毛月秋的要求，题写“韶山学校”四字。
12月7日 晚上，就起草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问题，致信胡乔木：“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以前交我为盼！”十日晚上，阅胡乔木九日来信，信中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本日上午已约请陈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336)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作相当的修改，现正由凯丰修改，十一日可以送上。”毛泽东批示：“如来不及，十二日交我即可。”十三日晨，修改胡乔木报送的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草稿之后，致信胡乔木、杨尚昆：“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毛泽东对宣传提纲加写了两段话，主要修改了两段话，并最后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加写的两段话是：（一）“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二）“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337)，苏联的贝利亚(338)），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主要修改的两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毛泽东在宣传提纲中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最后确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同日 晚上，在玉泉山住处听取陈毅汇报华东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情况。
12月8日 晚八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设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投票站，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会。
12月9日 下午五时，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时，毛泽东说：准备的时间是不是短了些，十二月只有半个月了，十二月、明年一月还有粮食统购统销的大事，是否从一月准备，组织推销委员会，分发控制数字，二三月动手。公务人员、工人有的买不起，灾区、贫瘠地区要除外。总之，工作要有重点。这个时候正是搞购粮，我们把购粮当做极大的事，全国动员，可能做好。发行公债也要当做一件大事，如果摊派下去，搞得不细致，还有可能重犯一九五〇年发行公债时的强迫命令。这次公债发行从二月一日开始，要公平合理，要避免过去的缺点，工作要越做越细致，不是越做越粗糙。财委要切实掌握这项工作，如像掌握粮食统购统销一样地掌握。会议批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通过《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各项任免案。
同日 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实施《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同日 复信戴毓本(339)：“九月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你在工人医院工作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有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那里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可能顺利起来。这样，对你和国家都是有益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和关于民主人士安排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刘伯承、陈毅、叶剑英、陈伯达、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不可终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三类办法：第一类，苏联办法(340)，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第二类，发行公债购买，十年买完，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我们现在的办法，十三年，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在一段时间，企业还归他们管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一下子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第二个五年计划让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但政策决定于需要，如果社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有需要，那还是要发展。私营工厂，十人以上的可能有残留，十人以下的可能有发展，还可能有新生的。社会有需要时，让它发展，想办法管起来，以后再合营。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包括人、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341)，淹不死人。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准备修改。大致控制数字，还要看发展。总之，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每年到这里讨论三四次，至少两次。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当，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到了北京组织又不纯了，许多人反对，特别是青年娃娃。要他们看《水浒传》，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清朝政府最厉害，能用汉人。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一九四九年农村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农村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就中华民族来说，首先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里产生新的资本主义，所以要大大宣传总路线，宣传农业集体化。那时，城市也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国营经济才接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摊子没有摆开，没有做出榜样，优势没有形成。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大大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
12月10日 审阅陈云十二月八日关于增发五至七万亿人民币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刘、周、朱、高即阅，退陈云同志照办。”陈云在报告中提出：如果今晚开会，我可报告一下，如今晚不开会，而需要我当面报告一下，则请通知我去向你报告。毛泽东批示：“不需要再报告了。”
同日 阅胡乔木十二月七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提出：一、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着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二、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和汉字改革问题的两个文件均已印发，关于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拟由政务院以指示形式发布，希望能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通过。汉字改革问题较为复杂，盼中央能对所提改革办法作一原则指示。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12月上旬 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谈对卫生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说：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你们当部长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做政治工作、行政工作。盲干和单干都不好。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必须发扬民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领导的要同大家商量问题，要同上级、下级、平级三方面商量。党组开会必须要有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争取大家多提意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真正做好集体领导。领导人是要讲道理的，说服力强，才是真正的强。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如果城市医疗问题不搞好，卫生部门就没有做好工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充实医院，培养医生，这是根本的办法；改善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加强领导，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这两个办法可以同时并用。
12月12日 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十一月十七日关于拟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召开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民主人士安排问题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批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明年九月才召集，安排会议太早了不好，以在明年春末夏初时为宜。”
同日 上午，同萧向荣谈话。
12月13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342)后，批示：“即退陈伯达同志，尚昆同志。第（七）节(343)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一些话。改好，即送尚昆同志印发扩大人数那些同志看，最好今天能印发，请他们明天（十二月十四日）准备提出修改的意见。”此前几天，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主要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二）“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三）“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每一个省和每一个县，只要是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方，均必须有领导地认真办好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二日，在邓子恢十八日为送审决议最后修改稿的来信上批示：“刘、周、陈、朱、小平阅，交邓子恢同志处理。在报上发表，并写一社论(344)，同时广播。”
同日 复信廖静文(345)：“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346)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本日，批示田家英：“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同日 下午，同易礼容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毅谈高岗、饶漱石问题。后同薄一波、刘澜涛谈话。
12月14日 致电李相朝、杜平、乔冠华并告金日成、彭德怀(347)，指出：“美国方面片面中断双方会谈，我们认为应由奇石福和黄华(348)二同志出面发表声明予以斥责。(349)现发来声明稿，望即备函连同声明送交美方。函中应告对方于例行会议时间前来板门店开会，并通知我方。如果到时不来，再以公报形式发表美方拒不开会事实。这个声明，北京将于十四日晚广播，十五日见报。请平壤亦于十四日晚广播。”
