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冀鲁边区工作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朱、罗、黎（指朱瑞、罗荣桓、黎玉——笔者注）并告北方局：

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做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有下列提议望考虑执行：

一、关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及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具体作法，冀中、冀南的经验对该区极有帮助，分局、北局应经常将此种经验介绍给他们，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二、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民负担。

三、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地撤出。

四、该区内有汉奸与国特的活动，希注意，我们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别电告。

书记处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以及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的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6月6日，毛泽东看了江青送来的材料后，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以转载。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倘若读历史，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2次来到延安。

此时，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宝珊生气地说：“不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几天。毛泽东等人曾和他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听他如此说，非常感动，即席赋诗一首赠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见院子里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便指着树荫下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说罢，他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也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毛泽东和朱仲丽说的笑话，是在几天前的事。那一天，朱仲丽见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就想法劝他打麻将。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尽管他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还是经不起朱仲丽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说罢，他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此后，王稼祥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终于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满意了才罢手。

6月26日，王稼祥将文稿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在大信封的正面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他写道：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他装好信笺，让警卫员马上去送给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林彪等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欲知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情况如何，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3年4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文献，对于正确理解延安整风运动和认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污蔑，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