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太习惯于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常常会忽略掉台湾自己的历史……尊重它，就需要了解它的历史。”

对于台海关系之远近变迁，无数政治学家、战略关系专家都有过不同角度的解读，对此，作家廖信忠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他从政治笑话、历史变迁、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说到流行文化、民众习俗、个人经验以及集体记忆……从亲历者的视角展现台湾的政治社会生活面貌。

廖信忠回忆道：“小时候家楼下有位独臂老头，我那时候只知道那是以前空袭时被炸断的，直到有一次，我很有几分不识相，问了句：“是日本人炸的喔？”

年少的廖信忠只记得，那位老人只是无言地笑，他说：“我当时在心里想，日本人真是过分可恶了，居然空袭台湾。”

直到有一日，廖信忠在课堂上学到了“日据时代”，他说：“我脑子突然“轰”的一声，对啊！日据时代，台湾是那时候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做什么空袭台湾？”

日据时代，台湾的经济贸易全部掌握在日本殖民主义者手中，其对外贸易实际上就是对日贸易，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和剥削台湾人民的工具。

接着，对廖信忠而言，更残忍的事实是，他意识到：空袭台湾是美国人干的。

他当时发问：“美国在抗战时不是我们的盟友吗？为什么要空袭台湾？后来我才知道，二战末期，日本与台湾都一样——天天被美国轰炸机空袭。原来，老一辈人说以前躲空袭不是躲日本飞机，而是躲美国飞机。”

历史学得深了，廖信忠才惊觉：连国军都空袭过台湾。

也不知道为什么，廖信忠知道这些事后，感觉“心里异常痛苦”。

要说对哪一个时间点最在意，廖信忠无数次直言：“1895年。只能是1895年。”

甲午战败，台湾去国，“从此，台湾与大陆就走上两条不同的路，渐行渐远。”

廖信忠不是“台独”主义支持者，但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不得不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五十年，那是多久呢？已经是半个世纪，好几代人了，这对台湾的影响实在难以抹去。”

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殖民者为了把台湾改变为日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断强化和巩固对台湾政治统治的基础上，还强制推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日本侵占台湾之初，主要是着眼于对台湾同胞的文化、教育改造。

1896年2月，台湾总督府第一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提出了关于“同化”台湾民众的具体构想及建议，将台湾置于文化整合的范围之内。

1898年7月，总督府发布《台湾公学校令》，决定设立6年制的公学校取代日语传习所，规定“公学校系对台人子弟施行德教，教授实学，以养成日本的国民性格，同时使之精通国语(日语)为本旨”。

根据“公学校规则”，公学校的修业年限为6年，学龄为7岁以上16岁以下，其课程以日语、日本礼仪、台湾人必须遵守的重要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基本实用知识技能为主。

由此，公学校以对台湾本岛儿童和青少年实施日语教育为核心，开展同化活动。

同时，在初级教育阶段，对学生加以区别对待:重视日本籍学童，就读的是“小学校”；轻视中国儿童，就读的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儿童则进“教育所”。

各类学校相差很大，但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

在殖民当局咄咄逼人的强势推广下闽南语(时称为“台语”)日渐式微。

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内，在20世纪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中国学生仅有18.9%。

为配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1937年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其内容包括:取消汉文教育，禁用汉字汉语，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式姓名、日本语言、日本文字，强逼台湾人民加人“皇民化”组织等。

“皇民化运动”包括强制普及日语、强制日本化的生活方式、灌输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价值理念”等等。同时，进一步扩建公学校，推进日语教育，扼杀台湾私人办的书塾，强力查禁汉文书房。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段历史的被发现令廖信忠震惊。他说：“当时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1931年到1938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到对日抗战的隔年，在台北设有总领事馆……”

“我如饥似渴想去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当时中国人要到“日本国台北州’需要办签证，台湾人到大陆，也要向台北中国领事馆办签证……直到1938年，总领事馆因撤侨事宜与日本总督府不断交涉，最后租了第三国轮船撤侨，降旗，闭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殖民当局为了加速实行同化政策，把公学校、小学校一律改称“国民学校”，所有初等学校教学全部使用日语，禁读汉语，并通过教授日本历史等课程向学生灌输日本国体、效忠天皇观念。

对此，廖信忠很是感慨：“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同时，大陆发生哪些事：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国民革命、北伐、中原大战、对日抗战。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接着战争，似乎是永无止尽的战争，战乱硝烟几十年没停过。相较之下，除了太平洋战争末期经常遭空袭外，台湾人过着较和平的日子，台湾人过着自己的日子，基本不关心大陆发生什么事。”

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李登辉日前说“70年前，日本和台湾「同为一国」”，也是说出了事实，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确没有参加对日抗战，可是台湾人也有抗日，尽管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岛上不同族群都曾有反抗，或武或文，但都不成气候，后继无力，很快就被捻平。”

