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上） 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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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上） 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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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四十四岁

1月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1]、进攻西安的危险。昨日何应钦令刘峙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今日何又令李默庵部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的阵地，为坚守计；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本日，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注意张、杨部下右派之活动，注意你们的安全，注意与张、杨左派密切联系，准备万一的事变。”

同日　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2]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成立陕甘省委问题。为了适应向南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恢复陕甘省委，李维汉任书记。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指出：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抗日联军[3]第一、第二集团军，争取整个联军的团结一致，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并积极准备于不得已时与进攻之敌作战，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野战军应根据周副主席与杨虎城主任商定的计划，从明日起秘密向旬邑、淳化二县集中，注意不越过泾水以南，严守军事政治纪律。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3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十五军团出陕南的理由为：（一）“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以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4]、王耀武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5]，以保障西安右翼。”（二）“与陈先瑞[6]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三）“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同日　致电王以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罗炳辉军[7]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

1月5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你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同日　关于同将到西安的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的原则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应向张冲表示：（甲）“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一）立即撤兵；（二）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三）保证西安协定[8]之实行。”（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本日，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一）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二）全军集结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三）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争取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同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省主席，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

1月6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9]。（乙）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10]可证。（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本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西安报纸的宣传中心，应放在揭破亲日派汉奸制造内战阴谋上面，引起军民的敌忾心与坚决性。

1月7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要求野战军全部十日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十二日以前完成扩红、筹款等各项工作，愈快愈好。并提出：“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洛[11]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

1月8日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强调蒋介石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的内战重新爆发；指出今日中国人心之背向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本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

同日　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1月9日　关于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丙）撤兵组府请蒋另主持，不为旁人[12]。（丁）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13]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

同日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鸡沿铁路各县。

1月10日　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十三日，到达延安。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王观澜汇报来延安后二十天的工作，李见珍汇报进城的情况。毛泽东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14]、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1月16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15]。（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丙）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回陕，顾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1月17日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代表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正，杨虎城为副，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设西安行营主任，张为正，杨、顾为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分驻。还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抗日、联俄、容共国策。蒋介石表示不接受。

1月18日　关于准备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和处理西安善后问题的条件，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16]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1月中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二十一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1月21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潘汉年接电后即同宋子文商议，但没有任何结果。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月22日　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月23日　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1月25日　关于向蒋介石提出交涉的几个问题，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复电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需一百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发给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一百二十万元。“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指出：“（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17]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18]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

同日　两次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1月26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提出同蒋介石交涉事项。电报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本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他将致阎锡山电交彭雪枫转送；致阎电表示恳望阎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1月27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甲）无论从哪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19]。（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同日　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坚持释张再撤兵。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周恩来获悉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月28日　连发两电致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罗、宋所部[20]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支。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1月29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告以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并指出：“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同日　东北军的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前，决不先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1月30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应提醒杨虎城“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21]，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同日　致信徐特立[22]，祝贺他六十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1月31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明，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同日　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2月2日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善后问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东北军中主张武力解决的青年军官枪杀。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十分注意你们的安全，紧急时立即移至三原。（乙）十五军团亦望周、博令其注意。”

2月4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同日　和朱德、张国焘致电杨虎城、于学忠转王以哲家属，吊唁王以哲遇难。同时，还向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军官兵发出唁电。

2月8日　致电周恩来，请同顾祝同面商：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同日　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九日，张冲、潘汉年到达西安。

2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电报发表，各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主要内容和条件，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23]：（一）关于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三）饷项，如对方应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的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党员、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十日，毛泽东、张闻天再电周恩来，提出同国民党政府方面谈判的补充内容和条件：“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府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同日　傍晚，出席为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举行的宴会。晚十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作竟夜长谈。谈到战略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陈诚指挥的主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谈到共产党现时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名义。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说：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24]，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2月12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25]，提出同张冲、顾祝同谈判应注意的事项：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

2月14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灵武、中宁、豫旺、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部须退出。”“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

2月15日　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2月15日—22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仍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2月18日　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计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2月21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26]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27]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2月22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会议决定：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2月25日　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2月26日　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同日　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谈判。周恩来除表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内容保留将来申明的权利外，着重同张冲等谈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双方各有让步，协议红军编制三个师。

2月27日　致电周昆、袁国平[28]：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三）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五）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秦邦宪在作结论中说，西安事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暴风雨的突变。

同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29]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30]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月1日　关于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方针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同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在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在回答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情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毛泽东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这个谈话，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的《新中华报》。

3月2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3月3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3月5日　致电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内容，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在我们发表宣言[31]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式的公开文件，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林伯渠为主席，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二百万。

