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员、年过八十的谢静宜完成了回忆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2015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谢静宜在文革中担任清华北大、北京市革委会要职，始终保持与毛泽东的工作接触，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诸多复杂的历程。
三十多年来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行事极为低调，轻易不接受采访。这么多年来，似乎只为公开发行的“中南海机要工作纪念集”中写过一篇长文，写过《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等零散文章。因此此次出版这本二十万字的新著，颇引起外界的关注。
在出版社的简介中，称谢静宜“1959年-1976年到毛泽东同志身边做机要工作”，较为笼统，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她以8341军宣队名义离开中南海，先后出任北大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十届中央委员，是当年令人瞩目的政坛新星之一。
出版社提供的出版推荐语中这样写道：“她以对领袖的崇敬之情，细腻地描绘了毛泽东是如何工作、生活、学习的，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作出决策的，是如何指导工作的，是如何关心同志尤其是年青同志的，又是如何教育子女、教育身边工作人员的。”这段话，把作者的写作用意和情感投入的状况基本表述出来。
出版社称，《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既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具备了可读性。读完全书，细致梳理一番，确实发现有不少首次披露的高层内情及细节，因为是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而显得极其难得、可贵。
遗憾的是，对于文革期间作者所经历的一些主要事件，譬如北大清华政治斗争、教育界革命、四届人大风波、批林批孔、梁效写作班子、批邓、四五运动等基本回避，涉及甚少。下面撷取书稿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段落，夹叙夹议，力求简明扼要。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周的原话引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禁空令。9月15日那天，谢静宜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刚从智利回到上海，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机场的客人聚集很多，飞机几天不准起飞。
正在这时，管外事的同志说，周总理特许青年代表团一行乘一架载送重要外宾的客机回北京。可见，经过特批，部分飞机还允许升空飞行。
到了北京，中联部的领导先让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写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面对复杂的局势，谢静宜不放心，打电话问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询问主席、总理在哪里？杨德中说：“小谢，两位老人家都好，你放心吧！”
两天后，谢静宜见到了主席，主席谈了“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后，让谢去看望总理。主席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九一三’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指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让他睡几个好觉。”
另外主席还让转告总理一件事，主席说：“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
在西花厅，总理兴致勃勃地对谢静宜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紧张情景以及主席的指示。他说：
“我时刻观察着飞机的动向，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和立即采取的一切措施。把几员大将叫到大会堂来，一是为了好控制他们；二是为了面对面同他们谈话，问清林彪这次逃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几位是否知道……直到弄清林彪座机坠毁后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描述“九一三”事件的著作较多，但史料性质的作品中能直接引用的毛、周原话并不多，谢静宜此处的现场记录是值得看重的。
1972年周总理一次与谢静宜谈话，讲了长征时的一段往事，总理说：“小谢，长征时候我害了伤寒病，很严重啊，差一点没死掉，是主席救了我。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主席托人给我买了银耳，银耳是大补的，后来慢慢地好了。”
“七二〇”事件中气氛紧张，差点烧密码
1967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在武汉正碰到上两派武斗，即有名的“七二〇”事件。武斗的车上站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的派别群众，一辆接着一辆地从主席所住的东湖驻地大门口通过。
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主席就住在这里边。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的同志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当时上级有命令，只要他们不冲进来，谁也不能动。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驻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系着小刀游过来。
为了保密，中办主任汪东兴正式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手中均拿一个木棒。
