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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引起人们震惊的程度而言，到1967年夏天为止，“七二〇事件”是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大事件”。林彪、江青一伙甚至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冲击毛泽东驻地。
（本文摘自《中国现代史论》第五卷作者：薛庆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关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5月16日，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7月10日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为恐慌。7月13日，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日，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日，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7月15日，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7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谢富治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下
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披露的文革史细节
陈益南
今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是原文革名人、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所著。
这本书的内容，是回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种种日常事务活动，之中，也披露了一些重要的文革历史细节。现将书中这类细节的情况，摘要整理如下：
一、武汉“七·二0”事件的当天
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的当天，“百万雄师”的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乘汽车一辆接一辆的从毛泽东所住的东湖宾馆大门口经过，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边。大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的同志的皮包还被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随、并负责保卫毛泽东的丁钧等人，躲在大门内的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只要外面的人不冲进来，没有命令便谁也不能动。听说夜里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里系着小刀游过来了。
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对谢静宜和樊一民（机要人员）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大家都做好了一切准备。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包括摄影师舒世俊，与新华社的老贾、钱翮杰，手中都拿着一根木棒。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毛主席的安全。中央劝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毛泽东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的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直到深夜，周总理乘机到武汉，代表中央专门来劝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毛泽东才同意了。
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谢静宜乘坐的机要车，紧跟毛泽东的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机要车的前位上，嘴里不停的小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
天已大亮了，我们才乘机去上海。
二、“九·一三”后接待林立衡
1971年10月，一天下午，汪东兴对谢静宜说：“总理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接待林立衡。总理说你比较合适。现在林立衡还在北戴河，住在咱们警卫部队那里。总理指示，让她和她丈夫回来住玉泉山。等她回来后，你去车站把他们接到玉泉山，已准备好了房子，由（8341部队）刘钊副团长负责吃、住等一切事务。”
汪东兴还说：“你的任务主要地给他们传达中央文件，林彪逃跑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要告诉他们，让她同她父母划清界限就是了。”
从汪东兴处出来后，谢静宜即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说：“这事我知道，是总理交给你的任务，我同意。”
毛泽东还对谢静宜说：“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的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由子女来承担。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谢静宜在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她又到人民大会堂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要不是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了，我们都不知道哇，连张洪（当时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听林立衡一说，都不敢相信，以为林立衡有病，精神不正常呢。”周恩来说到这儿，哈哈笑起来。
周恩来接着说：“后来还是相信她了。尽管豆豆报告得迟了一些，但是她爸爸妈妈察觉以后仓促出逃，他们的机组人员没有准备好，有的还没有上去，人没到齐，就起飞了，连个舷梯都来不及搬，用一个小梯子爬上了飞机，致使在温都尔汗坠毁了”说到这里，周恩来又笑了起来。
周恩来还说：“如果林立衡不报告，我们都不知道，不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可以从从容容的逃走，那事情就大了。”
周恩来继续说：“林立衡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她来了之后，也会怀疑中央会不会信任她呀，会对她怎么样啊？小谢，你去陪她一段好，中央派毛主席身边的同志前去接待她，给她传达中央文件，她还怀疑吗？毛主席对她的问候、评价，就是最大的信任嘛！”