这一说法其实不太准确，对侵略者的痛恨不是几年、十几年的殖民化教育所能磨灭的，老台胞翁朝阳对日据时期的苦难可谓是刻骨铭心。

“日本鬼子欺压台湾老百姓罪行罄竹难书，除了我家人的悲惨遭遇外，当时广大台湾人民普遍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3年前后，太平洋战争最艰苦激烈的时候，没饭吃的台湾百姓远不止我一家。有一位面黄肌瘦的台湾农妇，饿的实在撑不住了，跑入我的初二日本老师家中，偷偷掀开锅盖，吃了一点点锅巴，不巧被他老婆发现，当即用日语哇哇大叫起来，她孩子立刻跑去向父亲通报。”

“这位日本老师是侵华退伍老兵，闻迅后当即停课赶回家中，用军皮鞋恶狠狠朝农妇踢去，把她从塌塌米上踢到了塌塌米下，痛得在地上直打滚。”

“我的邻居，家里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贫困，实在养不起，只得把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卖到妓院去，小姑娘无力抗争命运，哭喊声随着远去的汽车渐渐消失了。”翁朝阳的脑海里至今都难忘记小姑娘被强行带走的那一刻，他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真的受尽了苦。台湾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

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意味着当时每5名台湾民众中就有1人在学习日语。

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

“皇民化运动”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中有在日本卵翼下成长的大工商业主和大地主也有一些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并以此为荣。

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这批“皇民世家”在日据时期殖民当局的庇护下，办工厂、设银行、做生意、收地租、享受种种特权。

光复后，他们仍然念念不忘日据时期日本主子给予的恩宠，深恐昔日风光不再。于是，日本“主战派”军人就策动他们散布亲日言论，密谋成立“台湾独立”地下组织。

廖信忠在了解和学习这段历史时，也有过困惑和不解：“为什么？这种疑问在我心中越来越大，台湾人在那些年，到底是哪里的人呢？这些想不清楚的问题让我彻底混乱，我只能知道一点，那就是，日本殖民者首当其冲的是抹去台湾人脑子里自认是中国人的观念。”

战后，台湾在政治上摆脱了日本的控制，但由于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后，台湾与大陆人为隔离，经济力量单薄，台湾当局只好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求生存。

战后以来，台湾始终成为美日争夺控制和剥削的对象。

台湾的外贸相当大部分控制在日本的九大商社手中，战后日本由台湾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变为第一大进口供应市场，而且仍然为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19世纪末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后来的东京市长，认为台湾人拥有中国人的一切陋习，他总结成三样：怕死、爱钱、好面子，其实就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

对于这种歧视意味极强的话语，廖信忠虽然不屑，但是也不至于被愤恨冲昏头脑，相反，他十分之理性：“一方面，用严厉的法制来治理台湾，一方面又利用“怕死、爱钱、好面子”的特性，常常给予一些小恩小惠。”

他心里也有数：“日本人做这一切的最终意图，都是要把台湾人在精神上改造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悲痛之余又不得不承认：“新一代的台湾人，在日本教育、日本邻居、日本老师、日本警察、日本同事、日本政府的相对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对祖国大陆的概念日渐模糊。”

讲起1945年之后的历史，廖信忠作为一个台湾人，无奈而坦诚：“之后，便是国军来台，台湾人万人空巷在欢迎，但很遗憾的，当时台湾人很快对国府来台接受者失望，比如说，看到跟乞丐一样的国军，看到贪污无能的官僚等等。对比站在一旁的受降缴械日军，对以前日本人的严谨，那是一种多大的心理落差。”

“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国府人员的行为及素质百姓都看在眼里，远远比不上以前日本人，大官大贪污，小官小贪污。那种失落感有多大？”

“而来台的大陆人士，见到台湾社会又是什么感觉呢？大陆刚打完抗战，把有血海深仇的侵略者日本人打跑了，结果一来台湾，见到处处日本味，当然会觉得不顺眼，进而便会产生排斥而看不起，批评台湾人都受到“奴化”、是“皇民”……”

过去固然有两岸关系有远近迁移，但廖信忠对于未来却不悲观：“要建构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不是一蹴可及的事，而是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两岸过去一百多年来没有共同的历史经验，这并不代表未来不会有。”

翁朝阳亦说：“当国民党军队到台湾时，台湾人民则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们来接收台湾。台湾人民挑着水果与茶叶蛋去慰问他们，与对日本鬼子的态度成鲜明对比。我们应高度警惕岛内李登辉之流发表媚日言论，并千方百计美化和粉饰日本当年对台湾侵略的行径。”

廖信忠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如果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起目前所历经的这些年，我们会说“那一年我也在看《狂飙》和《三体》”、“那一年我也在唱挖呀挖”，一起拥有这些共同的生活经验，那么，属于两岸新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就慢慢被建构起来了。”

“我们都太沉溺在自己的历史情绪当中，以致于忽略了对方也有苦难历程。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受苦故事，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战争经验，两岸有不同的历史记忆，这些都值得尊重，我们需要明白，只有放下成见，倾听彼此，学着宽容，才有可能走向和解。”

“还是那句老话：不管未来走向何方，我们依然血浓于水。”

来源：百晓生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