同日 下午，同邓子恢、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谈话。又先后同彭德怀、刘少奇谈话。
12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项有：（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在报上公开发表；通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二）决定增加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350)、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三）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问题。（四）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351)（五）王震(352)任铁道兵团司令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胡乔木出席会议。
12月16日 上午，先后同朱德、饶漱石谈话。下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上，同从朝鲜回国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邓华谈话。
12月17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下午五时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晚上约周恩来一起谈。
12月18日 上午，同谭政谈话。下午，先后同邓子恢、李富春谈话。晚上，同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谈话。
12月19日 阅张震十二月十六日关于先攻打上下大陈岛等浙东沿海岛屿再取金门的补充意见给彭德怀、聂荣臻的信，批示：“退彭。此意见可注意。”
同日 下午，同黄克诚谈话。
同日 晚上，同陈云、邓小平谈话。毛泽东委派陈云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要他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353)
12月20日 上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谈话。在谈话中强调党内团结，认为高饶阴谋活动的真相已大白。下午，同刘少奇谈话。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1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晚上，先后同罗瑞卿、陈毅谈话。
12月22日 审阅王尚荣十二月十九日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给黄克诚并报彭德怀的报告，批示：“刘、周、朱、彭、陈毅同志阅，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同日 上午，先后同杨尚昆、彭德怀谈话。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3日 下午三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四时四十分，同高岗谈话。晚八时四十分，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十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12月24日 复信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你们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同日 下午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刘伯承、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黄克诚、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刘澜涛、杨尚昆、李维汉、安子文、胡乔木、凯丰出席会议。
同日 下午四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2月25日 上午，专列经过济南，在专列上听取向明汇报山东工作。本日，随行的杨尚昆致电刘少奇：“我们十时半过济南。奉指示转告，请你根据昨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一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字数以五百字左右为限，写好经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派飞机专送到目的地(354)（飞机可请总理处办理），以备审阅。”
12月26日 下午，到达南京浦口。在专列上听取柯庆施汇报江苏工作。
12月27日 晨，到达上海。下午，参观上海市容。晚上，离开上海。谭启龙(355)同行。
12月28日 晨零时，到达杭州，住刘庄。
本年 在一次会议上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他说：几年对资产阶级改造做得不够，可能性估计不足。中国资产阶级处在特殊状况中，特别“三反”、“五反”后是孤立的。那以后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经济、政治、教育。孤立中有分化。如果说现在资产阶级还像“五反”前那样猖狂进攻，是不合事实的。节节抵抗，节节变化。对资产阶级与对地主阶级不同，以教育为主，斗争为辅，教育中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百分之九十几是可以改造的。批评通过他们自己进行。资产阶级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反革命，在报纸上说资产阶级，应实事求是，要具体分析。争取中间的和落后的，孤立反动的，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思想不明确。不敢讲资产阶级一句好话，不是实事求是的。联合不是空话，有政治、经济（饭票）。世界事物，两个东西碰在一起不能不起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它不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当前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问题是带着相当大的盲目性，对资产阶级可能接受改造，或者不相信，或者相信而不坚定。还要强调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反帝的作用还有，还表现在接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虽然是被迫接受，也是两重性。接受要有条件：（一）阶级同个人有差别，阶级消灭，个人不消灭。（二）资本家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就会起变化。（三）加上我们的工作和资产阶级孤立。从历史上看，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即同我们有关系，现在更要靠我们。接受改造是生路，抗拒改造是死路，不应当让他们走抗拒改造这条死路。“五反”前，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而我们不自觉；“五反”后，资产阶级不能不跟我们走而我们也不自觉。资本家的家庭也在起变化。不能希望他们变成马列主义者。国际条件很有利。我们工作的缺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强调什么东西，老是一个老调子。今天不强调教育，不懂社会主义成绩，不懂瓜熟蒂落情况，用斧头砍他。没有看到新情况，“左”的表现，右的实质。“左”是表现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悲观论调，这是没有分析的结果。通过教育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是积极的主动的更有效果的措施，千万不要看成是消极的措施。农村合作社，推迟两年不会死人，但可快而不快不是好的领导。赎买是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对斗争的尖锐化复杂化要有全面分析，不能笼统地讲。“五反”后资产阶级基本上屈服了，对资产阶级要求同克异，在政治上经济上孤立他们。他们内部在分化。逐步改造，有利可图（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怕同资产阶级接触是糊涂思想。现在改造条件成熟了，明年能否来个高潮。
本年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356)纪念碑题词：“加强防卫，巩固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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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向荣，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1954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国务院，下同）副总理。1953年9月又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周，指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4年12月任主席）。
(5)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
(6) 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1955年7月改称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
(7)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人事部部长。
(8) 曾山，当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当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9) 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至1955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先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56年9月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8月高岗在北京自杀身亡。
(1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9月、11月又先后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2)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当时称为“新三反”。
(13)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至1954年11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至1954年10月）、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4)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至1954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9月又任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秘书长）。
(15)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1953年5月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16) 陈正人，当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1955年1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黄炎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轻工业部部长（至1954年9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7) 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18) 李济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章伯钧，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1953年6月又任副主席）。
