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章士钊是在5月中旬乘坐北京的一架民航专机到了香港。据章含之回忆说，1969年，章士钊的夫人奚氏因肺炎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其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便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章含之还说：“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笔者注）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章含之回忆说：“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

93岁的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3夫人殷氏，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章含之说：“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并不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

章含之说，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陈立夫的代表已经到了”。到香港的第二天，章士钊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

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要回北京。章士钊交代她说：“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章含之说：“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说章士钊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了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经流亡美国多年靠养鸡卖蛋为生的陈立夫在1973年写了篇文章，题目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用辜君明的化名发表在香港《中华月刊》上。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也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在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便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说是欢迎毛泽东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开创第3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便找来邓小平交待说：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没想到两个月后，蒋介石就在4月5日因病去世了；后来周恩来、毛泽东也于1976年先后逝世，这次国共双方的互动便就此中断了。

再说章含之在处理了父亲的后事之后，把父亲留下的那些最好的书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章含之：

“行老的那些大量藏书，你打算如何处理？”

章含之说：

“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已决定捐给文史馆？”

“拿走没有？”

“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

毛泽东说：

“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它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得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它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

7月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二人。王海容、唐闻生在座。他对王洪文、张春桥说：

“你们两个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又说：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就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变中日关系。”

王海容、唐闻生插话说：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毛泽东说：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这样的：郭沫若早在30年代提出：商代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提出中商代是奴隶社会说。1951年，郭沫若重申了他的西周奴隶制说，拉开了与西周封建说争论的序幕。1952年，郭沫若提出了战国封建说。1973年，郭沫若重申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475年。

毛泽东说到李白的《古风》第3首时，颇为动情地说道：

“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转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7月5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外交部，就在外交部长姬鹏飞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中加注道：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