大家劝毛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主席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直到深夜，周总理乘飞机抵达武汉，专门劝主席离开武汉去上海，主席才同意。
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机要的车辆紧跟主席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前位，谢静宜听见他嘴里不停地小声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
我们从不少著作中已经知道“七二零”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从未有人像谢静宜这样，从内部描绘得这么细致，这么生动。文革期间，在最高领袖的身边，居然有预备烧密码、扔掉密码机的举动，这在外界是难以想像到的。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主席合影。（侯波 摄）
毛泽东对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应
1966年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去世后，谢静宜曾找主席谈过：“主席，因为我曾向田家英借过书，遵照您的指示向他求教过，田自杀后，他们还曾让我交代田家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读，与田有什么关系？”
主席说：“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工作多年，经常到我这里来，关系不比你密切吗？是我让你去向他求教的，也是我让你去向他借书读的呀，接触一下就有问题了吗？岂有此理，没这个道理。”主席生气了，紧接着又说：“田家英究竟有什么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嘛。”
谢静宜说：“听别人说，田家英死之前，烧了您很多手稿，是真的吗？过去我去他家，向他请教学习之事时，多次看到他和大逄（即逄先知）伏在桌上，非常细心地裱糊您过去的手稿，把原来很破旧的稿件裱糊得完好无损。裱糊的时候，我看他们是那样精心、爱惜啊，难道他会忍心再把它烧掉吗？”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谢静宜的分析。他说：“我也不信，才别相信那些搞专案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呢。”
谢静宜又说：“1961年初，广州会议时，田家英在他住的房间里（省委招待所小岛宾馆），伏案边哭边给主席写一份他在安徽的调查报告。记得大意是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孩子才几岁，没劳力，她带着这个小孩下田种地，妈妈挖个坑，小娃娃在后面点个豆的悲剧情况。”
主席马上说：“是的，我记得有这个报告，他是对的。但后来，他也有些改变。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可以讨论吗，也不至于……”主席没说下去，意思是也不至于去死呀！
1972年，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又感到很惊讶，曾对主席说：“王良恩同志是从南京调来的，他很好啊，待人和气，接触中感到他没架子，很诚恳，为什么突然自杀了呢？中央办公厅怎么也这样复杂呢？吊死两个副主任了。”主席这时抬起头来看看，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谢又问：“主席，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主席这时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啊！”谢静宜在书稿中写道：“从主席的言语和当时的表情，主席对田家英的死是惋惜的。对中央办公厅死了两位副主任的事，主席是有疑问的。”
毛泽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受风雨侵袭，厄运连连。在谢静宜的新著中，我们得以第一次详细知道毛泽东对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这些内容以前大多从未对外透露。
1968年12月21日前后，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给谢静宜打电话，让谢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谢静宜见到主席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
说到这里，主席掉泪了，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主席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稍许，主席又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沉默了一会，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还得派一部分人去北大啊！”
在北大一次教授座谈会，敢说话的冯定教授说：“不管天气多冷，都把人叫去批斗。他们那些造反派，一喊我的名字，我就吓得胆战心惊。预先穿好厚厚的棉袄、棉裤，因为一去挨批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免得挨冻。”他又接着苦笑着说：“去之前，我有尿没尿都去尿，有屎没屎都去拉，免得一害怕，吓出尿来。”
冯定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冯友兰教授，用手指着他说：“你问他，他原来是大胡子（用手比试长度），为什么把胡子刮去了？你说呀！”冯友兰有点口吃地说：“因为每次批斗时，总有个别人揪我的胡子，我很害怕，从此以后嘛，就把胡子刮去了，不再留了，免得多受苦……”
谢静宜回来后，把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的发言向主席如实汇报。主席听了很是生气地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
后来当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主席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主席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150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