(19) 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1953年1月27日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6年3月任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常委）、水利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马叙伦，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3年6月任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彭泽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兼蒙绥分局（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分局）书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蒙绥军区（1954年3月改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7月中共内蒙古分局撤销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1956年7月设立区委员会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6年10月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何香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20) 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华中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至1954年9月）。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2) 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23) 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24)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自195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25)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以上职务分别至1954年8月、1955年4月、1954年10月）。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至同年9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11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黄克诚，当时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兼政治委员）。1954年9月、10月又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56年4月、9月又先后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宗逊，当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26)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胡耀邦，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27)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前两职至1954年8月，后一职至1955年4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1955年1月、4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8) 赵尔陆，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4月又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黄敬，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王鹤寿，当时任重工业部部长。1956年5月、8月又先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杨立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1953年10月任中央军委财务部部长。
(29) 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第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1953年2月改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远，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30) 萧华，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31)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32) 谭戒甫，当时任湖南大学教授。
(33) 参见本书第1卷第632页注〔3〕。
(34)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53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饶漱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35) 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1955年1月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36) 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9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改称副主任）。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轻工业部部长、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
(37) 吉田，指吉田茂，当时任日本首相。
(38)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2月改为省长）、河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薛迅，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9) 安东县，今辽宁东沟县。
(40) 防司，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的简称。
(41) 萧向荣在1953年2月6日的报告中提出防空部队的目前困难是高射炮的弹药太少。
(42) 郭沫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至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43) 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44)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54年12月任秘书长）。
(45) 1953年2月6日胡乔木写报告给毛泽东，说苏联和东欧各国每年预算的绝对数字（包括收支总数字和分类数字）也都是公开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不同。
(46) 指周恩来定于1953年2月8日下午举行的欢迎苏联新任驻中国大使潘友新的酒会。
(47) 指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的关于195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
(48)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49) 这段话在《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发表时删去。
(50) 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1953年4月任首席代表）、志愿军代表团工作委员会书记。
(5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52) 朱然，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联络官。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联络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
(53)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
(54) 陈毅在电报中提出：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目前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等正是要大做才对。军区党委每一个月只要能比较彻底地检查三四个部门，彻底痛打一番官僚主义，对全盘工作即可推动，并不需要把一切工作停下来专搞“新三反”。
(55) 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56) 杨奇清，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检察长。1954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长。武竞天，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57) 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58) 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5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第11条中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国营农场应当推广，以发挥它的示范作用，并给互助组和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59) 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
(60) 纪登奎，当时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
(6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5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1956年12月撤销）主任。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副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同年9月、11月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6年9月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62)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以上两职至1954年11月）。1954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至1956年9月）。1955年1月又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主任（至1956年12月）。1956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63)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代理市长。1954年5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2月又任湖北省政协主席。
(64) 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65) 林一山，当时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66)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56年7月设省委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1955年1月又任江西省政协主席。史辛铭，当时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
(67) 1928年11月22日，张钰哲发现的小行星，是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并由发现者命名为“中华”。
(68) 1956年10月1日，太平天国纪念馆在南京落成。
(69) 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是在1949年9月。
