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波洛邀请我晚饭后到他家去。卡洛琳非常不情愿地看着我离开，她肯定巴不得陪我一起去。

波洛热情地款待了我。一张小桌上摆着了一瓶爱尔兰威士忌（我不喜欢这种酒）、苏打水虹吸瓶和玻璃杯。他自己喝的则是亲手调制的热巧克力。这是他最喜爱的饮料，后来我才知道的。

他礼貌地问我姐姐好 ，说她是他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女人。

“我看她被你哄得头都晕了，”我冷冷地说，“星期天下午是怎么回事？”

他大笑起来，眨着眼睛。

“我喜欢请教专家。”这样评论道，但不愿进一步解释。

“反正村里的风言风语你都听到了，”我说，“不管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他平静地补充。

“比如——”

他却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反问，“在这种地方，拉尔夫·佩顿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逃过别人的眼睛。即便你姐姐那天没有刚好穿过树林，别人也会发现他们。”

“就算是吧，”我生气地质问，“可你为什么对我的病人那么感兴趣？”

他又眨眨眼。“只有其中一位而已，医生，只有一位。”

“最后那位？”我冒险猜测。

“我发现拉塞尔小姐很值得研究。”他闪烁其词。

“难道你跟我姐姐和艾克罗伊德太太一样，也认为她有些滑头？”我问道。

“什么？你说什么——滑头？”

我尽可能为他解释了这个词。

“这是她们说的？”

“我姐姐昨天下午不就通通告诉你了吗？”

“她们的看法不无可能。”

“但却毫无根据。”我说。

“女人啊，”波洛总结道，“真了不起！随便一猜却能奇迹般地命中真相。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女人善于在不知不觉间捕捉到许多细节，她们的潜意识会自行将这些细节组合起来——然后把得出的结果叫做直觉。在心理学方面，我是专家，这些我都懂。”

他自命不凡地挺起胸膛，模样极其滑稽，我好不容易才憋住了没捧腹大笑。然后他啜了一小口巧克力，细心地揩了揩他的八字胡。

“希望你能告诉我，”我冲口而出，“你对此案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他放下杯子。

“你想知道？”

“是啊。”

“我看见的东西你也看见了，难道我们的看法会不一致吗？”

“恐怕你是在嘲笑我，”我口气生硬，“我对这种事情当然经验全无。”

波洛慈祥地对我笑了笑。

“你就像个渴望了解机器工作原理的孩子。你想探析案情，却不是从家庭医生的角度，而是要用一个对谁都不了解也不关心的侦探的眼光——对侦探而言，所有涉案人员都是陌生人，嫌疑完全均等。”

“你说得非常准确。”我由衷称赞。

“那我来给你小小地上一课。首先得理清案发当晚的种种头绪——记住，证人可能撒谎。”

我扬起眉。“这不会疑心太重吗？”

“这很有必要——我保证，非常有必要。从头开始。谢泼德医生八点五十分离开大宅。我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告诉你的。”

“但你可能没说实话——又或者你的手表不准。但帕克也说你是八点五十分离开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先采信，继续往下看。九点整，你撞见了一个人——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与神秘陌生人的奇遇’——地点就在庄园大门外。我又怎么知道确有其事？”

“是我告诉你的啊。”我照样回答，却被波洛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啊，今天晚上你的头脑可不太好用，我的朋友。你的确知道——可我怎么判别这件事的真实性？好吧，我之所以能肯定这神秘陌生人不是你的幻觉，是因为在你遇见他之前，甘尼特小姐的女仆已经看见他了，而且他也向她打听去芬利庄园怎么走。由此可以确认，的确有这么一个人，而且关于他的两个特征都很明确——第一，他对这一带很陌生； 第二，无论他去芬利庄园出于什么目的，都谈不上隐秘，因为他光问路就问了两次。”

“是的，”我说，“我懂了。”

“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挖掘这位神秘人的背景。我得知他在‘三只野猪’喝了杯酒，而且那儿的女招待还说，他带有美国口音，自称刚从美国回来。你注意到他有美国口音了吗？”

“嗯，确实有，”我回想一阵才答道，“但不太明显。”

“对。还有这件东西，记得吗，之前我在凉亭里捡到的。”

他将那根小鹅毛管递到我眼前。我好奇地察看一番，突然，我记起了曾经看过的小说里的情节。

波洛一直注视着我的脸，见我恍然大悟，便点了点头。

“不错，海洛因。‘白粉’。吸毒者就拿这种管子，从鼻子里把白粉吸进去。”

“盐酸二乙酰吗啡。”我条件反射地说出了术语。

“这种吸毒方式在大洋彼岸司空见惯。这又是一项证据，说明那人来自加拿大或美国。”