谢静宜在书中写道，1968年清华大学教授处境相当不好，受到群众组织的任意批判，从政治到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违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曾非常关心地问：“梁思成在哪里？”
经过调查，才得知梁思成早已被“造反派”从原来住的一座小楼里赶了出来，住在一个比较阴暗的两间平房里，阳光被前面一座高房子挡住。更严重的是，“造反派”已停发了他的工资。
梁思成在家中告来访的谢静宜说：“我有心脏病需要躺着，可是又有肺气肿需要坐着，很是矛盾。我体质很弱，自己系个鞋带之后，气喘得就像刚跑完百米赛一样。”又接着说：“我要感谢林洙（他的夫人）了，多亏她帮助我。”谢静宜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要是把看到的、听到的特别是梁思成的原话报给主席听。
主席听后，很是不安，马上指示恢复梁的工资、搬回原处、送最好的医院治疗。并说：“不要让梁思成他们上台受批判了。批判旧教育制度，他们可以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批判，共同受教育嘛。”
整党开始以后，有人提出要开除梁思成的党籍。谢静宜去请示，主席说：“不准开除党籍，恢复梁思成的组织生活。”（本文选自北青天天副刊）
她曾是毛主席秘书，后任北京市委书记，上任3年后被撤职，晚年享受局级待遇
走进她的家，你会发现，她的客厅里几乎没有“新鲜”的东西。除了几件简单的摆设之外，别无他物，倒是东西两侧墙壁上的布置，格外引人注意：
一侧挂着由著名书法家为她书写的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诗作；一侧是毛主席70年代会见外宾时的巨幅照片。其实，她跟毛主席关系非常好，就说她跟毛主席的合影吧，足足有六七十张，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好多照片找不到了，很可惜。
她便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7年的谢静宜，毛主席亲切唤她为小谢。小谢虽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比起毛主席，她最先认识的国家领导人是周总理。那是发生在1953年冬天的一件事。
这年冬天的雪似乎比往年来的更迟些，喜欢下雪的谢静宜盼望着可以早点看到雪花盖满整个城市的美好画面。就在这时候，她收到中央机要局发来的帖子，上面说中南海要组织一次晚会，身为机要局一员的她得去参加这次晚会。
在晚会上，谢静宜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机要局的同事们全部涌上去跟周总理握手，谢静宜很快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周总理见谢静宜面生，便主动问起她在哪个单位上班。谢静宜说自己是机要局的，这让周总理小小惊讶了一下，机要局的同事他都认识，怎么之前没有见过小谢呢？难道她是刚被调来的新员工？“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之前没有见过你呀！”“我不是新来的，我来机要局已经大半年了。”
在这不久后的另一次晚会上，她不但再次见到周总理，还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这次来参加晚会的人要比上次多，谢静宜被挤在人群里，不远处的周总理看到谢静宜后，便招呼道：“来，坐着这里！”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或许的谢静宜已经熟知周总理的秉性，她毫不怯场地坐在周总理跟毛主席中间的沙发扶手上。
谢静宜主动向毛主席问好。眼前这个性格开朗的小姑娘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问她：“你是谁呀？”谢静宜回道：“我是中央机要局的，我叫谢静宜……”
谢静宜是1959年离开的中央机要局，这一年，她也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给毛主席当机要员。前文中提到，谢静宜跟毛主席有很多合影，其实这些合影大部分都诞生于1965年之后。
这一年，谢静宜跟随毛主席外出视察，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他们留下了好多张极其珍贵的合影。除了能跟毛主席合影之外，在这次视察工作中，谢静宜也从毛主席身上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宁县井冈山是谢静宜一行人的下一个目的地。工作人员的车比毛主席的专列早到几分钟，谢静宜也利用这个时间差，登上毛主席曾住过并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著作的圣地——八角楼。
她在这里见到好多毛主席的旧物，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这些旧物给她的感觉依旧很熟悉，毛主席是个节俭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工作，他办公室内的装饰都是很简洁的，无非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柜子……
不一会儿，毛主席的车到了。毛主席的专列开得很慢，毛主席坐在靠窗的位置观察着八角楼的面貌，见毛主席没有下车，谢静宜一行人立即上车随行。列车还没行驶多长时间，就到了下一个目的地——黄洋界。毛主席在这一站下车了，谢静宜几个人便匆忙跟上去。
谢静宜很快就洞察到，毛主席此时此刻的心情不一样了。井冈山，它是毛主席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相当熟悉，时隔多年再次回来，必然感慨万千。毛主席看着远处的山脉，对大伙说：“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这个险要地势跟敌人对抗的……”
在跟大伙儿忆往昔的时候，毛主席还提到了人民，他说：“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人民，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谢静宜听着毛主席的话，感慨良多，在毛主席身边时，她总是得到别人没有的学习机会。在这些年的相处中，毛主席也明白谢静宜求上进，做人本分、踏实，所以他不止一次对谢静宜说：“你有时间的话，要帮帮李讷。”
李讷（左）谢静宜
李讷是毛主席最小的孩子，毛主席将孩子托付给谢静宜，这是对她的信任。1972年冬天，在毛主席的安排下，谢静宜跟李讷一起来到东北三省参观、学习。平日里，毛主席也非常关心谢静宜。