(70)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4年10月、11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5年5月又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71)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1954年8月改任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管文蔚，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统战部部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克，当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
(72) 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1954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宏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73) 傅连暲，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长。
(74)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954年11月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2月、8月又先后任广西省省长、中共广西省委第一副书记（1956年7月任书记处书记）。
(75) 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76) 胡绩伟的这个报告，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发表。
(77) 指复电稿中的以下一段文字：“惟其中‘零打碎敲，就案办案的手工业工作方法’一句可删去，因为监察工作常常总是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处理什么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这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
(78)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53年10月又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79) 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
(80) 梅益，当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
(8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梅益报告时提出准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对广播工作领导的指示。
(82) 胡风，文艺理论家、诗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编委。
(83)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84) 1953年4月8日，熊复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周总理指示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集了4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8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86) 黄树则，当时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并负责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87)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至1955年1月）。1954年12月又任外交部副部长。
(88) 彭，指彭德怀。
(89) 南，指南汉宸，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指胡景沄，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90) 指南汉宸、胡景沄1953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杂洋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流通。
(91) 指南汉宸、胡景沄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按人民币一万元（旧币）兑换银元一元计算。
(92) 达赖喇嘛，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93) 饶西·彭措扎喜，达赖喇嘛的姐夫，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任职。
(94) 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3年6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95)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5年7月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
(96) 指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
(97) 指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
(98) 指1953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税收问题同黄炎培、陈叔通的谈话。
(99) 有关内容见本书第1卷第610至612页1952年10月8日条。
(100) 甘青剿指，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的简称。
(10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先后至1954年11月、9月、11月）。1954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2) 哥特瓦尔德，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
(103) 刘景范，当时任中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11月任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5月任地质部副部长。
(104) 张执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马杰，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张执一1953年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情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中央统战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河南回、汉民族关系不正常，突出表现在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及生活习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清真寺的土地被分掉，清真寺本身也有不少被占用；不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多方嘲笑、侮辱；大多数回民的收入比解放前降低；拨给少数民族的文教卫生专款多未专用，回民中学的待遇也不及一般中学等。马杰1953年2月21日关于河南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给李维汉等的报告，对河南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105) 刘格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9月、11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刘春，当时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静仁，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
(106)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
(107) 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08)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109) 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110) 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指饶漱石、安子文、习仲勋、周恩来、朱德、彭真、高岗、邓小平、邓子恢。
(111)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112) 指报告中谈到的军以下各部队以参谋长为第一代理人的问题、军训部的干部配备问题、军事体育问题，以及军队中的抚恤工作改由后勤部门主管的问题。
(113) 萧克，当时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部长。
(114) 谢明诺夫，斯大林的代称。
(11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116)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7) 杜鲁门，曾任美国第33届总统，1953年1月离任。
(118)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政务院副秘书长。1954年9月又任农业部部长。1955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119) 指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主要内容是：（一）学徒主要任务是学好技术，因而必须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听从师傅在生产上的分配与指导。师傅不得打骂和虐待学徒及强迫学徒做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事情，传授学徒技术，提倡教得好，教得快，教得全。提倡尊师爱徒，提倡师傅以教好技术为光荣，学徒以学好技术为光荣。（二）新收学徒，老板可以自由收请不受限制，但在确定收学徒时须通知工会，并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三）现有学徒今后主要是学好技术，师傅教好技术，师徒双方负责订立合同，要求在学习期满时，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四）学徒因公致病之医药费用，经医生检查证明，小病、轻病及短期病症由师傅负担，大病、重病及长期病症，如师傅全部负担有困难时，可由工人申请，从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中酌情补助一部分。（五）学徒3年出师之旧例可以保持，但应尽可能提前教好技术。出师后如因生产发展店内用人，双方自愿可以留下工作，工资另行协商。（六）劳动者内部的雇佣关系，应本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协商解决之精神，处理一切问题。（七）劳资关系中如有纠纷，应本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经过劳动部门调解、仲裁或经法院判决。（八）雇请临时工人期满后可以辞雇，不作解雇处理。（九）工作时间，在半机器工厂及手工工场中，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0小时；零散的厂店、作坊，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12小时。（十）休息日连同新旧假期在内，一年暂定45天至70天，各地各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协商规定。基层工会干部之会议活动，每月不得超过两个生产日，一般工人活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12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1) 指苏联。
(12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123) 指由中方起草的金日成、彭德怀对克拉克1953年2月22日来信的复信稿。
(124) 这封信中主要介绍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收集的工商界“五反”以来存在问题的情况。