“你怎么想到关注那座凉亭的？”我大为好奇。

“警督先生认为，任何人要进屋都得抄那条小路。但我一看见那座凉亭就意识到，如果有人利用那座凉亭见面，那也是必经之路。已经能够明确的是，神秘陌生人既没去前门，也没到屋后。那么会不会有人从大宅里出来和他碰头？果真如此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比那座凉亭更方便呢？我怀着希望去凉亭找线索，果然就有两大发现： 一小块丝绢，以及这根鹅毛管。”

“那块丝绢怎么了？”我更加好奇，“那又有什么文章？”

波洛眉头一扬： “你没有启用小小的灰色细胞，”他冷冷地说，“这块上过浆的丝绢意味着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就看不出。”我换了个话题，“不管怎样，神秘人是去凉亭赴约的，那么和他见面的会是谁？”

“问得好。”波洛说，“还记得吗，艾克罗伊德太太和她女儿是从加拿大搬来的？”

“你今天指责她们隐瞒实情，原来用意在这儿？”

“可以这么说。再看另一个问题。客厅女仆讲的那个故事，你有什么意见？”

“什么故事？”

“关于她被解雇的那些话。解雇一名仆人需要花半个小时吗？所谓的重要文件，可信度有多高？别忘了，虽然她自称从九点半到十点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却没人能证明。”

“你把我搞晕了。”我说。

“我可觉得案情越来越明朗。不过，还是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以及相应的论据。”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

“只是草草记下几条拙见而已。”我怯生生地说。

“非常好——你也会运用方法论了。我洗耳恭听。”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念起来。

“首先，要用逻辑思维看问题——”

“可怜的黑斯廷斯从前也总这么说，”波洛打岔道，“但麻烦的是，他从来都做不到。”

“第一——九点半，有人听到艾克罗伊德先生和某人谈话。

“第二——案发当晚，拉尔夫·佩顿肯定从窗户进过书房，鞋印就是证据。

“第三——艾克罗伊德先生当晚情绪紧张，所以只可能让熟人进屋。

“第四——九点半跟艾克罗伊德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来要钱的。而拉尔夫·佩顿目前手头拮据。

“根据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九点半和艾克罗伊德先生在一起的人就是拉尔夫·佩顿。但我们已经知道，九点四十五分的时候艾克罗伊德先生还活得好好的，因此拉尔夫·佩顿并不是杀害他的凶手。拉尔夫离开时没关窗，后来凶手就是从窗户进来的。”

“那么凶手是谁？”波洛问道。

“那个从美洲来的人。他很可能与帕克是一伙的，而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人多半就是帕克。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估计帕克听到了足够多的消息让他意识到大事不妙，告诉了他的同伙，将那柄短剑交给他，由其执行谋杀。”

“这是一种理论。”波洛也承认，“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脑细胞。但还有很多细节没解释清楚。”

“比如——”

“那通电话，还有那把被推动过的椅子——”

“那把椅子真的那么重要？”我打断他。

“也许没多大关系，”我的朋友承认，“可能只是偶然被雷蒙德或布兰特拉出来的，然后在情绪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推回了原处。然后还有那不翼而飞的四十英镑。”

“艾克罗伊德把钱给拉尔夫了吧，”我提出看法，“也许他起先不肯给钱，后来又回心转意了。”

“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什么问题？”

“布兰特为什么那么肯定九点半和艾克罗伊德先生在一起的是雷蒙德？”

“他已经解释过了。”我说。

“你觉得他的理由靠得住？这个问题我暂且不追究。现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拉尔夫·佩顿失踪的原因是什么？”

“这可很难说，”我吞吞吐吐，“我只能从医生的角度考虑，拉尔夫肯定精神失常了！假设他突然发现，自己刚离开几分钟，继父就惨遭谋杀——而且他还刚和死者大吵一架——他很可能陷入了恐慌，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嫌疑人看似形迹可疑，实际上却很无辜，这也是常事。”

“没错，”波洛说，“但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接过话来，“动机。拉尔夫·佩顿的继父一死，他就能继承一大笔财产。”

“这只是动机之一。”波洛说。

“之一？”

“是的。你发现了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互不关联的动机。那个蓝色信封和里头的信肯定被人偷走了，这是动机之一： 勒索！勒索弗拉尔斯太太的人有可能就是拉尔夫·佩顿——哈蒙德怎么说来着？拉尔夫·佩顿最近没向继父要钱，他似乎另找了棵摇钱树。第二个动机就是——用你刚才的原话——他手头拮据？他怕自己陷入困境的理由传到继父耳朵里。最后一个动机你刚才已经提过了。”

“天哪，”我震惊不已，“这简直百分百对他不利了。”

“是吗？”波洛说，“我不敢苟同。三种动机——未免太多了吧。说到底，我仍然倾向于拉尔夫·佩顿是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