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一听，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感情上来说不想离开毛泽东，但一想到像叶子龙、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的贴身老卫士都要走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也近10年了，还是一起调离吧。于是就说道：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

刚一开口，他的眼圈就湿润了，只好低着头继续说：

“可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

高智心中明白，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复杂的事情，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难处。他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缓缓地说：

“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你打算去哪里？”

高智说：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毛泽东说：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增长实际工作能力。”

高智说：

“那当然好了。不过，到了陕西，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吸了一口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等你爱人生了孩子再说。”

高智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心细，这样关心自己，心里一热，泪水淌了出来，把头垂得很低。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用伤感的语调说：

“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高智看时针已经指向3时40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

高智扶着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给他们照了一张像。正好服务科的同事把高智的孩子送来了，毛泽东问高智：

“你女儿几岁了？”

高智回答说5岁了。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妹。”

毛泽东望着孩子笑笑，说：

“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

4月21日晚饭前，毛泽东的卫士张景芳通知李银桥说，主席在游泳池等你们一家。李银桥、韩桂馨和孩子们简单地吃了一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李银桥叫两个孩子在外边等，他和韩桂馨进了会客厅。毛泽东一见他们进来，便立起身同他们握手，问：

“孩子们呢？孩子怎么没来？”

李银桥说：

“孩子们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张望，说：

“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

李银桥接来孩子，毛泽东鼓掌欢迎，还同孩子们握手，夸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长得漂亮。他还对李银桥说：

“我们站着合影吧？”

李银桥搬来一张椅子，按毛泽东坐下，说：

“主席，您坐下。”

“不坐，不坐。”

毛泽东说着要站起来，李银桥又把他按下。说：

“您坐下好。”

他和韩桂馨站在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然后一家人环绕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此前，李银桥曾经请毛泽东为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已经写好了，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毛泽东说：

“近来没做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摄影师吕厚民趁机给毛泽东和李银桥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像。相片中李银桥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给他的那个袋子。

正是：老少深情如父子，师友厚谊相濡沫。人生别离最是难，执手相看泪水多。

自古良莠迷人眼，又见弄臣使拳脚。诸子倘能长留守，身后未必会寂寞。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1、现在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2、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3、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4月24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曾将他的《词六首》送给臧克家征求意见，臧克家遵嘱在其中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5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毛泽东 1962年4月24日

4月27日，毛泽东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6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

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1962年4月27日

4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4月29日，汪东兴电话通知在北京参加商业方面会议的吴吉清说，下午2点到中南海，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天下午，吴吉清准时来到了中南海，随着汪东兴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面带微笑，握着吴吉清的手说：

“1935年到1962年，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老汉。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毛泽东又说：

“你爱人是叫陈罗英吧？我记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红6军团的。”

他还问吴吉清在北京开会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吴吉清说，主要是商业上的成本核算，上缴利润和市场安排。毛泽东说：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业这么多年了，应该学会做社会主义的买卖嘛。”

毛泽东鼓励吴吉清要继续革命，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多做贡献。

4月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对军队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指示，他说：

“关于学习问题，主席说：你们这些人，萧华，杨成武，总部的其他同志，还有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要搞个学习计划，譬如说三五年内，计划读哪些马列主义著作。你和陈伯达同志商量一下，搞个10本、20本的书单子，我帮你定10来本。回到北京后，我和伯达同志商量开了个书单子送给主席，并附了一封信，信上说，除了要反复温习主席的著作外，也要认真地读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昨天下午主席把我找去，主要是批准这个书单子。主席说，搞10本就可以了，从这个单子上自己去选。主席还说，这个单子缺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东西。我说，是否还要再开一个单子？主席说，那就不必了，你们自己选好了。

关于学习的方法，主席谈了3点：一个是读；一个是谈，多找干部、群众谈话，搞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多与人谋；一个是想，不要光埋头于事务，要想点问题，包括想后的讲和写。主席说，我的讲话也是在开会中自己边听、边想、边写的提纲。主席还讲，讲和写不能要秘书代替，要自己动手，自己写提纲，这就逼着自己想问题，不然就不想问题了。

我想这是主席逼着我们想问题，我们的同志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要走群众路线，要多谋善断，要打开脑筋。“打开脑筋”这句话，是主席在延安党校讲过的。说“打开脑筋”，并不是要打破脑筋，而是要想问题，考虑问题，不要做不用头脑的思想懒汉。”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恩来在4月25日送来的，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毛泽东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5月2日，《人民文学》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同意，在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郭沫若应编辑部之邀，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对毛泽东的词作了诠释。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小样后，觉得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解释不妥，便全部删去了这一部分文字，在小样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释文字，其中写道：

“该词是在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

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可惜郭文没有按照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没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他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时的田家英在湖南调查中碰到一个新问题，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战胜经济困难。

5月初，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反应非常冷淡，他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碰了钉子，只好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继续搞调查。

5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与叶子龙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

“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你跟了我20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

他还说：

“我快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

毛泽东又说：

“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谈话结束后，他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叶子龙在跟随毛泽东的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毛泽东还破例送叶子龙到门外。

此后，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再也没有去过中南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追查“窃听事件”之时，叶子龙曾因向杨尚昆、周恩来等人“倡议”而受到牵连。

5月7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5月11日，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上面报告中的分析，即从全国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3个五年计划就是个调整期。

刘少奇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发表了总结性讲话，重申了“西楼会议”及其以后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经过修改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他为中央批发这个报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恩来是在5月19日将这两个文件请李富春阅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泽东审批的。他在信中写道：“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上批示道：

“退总理，照办。”

欲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央上层到底有多大影响，从上面这一章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了。“‘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刘少奇这句话，是否可以说代表了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主旨呢？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田家英在湖南调研中提出了一个“包产到户”的问题。不久，这个“包产到户”的主张，竟然在中央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结果如何呢？请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