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蔡光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通报显示，蔡光辉不仅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钱款，还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弄虚作假骗取公务员身份。

就在7月25日，另一名也叫蔡光辉的官员被调查。其职务为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经媒体调查，这两名都叫“蔡光辉”的官员，其实是亲兄弟。两兄弟当年用同样的名字，同时参加高考。最终，成绩较差的哥哥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后来考公晋升为厅官，而弟弟则选择复读。

对于落马厅官蔡光辉骗取公务员身份一事，外界纷纷质疑，“哥哥拿着弟弟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尽管该事件官方尚在调查阶段，但问题官员骗取公务员身份的现象引人关注。

对此，有体制内干部指出，档案造假是骗取公务员身份的主要手段。造假集中在年龄、党龄、工龄、学历、经历、干部身份和家庭成员身份的“三龄两历两身份”等内容，有的多次修改，以虚假资历谋取公务员身份。这些问题多发生在早年间。近年来，随着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完善，想通过档案造假获取公务员身份已不大可能。

日前，贵州两名都叫“蔡光辉”同名亲兄弟先后落马。先落马的是贵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蔡光辉（左），后落马的是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蔡光辉（右）。

档案造假是主要手段

细查这类案件，档案造假往往是落马官员骗取公务员身份的主要路径。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是干部成长的“历史凭证”，也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在档案造假中，年龄造假较为多见。以公务员招考为例，通常要求年龄为18至35周岁，特殊岗位有的要求30岁以下，比如特警。近日，一份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付雪海的刑事判决书披露，付雪海实际出生于1964年，但官方履历中记载他出生于1972年，付雪海把年龄改小了8岁。

知情人士透露，付雪海早年赚钱后，进入村委会成为一名村干部。之后，他入了党，接任村支书。2007年，付雪海参加了针对村干部的选拔考试，并借此转换身份，成为乡镇公务员。之后，他又找人违规更改了年龄和户籍信息。

有基层干部直言，档案造假在过去10多年前并不鲜见，只要将公安户籍和人事档案部门疏通好，改年龄并非难事。有的干部甚至能将年龄变戏法，大小随意改。

为符合吸收录取干部的年龄，黑龙江省哈尔滨原双城市招商局副局长孟德勇还曾把年龄改大。1996年11月，报名镇政府公务员时，为满足报考条件，未满18岁的孟德勇将出生年月由1979年3月改为1976年3月，将年龄改大3岁。此后较长时间内，孟德勇的档案一直由其本人私自保存，直到当地组织部调档时才交到当地人社局。

其次是学历造假。为打破自身学历限制，从而进入体制，一些人在学历上动起了歪脑筋。比如，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沈雷，由于是专科学历，他多次参加公招考试都因竞争过于激烈未能通过。

2013年，当地公开考核招聘综合类事业单位紧缺专业技术人员，需符合学历学位等要求，且不要求进行笔试。沈雷见有机可乘，便伪造土木工程专业的全日制本科毕业证书、工学学士学位证书，通过人才引进，终于成功“上岸”，被分配至宝兴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这才有了后面的职务升迁。

有基层干部指出，对于公务员的选拔任用，组织部门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多方面有明确的要求，有些条件不够的干部为“占位子”，即便明知有暴露和被查处的风险，依然热衷于“洗档案”，甚至是全面造假。比如，“五假副部”、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在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方面全面造假，连卢恩光这个名字都是自己后来改的。

多人合谋，编织造假链条

档案造假，又如何与获取公务员身份联系起来呢？某市纪检干部指出，从档案造假到获取公务员身份很复杂，其间需要多人合谋。以学历造假为例，需要颁布机构、教育部门、档案管理部门、组织部门等参与。更改学历后，还需要让档案符合前后逻辑，才有可能获取公务员身份。

为给正在读中学的儿子谋取公务员身份，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社局公务员管理股原股长张季梅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篡改年龄，伪造毕业生分配手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见习期满确定工资等级审批表》等文书、证明材料，将儿子从淮阳县人民检察院“空转”到该县公安局，鹿邑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邱海山伙同民警刘萍等人为其补充完善了《接收、调入人员备案的请示》等相关人事手续。张季梅的儿子就凭借着这一整套假档案、假手续从一名正在读书的中学生变身为一名国家干部。

在父亲的帮助下，广东梅州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原政委钟立在档案履历中造假，违规获取公务员身份。在中专毕业后，钟立被五华县国土局下属国土所录用为事业编制工作人员，但并未报到上班。此后，时任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的钟勇生，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五华县委相关部门违规办理调动手续，并将钟立调入五华县委某办公室，获取公务员身份。

又比如，山西省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原秘书长王红英先后3次涂改自己的年龄，还伪造自己担任太原市财贸综合开发中心副主任（正科级）的《干部任免呈报表》并加盖公章。这一过程，分别得到时任太原市商贸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王秋兰和太原市财贸综合开发中心主任李某某的帮助。

对此，外界质疑，这些“干部”在违规获取公务员身份的过程中，其造假行为并非一两次，时间跨度上也非一两天，接受档案审查也不是一轮两轮，却为何能够屡次通关？

有体制内人员指出，从一些落马官员的审查调查通报可以看出，造假事件的背后不仅有多人合谋，甚至还有授意人的庇护。

例如，在2025年5月，青海省海西州纪委监委对原海西州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铁顺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通报指其“违反组织原则，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亲属伪造档案，获取公务员身份”。

严防档案核查“走过场”

从相关案例来看，骗取公务员身份只是档案造假的动机之一。某市纪检干部指出，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在“三龄两历一身份”上篡改造假、欺骗组织，目的是为个人“占位子、图帽子、捞票子”。要防止档案造假，必须加大惩戒和问责力度，既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追究档案管理者以及授意或参与篡改、造假的相关人员的责任，加大其违纪违规的成本。

在相关专业人士看来，这类案件的发生暴露出传统纸质档案管理的漏洞和不足。纸质档案通常较难发现问题，特别是当履职经历涉及多地区、多部门，档案材料分散保管，在缺乏跨域共享机制的背景下，跨单位造假行为较难被发现。特别对于时间久远的篡改、伪造档案资料的情况，在认定和处理上存在较大难度。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利用数字赋能让档案管理更加智能。”有纪检干部指出，可以强化技术管控，整合组织、教育、人社、市场监管等国家级数据库，建立跨部门信息核验机制，实现干部学历、任职经历等关键信息的实时在线比对，实施动态预警和定向核查。此外，还要将档案核查融入干部管理全流程：任前考察必查、年度考核抽查、换届选举专项查，同时对关键岗位干部、拟提拔重用干部实行档案终身追责制。

多地也在创新探索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机制。比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当地创新建立“三色”预警机制，形成干部人事档案“体检报告单”。对出现档案材料内容填写不规范、材料缺少等问题时，启动蓝色常态预警；存在档案信息前后矛盾、记载不一致等问题时，采用黄色提醒预警；存在档案内容涂改、档案内容不符合基本逻辑等问题时，实施红色警告预警。根据“三色”预警结果，制定销号清单，明确责任，确保档案整改到位。

此外，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对在职干部人事档案全面开展排查审核“回头看”，针对缺少前置学历等重要材料的问题，建立档案查缺单，要求责任单位立行立改。更加严格的人事档案管理就是为了不给档案造假留下任何“暗门”和空间。

文 | 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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