(125) 林志钧，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12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7) 指金日成发表的《完全同意和支持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的声明》。金日成的声明于1953年3月31日发表。
(128) 地委书记的简称。
(129) 白学光，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130) 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131) 王建安，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32) 周恩来1953年4月3日在彭德怀报告上批的意见是：“现在铁道兵团共有十一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133) 许涤新，经济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5年7月任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3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6) 罗迈，即李维汉。
(13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9) 南日1953年4月9日致哈利逊的朝中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建议的说明信，对3月30日和31日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元帅先后发表的声明中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新建议进行了解释：一、我方认为，在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二、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成为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朝中方面在这次新建议中对于战俘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作了明显的让步。三、我方的这一建议正是根据日内瓦公约、国际惯例和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规定的战俘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面应保证不得对其所收容的所有战俘采用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保证将停战后未得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四、朝中方面不承认有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因此所谓“强迫遣返”或“武力遣返”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方主张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我方的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
(140) 程子华，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理主任。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启龙，当时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
(141) 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42) 宋劭文，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143) 彭、邓、邓、饶，指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
(144) 戎子和，当时任财政部代理部长、党组书记。
(145) 高、邓、邓，指高岗、邓小平、邓子恢。
(14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8) 后推迟至4月26日复会。
(149) 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1953年9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
(150) 指李烛尘用一个多月时间调查天津市四十多家大小工厂后，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工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的建议。
(15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4年2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1955年4月改称沈阳军区）代理司令员（1955年3月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5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3) 指南日准备1953年4月26日在板门店重新复会的朝鲜停战谈判会上提出的我方关于解决全部战俘遣返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后又称4月26日方案）。具体实施方案共有6项。
(154) 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目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说得不多，只是一般的纲领性的说明，对工作中有哪些要推广的好的经验，有哪些需要批评的错误的倾向，有哪些须加以澄清的争论，或者说得过于简单抽象，或者简直没有说，因此减少了应有的力量。
(15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6) 指乔冠华1953年4月28日零时30分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发来的发言稿所提出的意见：我方在4月28日会议上准备继续坚持立场，回击对方的所谓无限期拘留和强迫遣返之说，对对方暗示无期限休会以适当的还击。发言的重心准备放在说明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去的合理性上。
(157) 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1954年12月任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5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9) 章士钊，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60) 指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
(16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16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6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64) 王一夫，当时任内务部副部长。
(165) 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166) 这个会议推迟至1953年6月13日召开、8月13日结束，即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16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68) 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3条的内容是：“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幡然归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
(169) 甘肃、青海剿匪指挥部布告第5条的内容是：“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
(170) 指批语稿中的这一段话：“中央同时同意你们采取卖粮买货者给以九七折优待办法，但对个体农民结合合同方式集中卖粮二吨以上者给以百分之五的优待，是否会有利富农、小贩，而使零散卖粮的农民得不到好处？请考虑。”
(171)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172) 王近山，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代理司令员。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东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
(173) 据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953年1月至4月共击落美机70架、击伤21架。
(174) 指张澜、黄炎培1953年5月5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周孝怀，当时任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17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6) 指1953年5月13日哈利逊在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上提出的26条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在停战后，将“联合国军”所拘留的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分裂为二：（一）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将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而不转交中立国。（二）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交给一个受着种种限制而被瘫痪了的中立国委员会，经过60天拖延之后，仍然在“联合国军”的控制地区就地释放。
(177) 这个公报后来没有公布。
(17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0) 阿兰，当时是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贝却敌，当时是法国《今晚报》记者。
(181) 黄炎培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53年4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信中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
(182)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地方工商情况汇报会根据各地材料汇集的《资料简报》和《资料提要》。
(18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56年4月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
(184) 范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三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185) 陈叔通信中说：送呈上月召集6省工商联秘书长汇报资料一份，又参考资料第10期至第12期共3份，请备查阅。现在是到了要求得解决的阶段。税收方面，政府已作很大的努力。劳资关系，经过这次总工会第七次大会，必有很大的改善。同时，资方应该改造思想，求其在己。至于资金问题，只要公私、劳资关系搞好，可能有办法，即游资、睡资亦可能投入。打通销路，积压亦得到解决。依赖贷款不是办法。总的说来，国营要加强领导，私营要先了解政策。
(186) 刘少奇的意见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可分为3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便于农民子女上学。
(187) 学田，指划归学校所有的田地，以田地的收入作为学校费用的一种来源。
(188) 洛甫，即张闻天。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9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89) 陈叔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已看到黄炎培转去的毛泽东15日给黄和他的信，主席的指示是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努力的方向，并亦与黄谈起民主建国会会员亦要共同努力。在给毛、周、邓的信中说，他向来关心农村，是因为尚未到工业化，农村是大本营，就是到了工业化，农村还是十分重要的。政府说增产不增税。有的地方根据估计产量征税，这不能不说是依率计征，但还是等于增税。这样农民受不了。
