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习作《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发表后，承蒙广大读者和首都文艺界师友们的热情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和鞭策。我在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十分愧疚。盼着多出现一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大约是促成许多省市的读者给我来信的原因——殊不知我只是个文学战线的散兵游勇而已。还有的读者来信祝作者幸福，仿佛在替我担忧着某种隐患似的。真是些热心肠的同志哥、同志姐哟。

农村的情况如何，八亿人口的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当前农村正经历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平原、高原、山地、丘陵，水稻、旱粮、瓜果、森林植被，不再按一个模式搞生产运动了，不再搞既违农时、又背地利的“规范化作业”了，实在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在新的形势之前，回顾一下过去的教训，展望一下业已来到的良辰，不也是有益处的么？

记得前些年，我自己就有一个颇为“规范化”的头脑，处世待人，著文叙事，无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唯恐稍有疏漏触犯了多如牛毛的戒律，招来灾祸。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解放了我，给了我一些认识生活的能力，剖析社会和人生的“胆识”。然而我的这点在“四个坚持”原则指导下的“胆识”，比起同辈作家和广大读者来仍然是有限得很。我是个南方的乡下人，身处江湖之远，既有乡下人纯朴、勤奋的一面——恕我在这里自诩；也有乡下人笨拙、迟钝的一面——恕我在这里妄言。去年，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朝夕相处。学友才高，京华纸贵，我看到了自己和这些优秀同窗之间的差距。我虽然于五十年代末期即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起点很低，染有粉饰生活的文学苍白症。“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翻开了崭新的篇页。发展之快，变革之烈，已是恍若隔世。大批中青年作家继承老一辈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写出了许多光华耀目、感奋人心的好作品。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学要求。就我来说，面对着这种新的文学要求，既有重新认识生活、剖析生活的问题，也有艺术素养、表现手段的问题。于是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

有的朋友出于对我的爱护，指出我的习作写得过于真实。文学的真实当然不是给生活拍摄原始图片，它是经作者思想感情、艺术构思筛选、提炼出来的结晶体。当然，有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会让人害羞和痛心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害羞是一种颇为可贵的感情，是富有自尊心的表现。它可以成为一种跟过去的过失诀别的心灵的感召力，从而记取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卸却身上因袭的重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奋斗不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起到一种引以为鉴的效益。

《芙蓉镇》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新的尝试。既是尝试，则难免幼稚，会伴随些谬误。好在鲁迅先师有言：唯其幼稚，正好寄希望于这一面。这是我的自慰，亦是我的自勉。

借着这次出版单行本的机会，我对曾经支持、关怀过这部书稿写作、修订的前辈作家和编辑同志，对所有给我以鞭策鼓励的读者以及我家乡民歌的搜集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愿在春的盛会里，这部习作能如一支柔弱的石楠竹，探身于群芳竞彩的文学花园的竹篱边，绽放出有些羞涩然而却是深情的微笑。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