林豆豆
谢静宜与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吴建华一起，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了林豆豆夫妇。（作者注：这个吴建华，不知与后来抓捕四人帮的8341部队副政委武健华是不是同一个人？武健华也曾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
在玉泉山住处，谢静宜与吴建华一起向林豆豆夫妇，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的问候。
林豆豆当时非常激动，眼含泪水说：“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谢谢总理和中央领导的关心！”
第二天，谢静宜与吴建华一起，又向林豆豆夫妇传达了关于林彪出逃的中央文件，当听到飞机坠毁时，豆豆露出惊讶的表情。待文件全部念完后，豆豆很平静，态度明确的笑了笑说：“他们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
在玉泉山住处，豆豆的情绪很高，也爱说，喜欢谈她家庭的一些事。
几天后，豆豆本人向谢静宜提出，她想写出林彪、叶群、林立果逃跑前的一些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看看。
谢静宜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回复说“她可以写，向中央提供她父母逃走前的情况，使政治局的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关于豆豆写的材料送给谁的问题，周恩来说：“直接送主席，主席看后批给谁看，谁就看，主席会批给我看的。”
因此，每当林豆豆写好材料后，谢静宜即将材料密封，直接送给了毛泽东。
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对谢静宜说“林立衡写的材料不错，这一份（已铅印好的材料），主席批示了，让印发政治局的同志看。你去送给林立衡。对她说，她写的材料，主席很重视，让印发给政治局的同志看。这一份送给她。她会高兴的。”
周还说：“林立衡写的东西直接送主席好，主席只批给了我和李德生同志看。看完我们都把它保存在保险柜里啦。主席认为有必要批给政治局同志看的，就印发给政治局同志。”
在玉泉山居住期间，林豆豆给江青写了一封称“江妈妈”的信，她让谢静宜看后转送上去。
对此，谢静宜请示周恩来。
周看后说：“小谢，把这封信退给林立衡吧，就说是我说的，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暂不转为好。”“江青同志对她不好，怀疑林立衡是林彪、叶群留下来的人。豆豆给她写信，反而会引起她的反感，能起什么作用啊，还不如不给她好。”
后来，林豆豆又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在信封上写着“呈送毛主席”的字样。
谢静宜照例转送上去了。几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电话告知谢静宜：“小谢，主席让你去告诉豆豆，算了，别写啦。”谢静宜便向林豆豆传达了，并报告了周恩来。
1972年春夏间，林豆豆对谢静宜说，时间久了，有些着急，想出去工作。
谢静宜报告周恩来。周点点头说：“是应考虑这个问题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通知谢静宜，决定由李德生将林立衡夫妇接走，负责安排工作。
几天后，林立衡夫妇便转到了空军的一个招待所居住。
三、工农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1968年7月24日上午大约十点钟，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通知驻在北京新华印刷厂“支左”的谢静宜，说毛泽东要找她。
谢静宜见到毛泽东后，毛先问了一下新华印刷厂的情况，然后，他非常生气的对谢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们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毛泽东说着说着将烟蒂往烟缸上一揿，站起来，气愤地来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就是怕工人怕农民。”“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3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谢静宜当即被毛泽东的指示惊呆了，脱口问：“这是真的啊？”
毛泽东笑了，说“是真的。”随即交代谢静宜：“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8341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毛泽东随后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搞得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有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谢静宜回工厂后，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在工厂支左的8341部队张荣温副团长及迟群作了传达，然后，又一起回部队向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及汪东兴作了汇报，再由杨德中带领谢静宜等人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
谢富治、吴德、吴忠等北京市领导研究决定，清华问题严重，先派工人农民进入清华大学。
7月26日，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了去清华大学的工人领导人会议，已组织好61个工厂约3万产业工人的队伍，另有北京巨山农场的农民，共分成8个团。对各团进驻学校的地段都作了分工。市委谢富治、吴德、吴忠、温玉成等都参加了会议，布置了行动方案。行动指挥小组负责人是市委副书记、卫戌区副政委刘绍文。
7月27日，指挥小组一声令下，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宣传队，在驻各工厂支左军代表配合下，从各自工厂出发，浩浩荡荡向清华大学进驻了。
进校时，北京市委谢富治、吴德、吴忠与8341部队负责人，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一处宾馆院子里组织指挥部，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大蓬，临时安了红机和普通电话。
但是，没想到，清华大学搞武斗的人不但不听工宣队的劝说，反而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农民宣传队，有的还开了枪，打伤了不少工人。