(190) 这封信中介绍了当年小麦收成、农民断炊户的比例和银行在农村存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情况。
(191)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
(192) 林汉达，当时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3) 高、彭、饶、习，指高岗、彭真、饶漱石、习仲勋。
(19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195) 张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4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4月又任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196) 张有萱，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汪道涵，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 1953年5月27日，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这是李维汉于这年春季带领中央统战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写出的。
(198) 指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议程。
(19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0) 指“联合国军”方面在1953年5月25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撤回了无理要求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案，基本上接受朝中方面5月7日的方案。
(201) 吴波，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2) 指《人民日报》发表的《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中，曾说“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
(203) 这5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薄一波的回信；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204) 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05)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56年7月省委设书记处后任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安徽省政协主席。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54年10月任第二书记）。
(206)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第一书记（1955年7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2月任广东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3月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1月又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金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207) 陈希云，当时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粮食部副部长。
(208) 李哲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209) 秦基伟，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军长。
(210) 陈叔通、黄炎培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均已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央及各级工商联合会、各地民主建国会和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够，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新问题还会发生，最好中央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各地有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因此建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各方面参照执行。
(211)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座谈会通讯中记述的由黄炎培根据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的几点看法。（一）由于朝中方面的重大努力，以我方建议为基础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终于签订了，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现已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严明界限，分清敌我”这一正确的政策在国内外贯彻执行的结果。今后，我们要从现在的胜利走上更大的胜利，就必须人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坚持这一政策。（三）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四）在国际情况新的变化之下，不论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五）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策法令，民建会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
(21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3) 这个报告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1953年5月向中央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21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5) “三自革新”，1950年7月和11月，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爱国人士分别发表宣言，谴责美国侵略朝鲜的罪恶行径，号召全国基督教、天主教教徒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建立中国人民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个主张得到了广大教徒的广泛响应。
(216) 195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进康复医院工作的指示》。
(21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8)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9) 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1953年6月16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6月18日，韩国政府和军队破坏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协议，胁迫占全部不拟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总数一半以上的两万五千人离开战俘营，加以扣留。至6月底，共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两万七千余人。
(220) 彭德怀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
(221) 毛泽东曾指示他的卫士们回乡探亲时每人都要写一份探家报告，并亲自进行批改。
(222)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223) 侯维煜，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马列学院一部主任。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24)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6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
(225) 李葆华，当时任中共水利部党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
(226) 李立三，当时任劳动部部长。1955年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1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227)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4年4月、10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9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28) 何伟，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1955年10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55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1954年12月改称第一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5月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1月又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曹荻秋，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
(229) 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1月又任天津市市长。刘秀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954年9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张明远，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兼财经工作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230) 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
(231)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6年5月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3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33) 指克拉克1953年6月29日的来信。来信对朝中方面在6月19日就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提出的质问作出答复，不得不公开表示美国愿意在现在情况下达成停战。
(234) 《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提出，鉴于李承晚制造释放战俘事件和美国因国内外对南朝鲜目前问题的种种矛盾而产生的政策上的动摇性，对目前谈判局势应采取如下步骤：一、准备于1953年7月7日以金、彭名义复信克拉克，同意恢复谈判，加以批评；二、准备在停战协定签字前，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向南推进战线；三、准备7月8日以后恢复代表团大会，并在会上提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问题进行讨论；四、代表团大会开会时，各种参谋会及翻译会同时进行停战协定签字的准备工作；五、估计停战协定签字日期可能为7月15日左右；六、由于情况变化，金日成元帅不宜去板门店参加停战签字，应另委一负责人代表签字。
