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中，毛主席一面谈话，一面抽烟，抽得很快，一会儿，烟头快烧到手指了。他扔掉烟头，右手伸进衣袋里拿出一支板烟筒来，左手伸到桌上拿着土烟罐头，把土烟装进板烟筒，又到口袋里摸出火柴来点着。警卫员向他送上第二支大前门香烟时，他没接受，只吸自己的板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请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抗大学习，他笑笑说：
‘你在黄埔军校学过军事，也打过军阀。’
我说，我想学政治。主席回答：
‘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嘛！你们的家乡是苏北的大门，和上海一江之隔。你们应该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我们抗大学生毕业后大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共产党的大门是开着的，只要有条件的人都能进来的。你要参加共产党组织，先要准备自己的条件，到条件够了，共产党会派人来找你的。’
毛泽东微笑着为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还指示我们，要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正确道路。告别时，毛主席亲自送到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
沈维岳所说的9个问题，是由施方白提出的：“第一点，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共产主义革命是否仍要进行？第二点，如果仍要进行的话，是否放弃没收资本，没收土地的政策？第三点，对于三民主义，是否仍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还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第四点，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敌强我弱，打败日本的把握在哪里？第五点，战胜日本后，中国的建设道路是什么？第六点，蒋一向反复无常，这一次合作能够到底吗？其保证是什么？第七点，要是蒋介石再叛变，国共再分裂，共产党可以独立担当抗战吗？第八点，现在希特勒气势汹汹，英美一再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得起来？第九点，如果第2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谁胜谁负，现在是否作个估计？”
毛泽东在回答问题时，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他说：
“第2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打起来了啊！”
关于蒋介石的问题，他说：
“蒋靠不住，他要叛变，这同革命的人士没有关系，对他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总是要走向胜利的。”
施方白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备受鼓舞，当即拿出了早准备好的锦纸，请求题词。毛泽东谦让地说：
“让我想一想，就写几个字吧。”
谈话结束后，施方白非常认真地把毛泽东对他的9个问题的回答作了整理。
5月12日，毛泽东把题写的赠言和他的一张签名照片送给了施方白先生。他在赠言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写的是：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后来施方白曾在谈话记录的修正本中这样写道：“我于1938年5月11日18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修正后的谈话记录内容如下：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
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
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
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久，毛泽东在第3次接见施方白和沈维岳时，关于施方白的工作问题，他提议说：
“工作地点可以不拘，但应该注意教育事业，尤其要与青年们联系，如遇优秀青年，可介绍到陕公或抗大学习。”
此后，施方白和沈维岳在延安先后听了毛泽东两次报告，还参观了延长煤油矿，两个区人民政府，延安高等法院，几个学校和托儿所及人民医院等。直到5月底，他们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
沈维岳在回忆录中说：“在延安观光了10多天，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教导，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我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我决心回家乡，组织队伍，在敌后展开游击队。”
后来，施方白介绍了不少进步青年去陕北，为革命输送人才。1946年，施方白转入农工民主党，曾任江苏省农工民主党副主任委员。1970年1月，施方白因病去世，终年84岁。沈维岳则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回到沦陷家乡启东，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抗战支队第2总队副总队长。1940年新四军东进，他担任苏中第4军分区参谋长，苏中4分区抗日军政干校教育长，海、启、崇行署副主任兼启东县县长。日寇投降后，沈维岳任苏中9分区军政干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山东渤海公学教导主任，两广纵队教导总队军教主任，第3野战军训练1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沈维岳先后在南京、上海、南通担任领导职务，1989年病逝于南通，享年91岁。
再说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的“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5日，毛泽东为“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和“打击”“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文采飞扬的《布告》。全文敬录如下：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它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4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地公开地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毛泽东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开始忙里偷闲加紧撰写另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每天都坐在窑洞里的书桌旁昼夜不停地写着，一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夜间，微弱的烛光照着他那苍白的脸，累得他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感觉热了，顾不得身上的汗水，只用毛巾擦把脸。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而酸痛，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实在感觉太累太困的时候，他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子上闭目养一会儿神。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桌子的两头各放1支。半夜时分，毛泽东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翟作军回到窑洞收拾碗筷，见毛泽东还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竟然动都没动，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他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又送来。他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又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消瘦了许多，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在那几天里，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他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吩咐说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他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