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大学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报告毛泽东与市委领导。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于27日深夜、28日凌晨召见了“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告诉他们：“军工宣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不是要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
7月31日，毛泽东找谢静宜了解清华的情况。谢将市委与宣传队指挥部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很大的清华园的地图铺在地毯上，毛泽东蹲下去仔细察看，问工农宣传队的位置、分布地区、现在都在哪里？
谢静宜便一一作了汇报。
当毛泽东看到学校的传单上，讲毛接见“五大领袖”时，毛泽东说：“不是接见，是召见他们，批判他们。”
当从简报上看到，清华大学有些学生不服，说什么“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见分晓”，等等。毛泽东笑着说：“你（指学生）一没有政权，二没有军队，十年二十年后你又能怎么样呢？无非是给自己下个台阶就是了。对这些学生的话，才别这么认真呢。”
毛泽东接着对谢静宜说：“看来我是要接见了，我是要接见工、农宣传队，接见他们的代表。你去转报汪主任，由他来安排时间。”
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叶海亚总统送的芒果，让汪东兴转送给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吃。
8月1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坐满全场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
从此。清华大学形势好转，全国全军声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8月30日（或29日），毛泽东在他的房中厅里，精神很好的边迈着步子，边对谢静宜高兴的说：“自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后，各地学校都派了工宣队进去宣传，全国的武斗停止了，形势大好，非常之好。平时我们讲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真正在上层建筑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从‘7·27‘开始。”
四、批判聂元梓
1968年12月21日前后的一天，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电话通知谢静宜，说毛泽东找她有事。
谢静宜见到毛泽东后，毛心情沉重的对她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停了一会，毛泽东接着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
翦伯赞
稍许，毛泽东又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情况。”（作者注：当时的北大，已早有解放军与工人宣传队进驻，正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毛泽东在沉默了一会后，感叹的自言自语：“看来8341还得派一部分去北大啊！”
最后，毛泽东对谢静宜说：“你报告汪东兴同志，做好8341部队进驻北大的准备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汪东兴、杨德中、张耀祠等具体指导下，谢静宜等几个人进入北京大学做调查，用几天功夫，分别走访找了冯友兰、冯定等著名教授，了解北大文革以来、及当时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然后，向毛泽东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谢静宜还到毛泽东处作了口头汇报。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生气的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你问问汪主任，去北大的班子，准备好了没有？”
最后，当毛泽东指示“可以进了”时，1969年3月24日由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带领包括谢静宜在内的85个人的队伍，开进了北京大学。
按毛泽东指示，“进校后先进行调查研究，二个月内不发言。”
这二个月期间，以8341部队派去的简报组，及市委三支二军办公室的同志，将调查情况，不断综合报送毛泽东。待情况明了后，毛泽东指示：“可以表态了。”于是，王连龙副政委便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及家属大会，狠批了聂元梓，原驻北大军宣队负责人、63 军政委刘信，则在大会上作捡讨。
简报每天都送，毛泽东都看了，看到聂元梓及北大“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说他们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毛泽东看后，即将我召到中南海游泳池大厅，让谢静宜记录他直接批聂元梓等人的指示，如：
聂元梓（左）
“你‘老佛爷’（指聂元梓）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有知识呢！”
“你们说听我的话，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用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北大‘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陈注：北大‘文革’，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但这并不是后来的学校正式掌权的“革命委员会”机关，这个校‘文革’只是北京大学前期非正式临时性权力过渡机构，聂元梓是主任）
毛泽东说完，当即指示谢静宜：“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谢静宜吃了一惊，说：“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毛泽东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谢静宜将毛泽东的指示向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他们都支持我到大会上去讲。不几天，北大召开全校几万人的大会，谢静宜便在大会以她的口气，将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大会发言。敏感的北大师生也猜测，敢用这么尖锐语言坚定口气来批聂元梓，绝不只是谢静宜这个年轻干部的意思。
（陈注：谢静宜的这次讲话，在1969年6月间。但当年9月北大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时，聂元梓仍出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聂元梓才被进行审查，从此跌入困境）
来源：毛会长，百度甜甜国际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