(235) 符定一，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3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37) 指金城战役。李承晚政府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事件发生后，为了配合谈判、促进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3年7月13日向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金城以南的李承晚军队4个师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战役至7月27日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阵地178平方公里。
(238) 中央指示说：今年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虽有暂时停火希望，但停战并不等于获得和平，志愿军还无法迅速撤回，国防费用还不可能有多大减少；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
(23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240) 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5月9日关于贷款给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一）农贷不贷给地主和富农，这一原则应坚持。至于可否贷给小土地出租者，我们以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可以贷给农贷，否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免使农贷变成社会救济。（二）地主在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者，我们不应采取不理态度，不理对整个社会不利，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处理。（三）对富农基本上是稳定其生产情绪的问题，如有个别划错成分或遭到意外灾害者，当可按特殊情况具体处理。
(241) 《学习译丛》主要是译载苏联报刊的理论文章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章的刊物。《学习译丛》1953年第6期刊载一篇《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文。文内说：罗森塔尔所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当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在哲学著作中应当用“对立的斗争”这个名词，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法则的实质。在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是把这一法则说成对立的斗争法则。
(242) 辽东省于1954年与辽西省合并成立辽宁省，合并时辽东省的一部分县市划归吉林省。
(243) 指薄一波准备于1953年7月13日在全国财经会议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第一次检讨。
(24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245) 1953年7月10日，美国军用飞机在按照双方协议设有明显的战俘营标志的我方遂安战俘收容所上空投弹扫射，打死对方被俘人员5名、打伤对方被俘人员15名、炸毁战俘收容所房屋多处，并打死打伤在战俘收容所中抢救战俘的我方工作人员4名。
(246) 1953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关于嘉奖参加东山岛作战部队的电报中提到的国民党空降伞兵人数为二百余人。
(247) 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
(248) 据195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东山岛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3379人。
(249)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1)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2)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3)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6) 崔庸健，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1953年2月被授予共和国次帅。
(25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58) 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
(259)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原巡逻活动区主要在鸭绿江以南、清川江以北地区。
(260) 马林科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
(261) 李济深的信中说：兹有李玉麟同志等5人，都是我的旧同学、同事。去冬，主席着办失业军人就业，蒙主席照顾，他们都得派在各部服务，生活也得到安定，非常佩服和感激主席。迩届八一建军节，他们在无限感佩中，对于时事作野人献芹的贡献，托代转呈。
(262) 李玉麟，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将军府将军。陈文运，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库伦办事大员。丁锦，曾任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参事。李炳之，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将军府将军。张联棻，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参谋本部第三局局长。1953年八一建军节之际，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谈了他们对《共同纲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和感想。
(263) 龙云，原国民党军将领。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264) 张子意，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265) 指将上一年结余打入下一年的预算。
(266) 初步分析，毛泽东这篇手稿写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
(267) 原文如此。
(268) 邓一凡，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顾问团副团长。
(269) 廖志高，当时任中共西康省委书记、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1月任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康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9月、12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四川省委第三书记（1956年7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于一川，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54年12月任第二书记）。1954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军区（1955年4月改称昆明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2月又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27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71) 指刘景范信中谈到的给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的吉林省工业厅某职员。刘景范的信中说，该职员在信内肆意诽谤和污蔑我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显系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活动。据了解，该职员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共产党不满，拟与公安部协商查处。
(272) 周恩来在刘景范来信上批示：“景范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人敢于公开来信，除你所谈的政治背景外，还须注意到他所说某些具体事情，特别显著的是吉林省工业厅管理下的三个从上海迁过去的公私合营工厂问题。”
(273) 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74) 萧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4年11月又任国防部副部长。
(275) 刘英，张闻天的妻子。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276) 王从吾，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华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4年7月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77) 这个学院于1953年9月1日在哈尔滨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278)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79) 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教师。
(280)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81) 易礼容，当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劳保部部长。
(282) 平冢，指平冢常次郎，当时任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理事长。
(283) 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说：今年3月26日，南汉宸曾函复平冢常次郎，日本议员代表团与中国政协代表团双方同时互派为原则。平冢这次（8月8日）来信要求先派其议员代表团于9月20日左右来我国，与此原则不符。经会议讨论，拟对此要求不予同意，并决定复函重申“同时互派原则”。
(284) 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285)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286) 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287) 张四维，张有成的弟弟，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湖南省盐务运销局工作。
(288)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1955年10月任公安部九局局长（同年12月任副部长）。
(289) 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关于这次约见的前后经过，梁漱溟在《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主席即席讲话，他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是明明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出乎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我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半到7时45分，实际为75分钟——编者注）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我甚感失望，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290) 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郭棣活，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侨联主任。包达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91) 许广平，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292) 陈铭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293) 茅盾，即沈雁冰，作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1955年6月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江丰，画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吕骥，音乐家。当时任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