一天傍晚，谢静宜正在毛主席车厢听毛主席跟她谈读书的事。突然，叶子龙开门走了进来，对谢静宜说：“小谢，你去给北京发一份电报。”闻言，谢静宜立刻起身去办。就在这时候，毛主席对着叶子龙说：“天这么晚了，你看她都困了，让她回去睡觉吧！那个电报不着急，明天早上发出去也是可以的！”
毛主席的话让谢静宜感动极了，此时的她觉得自己就是毛主席的亲生孩子，毛主席在为她撑腰，但是理智上，谢静宜知道叶子龙让自己发电报是工作，她不能懈怠。“不要紧，我夜里工作习惯了，我们机要人员一个个都是‘夜猫子’！”谢静宜的话把毛主席逗得哈哈大笑。
不到午夜，谢静宜就完成了工作，正要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的卫士封耀松来到谢静宜门口，说：“小谢，主席叫你去吃饭，主席吃饭的时候，想到你还在工作，特意让我来喊你的！”
谢静宜听了非常感动，在毛主席心里，他们不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他的家人。自1959年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她每一天都在跟着毛主席学习。1968年，年仅33岁的谢静宜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1970年任北京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委书记，但她只干了3年就被撤职了。
谢静宜在机要局工作的时候，好几次得到周总理夫人邓颖超的关怀。有一次，周总理跟邓颖超在飞机上见到谢静宜后，特意把她叫到身边，关切说道：“你们做机要工作的同志是很光荣的，但是工作也很辛苦，要注意休息，每天尽量睡够八个小时……”
所以当邓颖超得知谢静宜身患重病时，她出面帮她解决了回北京这一难题。回到北京后，谢静宜的生活得到妥善处理，晚年时住房享受局级待遇，工资总额395元。（信息综合自：党史文苑《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文革”干将谢静宜免予起诉引激辩安徽日报农村版
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员的谢静宜完成了回忆录 《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谢静宜在“文革”中被指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北京市委1977年称其 “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但1981年，谢静宜在“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中被免予起诉，曾引发激烈争辩。
指着邓小平鼻子诋毁
1953年，谢静宜被分配到中央机要局工作。1959年，她担任了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谢静宜同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曾谈及谢静宜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
谢静宜跟江青也过从甚密。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等。她还率人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指着邓小平鼻子诋毁其 “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
粉碎“四人帮”后，谢静宜和迟群被依法逮捕，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迟群1983年被判有期徒刑18年，出狱后不久因癌症去世。但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对此，连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都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 ”
坦白交待“四人帮”所有恶行
谢静宜“坦白认罪”的态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
曾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说，谢静宜被隔离审查以后，基本上把她经历的“四人帮”的事都揭露出来了。
特别是她交待出在1975年诋毁邓小平抓整顿、整周总理的万人大会以后，江青等人被毛泽东批评，如何谋划修改记录，并继续诬陷周总理，怎样设法欺骗毛主席的一系列问题。
当年北京市革委会宣传组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史松在回忆录中谈起旁听北京市委批判谢静宜的细节：
主持人：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你在大会上又加上反走后门，毛主席很不满意，还批评过你，可有此事？
谢静宜：确有此事，我当天就找主席检讨了。我说，主席，是江青同志让我讲的，我一直认为江青让我干的事情都是您同意的，看来并非如此。以后她让我干什么，我都先向您汇报，您同意了，我再干，可好？毛主席点头同意了。主席已经谅解我了，你们为什么还不依不饶？
这样的回答，让主持人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会。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惠宪钧讲：“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 ”
被树为从宽处理的标杆
汪文风透露，谢静宜被免予起诉，是作为一个典型树立的。当时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发过指示，要把在参与江青集团活动的人，建议交付司法机关起诉判刑和开除出党的数量，缩小到最低限度。
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中央 “两案”审理领导小组选定谢静宜。
除了谢静宜认罪的态度好，领导小组还考虑到：谢静宜还是一个世事都不大懂的小青年，容易上江青他们的当。汪文风当时负责在第四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上发布对谢静宜的处理意见。在讨论中，与会者群情鼎沸。
那些无端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残的同志们有异议，几经激烈争辩，最后由“两案”审理小组的老人们拍板议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谢静宜免予起诉”。
来源：达之观、作者: 潘式如 摘自《快乐老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