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话。当林彪集团的成员陈励耘来到专列上时，毛泽东知道他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毛泽东问南萍：
“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
“天不帮忙噢！”
他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问南萍、陈励耘：
“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不是说有8个人吗？”
毛泽东看着陈励耘：
“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笔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8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说：
“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泽东顺着说：
“是啊，说话不准确！”
陈励耘又说：
“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泽东说：
“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未作回答。毛泽东见问不出什么，就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上，他说：
“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有作声。毛泽东接着谈如何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说：
“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3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
“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庐山乱了3天，实际1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泽东所说的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毛泽东继续说：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笔者注），我圈过几次了。”
毛泽东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再一次向在座的人强调说：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它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他还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3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里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好不残忍呀！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4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3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6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了军队问题，他说：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笔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2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炜（21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笔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谈话中，毛泽东还问了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他问南萍：
“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毛泽东说：
“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林彪的问题，他说：
“对林要保。”
同时，他又说：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强调说：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他说：
“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9月4日、9月5日，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内容，并召集他们座谈了一次，还和他们核对过一次笔记。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给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在此期间，林彪对毛泽东的行踪捉摸不定，心中十分恐慌，他四处派人打听毛泽东的下落。吴法宪曾先后派飞机到武汉、长沙、南昌刺探情况，连续给叶群打电话汇报毛泽东的行踪。一直到9月5日，林彪集团成员用来窃听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这一天，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违背毛泽东关于谈话内容不要传达的叮嘱，向专程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密报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当天即急急忙忙地回了北京。
9月5日晚11时半，林彪在广州的同党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他听传达时获取到的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了15页。第二天凌晨，于新野亲自架着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
9月6日凌晨，李作鹏将刘丰的报告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两人。李作鹏给黄永胜讲了毛泽东在武汉和刘丰等人的谈话内容。说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黄永胜，还有林彪和叶群。李作鹏还说：
“当时毛泽东就说：‘黄永胜来到庐山就和陈伯达等人一起要揪人，揪张春桥和康生等人，这不是要造反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造反成功，人民解放军会听你的话吗？’”
这话对黄永胜刺激很大，他当晚就用保密电话把这个情况向林彪和叶群报告了。林彪问黄永胜说：
“一旦发生了要把我们彻底打倒的局面你打算怎么办？”
黄永胜说：
“一切听林副主席的安排，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群在电话中对黄永胜说：
“我们总不能束手被擒呀，总要想个办法才对呀。”
此时，有两件事使林彪一伙坐立不安，一是中共中央决定，1971年10月1日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他们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端出来。二是毛泽东在南方各地巡视途中的谈话。林彪、叶群、林立果通过紧张策划，悍然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林彪对他的亲信说：
“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我们准备搞武的吧。”
就这样，一场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亲自用红铅笔书写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行动计划分上、中、下3策：上策是用各种手段，把毛泽东谋杀于南巡途中，他按党章规定，合法接班。中策是谋杀计划如果失败，他就南下广州，另立中央，造成南北割据局面。下策是如果上中策都不能实现，立即逃亡苏联。
这一天，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了北京，向“联合舰队”成员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
也就在9月8日夜晚，毛泽东得到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他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碍事，妨碍人家走路。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他们来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泽东刚吃过夜餐，已经是午夜了，他突然把汪东兴叫来，说：
“立即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
“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转到上海。”
汪东兴建议转到绍兴，绍兴在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毛泽东说：
“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乘务员岳素花回忆说：“9月8日，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空军基地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在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这时，其他同志陆续也醒了，我们麻利地收拾好东西，悄悄上了列车。按主席乘车的要求，我们检查了各项工作，列车长便通知机车启动。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所以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一探究竟。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顺势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9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转移到了绍兴。
在这期间，也就是在9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密谋谋害毛泽东的方式和策划如何攻打钓鱼台。
在北方，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王飞说：
“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
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讨论来讨论去，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在南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估计毛泽东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他们商量如何行动，有人说：“最好用飞机轰炸！”于是，林立果就命令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轰炸毛泽东的专列。
9月9日，在上海的于新野对王维国通报了杭州的行动计划，他还说：
“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于新野、王维国觉得，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王维国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
于新野说：
“我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你可以把你的教导队带上去，在驻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
王维国向于新野表态说：
“首长的命令，我一定坚决执行。”
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性，于新野和王维国二人又去看了一回地形，在上海动手的方案初步确定下来了。
9日下午，于新野乘飞机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了在上海动手的新方案。林立果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同意了这一方案。
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
“王飞很有带兵经验，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叶群也以林彪的名义，给黄永胜送去了一封密信，她在信中写道：
“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
9月10日上午，叶群和黄永胜通话的时候，曾经问黄永胜说：
“林总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到了吧？”
黄永胜说，他没有见到这封信。叶群交代说：
“林总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乐观和保护好身体。有事你就找王飞同志，他会给你详细指示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粉碎林家父子武装政变阴谋，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71年8月31日晚听程世清汇报了“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宇驰7月间曾两次秘密到江西活动，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和“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江西的不正常活动”，立时引起高度警觉。他“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9月8日晚，毛泽东得到消息，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他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碍事，妨碍人家走路。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来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泽东在午夜时分突然决定：“立即把专列转移”到绍兴。由此开始了一次令敌手闻风丧胆的转移，以其特有的大智大勇成功地粉碎了反革命政变阴谋，将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之中。岂不妙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