(294) 两个中央委员，指高岗、饶漱石。高岗看到名单后，到处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在党内进行挑拨。
(295) 刘少文，当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代理部长。
(296) 沈钧儒，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97) 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298) 淑一，即李淑一，杨开慧的同学。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
(299) 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300) 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局长。
(30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02) 后因郑州水位高、风沙大等原因，拖拉机厂和矿山机械厂仍建在洛阳。
(303) 钱俊瑞，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4年11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副部长。1955年1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304) 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于1953年10月4日率领慰问团离开北京去朝鲜。
(305) 宋庆龄，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至1954年9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长。1954年9月、12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06) 毛月秋，毛泽东的族叔。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
(307) 毛翼臣，应为毛锡臣，毛泽东的房叔祖父。
(308) 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309) 李大梁，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310) 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1954年9月任全国人大代表。
(311) 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312) 这次会议于1953年9月16日至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
(313) 1953年10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这个谈话就是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在北京召开。
(314)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报告中提出，考虑到华南地区的特殊情况，在具体执行上可否在两广地区暂缓执行，即推迟到明年夏收后再执行，或在今冬明春先选择重点区试办。
(315) 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16) 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知韦国清担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317) 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11月改为阿坝藏族自治州，1987年7月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18) 龚子荣，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319) 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作出的6条基本总结。主要内容为：（一）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二）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四）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六）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320) 张恕，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21) 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
(322) 朱启钤，古建筑学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23) 指1952年5月10日成立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
(324) 中共中央的宣传要点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行统购粮食。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城市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按总路线实行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宣传要点主要讲了3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二）什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总路线？（三）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
(325)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6)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28) 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329) 贺龙当时率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后因情况变化，于12月18日回到北京。
(330) 这个会议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
(331) 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当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332) 指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文件，计有：劳动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和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党委关于195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333)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6月、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聂、黄、张，指聂荣臻、黄克诚、张宗逊。
(334) 毛齐华、刘亚雄、宋平，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荣高棠，当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当时任中共出版总署党组书记、出版总署副署长。
(335) 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毛泽东为公布这个条例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336)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许立群、于光远，当时分别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副处长。马洪，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337) 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338) 贝利亚，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12月被处决。
(339) 戴毓本，杨开慧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
(340) 指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即直接剥夺的办法。
(341) 打泡泅，即游泳。
(342)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
(343) 指决议草案修改过程中加写的第7点，主要内容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运动中，要继续切实注意和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的“要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的指示，必须执行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
(344)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题为《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社论。
(345) 廖静文，徐悲鸿的妻子。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3年9月26日因病去世。
(346)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1955年5月、7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
(347)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348) 奇石福，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外务省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朝鲜政府代表。黄华，当时任外交部参事，参加政治会议问题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
(349) 1953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双边会谈。由于美方在参加政治会议成员问题上制造障碍，会议未能达成协议。最后，美方代表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12月14日，朝中两国政府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方中断会谈的行径，暴露了美方“希图破坏政治会议，使朝鲜问题不得和平解决，以便借此保持国际紧张局势”。
(350) 徐向前，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4年6月、9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51)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会议大多数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主持，而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
(352)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53) 陈云到杭州后，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1954年1月9日，陈云由武汉回到北京。
(354) 指杭州。
(355)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4年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195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356) 1952年8月决定修建海南岛海（口）至榆（林）中线公路，1954年12月竣工，全长296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