3月6日　和张闻天致电任弼时，指出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以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甲、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3月7日　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因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编一个师，但如蒋介石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3月9日　关于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甲、援西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3月10日　致信美国记者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32]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3月11日　关于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33]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34]（允生[35]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同日　和张闻天再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向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同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张浩等，指出：贺衷寒[36]、顾祝同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彼方所提如划去民选、分裂苏区、派遣副佐人员、取消政治工作人员、缩小红军至两万余人、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改要求为请求、服从一切命令、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几千人。两星期来彼方着着进迫，我们现应改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

同日　中革军委主席团在接到西路军本日给军委的告急电报后，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的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者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数月，歼灭河西国民党军两万余人。广大指战员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中，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但终因敌众我寡，兵败祁连山。三月十四日，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三千多人，分三路游击。由李先念直接率领的一个支队，于四月底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后由陈云、滕代远将他们迎至新疆。

3月13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同日　和朱德致电绥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吊唁绥远抗战阵亡将士。电文中说：“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

3月14日　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37]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3月16日　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38]，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财政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3月17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先念、李卓然：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你们现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

3月21日　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3月23日—31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其中二十五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进行第二项议程。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就第一项议程发言，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

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5日　和张闻天致电庆阳步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3月26日　复电叶剑英：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39]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3月27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40]，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3月29日　致信范长江，对他本年二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后，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通讯，深致谢意，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3月下旬　为了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周恩来飞抵上海，再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三十日，周恩来飞返西安，四月初回到延安。

4月1日　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4月3日　和朱德、张国焘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指出：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特派代表林伯渠，参加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毛泽东撰写的祭文说：“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的修改问题。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的通知》。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4月11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41]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4月12日　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将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策略与口号同目前新的策略与口号的关系及变化作了解释，着重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现在是进入第二个步骤——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争取民主权利来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

4月13日　和周恩来电告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42]，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4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指出：“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为着完成目前阶段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4月16日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4月18日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43]。

4月20日　和朱德致电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会：“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4月22日　复电周小舟[44]，指出：“（甲）谈话[45]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丙）我们根本反对苏州七爱国领袖[46]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丁）向张季鸾[47]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二十三日，再致电周小舟，要他向阎锡山提出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容许共产党公开参加救国运动、赞助全国民主改革运动等要求。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秦邦宪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组织问题报告的大纲。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党内组织上的一致的问题，他说：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4月26日　周恩来飞抵西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4月—8月　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为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共六万一千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后来只写了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其他两节“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没有写。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其他哲学书籍，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毛泽东以这个讲授提纲在抗大讲课，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次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

5月1日　和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48]

同日　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5月2日　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开幕式，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于五月十四日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

5月3日、4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报告首先分析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报告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始了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报告接着阐述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问题，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成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所以，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报告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是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是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5月5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49]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5月8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一些同志在“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作了回答，进一步论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关于和平问题，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结论强调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个结论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

5月9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复电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同日　在住地同参加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

5月10日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十周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组织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红军指战员写出自己关于各种历史战斗的见闻，并提供各种纪念品。

5月13日　复电李宗仁：“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5月14日　就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50]及其他任何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5月15日　致信西班牙人民，对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及西班牙卖国贼的斗争，表示支持和声援。

同日　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51]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

5月23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部长黎林：为着彻底肃清苏区内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实施，创造抗日模范特区，陕甘宁地方武装应作出清匪计划。电报对有关县区清匪的兵力布置提出具体意见。

5月25日　和张闻天、秦邦宪致电周恩来，提出同蒋介石进行的谈判须力争办到者：（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其余待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西安、上海等地破坏两党合作的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的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5月29日　出席陕甘宁特区政府为欢迎本日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涂思宗一行举办的晚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说：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他还对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是否是临时的策略等看法，作了解释和说明，表示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地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做。三十日下午，出席延安城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南门外大操场举行的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

5月中下旬　派彭雪枫去北平、天津、济南、聊城等地，向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等指示，并调查华北地区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驻军的政治军事动态。

6月1日—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作的《关于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所引发的一些意见分歧。三日，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说：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6月4日　复信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郭化若，说：“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

同日　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十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八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推翻以往谈判中达成的原则意见，谈判没有结果。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

6月5日　复电叶剑英并告张文彬：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毛泽东发言说：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关于组织问题，他说，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工作。

6月12日　致电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指出：“已与彭泽湘[52]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本日，致电潘汉年说：“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同日　和朱德、林彪、萧劲光和李德等五人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高红军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

6月20日　出席苏区文艺协会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讲话，指出：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

