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

1967年2月，谢富治参与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

从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

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

谢富治

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这也使谢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当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时，谢富治成为找徐向前谈话人之一。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

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

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于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

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

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谢富治是除了周恩来之外惟一一个国务院领导成员。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上纲上线，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1968年3月，林彪等人策划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谢富治成了“受害者”。

3月24日晚，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

林彪在会上讲：“……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这显然是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诬陷之词，谢富治与吴法宪成了“杨、余、傅事件”中的“受害者”。

当年10月13日至31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从组织上完成了最后打倒刘少奇的手续及集中批判“二月逆流”。

谢富治批判“二月逆流”不甘落后，说：

“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国，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谭震林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

“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应该批判。”

陈云

谢富治还抢先对陈云“开炮”：“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就作了黑报告反对主席、反对大跃进、反总路线。”

“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那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谢富治的表现使他继续得到重用。

1967年8月15日，外事系统的造反派在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策动下召开批判陈毅的预备会。

会前，外交系统的一派在外交部门前举行静坐绝食，要求揪出陈毅，称之为“安营扎寨”。周恩来几次要谢富治去劝说学生们离开，以国家外交大局为重。

谢富治来到现场，却火上浇油地说：“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这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

陈毅

周恩来苦心婆心地劝说“造反派”不要打倒陈毅，要允许他改正错误。谢富治却操纵会议，公开挑动群众把陈毅搞臭。

周恩来气愤地当场质问谢富治：

“把陈毅同志搞臭了，谁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

但谢富治根本不予理睬。

批判陈毅的那天，周恩来因外事活动先离开，谢富治就坐在陈毅旁边。造反派批判的口号越喊越响，有人跳上台，抓住陈毅的衬衣举手要打，谢富治对此却无动于衷。

坐在台下的一位刚回国不久的驻外大使看不下去了，厉声质问谢富治道：“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仍是装聋作哑。那个动手者却愣住了。

警卫人员急忙过来，把陈毅搀到了后台。这位大使气愤地说：“本来我们是一个部队的，谢富治太不像话了！”

后来（杨、余、傅事件之前）每次造反派批斗陈毅，周恩来都参加并让傅崇碧也参加。

有一次，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陈毅问傅崇碧：“今天还有谁来了？”

傅崇碧回答：“还有谢富治。”

陈毅诙谐而真诚地说：“今天我请客，吃回锅肉，吃饱了好接受批斗。”

陈毅请谢、傅二人一起吃饭时坦率地说：“我陈毅，他们让我检讨，我检讨了。他们非要我讲，我就讲。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红四军前委，党内斗争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报告中央后，我感觉不对，是我把毛主席接回来的。我那时有错误，脑子里旧东西太多，但我不反对毛主席。”

傅崇碧

傅崇碧说：“你新的东西也不少，在军内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主席过去搞运动，清查、批评干部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

当时的谢富治在一旁没有说话，但后来他却向江青告状，说傅崇碧跟陈毅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也影响了他的妻子刘湘屏。

刘湘屏

刘湘屏也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干部，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中几乎是九死一生。她在“文革”中非常活跃，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部长。

1967年8月19日，批判谭震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临时有事离开，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

周恩来刚走，刘湘屏就跳上台，直冲向谭震林。她曾在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工作过，谭也算是她的老上级，但现在她声嘶力竭，批判揭发谭震林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满口污秽，捏造事实。

她恶语嚣张，讲到“火药味”最浓时，竟然抡臂打了谭震林两记耳光。在她的带动下，台下几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将谭震林双手拧后，搞“喷气式”，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其中一个还将谭震林踩在脚下。

谭震林

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在谭震林看来，一些不懂事的毛头小子侮辱他，自己可以原谅；但对于刘湘屏这样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这样侮辱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来源：老知青家园