6月22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毛泽东说：国民党政府在继续改变着它的政策，这一转变是在张群与川樾的谈判[53]期间开始的，又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目前最为紧要的步骤是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的政策转变。国民党没有完全放弃其统治的根本基础，也就是他们的军事独裁。目前群众的口号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实现对日抗战，所有这些统一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总口号之下。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会见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到朱德住处共进晚餐，然后又出席文艺晚会。二十三日，再次在住处会见毕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指出：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本日，还致电彭雪枫，要他推动山西方面政治人物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请的庐山谈话会，并向山西方面提议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同日　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指出：“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

6月25日　致信何香凝，信中说：“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54]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6月26日　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6月28日　和朱德致电叶剑英：“请商何柱国以电话告顾，我们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同日　就兰州西路军收容人员送西安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指出：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除慰问外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使途中散失。请何柱国电贺耀祖[55]，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首先讨论闽西南和鄂豫皖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据报纸和新闻记者的报告，很多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消息要使红军里面的人都知道。现在应用相当长期的工作恢复我们的力量。对于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但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又不打仗，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上可成立闽粤赣省委，以张鼎丞、邓子恢、谭政、方方为常委，张鼎丞为书记。对于江西的工作，要想各种方法搞进去。鄂豫皖工作，要特别注意重新讨论党与群众工作。那里保存了很大的力量是好的，然而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能够抓紧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鄂豫皖工作。接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在周恩来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后，毛泽东说：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去谈判就要签字。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毛泽东还说，对国民党元老派应找他们谈谈，对各教授也应注意做工作。

6月30日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和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指出：“应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由西安介绍这些坚决要进来的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令专人与之谈话并讨论各项问题，发给刊物文件阅看，如愿留作短期训练者可给以一二星期训练。事毕如交通已通，可择其最好者来延安一游，余则直接出去。”

7月以前　读米丁[56]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了约二千六百多字的批注。这些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方面。批注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约占本书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批注。毛泽东对本书的批注，重点在矛盾论和认识论方面，这同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一样，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直接准备。他在批读本书“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时写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正确的理论积极的指导着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他在读本书“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一节时批注说：“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互相敌对又互为存在条件。”“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相互排斥相互转变”。“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相互依赖是对立斗争的表现，相对中存在绝对。”“共同点与特殊点都是要紧的，而特点尤要。”他在批读本书“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一节时写道：“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 * *

[1]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37年1月4日，徒刑被赦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长期监禁。

[2]冯焕章，即冯玉祥，字焕章。

[3]抗日联军，这里是指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由国民党军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

[4]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第10纵队指挥官兼第13师师长。

[5]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集团军第95师师长。

[6]陈先瑞，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4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7]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

[8]西安协定，指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议定的关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定。

[9]顾，指顾祝同。张，指张学良。

[10]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用分化、收买的办法，首先搞垮了广东势力。接着又企图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以削弱和瓦解桂系势力。李、白坚决抵制，并动员军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武力解决，最后蒋介石被迫作罢。

[11]商、洛，指陕西商县、洛南。

[12]原文如此。

[13]杨、何、孙、王、缪、刘、杜、黄，指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

[14]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15]1937年1月15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17路军各一部，等等。1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6]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38军军长兼第17师师长、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军团长。

[17]指国民党中央军。

[18]杨，指杨虎城。

[19]1937年1月28日，国民党军东北军代表同顾祝同达成协议：东北军在7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

[20]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

[21]周恩来等1937年1月30日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说：“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22]徐特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1913年春至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

[23]1937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关于实现国共合作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问题、苏区改特别区问题等进行第一次谈判。

[24]指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25]周恩来1937年2月11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说：“今日张冲见顾询究竟，顾云，蒋电彼先与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见蒋。张因此提出两案，甲案系临时的，论防地、接济及联络人员；乙案是基本的，张提出取消苏府改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政训工作派联络人，其他边区地方部队改为团队等四条。”

[26]小开，即潘汉年。

[27]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正在西安参加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28]周昆、袁国平，当时分别任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政治委员。

[29]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30]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军第28军。

[31]周恩来1937年3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党应准备发一宣言，说明举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党保证实行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4项承诺等。

[32]史沫得列，通常译为史沫特莱。

[33]指贺衷寒对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3个师，2万7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

[34]指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

[35]允生，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36]贺衷寒，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中将处长。

[37]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5条、改编问题4条、善后问题6条，共15条。同日，周恩来将这15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38]1937年3月15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39]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兼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40]毛泽东1937年2月24日致电周恩来：“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41]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42]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

[43]1937年5月，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由国民党军队将关在那里的一千五百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44]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45]指周小舟应阎锡山之约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同他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